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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留给外界的印象,似乎是一个充满理想的法官,一个好父亲。然而,他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2016年1月,陈旭因年龄原因卸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旭在这个位置上,已坐了8年,遍觀他的仕途,也几乎没有离开上海政法系统。
这样一个人物,却在退休后遇到了麻烦。举报他的网帖不断,举报者有律师、商人和副部级离休干部。陈旭的许多部下、朋友,也在2016年相继接受调查。甚至一些级别并不高的上海政法系统干部,竟被中央纪委直接带走。人们不禁猜测“这是要打老虎?”
这一时期的陈旭,却异常活跃。尽管卸任了检察长,但仍担任上海法学会会长。利用这个身份,他频繁公开露面,似乎要努力向外界证明些什么。
逆势而为——或许正是陈旭的官场哲学。一名知情人士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当年的上海社保案,时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的陈旭受到冲击,多次被叫去问话。但很快剧情反转。陈旭不仅安然无恙,还成为上海方面协助办案的人员。社保案尘埃落定后,陈旭离开上海市委机关,出任检察院检察长,跻身副部级官员行列。
再次身陷困境的陈旭,多么希望重复昨天的故事!然而,靴子终将落地。今年3月1日,随着中央纪委发布消息,陈旭成为十八大后首名落马的省级检察长。
双面人生
公开简历显示,陈旭出生于1952年11月,上海人,其学习工作经历也从未离开上海。陈旭19岁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之后进入工厂,干过装卸工,当过车间团支部书记。
1979年,司法机关向社会招聘人员。28岁的陈旭经过面试、政审等程序,进入上海市人民法院。此后,陈旭仕途顺风顺水,1995年出任上海市高院副院长,2002年后,他又历任上海市政法委副书记、市委副秘书长,2008年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直至退休。
陈旭受访时曾表示,自己爱好广泛,对桥牌、京剧都很有兴趣。他还提到,自己当年进入法院,是受印度电影《流浪者》的影响。
《流浪者》中,印度很有名望的大法官拉贡纳特信奉这样一种哲学:“好人的儿子一定是好人;贼的儿子一定是贼。”这种以血缘关系来判断一个人德行的谬论害了不少好人。陈旭说自己看完电影,便立志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官。
陈旭也会对记者谈到子女教育:“作为家长,我认为要理性对待孩子的未来。我并不要求他也当检察官,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谦虚低调,清清白白做人。”
陈旭留给外界的印象,似乎不仅是一个充满理想的法官,也是一个好父亲。然而,他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2008年,陈旭晋升副部不久,其妻罹患癌症过世。陈妻的葬礼,冠盖云集,异常隆重。据媒体报道,这场葬礼的各项开销,是由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买单。这名负责人早年也在上海法院工作,是陈旭的同事,后辞职下海,经营的律师事务所在上海很有名气。
妻子过世后不久,陈旭与何思颖结婚。何思颖此前是上海市法院书记员,嫁给陈旭后辞职,成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从此,这家律所在上海政法系统拥有了特殊能量。
陈旭的儿子也是律师,后移民香港并供职于外资银行。但他常住上海,负责打理该银行在上海的业务。
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陈旭落马前,他的妻儿已被控制。从希望儿子“清白做人”到全家涉腐,陈旭的双面人生,在他65岁时终于穿帮。
“网开一面”的谨慎
熟悉上海政法界的人都知道,陈旭有两个绰号,“法枭”和“不倒翁”。
一名上海资深律师介绍,对陈旭的举报,多年来都有,他似乎没受影响,还一路高升。“陈旭是个善观风向的人,且远比外界传说中谨慎。”
