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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来自东欧和南欧的所谓“新移民”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文化冲击，促使美国主流社会中“盎格鲁遵从”论一时间兴盛。这一强制同化理论支配着当时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公立学校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对“新移民”子女实施“美国化”，力图将其塑造成地道的美国小公民。这些同化策略确实促进了东、南欧移民子女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接受和认同，但是也给这些孩子及他们的父母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造成了移民家庭代际间的文化隔阂与冲突。
[关键词]美国公立学校，“盎格鲁遵从”论，同化，移民子女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6—0059－05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移民潮的冲击。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东欧和南欧，有别于前期来自西、北欧的移民群体，被称为“新移民”。这些“新移民”群体在定居美国的初期，大多倾向于与同族裔的人聚居在一起，维持较为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模式。这令主流群体感到非常不安，害怕美国文化的同质性由此受到损害。主流社会中的一部分盎格鲁一萨克逊主义者鼓吹“盎格鲁遵从”论，希望移民彻底丢弃旧世界的文化和自己的族裔特性，完全融合于盎格鲁一萨克逊文化为主的美国文化中，同化为“地道的”美国人。公立学校是实施这种同化的主要机构之一，其主要的施用对象是移民子女。公立学校究竟采取了那些同化策略?后果如何?本文将作一探讨。
一、“盎格鲁遵从”论的兴盛
“盎格鲁遵从”论，是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具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民族同化理论。该理论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迁入美国的外来移民彻底放弃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尽快地适应或无条件地服从美国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盎格鲁一萨克逊种族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
这种同化理论可以追溯到北美殖民地时期。那时，具有盎格鲁一萨克逊种族背景的新教徒，由于移居北美殖民地的时间较早、人数最多，因而对于宗教背景或民族背景与自己相异的外来移民便自然产生了猜疑、甚至排斥的心态，强烈要求非英裔的移民学习脱胎于英国的制度、语言和社会生活模式。立国后，美国政府对外来移民的态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模棱两可、犹豫不决的。一方面，美国需要移民增加人口、开发土地、发展农业经济，因而到19世纪80年代为止，一直没有制定任何实质性的管制移民入境的法律。可是，另一方面，外来移民中越来越多的非英裔血统者、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又使主流群体一部分人对外来移民心怀疑惧心理，有的要求对移民进行限制，有的要求对已经入境的移民实行文化上的强制同化，企图以此求得社会的安定和文化上的同一。
要求对外来移民实行限制和强制同化的呼声，到19世纪末达到高潮。这是因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移民来源发生了明显改变，从东欧和南欧来的移民，即所谓“新移民”规模日渐扩大，到1896年开始超过西欧和北欧的“老移民”。其中，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是“新移民”中两个最大的移民群体。由于这些“新移民”在语言、宗教和文化风貌上与“老移民”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因而给美国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盎格鲁—萨克逊主义者对移民接受盎格鲁一萨克逊式美国观念的能力，以及盎格鲁一萨克逊文化在面临大规模移民时所能发挥的同化作用产生了怀疑。