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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严复和胡适的宪政观。
在近代中国，富强与宪政之路是一条荆棘丛生的坎坷之路，有关宪政的话题更是一个苦涩艰难的话题!
近日，王人博教授在媒体通过严复和胡适两位历史人物对近代中国纷繁的宪政之争进行了梳理，认为在近代中国致力于宪政追求的众多历史人物和主张中，严复和胡适是两个代表性符号，分别代表了两种宪政主张与理念。严复是以宪政为用，把宪政作为富强的工具，以致在宪政与富强的问题上，把富强放在首位，宪政次之，甚而为了富强搁置宪政；胡适则是把宪政视为社会道德文明的组成部分，认为不宪政，无文明。即使是在国难当头的战争时期，也力主实行宪政。在王先生看来，宪政与富强分属两个范畴体系，认为二者既矛盾又互补，以致前人在宪政与富强上争执不休的困惑，至今也仍然困惑着他：在历史的进程中，究竟宪政与富强孰先孰后，如何平衡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难题。就总的倾向看，王先生认为富强是实施宪政的基础，因而在排序上不妨可以采取富强——宪政——富强——宪政的策略(见王人博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演讲)。
王先生对严复和宪政与富强关系的解读，实际上是对严复和宪政与富强的一种误读。其实这种误读由来已久：历史上，一方面严复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国家的贫弱，率先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今译《自由论》)、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国富论》)等西方思想文化的经典著作，创办《国闻报》，撰写《原强》、《原强续篇》、《论世变之亟》、《辟韩》等时论，大力传播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和科学精神，主张推行西方的宪政体制，通过设议院于京师，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方式，改变国家的贫弱，成为近代中国变法革新的一面旗帜。另一方面，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中，他又位列筹安会，成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借用招牌，为人诟病。但终其一生，严复始终不遗余力地传播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力主用西方的政治文化思想改造中国，通过启蒙的方式，走民主议会的宪政改革之路，这点与胡适基本无异。但在具体变法主张上，严复深受自身思想和英国政治结构的影响，政体上更多地主张君主立宪制，而非胡适主张的彻底的民主共和制，或许这既是人们通常对严复思想误读的地方，也是王人博先生把严复与胡适视为近代中国宪政思想两种代表的原因。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关于宪政的争论是与列强入侵，国土沦丧，富国强兵的学西方联系在一起的。在当时的中国，学西方的政治主张大致分为四种：一是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主张，重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强化清朝的政体国体。二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公车上书，说服光绪维新变法的改良主张。三是以严复、胡适为代表的力主以西方的民主政治改造中国，建立权在议会、主权在民的宪政体制代替封建政体。四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
四种主张虽都源于富国强兵的期盼，意在变革，但彼此的思想基础和立场各有不同。洋务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内部变革，推动者是李鸿章、张之洞等朝中重臣，迫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威胁，于是力主大兴洋务，学习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富国强兵，抵御外来威胁，强化和巩固已摇摇欲坠的封建政体；其核心表述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体”“用”可以分离，其动机和目的不言自明。与此不同的是，近邻日本在1853年被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打开门户时，也像中国一样抵御不成，有感西方的船坚炮利，从被迫开放门户通商到索性全面开放，派人赴欧洲学习考察。与中国只注重学习考察西方科学技术不同的是，日本留学生不仅注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更注重考察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文化——这些孕育西方科学技术产生的社会土壤。针对中日两国学西方的不同立场和态度，当时的英德等国政要就预言，弱小的日本日后必定打败中国。果然，其后不久的中日甲午海战，昔日弱小的日本一举打败中国，最终使得洋务运动彻底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公车上书的维新变法虽是起于民间，但其主导者一是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中举之人，二是大权旁落的光绪皇帝。正是满腹主张尚不在朝的举人和权不在握的皇帝政治上的相同性，决定戊戌变法是一场君臣结合、致力富强的宫廷变革。戊戌之前，康有为并未像严复、胡适一样游历欧美，其变法的西方思想基础主要源于间接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游历香港的政治经历，借鉴更多的是香港总督体制下的西方文官政体，因而在维新变法上始终主张明君贤相的文官政体，重在改良。如其在《请袁世凯退位电》中所言：