这名律师曾听人说,陈旭看上去爱好广泛,还有儒雅之风,但实际上他的爱好很简单——就是当官。梳理陈旭那些爱好,几乎都紧跟形势。当年上海有领导爱好桥牌,陈旭下了一番功夫,成为了桥牌高手。但该领导退休后,陈旭对桥牌的热情立刻锐减。
上海社保案前,陈旭经常陪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打牌或打球。陈旭的弟弟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是上海多家大型国企的法律合作伙伴,曾因一笔案件代理费高达数千万元,令圈内人士瞠目结舌。
社保案爆发后,陈旭多次被叫去问话,他弟弟的律所也是调查重点之一。陈旭最终安然无恙,当地官场盛传,陈旭揭发了很多陈良宇的问题线索。甚至在风头过后,陈旭弟弟的律所也照常经营。
在许多上海政法界人士眼中,陈旭在处理一些小事时也会谨慎。退休后,一所学校请陈旭去讲课,并给其一笔不菲的“讲课费”。第二天,陈旭就把大部分“讲课费”退了回去,他说对方给的太多,超出了标准。
有上海律师介绍,当年在法院任副院长时,陈旭“很难接近”。许多律师排着队请他吃饭,都被推掉。
一名上海政法界人士介绍,陈旭的确有谨慎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举报都不能撼动陈旭的一个原因。“陈旭具体干了什么事,举报者拿不出真凭实据。甚至里面有好多东西,都是道听途说来的。”
当然,谨慎的陈旭也会“网开一面”。上海政法界流传一种说法,直接去找陈旭,往往会吃闭门羹,只能通过陈旭的几名“铁哥们”,才能和他搭上线。
陈旭的“铁哥们”,包括几名上海滩资深律师以及政法系统的厅级官员。这些人都与陈旭相交多年,且大部分早年与陈旭共事过。因此,当陈旭对各种举报几乎免疫时,“铁哥们”汪康武落马,向外界传递出非同寻常的信号。
祸起“铁哥们”
2016年3月21日,上海市纪委监察局网站宣布,上海市仲裁委员会原副主任、秘书长汪康武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汪、陈二人的亲密关系,上海政法界人士多有耳闻。汪在上海高院任职时,两人私交很好。陈旭妻子何思颖出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也是汪搭的桥。
汪的口碑很差,对他的举报从未间断。与对陈旭的举报不同,对汪的举报,线索则要明确得多。
十多年前,时任上海高院经济审判庭庭长的汪康武就一度成为众矢之的。时任上海高院院长滕一龙带领高院的骨干成员会见上海市人大代表,滕表态要对司法腐败零容忍。话音刚落,有一名人大代表说道:“现在,你身边就有贪赃枉法的法官,”言毕,眼睛直盯汪康武。
近年,北京律师郭蔚实名举报汪康武,指其在建设银行拥有千万元存款,并在网上公布了银行短信截图。郭还称汪财力雄厚,在上海拥有高档别墅,并点出了小区地址与门牌号。
汪康武落马后,随即有消息传出,他是被从北京来的人带走的,上海方面一開始并不知情。汪是一名厅级官员,被北京来的人带走,给外界极大的联想空间。
汪被查后,那名支付了陈旭前妻葬礼费用的律师事务所主任随即被带走调查。知情人士透露,这两名陈旭的前同事与“铁哥们”,很快就交代了与陈旭有关的问题线索。而这些“铁哥们”口中所说的,远比当初那些捕风捉影的网络举报更具杀伤力。
就在汪康武落马后,一封名为《任骏良举报上海市检察院原检察长陈旭》的网帖开始流传。帖子声称,陈旭曾涉四人连环命案。2006年,最高检反贪总局责成上海市检察院,调查裕通公司涉嫌拍卖舞弊案。涉案证人上海一中院法官潘玉鸣、上海虹口法院法官范培俊在被专案组约谈后当晚接受私人宴请,第二天即在家中神秘死亡。一个月后,另两名证人、上海华星拍卖公司总经理王鑫明夫妇也遭人杀害。而命案侦破工作一直被搁置。
一名当地人士介绍,这起连环命案曾震惊上海滩,至于陈旭是否涉入其中,还有待进一步调查。但汪康武在此案中,肯定有较多瓜葛。这起拍卖舞弊案的受益者,通过司法拍卖,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了一座大厦的所有权,而这家受益公司,与汪康武有密切关系。
一名上海的资深律师表示,陈旭与他的“铁哥们”之间,究竟有多少利益关系,尚有待进一步调查确认。但他身为上海政法系统重要领导,竟默许甚至纵容家人纷纷成为当地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或合伙人,无疑有靠山吃山的嫌疑。他们所收取的天价案件代理费,究竟是凭自己的本事,还是因为陈旭的关系?