盎格鲁一萨克逊主义者分裂为两个派别：一派接纳了遗传论；另一派则在族裔中心论与环境论决定论之间摇摆。前者认为：文化受种族身份的制约，是无法改变的；盎格鲁一萨克逊种族可以同化相同种族的人，但不能同化那些在种族和文化上劣等的群体，因此限制政策是防止劣等民族群体“侵入”美国盎格鲁一萨克逊种族和文化的唯一手段。他们于1894年组织了移民限制联盟，因而可以称其为限制主义者。后者则主张，应该通过强制性的“文化同化”，加强美国“环境”对移民的塑造作用。他们在20世纪最初十年间自发建立了同化移民的民间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鼓吹“百分之百美国化”，应当称之为“盎格鲁遵从”论者。他们相信，美国的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特性、文化和政治上的成就，可以通过对新移民实行强制的“文化同化”，而得以维持。他们声称，“新”移民必须在一进入美国后，就立即抛弃其旧的民族忠诚、语言和文化，接受盎格鲁—萨克逊观念和文化，才会受到欢迎。
20世纪20年代之前，主张限制移民入境者只占美国主流群体的很小部分，更多的美国人虽然对“新移民”身上表现出的异质性深感不安，但依然相信美国的吸纳和同化能力。他们所倾向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教育等各种手段帮助“新移民”迅速“美国化”，消弭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公立学校被视为对移民及其子女实施同化策略的主要机构，因为它拥有一套全面的、系统的、持续的灌输方式。
二、公立学校对移民子女的同化策略
公立学校并不单纯要教会学生基本的读、写、算技能，更重要的是要承担使移民子女“美国化”的责任，并间接地促进其父母“美国化”。美国各州不仅要求所有的移民子女都要进入公立学校就读；还为成年的移民开办了夜校，开设英语和公民修养课等。很多进步主义改革者和教育界人士觉得，使成年的移民完全同化也许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要尽量“抓住”他们的子女，将其塑造成地道的“美国小公民”。有一位教育专家甚至声称：“为了将小俄国人、小犹太人、小意大利人、小德国人、小波兰人、小叙利亚人等塑造成合格的美国公民，幼稚园是我们‘抓住’他们的最早时机。”当时的教育家普遍认为，公立学校担负着为不同移民群体的孩子提供统一的教育，将其培养成适合美国社会的、负责任公民的主要任务；美国民主和移民儿童的将来，将取决于学校能否圆满完成这一使命。要做到这些，教师们在教会学生读、写和计算的同时，必须向移民子女灌输“美国观念”，教导他们热爱和忠诚于美国，还要尽心“塑造”他们，让其在言谈、行为、举止上完全“美国化”。教育者们根本不尊重移民文化，力图使移民子女完全抛弃母语和父辈的文化传统，以此来求得美国文化的同一和移民子女对美国的绝对忠诚。当时教育界持这种同化观念的代表人物是埃尔伍德·P·邱伯利，他在1909年明确指出，教育的首要目标是要“将这些人(移民)同化和融合为美国种族的一部分，尽可能向他们的子女灌输盎格鲁－萨克逊裔关于正义、法律和秩序、民主政府的观念”。而向移民子女反复灌输盎格鲁一萨克逊文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剥夺其身上父辈文化传统的影响，这是美国公立学校在如何完成对移民孩子的“文化同化”问题上达成的共识。
由于“新移民”大多聚居于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城市，因此这些城市的公立学校面临的同化压力最大。其中，在接纳“新移民”最多的纽约市，公立学校尤其如此。因“新移民”子弟的涌入，纽约市公立学校的就学人数在1881—1914年间迅速膨 胀。1881年，纽约市教育系统的各学区入学总人数不到25万人；到1914年，则上升到90万人。在此情况下，纽约市公立学校面临重大的压力，从表面上看是容纳就学人数的压力，更深层的是同化移民子女的压力。纽约市教育系统的领导和教师们大多认同公立学校的同化功用。20世纪初担任纽约市教育局长达20年之久的威廉·麦克斯维尔，更是教育同化论的坚定拥护者。他宣称，“学校在传统的、狭隘的教育目标之外，还须造福社会”；公立学校“是一个大熔炉，应将所有种族和语言群体的孩子塑造成强健和独立的美国公民”。提升移民的教育水平和经济地位，并不是公立学校的首要考虑目标。
在上述教育理念的制约下，纽约公立学校就带有了强烈的“美国化”色彩。首先，确立了英语的“独霸”地位，不给移民母语留出一席之地。19世纪中后期，在德裔美国人比例较高的中西部城市中，公立学校采取了德语和英语双语教学，而纽约市教育局完全杜绝双语教学。为了解决移民子女英语表达能力欠缺的问题，1903年纽约市教育局还专门为他们开设了特殊英语班。在此之前，所有不会说英语的移民子女，不计年龄，一律被放到最低年级，与比自己年幼的土生美国人子弟同班，等到他们的英语水平提高后，他们才升级到与自己年龄相当的班级里。但是到1903--1904年间，纽约市教育局意识到，这样做使移民孩子感到羞耻，因此决定为心智发展已达到正常水平、但不能用英语表达的移民子弟开办特殊英语班。移民子弟在特别班里学习4～5个月，具备了英语口头表达的基本能力后，再被安排到正常班。
