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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21日，我深为敬仰的陶鲁笳同志告别人世，结束了他颇有作为的一生。首都及山西熟悉他的同志陷入了深深的哀痛之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多次见过他，也有所交往。我的印象，这是一位颇有战略头脑，能够抓住大事，对山西建设卓有建树的人；是一位气质高雅、有深厚人文素养、能够在思想文化界领航的人。人们直呼他为“鲁笳同志”，这既十分亲切，又有某种敬畏。
注重环境保护与修建汾河水库
1953年，陶鲁笳到山西阳高的大泉山调查。他在当时的阳高县委书记王进陪同下，从这座山转到那座山，从这条沟转到那条沟，发现农民在山坡上遍挖鱼鳞坑，坑的边上种小树，坑内种农作物。为了避免大水冲刷，就在山坡打了一道又一道拦水埂，上通鱼鳞坑，下通排水渠，埂上压的是杨树枝条。这样土蓄水，水养树，树保土，达到了植树、种粮、水土保持三丰收。陶鲁笳将这里的所见写成文章，投进毛主席编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文章原来的标题是《大泉山是怎样由荒凉的土山变成绿树成荫花果满山的》，到了毛主席手里，换了一个醒目的标题：《看，大泉山变了样！》，还写了精辟的按语。以后，陶鲁笳见了毛主席，详细介绍说：“干那件事情的，一个叫高进才，是大泉山村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叫张凤林，是当地寺庙的居士。”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我们要把大泉山在报纸上大肆报道，要写书，写传单，给来参观的人每人一套。”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两次提到高进才和张凤林，并说，“我们的好东西，都是从群众中来的，不同群众接近，什么东西也创造不出来。”
20世纪50年代，陶鲁笳曾到山西隰县作过地方水土和地方病的调查。他钻进一个山沟里，发现那里的山并不穷，但水却极恶。妇女饮了此水不生育，即便生育，也过不了三代。所以来此落户的人，都是逃荒的外来人。这条沟里有20多户人家，除一户有个妇女外，其余都是光棍。陶鲁笳和县委商量后决定，在沟的上游建一个水库，改善饮水条件。老百姓听到后高兴得不得了。
抓大型水利建设，是从根本上改变山西面貌的基础工程，是山西省委几代领导人的夙愿。陶鲁笳曾谈到，20世纪50年代初，太原河西发生过一次特大山洪。他和省长裴丽生闻讯赶到现场，只见洪水如轰炸机那样震天般轰鸣，像野兽那样奔腾而下，把附近的农村、学校冲了个干净。由此，控制汾河洪水便成了省委领导的心病。
1958年7月3日，中共山西省委做出兴建汾河水库的决定，并于当年12月开工。设计库容量为7亿立方米，坝高60米，坝顶长750米，建造的主要方法是水中填土。当时，从北京刮来一股风，说水中填土靠不住，弄不好就会把太原冲跑。那时，陶鲁笳刚从上海开会回来，听到这番话，就把省级机关干部带上工地，一边与工程技术人员重新核实数据，证明无需修改设计，一边在工地开展了上马还是下马的讨论。大家坚决主张不能下马，经过半年准备，一年半施工，汾河大坝终于巍然耸立起来。
我所接触过的陶鲁笳
我认识陶鲁笳，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时，我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常到省委办公厅送文电。去省委，抄小道，要经过东花园。这里亭台水榭、曲径回廊，环境幽雅。陶与裴丽生两位首长常于晨光初露时分，在此散步打拳，有时幸得一见。我曾诗曰：“忆昔炮火初熄后，东花园里幸相逢。惊鸿一瞥留身影，党人气质文士风。”这就是我对陶鲁笳的最初印象。
后来我调到《山西日报》，而陶鲁笳正好负责领导新闻单位。他在《新闻战线》上发表了署名文章《党委要把机关报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记得，他曾三去《山西日报》，即1959年4月，纪念《山西日报》创刊10周年；1965年8月，他即将到国家经委赴任之前；1988年4月，他离开山西多年之后。第一次去的那一次，省城新闻单位的头头都去了，陶鲁笳在雷动的掌声中讲话。他对《山西日报》的全盘工作表示肯定，还特别表彰了许力、畅波写的《话神农大闹五台山》，而对于文艺副刊则痛下针砭。我虽然深受刺激，但若干年后，写诗以记：“双塔寺畔我牛后，思想战线你是头。听君一言千钧重，思想清澈如溪流。”
1999年我调入中国科协。离退之后我为科协党组书记裴丽生写了一本传记，并有机会在山西出版。临出版前，我到鲁笳同志的北太平庄宿舍，请他为裴丽生传记撰写序，他慨然允诺。他从两位老战友在山西合作共事入手，写得诚恳亲切、高屋建瓴。为此，我写了五首诗，登载在全国政协出版的《澄霞诗刊》上。
陶鲁笳同志对他在山西省委工作16年的这段经历十分珍惜。2008年他将我叫到家中，要我把这16年山西发生过什么大事，他在这段时间说了些什么话、做了些什么事，整理出来，经他修改，在山西地方志发表。我到《人民日报》图书馆，找到封存的《山西日报》这16年的合订本，一件件往下摘录。经过半年时间，写出了12800字的文章，送他删改。说实在的，以他80高龄，改此万言文章，实在非精力所能及。于是这个万言文章，只好压在那里，无颜得见天日。
在太行山上，陶鲁笳是一位能够独立支撑局面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和区党委书记。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是主持山西的宣传工作、进而主持一省全局的地方大员。