(摘自《廉政瞭望》)
2016年1月,陈旭因年龄原因卸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旭在这个位置上,已坐了8年,遍觀他的仕途,也几乎没有离开上海政法系统。
这样一个人物,却在退休后遇到了麻烦。举报他的网帖不断,举报者有律师、商人和副部级离休干部。陈旭的许多部下、朋友,也在2016年相继接受调查。甚至一些级别并不高的上海政法系统干部,竟被中央纪委直接带走。人们不禁猜测“这是要打老虎?”
这一时期的陈旭,却异常活跃。尽管卸任了检察长,但仍担任上海法学会会长。利用这个身份,他频繁公开露面,似乎要努力向外界证明些什么。
逆势而为——或许正是陈旭的官场哲学。一名知情人士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当年的上海社保案,时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的陈旭受到冲击,多次被叫去问话。但很快剧情反转。陈旭不仅安然无恙,还成为上海方面协助办案的人员。社保案尘埃落定后,陈旭离开上海市委机关,出任检察院检察长,跻身副部级官员行列。
再次身陷困境的陈旭,多么希望重复昨天的故事!然而,靴子终将落地。今年3月1日,随着中央纪委发布消息,陈旭成为十八大后首名落马的省级检察长。
双面人生
公开简历显示,陈旭出生于1952年11月,上海人,其学习工作经历也从未离开上海。陈旭19岁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之后进入工厂,干过装卸工,当过车间团支部书记。
1979年,司法机关向社会招聘人员。28岁的陈旭经过面试、政审等程序,进入上海市人民法院。此后,陈旭仕途顺风顺水,1995年出任上海市高院副院长,2002年后,他又历任上海市政法委副书记、市委副秘书长,2008年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直至退休。
陈旭受访时曾表示,自己爱好广泛,对桥牌、京剧都很有兴趣。他还提到,自己当年进入法院,是受印度电影《流浪者》的影响。
《流浪者》中,印度很有名望的大法官拉贡纳特信奉这样一种哲学:“好人的儿子一定是好人;贼的儿子一定是贼。”这种以血缘关系来判断一个人德行的谬论害了不少好人。陈旭说自己看完电影,便立志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官。
陈旭也会对记者谈到子女教育:“作为家长,我认为要理性对待孩子的未来。我并不要求他也当检察官,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谦虚低调,清清白白做人。”
陈旭留给外界的印象,似乎不仅是一个充满理想的法官,也是一个好父亲。然而,他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2008年,陈旭晋升副部不久,其妻罹患癌症过世。陈妻的葬礼,冠盖云集,异常隆重。据媒体报道,这场葬礼的各项开销,是由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买单。这名负责人早年也在上海法院工作,是陈旭的同事,后辞职下海,经营的律师事务所在上海很有名气。
妻子过世后不久,陈旭与何思颖结婚。何思颖此前是上海市法院书记员,嫁给陈旭后辞职,成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从此,这家律所在上海政法系统拥有了特殊能量。
陈旭的儿子也是律师,后移民香港并供职于外资银行。但他常住上海,负责打理该银行在上海的业务。
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陈旭落马前,他的妻儿已被控制。从希望儿子“清白做人”到全家涉腐,陈旭的双面人生,在他65岁时终于穿帮。
“网开一面”的谨慎
熟悉上海政法界的人都知道,陈旭有两个绰号,“法枭”和“不倒翁”。
一名上海资深律师介绍,对陈旭的举报,多年来都有,他似乎没受影响,还一路高升。“陈旭是个善观风向的人,且远比外界传说中谨慎。”
这名律师曾听人说,陈旭看上去爱好广泛,还有儒雅之风,但实际上他的爱好很简单——就是当官。梳理陈旭那些爱好,几乎都紧跟形势。当年上海有领导爱好桥牌,陈旭下了一番功夫,成为了桥牌高手。但该领导退休后,陈旭对桥牌的热情立刻锐减。