其次，为了完成同化目标，纽约市教育界的领袖于1903年改革了教育内容，重新安排课程，以适应公立学校的“改造”计划，更好地从文化上同化“席卷”纽约学校的大规模移民儿童。突出体现在加强了美国历史和公民修养课，在思想上着力将移民子女塑造成“美国人”，增强他们对美国的认同。历史课一律强调美国的盎格鲁一萨克逊根基；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本杰明·富兰克林被树为国家的英雄，学习的榜样；在课堂上根本不涉及少数群体及他们的历史。由于教育的目标是让学生接受一个神话般的美国，因此，毋庸置疑，美国历史上的冲突被一概抹去，多样性被尽量淡化。公民修养课旨在向移民子弟灌输美国民主观念，讲授美国政府的实际运作和公民应尽的职责，使他们掌握作为美国公民所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和能力；并培养他们对美国的忠诚和热爱，让他们丢却对母国的感情。
第三，公立学校还试图在生活方式上同化移民子女，为此加开了家政学和体育等新课程。在课程设计者看来，向外国出生的女孩传授美国式的家务管理方法，会改善移民家庭饮食的营养搭配和财务的管理。而体育则为生活于贫民窟的移民子女提供一个健康的消遣方法，因为除了街道，他们没有其他玩的去处。在体育课上，他们可以学习美国特色的体育活动，如打棒球。通过这种方式，也有益于将他们塑造为美国人。公立学校的操场在下午、晚上和周末均开放，以便将移民子女的注意力从街上引到学校里。另外，公立学校还培养学生的卫生习惯、饭桌礼仪和社交礼节等。教师是学生“美国化”的榜样。他们的谈吐、态度、举止、衣着，都是学生效仿的对象。
在尽心教育好移民子女的同时，纽约市教育局还为成年移民开办了夜校。一般开设两类课程：一类是英语、美国历史和公民修养课等课程，其目的在于促进移民的同化，使其成为合格的美国公民；另一类是职业培训，意在让移民掌握一门能施展于美国经济中的技能。成年移民与其子女一样，在夜校课堂上也会被灌输以美国观念和精神。
三、对东欧犹太移民子女实施教育同化的个案分析
在“新移民”群体中，东欧犹太移民有七成选择在纽约市定居，而在纽约市他们又大多数聚居于下东区——曼哈顿岛第十四大街以南和鲍威利以东的区域里。由于公立学校按居民区设立的特点，因此下东区成为犹太学生最为集中的学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公立学校就是坐落在下东区的第一百八十八小学。该小学拥有大约五千名学生，相当于整个内华达州学生的总和，其中绝大多数是东欧犹太移民子女。因此，下东区成为公立学校同化东欧犹太移民子女的实验场。
纽约市教育系统的管理者和教师中有相当数量的德国犹太裔。正是这些怀有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热切地希望同化“表亲”的人，为东欧犹太移民子女设计了以同化为主要目标的教育策略。朱莉娅·里奇曼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她在纽约市教育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1884年她被擢升为第七十三公立小学的副校长，是纽约市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也是第一位和唯一的犹太女性校长。1903年，她又被任命为纽约市下东区的学区主管，是曼哈顿第一任女性学区主管，而且是最年轻的之一，同时又是在纽约市教育系统中第一个拥有这样高职位的犹太妇女。下东区是当时纽约市最具有挑战性的学区，那里是贫困的东欧犹太移民聚集的地方，即便是比里奇曼更富有经验和强硬的男性主管也害怕被分派去，而里奇曼却是自愿选择去的。里奇曼一上任，就给下东区学区注入她的个人风格。她工作和活动的主要目标就是从思想和行为上把东欧犹太移民子女彻底地塑造成“美国人”。她视公立学校为可以超越学校围墙、深入下东区犹太社区中的机构，认为下东区贫困的犹太移民子弟及其父母和祖父母的日常生活都应纳入公立学校的影响范围内。她主张，除了教授学生基本的读写和算术知识外，还应让学生熟知美国的生活习俗、法律体系和公民修养等。
里奇曼一直毫不松懈地力图完成使东欧犹太移民子女“美国化”的目标。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是她攻击的一个靶子。早在1894年，她就敦促希伯来免费学校协会停止或至少是不再重视希伯来语的教授，声称“一门新语言就已经足够让移民孩子费力去学了”。在其管辖的下城东区学区里，严禁使用意第绪语，并规定教师的英语口语不准带一丝“外国调”，甚至管制犹太学生在休息室、餐厅、澡堂等地方用意第绪语交谈。她派遣教师巡视食堂、休息室和校园，让他们只要一听见有人说那令人厌恶的“土话”，就对其施以记过处分。里奇曼要求学生不仅要学会英语，而且要说得完全准确，不许带一丝“外国”口音。不过，这一标准是很难达到的。今天纽约市人言谈中所带的“布鲁克林声调”，就直接源自东欧犹太移民。