夫今中国之岌岌，苟能救国而富强之，则共和可也，用帝制也可也。吾向以为共和、立宪、帝制皆药方也。药方无美恶，以能愈病为良方；治体无美恶，以能强国为善治。公若能富强自立，则虽反共和而称帝，若拿破仑然，国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则国且危殆，总统也不能保，复何纷纷焉。自公为总统以来，政权专制，过于帝者，以共和之国，而可以无国会、无议员，虽帝德不能比焉。
这既是戊戌变法能够上下结合的政治基础，也是戊戌变法必然失败的政治根由。严复和胡适都长期游学欧美，对欧美的政治体制和现代文明有切肤感受，深受欧美政治思想的熏陶浸润，坚信只有推行西方的政治文化，废除中国的封建礼俗思想，采用欧美的宪政体制才是改变中国贫弱的出路。也就是说，只有体用结合，而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分离，才能富强兴盛；主张以启蒙和平的渐进方式，建立欧美民主宪政体制。孙中山则是力主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激进的民族主义方式，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核心就是以暴力的方式，推翻清朝。
严复自踏上寻求富强之路起，就全力驳斥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荒谬性，主张体用结合的西体西用。为此，他曾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他认为，纵观世界各国兴废存亡，凡是能够发奋图强，弃数百千年旧制国俗若土渣，莫不兴盛发达，近的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远的如威廉一世治下的德国、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反之如突厥、埃及、波斯、印度，无不以其文明悠久，排外自尊，最终自塞文明，江河日下。至于欧美之所以能够富强发达，严复认为在于“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进而认为就本质而言，所谓富强，不外利民。然而政要利民，必须始于民能自利，民能自利就必须自由，民能自由就必须自治。可见，严复不仅对西方的政治体制推崇备 至，而且认为实行西方的宪政体制才是中国富强兴盛的唯一出路，富强所在。在严复看来，所谓宪政体制就是“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举其首宰”的西方议会制度。用胡适的话说就是：民主宪政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是可以学得到的一种政治习惯。“民主的第一要件，是人民有控制政府的权力：政权的转移，不靠暴力，不靠武力的革命，而靠人民多数票的表决。”当得知孙中山在1924年公布的《建国大纲》中以训政代替宪政时，胡适尖锐地指出：“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并针对孙中山以训政替代宪政的理由(认为大多数人民久经束缚，尚不具备参政的能力；没有一定的训政时期，不能实行宪政)，套用当年孙中山的“中国今日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私塾读书也”，疾呼：“中国今日之当行宪政，犹幼童之当人私塾读书也。”
可见，严复和胡适在对西方宪政思想的理解和认识上同出一辙，始终认为宪政是富强的必由之路，无宪政，无富强；二者密不可分。与胡适不同的是，严复虽然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西体西用，科学为本，权在议会，但在行动上不如后来者胡适一致坚决，更多的只是停留在思想传播上。至于加入筹安会，则是反映了严复行为思想的多样性。严复加入筹安会，更多的是被杨度等借其名。在筹安会六君子中，核心人物是杨度。其余几位大多都是装点场面的配角，如孙毓筠、胡瑛、李燮和是以革命元勋的资历被借重，刘师培和严复则是分别以国学深厚和学贯中西的名望加以借用。如严复在《与熊纯如书》中所言：虽自谓主张君主立宪，然应戴谁为君主，实为难题。这点与康有为的思想颇有相似之处。
可以说，由于受英国政体的影响，严、康都存有“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思想，都极力主张君主立宪制，这是严复被杨度借重的根本原因。但在君主立宪的政治选择上，严复与康有为的思想基础是不同的。康有为君主立宪的思想是本于“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的君贵民贱的封建正统思想，认为，“中国若实行民主，始于小分裂，建成大分裂，终致灭亡”。而中国三十年来的贫弱和苦难，“皆由西太后一人不愿变法之故。皇上虽为皇帝，而大权一切在西太后，皇上虽明西法，极欲维新，而无可如何，故在位二十余年，而无一日之权，所有割地鬻民之事，皆由西太后为之，而外人不知，多归咎于皇上。”。因而，他的政治变法更多的是“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清君侧”的政治主张，把君主立宪作为富强的手段、药方，骨子里存遗更多的还是君贵民贱的封建正统思想。