上海社保案前,陈旭经常陪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打牌或打球。陈旭的弟弟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是上海多家大型国企的法律合作伙伴,曾因一笔案件代理费高达数千万元,令圈内人士瞠目结舌。
社保案爆发后,陈旭多次被叫去问话,他弟弟的律所也是调查重点之一。陈旭最终安然无恙,当地官场盛传,陈旭揭发了很多陈良宇的问题线索。甚至在风头过后,陈旭弟弟的律所也照常经营。
在许多上海政法界人士眼中,陈旭在处理一些小事时也会谨慎。退休后,一所学校请陈旭去讲课,并给其一笔不菲的“讲课费”。第二天,陈旭就把大部分“讲课费”退了回去,他说对方给的太多,超出了标准。
有上海律师介绍,当年在法院任副院长时,陈旭“很难接近”。许多律师排着队请他吃饭,都被推掉。
一名上海政法界人士介绍,陈旭的确有谨慎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举报都不能撼动陈旭的一个原因。“陈旭具体干了什么事,举报者拿不出真凭实据。甚至里面有好多东西,都是道听途说来的。”
当然,谨慎的陈旭也会“网开一面”。上海政法界流传一种说法,直接去找陈旭,往往会吃闭门羹,只能通过陈旭的几名“铁哥们”,才能和他搭上线。
陈旭的“铁哥们”,包括几名上海滩资深律师以及政法系统的厅级官员。这些人都与陈旭相交多年,且大部分早年与陈旭共事过。因此,当陈旭对各种举报几乎免疫时,“铁哥们”汪康武落马,向外界传递出非同寻常的信号。
祸起“铁哥们”
2016年3月21日,上海市纪委监察局网站宣布,上海市仲裁委员会原副主任、秘书长汪康武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汪、陈二人的亲密关系,上海政法界人士多有耳闻。汪在上海高院任职时,两人私交很好。陈旭妻子何思颖出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也是汪搭的桥。
汪的口碑很差,对他的举报从未间断。与对陈旭的举报不同,对汪的举报,线索则要明确得多。
十多年前,时任上海高院经济审判庭庭长的汪康武就一度成为众矢之的。时任上海高院院长滕一龙带领高院的骨干成员会见上海市人大代表,滕表态要对司法腐败零容忍。话音刚落,有一名人大代表说道:“现在,你身边就有贪赃枉法的法官,”言毕,眼睛直盯汪康武。
近年,北京律师郭蔚实名举报汪康武,指其在建设银行拥有千万元存款,并在网上公布了银行短信截图。郭还称汪财力雄厚,在上海拥有高档别墅,并点出了小区地址与门牌号。
汪康武落马后,随即有消息传出,他是被从北京来的人带走的,上海方面一開始并不知情。汪是一名厅级官员,被北京来的人带走,给外界极大的联想空间。
汪被查后,那名支付了陈旭前妻葬礼费用的律师事务所主任随即被带走调查。知情人士透露,这两名陈旭的前同事与“铁哥们”,很快就交代了与陈旭有关的问题线索。而这些“铁哥们”口中所说的,远比当初那些捕风捉影的网络举报更具杀伤力。
就在汪康武落马后,一封名为《任骏良举报上海市检察院原检察长陈旭》的网帖开始流传。帖子声称,陈旭曾涉四人连环命案。2006年,最高检反贪总局责成上海市检察院,调查裕通公司涉嫌拍卖舞弊案。涉案证人上海一中院法官潘玉鸣、上海虹口法院法官范培俊在被专案组约谈后当晚接受私人宴请,第二天即在家中神秘死亡。一个月后,另两名证人、上海华星拍卖公司总经理王鑫明夫妇也遭人杀害。而命案侦破工作一直被搁置。
一名当地人士介绍,这起连环命案曾震惊上海滩,至于陈旭是否涉入其中,还有待进一步调查。但汪康武在此案中,肯定有较多瓜葛。这起拍卖舞弊案的受益者,通过司法拍卖,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了一座大厦的所有权,而这家受益公司,与汪康武有密切关系。
一名上海的资深律师表示,陈旭与他的“铁哥们”之间,究竟有多少利益关系,尚有待进一步调查确认。但他身为上海政法系统重要领导,竟默许甚至纵容家人纷纷成为当地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或合伙人,无疑有靠山吃山的嫌疑。他们所收取的天价案件代理费,究竟是凭自己的本事,还是因为陈旭的关系?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