里奇曼还主持制定了实用公民课，让学生学习美国的城市、州和联邦政府的实际运作，取代了美国历史的标准课程——背诵战争日期、将军的名字和美国总统的生日等死知识。此外，朱莉娅·里奇曼还让下东区的学校开设了关于行为举止、道德修养、个人卫生、饭桌礼仪、社交礼节和衣着打扮的课程，力图让犹太子弟成为体面的美国小公民。可是，由于家庭生活的困窘，犹太学生在衣着、饮食方面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不难理解，这些课程就不那么合乎犹太学生的口味了。 至于犹太人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在公立学校课程中则完全被忽略。斯蒂芬·F·布伦伯格对1917年时曾在纽约市公立学校学习过的犹太人进行访问。在受访者中，没有一位受访者提到学校课程中有关于犹太历史或美国犹太人的内容，“所有涉及犹太人和意第绪语文化的内容，均被排除在外”。
为了使犹太学生尽快地与主流社会相融合，朱莉娅·里奇曼还试图将下东区的犹太学生用公共汽车运送到拥挤程度稍低一点的西区去上学，以此来打破“实质上的隔离”。但此举立即招致了犹太父母的愤怒抗议。《犹太前进日报》猛烈抨击里奇曼，指责她一心想要破坏下东区东欧犹太移民的家庭生活。下东区的犹太移民父母，似乎更愿意将孩子送到离家近、能与其他犹太孩子在一起的学校就读。公车接送的计划最终失败，里奇曼的声誉也有所受损，但她的名字在纽约市始终是家喻户晓，地位也很稳固。
四、公立学校的同化后果
在东、南欧移民心目中，公立学校是个充满争议性的机构，有些人认为它是通往成功的渠道；另一些则认为它是同化的诱人“陷阱”，会引诱子女与父母疏离。实际上，上述两种情况通常是同时发生的。客观一点说，公立学校确实促进了移民子女的教育水平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并加速了他们文化适应的进程。但是，移民子女及其父母也为此付出了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被削弱的沉重代价。公立学校的“美国化”策略有些过头，对移民的文化传统过于贬损，使年轻一代移民子弟对父辈的信仰和生活产生不尊重态度，加剧了移民家庭代际间的疏远与隔阂。
移民子女要么是在未成年时随父母迁居美国，要么是在美国出生。前者虽然已经受到旧世界文化的熏染，但并未像他们的父母那样业已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还有可塑性，较易受美国新观念的影响；而后者从一开始就置身于美国文化氛围中，父辈的文化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他们更容易接受美国公立学校系统而持久的灌输，以父辈的语言和文化为耻。公立学校教育常常通过对移民母语和文化一概不提的贬损方式，让移民子女心中充满了“一切非美国的东西都是劣等的”观念。对移民子女来说，不仅英语迅速取代了母语，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主要语言；而且他们在公立学校里接受了美国世俗思想文化的熏染，不再受父辈的信仰和生活习俗的约束。公立学校教师们的言谈、举止、衣着，均为他们树立了“美国化”的榜样。移民子女不愿意在家庭之外的地方说母语，害怕自己一说母语，就会被别人错认为是“新来者”。父母说“外国”语言，也令他们感到丢脸，所以他们从来不让父母到学校看望自己，也不愿将其他族裔群体的同学带回家。他们一心学习公立学校里所灌输的“美国东西”，基本上忽视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移民父母的生活背景和经历与子女不同，他们对于旧世界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习俗较为依恋。很多人对子女的“美国化”行为感到震惊，也对子女与自己的疏远深感痛心，不过为了子女的前途计，对公立学校的同化策略基本持容忍态度。但是，他们在宗教信仰上往往坚守阵地，不容公立学校对子女的“引诱”。在此方面，犹太移民表现得尤为坚决。最初，有些教师未能正确估量犹太人强烈的宗教情结，想当然地以为所有移民孩子都应该成为基督徒。他们教孩子唱赞美耶稣的歌，庆祝耶稣圣诞，企图使其改变信仰。此举招致了犹太移民父母的抗议和抵制，他们向学校当局施加压力，呼吁其“停止将令人反感的宗教信仰强加于学生身上”，并要求公立学校给犹太学生的宗教教育留出一点时间，最终迫使公立学校放弃了“诱使”犹太儿童皈依基督教的做法。公立学校为移民女孩开设了美国的厨艺和园艺课程，一些犹太女孩回到家，就试图使她们的母亲在烹饪上也“美国化”。不难想象的是，女儿们的尝试对坚持犹太饮食习惯的母亲不起任何作用；有些母亲将女儿的建议视作侮辱。
有些进步主义社会工作者，意识到了公立学校对移民子女实施的“美国化”方案的破坏性影响，警告说不要加速这一进程。这些社会工作者中有许多人对移民家庭要比公立学校的老师了解得更透彻，他们严厉地谴责教师在将移民子女塑造成合格的美国公民的同时，怂恿孩子不尊重自己的父母，使移民家庭中两代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著名的社会改革家简·亚当斯、格雷斯·阿博特等劝诫公立学校要尊重移民的文化传统。