到国家经委和体改委之后，他是中国城市综合改革的提出者和探路者。
独立负责，卓有见识，敢挑重任，身体力行，这就是陶鲁笳留给后人的卓越形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多次见过他，也有所交往。我的印象，这是一位颇有战略头脑，能够抓住大事，对山西建设卓有建树的人；是一位气质高雅、有深厚人文素养、能够在思想文化界领航的人。人们直呼他为“鲁笳同志”，这既十分亲切，又有某种敬畏。
注重环境保护与修建汾河水库
1953年，陶鲁笳到山西阳高的大泉山调查。他在当时的阳高县委书记王进陪同下，从这座山转到那座山，从这条沟转到那条沟，发现农民在山坡上遍挖鱼鳞坑，坑的边上种小树，坑内种农作物。为了避免大水冲刷，就在山坡打了一道又一道拦水埂，上通鱼鳞坑，下通排水渠，埂上压的是杨树枝条。这样土蓄水，水养树，树保土，达到了植树、种粮、水土保持三丰收。陶鲁笳将这里的所见写成文章，投进毛主席编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文章原来的标题是《大泉山是怎样由荒凉的土山变成绿树成荫花果满山的》，到了毛主席手里，换了一个醒目的标题：《看，大泉山变了样！》，还写了精辟的按语。以后，陶鲁笳见了毛主席，详细介绍说：“干那件事情的，一个叫高进才，是大泉山村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叫张凤林，是当地寺庙的居士。”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我们要把大泉山在报纸上大肆报道，要写书，写传单，给来参观的人每人一套。”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两次提到高进才和张凤林，并说，“我们的好东西，都是从群众中来的，不同群众接近，什么东西也创造不出来。”
20世纪50年代，陶鲁笳曾到山西隰县作过地方水土和地方病的调查。他钻进一个山沟里，发现那里的山并不穷，但水却极恶。妇女饮了此水不生育，即便生育，也过不了三代。所以来此落户的人，都是逃荒的外来人。这条沟里有20多户人家，除一户有个妇女外，其余都是光棍。陶鲁笳和县委商量后决定，在沟的上游建一个水库，改善饮水条件。老百姓听到后高兴得不得了。
抓大型水利建设，是从根本上改变山西面貌的基础工程，是山西省委几代领导人的夙愿。陶鲁笳曾谈到，20世纪50年代初，太原河西发生过一次特大山洪。他和省长裴丽生闻讯赶到现场，只见洪水如轰炸机那样震天般轰鸣，像野兽那样奔腾而下，把附近的农村、学校冲了个干净。由此，控制汾河洪水便成了省委领导的心病。
1958年7月3日，中共山西省委做出兴建汾河水库的决定，并于当年12月开工。设计库容量为7亿立方米，坝高60米，坝顶长750米，建造的主要方法是水中填土。当时，从北京刮来一股风，说水中填土靠不住，弄不好就会把太原冲跑。那时，陶鲁笳刚从上海开会回来，听到这番话，就把省级机关干部带上工地，一边与工程技术人员重新核实数据，证明无需修改设计，一边在工地开展了上马还是下马的讨论。大家坚决主张不能下马，经过半年准备，一年半施工，汾河大坝终于巍然耸立起来。
我所接触过的陶鲁笳
我认识陶鲁笳，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时，我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常到省委办公厅送文电。去省委，抄小道，要经过东花园。这里亭台水榭、曲径回廊，环境幽雅。陶与裴丽生两位首长常于晨光初露时分，在此散步打拳，有时幸得一见。我曾诗曰：“忆昔炮火初熄后，东花园里幸相逢。惊鸿一瞥留身影，党人气质文士风。”这就是我对陶鲁笳的最初印象。
后来我调到《山西日报》，而陶鲁笳正好负责领导新闻单位。他在《新闻战线》上发表了署名文章《党委要把机关报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记得，他曾三去《山西日报》，即1959年4月，纪念《山西日报》创刊10周年；1965年8月，他即将到国家经委赴任之前；1988年4月，他离开山西多年之后。第一次去的那一次，省城新闻单位的头头都去了，陶鲁笳在雷动的掌声中讲话。他对《山西日报》的全盘工作表示肯定，还特别表彰了许力、畅波写的《话神农大闹五台山》，而对于文艺副刊则痛下针砭。我虽然深受刺激，但若干年后，写诗以记：“双塔寺畔我牛后，思想战线你是头。听君一言千钧重，思想清澈如溪流。”
1999年我调入中国科协。离退之后我为科协党组书记裴丽生写了一本传记，并有机会在山西出版。临出版前，我到鲁笳同志的北太平庄宿舍，请他为裴丽生传记撰写序，他慨然允诺。他从两位老战友在山西合作共事入手，写得诚恳亲切、高屋建瓴。为此，我写了五首诗，登载在全国政协出版的《澄霞诗刊》上。
陶鲁笳同志对他在山西省委工作16年的这段经历十分珍惜。2008年他将我叫到家中，要我把这16年山西发生过什么大事，他在这段时间说了些什么话、做了些什么事，整理出来，经他修改，在山西地方志发表。我到《人民日报》图书馆，找到封存的《山西日报》这16年的合订本，一件件往下摘录。经过半年时间，写出了12800字的文章，送他删改。说实在的，以他80高龄，改此万言文章，实在非精力所能及。于是这个万言文章，只好压在那里，无颜得见天日。
在太行山上，陶鲁笳是一位能够独立支撑局面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和区党委书记。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是主持山西的宣传工作、进而主持一省全局的地方大员。
到国家经委和体改委之后，他是中国城市综合改革的提出者和探路者。
独立负责，卓有见识，敢挑重任，身体力行，这就是陶鲁笳留给后人的卓越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