不过，移民父母对其子女的“美国化”往往是无可奈何的，而且无意识间起了某种促进作用。拿东欧犹太移民来说，他们有一种重教观念，殷切期望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表现出色。为了“取悦”自己的父母，犹太子弟在公立学校里会努力学习。他们在西方文明课本上花的时间越多，花在诵读《托拉》和《塔木德》上的时间就越少，从而不知不觉间疏远了父母们所珍视的传统。总体说来，移民无法阻挡公立学校对其子女强大的同化攻势。
[责任编辑 倪金荣]
[关键词]美国公立学校，“盎格鲁遵从”论，同化，移民子女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6—0059－05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移民潮的冲击。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东欧和南欧，有别于前期来自西、北欧的移民群体，被称为“新移民”。这些“新移民”群体在定居美国的初期，大多倾向于与同族裔的人聚居在一起，维持较为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模式。这令主流群体感到非常不安，害怕美国文化的同质性由此受到损害。主流社会中的一部分盎格鲁一萨克逊主义者鼓吹“盎格鲁遵从”论，希望移民彻底丢弃旧世界的文化和自己的族裔特性，完全融合于盎格鲁一萨克逊文化为主的美国文化中，同化为“地道的”美国人。公立学校是实施这种同化的主要机构之一，其主要的施用对象是移民子女。公立学校究竟采取了那些同化策略?后果如何?本文将作一探讨。
一、“盎格鲁遵从”论的兴盛
“盎格鲁遵从”论，是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具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民族同化理论。该理论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迁入美国的外来移民彻底放弃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尽快地适应或无条件地服从美国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盎格鲁一萨克逊种族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
这种同化理论可以追溯到北美殖民地时期。那时，具有盎格鲁一萨克逊种族背景的新教徒，由于移居北美殖民地的时间较早、人数最多，因而对于宗教背景或民族背景与自己相异的外来移民便自然产生了猜疑、甚至排斥的心态，强烈要求非英裔的移民学习脱胎于英国的制度、语言和社会生活模式。立国后，美国政府对外来移民的态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模棱两可、犹豫不决的。一方面，美国需要移民增加人口、开发土地、发展农业经济，因而到19世纪80年代为止，一直没有制定任何实质性的管制移民入境的法律。可是，另一方面，外来移民中越来越多的非英裔血统者、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又使主流群体一部分人对外来移民心怀疑惧心理，有的要求对移民进行限制，有的要求对已经入境的移民实行文化上的强制同化，企图以此求得社会的安定和文化上的同一。
要求对外来移民实行限制和强制同化的呼声，到19世纪末达到高潮。这是因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移民来源发生了明显改变，从东欧和南欧来的移民，即所谓“新移民”规模日渐扩大，到1896年开始超过西欧和北欧的“老移民”。其中，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是“新移民”中两个最大的移民群体。由于这些“新移民”在语言、宗教和文化风貌上与“老移民”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因而给美国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盎格鲁—萨克逊主义者对移民接受盎格鲁一萨克逊式美国观念的能力，以及盎格鲁一萨克逊文化在面临大规模移民时所能发挥的同化作用产生了怀疑。盎格鲁一萨克逊主义者分裂为两个派别：一派接纳了遗传论；另一派则在族裔中心论与环境论决定论之间摇摆。前者认为：文化受种族身份的制约，是无法改变的；盎格鲁一萨克逊种族可以同化相同种族的人，但不能同化那些在种族和文化上劣等的群体，因此限制政策是防止劣等民族群体“侵入”美国盎格鲁一萨克逊种族和文化的唯一手段。他们于1894年组织了移民限制联盟，因而可以称其为限制主义者。后者则主张，应该通过强制性的“文化同化”，加强美国“环境”对移民的塑造作用。他们在20世纪最初十年间自发建立了同化移民的民间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鼓吹“百分之百美国化”，应当称之为“盎格鲁遵从”论者。他们相信，美国的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特性、文化和政治上的成就，可以通过对新移民实行强制的“文化同化”，而得以维持。他们声称，“新”移民必须在一进入美国后，就立即抛弃其旧的民族忠诚、语言和文化，接受盎格鲁—萨克逊观念和文化，才会受到欢迎。
20世纪20年代之前，主张限制移民入境者只占美国主流群体的很小部分，更多的美国人虽然对“新移民”身上表现出的异质性深感不安，但依然相信美国的吸纳和同化能力。他们所倾向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教育等各种手段帮助“新移民”迅速“美国化”，消弭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公立学校被视为对移民及其子女实施同化策略的主要机构，因为它拥有一套全面的、系统的、持续的灌输方式。
二、公立学校对移民子女的同化策略
公立学校并不单纯要教会学生基本的读、写、算技能，更重要的是要承担使移民子女“美国化”的责任，并间接地促进其父母“美国化”。美国各州不仅要求所有的移民子女都要进入公立学校就读；还为成年的移民开办了夜校，开设英语和公民修养课等。很多进步主义改革者和教育界人士觉得，使成年的移民完全同化也许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要尽量“抓住”他们的子女，将其塑造成地道的“美国小公民”。有一位教育专家甚至声称：“为了将小俄国人、小犹太人、小意大利人、小德国人、小波兰人、小叙利亚人等塑造成合格的美国公民，幼稚园是我们‘抓住’他们的最早时机。”当时的教育家普遍认为，公立学校担负着为不同移民群体的孩子提供统一的教育，将其培养成适合美国社会的、负责任公民的主要任务；美国民主和移民儿童的将来，将取决于学校能否圆满完成这一使命。要做到这些，教师们在教会学生读、写和计算的同时，必须向移民子女灌输“美国观念”，教导他们热爱和忠诚于美国，还要尽心“塑造”他们，让其在言谈、行为、举止上完全“美国化”。教育者们根本不尊重移民文化，力图使移民子女完全抛弃母语和父辈的文化传统，以此来求得美国文化的同一和移民子女对美国的绝对忠诚。当时教育界持这种同化观念的代表人物是埃尔伍德·P·邱伯利，他在1909年明确指出，教育的首要目标是要“将这些人(移民)同化和融合为美国种族的一部分，尽可能向他们的子女灌输盎格鲁－萨克逊裔关于正义、法律和秩序、民主政府的观念”。而向移民子女反复灌输盎格鲁一萨克逊文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剥夺其身上父辈文化传统的影响，这是美国公立学校在如何完成对移民孩子的“文化同化”问题上达成的共识。
由于“新移民”大多聚居于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城市，因此这些城市的公立学校面临的同化压力最大。其中，在接纳“新移民”最多的纽约市，公立学校尤其如此。因“新移民”子弟的涌入，纽约市公立学校的就学人数在1881—1914年间迅速膨 胀。1881年，纽约市教育系统的各学区入学总人数不到25万人；到1914年，则上升到90万人。在此情况下，纽约市公立学校面临重大的压力，从表面上看是容纳就学人数的压力，更深层的是同化移民子女的压力。纽约市教育系统的领导和教师们大多认同公立学校的同化功用。20世纪初担任纽约市教育局长达20年之久的威廉·麦克斯维尔，更是教育同化论的坚定拥护者。他宣称，“学校在传统的、狭隘的教育目标之外，还须造福社会”；公立学校“是一个大熔炉，应将所有种族和语言群体的孩子塑造成强健和独立的美国公民”。提升移民的教育水平和经济地位，并不是公立学校的首要考虑目标。
在上述教育理念的制约下，纽约公立学校就带有了强烈的“美国化”色彩。首先，确立了英语的“独霸”地位，不给移民母语留出一席之地。19世纪中后期，在德裔美国人比例较高的中西部城市中，公立学校采取了德语和英语双语教学，而纽约市教育局完全杜绝双语教学。为了解决移民子女英语表达能力欠缺的问题，1903年纽约市教育局还专门为他们开设了特殊英语班。在此之前，所有不会说英语的移民子女，不计年龄，一律被放到最低年级，与比自己年幼的土生美国人子弟同班，等到他们的英语水平提高后，他们才升级到与自己年龄相当的班级里。但是到1903--1904年间，纽约市教育局意识到，这样做使移民孩子感到羞耻，因此决定为心智发展已达到正常水平、但不能用英语表达的移民子弟开办特殊英语班。移民子弟在特别班里学习4～5个月，具备了英语口头表达的基本能力后，再被安排到正常班。
其次，为了完成同化目标，纽约市教育界的领袖于1903年改革了教育内容，重新安排课程，以适应公立学校的“改造”计划，更好地从文化上同化“席卷”纽约学校的大规模移民儿童。突出体现在加强了美国历史和公民修养课，在思想上着力将移民子女塑造成“美国人”，增强他们对美国的认同。历史课一律强调美国的盎格鲁一萨克逊根基；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本杰明·富兰克林被树为国家的英雄，学习的榜样；在课堂上根本不涉及少数群体及他们的历史。由于教育的目标是让学生接受一个神话般的美国，因此，毋庸置疑，美国历史上的冲突被一概抹去，多样性被尽量淡化。公民修养课旨在向移民子弟灌输美国民主观念，讲授美国政府的实际运作和公民应尽的职责，使他们掌握作为美国公民所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和能力；并培养他们对美国的忠诚和热爱，让他们丢却对母国的感情。
第三，公立学校还试图在生活方式上同化移民子女，为此加开了家政学和体育等新课程。在课程设计者看来，向外国出生的女孩传授美国式的家务管理方法，会改善移民家庭饮食的营养搭配和财务的管理。而体育则为生活于贫民窟的移民子女提供一个健康的消遣方法，因为除了街道，他们没有其他玩的去处。在体育课上，他们可以学习美国特色的体育活动，如打棒球。通过这种方式，也有益于将他们塑造为美国人。公立学校的操场在下午、晚上和周末均开放，以便将移民子女的注意力从街上引到学校里。另外，公立学校还培养学生的卫生习惯、饭桌礼仪和社交礼节等。教师是学生“美国化”的榜样。他们的谈吐、态度、举止、衣着，都是学生效仿的对象。
在尽心教育好移民子女的同时，纽约市教育局还为成年移民开办了夜校。一般开设两类课程：一类是英语、美国历史和公民修养课等课程，其目的在于促进移民的同化，使其成为合格的美国公民；另一类是职业培训，意在让移民掌握一门能施展于美国经济中的技能。成年移民与其子女一样，在夜校课堂上也会被灌输以美国观念和精神。
三、对东欧犹太移民子女实施教育同化的个案分析
在“新移民”群体中，东欧犹太移民有七成选择在纽约市定居，而在纽约市他们又大多数聚居于下东区——曼哈顿岛第十四大街以南和鲍威利以东的区域里。由于公立学校按居民区设立的特点，因此下东区成为犹太学生最为集中的学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公立学校就是坐落在下东区的第一百八十八小学。该小学拥有大约五千名学生，相当于整个内华达州学生的总和，其中绝大多数是东欧犹太移民子女。因此，下东区成为公立学校同化东欧犹太移民子女的实验场。
纽约市教育系统的管理者和教师中有相当数量的德国犹太裔。正是这些怀有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热切地希望同化“表亲”的人，为东欧犹太移民子女设计了以同化为主要目标的教育策略。朱莉娅·里奇曼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她在纽约市教育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1884年她被擢升为第七十三公立小学的副校长，是纽约市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也是第一位和唯一的犹太女性校长。1903年，她又被任命为纽约市下东区的学区主管，是曼哈顿第一任女性学区主管，而且是最年轻的之一，同时又是在纽约市教育系统中第一个拥有这样高职位的犹太妇女。下东区是当时纽约市最具有挑战性的学区，那里是贫困的东欧犹太移民聚集的地方，即便是比里奇曼更富有经验和强硬的男性主管也害怕被分派去，而里奇曼却是自愿选择去的。里奇曼一上任，就给下东区学区注入她的个人风格。她工作和活动的主要目标就是从思想和行为上把东欧犹太移民子女彻底地塑造成“美国人”。她视公立学校为可以超越学校围墙、深入下东区犹太社区中的机构，认为下东区贫困的犹太移民子弟及其父母和祖父母的日常生活都应纳入公立学校的影响范围内。她主张，除了教授学生基本的读写和算术知识外，还应让学生熟知美国的生活习俗、法律体系和公民修养等。
里奇曼一直毫不松懈地力图完成使东欧犹太移民子女“美国化”的目标。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是她攻击的一个靶子。早在1894年，她就敦促希伯来免费学校协会停止或至少是不再重视希伯来语的教授，声称“一门新语言就已经足够让移民孩子费力去学了”。在其管辖的下城东区学区里，严禁使用意第绪语，并规定教师的英语口语不准带一丝“外国调”，甚至管制犹太学生在休息室、餐厅、澡堂等地方用意第绪语交谈。她派遣教师巡视食堂、休息室和校园，让他们只要一听见有人说那令人厌恶的“土话”，就对其施以记过处分。里奇曼要求学生不仅要学会英语，而且要说得完全准确，不许带一丝“外国”口音。不过，这一标准是很难达到的。今天纽约市人言谈中所带的“布鲁克林声调”，就直接源自东欧犹太移民。
里奇曼还主持制定了实用公民课，让学生学习美国的城市、州和联邦政府的实际运作，取代了美国历史的标准课程——背诵战争日期、将军的名字和美国总统的生日等死知识。此外，朱莉娅·里奇曼还让下东区的学校开设了关于行为举止、道德修养、个人卫生、饭桌礼仪、社交礼节和衣着打扮的课程，力图让犹太子弟成为体面的美国小公民。可是，由于家庭生活的困窘，犹太学生在衣着、饮食方面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不难理解，这些课程就不那么合乎犹太学生的口味了。 至于犹太人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在公立学校课程中则完全被忽略。斯蒂芬·F·布伦伯格对1917年时曾在纽约市公立学校学习过的犹太人进行访问。在受访者中，没有一位受访者提到学校课程中有关于犹太历史或美国犹太人的内容，“所有涉及犹太人和意第绪语文化的内容，均被排除在外”。
为了使犹太学生尽快地与主流社会相融合，朱莉娅·里奇曼还试图将下东区的犹太学生用公共汽车运送到拥挤程度稍低一点的西区去上学，以此来打破“实质上的隔离”。但此举立即招致了犹太父母的愤怒抗议。《犹太前进日报》猛烈抨击里奇曼，指责她一心想要破坏下东区东欧犹太移民的家庭生活。下东区的犹太移民父母，似乎更愿意将孩子送到离家近、能与其他犹太孩子在一起的学校就读。公车接送的计划最终失败，里奇曼的声誉也有所受损，但她的名字在纽约市始终是家喻户晓，地位也很稳固。
四、公立学校的同化后果
在东、南欧移民心目中，公立学校是个充满争议性的机构，有些人认为它是通往成功的渠道；另一些则认为它是同化的诱人“陷阱”，会引诱子女与父母疏离。实际上，上述两种情况通常是同时发生的。客观一点说，公立学校确实促进了移民子女的教育水平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并加速了他们文化适应的进程。但是，移民子女及其父母也为此付出了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被削弱的沉重代价。公立学校的“美国化”策略有些过头，对移民的文化传统过于贬损，使年轻一代移民子弟对父辈的信仰和生活产生不尊重态度，加剧了移民家庭代际间的疏远与隔阂。
移民子女要么是在未成年时随父母迁居美国，要么是在美国出生。前者虽然已经受到旧世界文化的熏染，但并未像他们的父母那样业已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还有可塑性，较易受美国新观念的影响；而后者从一开始就置身于美国文化氛围中，父辈的文化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他们更容易接受美国公立学校系统而持久的灌输，以父辈的语言和文化为耻。公立学校教育常常通过对移民母语和文化一概不提的贬损方式，让移民子女心中充满了“一切非美国的东西都是劣等的”观念。对移民子女来说，不仅英语迅速取代了母语，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主要语言；而且他们在公立学校里接受了美国世俗思想文化的熏染，不再受父辈的信仰和生活习俗的约束。公立学校教师们的言谈、举止、衣着，均为他们树立了“美国化”的榜样。移民子女不愿意在家庭之外的地方说母语，害怕自己一说母语，就会被别人错认为是“新来者”。父母说“外国”语言，也令他们感到丢脸，所以他们从来不让父母到学校看望自己，也不愿将其他族裔群体的同学带回家。他们一心学习公立学校里所灌输的“美国东西”，基本上忽视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移民父母的生活背景和经历与子女不同，他们对于旧世界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习俗较为依恋。很多人对子女的“美国化”行为感到震惊，也对子女与自己的疏远深感痛心，不过为了子女的前途计，对公立学校的同化策略基本持容忍态度。但是，他们在宗教信仰上往往坚守阵地，不容公立学校对子女的“引诱”。在此方面，犹太移民表现得尤为坚决。最初，有些教师未能正确估量犹太人强烈的宗教情结，想当然地以为所有移民孩子都应该成为基督徒。他们教孩子唱赞美耶稣的歌，庆祝耶稣圣诞，企图使其改变信仰。此举招致了犹太移民父母的抗议和抵制，他们向学校当局施加压力，呼吁其“停止将令人反感的宗教信仰强加于学生身上”，并要求公立学校给犹太学生的宗教教育留出一点时间，最终迫使公立学校放弃了“诱使”犹太儿童皈依基督教的做法。公立学校为移民女孩开设了美国的厨艺和园艺课程，一些犹太女孩回到家，就试图使她们的母亲在烹饪上也“美国化”。不难想象的是，女儿们的尝试对坚持犹太饮食习惯的母亲不起任何作用；有些母亲将女儿的建议视作侮辱。
有些进步主义社会工作者，意识到了公立学校对移民子女实施的“美国化”方案的破坏性影响，警告说不要加速这一进程。这些社会工作者中有许多人对移民家庭要比公立学校的老师了解得更透彻，他们严厉地谴责教师在将移民子女塑造成合格的美国公民的同时，怂恿孩子不尊重自己的父母，使移民家庭中两代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著名的社会改革家简·亚当斯、格雷斯·阿博特等劝诫公立学校要尊重移民的文化传统。
不过，移民父母对其子女的“美国化”往往是无可奈何的，而且无意识间起了某种促进作用。拿东欧犹太移民来说，他们有一种重教观念，殷切期望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表现出色。为了“取悦”自己的父母，犹太子弟在公立学校里会努力学习。他们在西方文明课本上花的时间越多，花在诵读《托拉》和《塔木德》上的时间就越少，从而不知不觉间疏远了父母们所珍视的传统。总体说来，移民无法阻挡公立学校对其子女强大的同化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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