严复关于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更多的是缘于对君贵民贱封建思想的批判，认为西方之所以能够富强，就在于“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一国之大公事，民之相与自为者居其七，由朝廷而为之者居其三”。正是“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这种深入民髓的思想把西方导向了富强之路。而洋务运动以来引入的译署、同文馆、船政、矿务、电邮、铁路、海军、学堂等西方富强的基础，“吾人行之，则淮橘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者”，就在于这种“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的君贵民贱的封建礼俗思想，使得“民智已卑，民德以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设有战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役奴虏以斗贵人，故何所往而不败?”他力主权在议会，贵民轻君的西方民主宪政思想，主张的是富有完整宪政思想的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追求的是彻底地用西方思想改造中国的政治思想基础。这无疑与胡适的主张一致。用胡适的话说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包含三个因素，即工业技术、科学、民主制度，三位一体，缺一不可。“日本在军阀当权时期，提倡科学，提倡工业，但没有民主制度。结果创下滔天大祸，使数千年未被征服过的日本，被外国军队占领了许多年，几乎亡国。希特勒也提倡科学，也提倡工业，但用来培植军国主义，绝没有民主制裁，结果就是领导科学工业的第一等强国的德国，第二次战败，几乎再度亡国。”
不难看出，在缘于富国强兵纷繁的政治处方中，严复和胡适一样极力推崇西方的政治文化，主张全面吸收西方的政治文化思想，改造中国的封建礼俗思想，建立主权在民的宪政体制，使“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成为立国基础，把中国导向富强之路，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认为工业技术、科学、民主制度三位一体，同属一个范畴，无所谓本末，无所谓先后。只是在具体路径上，严复深受自身思想的影响，更加主张英国式的宪政体制，以及存有同康有为、梁启超一样面对当时革命党，为求权力的暴力斗争对社会破坏的忧虑和为求权力更替不择手段的排斥，加之后来成为筹安会中的一个招牌，使得人们常常把严复西化的宪政主张视为类似洋务派或康有为的改良主张。
理清历史上的宪政之争，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审视历史，总结经验，把握宪政与富强的关系，更有助于澄清历史的谜团，解开思想的困惑，使一些看似真理的误读不再成为羁绊我们思想的障碍。
在近代中国，富强与宪政之路是一条荆棘丛生的坎坷之路，有关宪政的话题更是一个苦涩艰难的话题!
近日，王人博教授在媒体通过严复和胡适两位历史人物对近代中国纷繁的宪政之争进行了梳理，认为在近代中国致力于宪政追求的众多历史人物和主张中，严复和胡适是两个代表性符号，分别代表了两种宪政主张与理念。严复是以宪政为用，把宪政作为富强的工具，以致在宪政与富强的问题上，把富强放在首位，宪政次之，甚而为了富强搁置宪政；胡适则是把宪政视为社会道德文明的组成部分，认为不宪政，无文明。即使是在国难当头的战争时期，也力主实行宪政。在王先生看来，宪政与富强分属两个范畴体系，认为二者既矛盾又互补，以致前人在宪政与富强上争执不休的困惑，至今也仍然困惑着他：在历史的进程中，究竟宪政与富强孰先孰后，如何平衡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难题。就总的倾向看，王先生认为富强是实施宪政的基础，因而在排序上不妨可以采取富强——宪政——富强——宪政的策略(见王人博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演讲)。
王先生对严复和宪政与富强关系的解读，实际上是对严复和宪政与富强的一种误读。其实这种误读由来已久：历史上，一方面严复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国家的贫弱，率先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今译《自由论》)、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国富论》)等西方思想文化的经典著作，创办《国闻报》，撰写《原强》、《原强续篇》、《论世变之亟》、《辟韩》等时论，大力传播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和科学精神，主张推行西方的宪政体制，通过设议院于京师，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方式，改变国家的贫弱，成为近代中国变法革新的一面旗帜。另一方面，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中，他又位列筹安会，成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借用招牌，为人诟病。但终其一生，严复始终不遗余力地传播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力主用西方的政治文化思想改造中国，通过启蒙的方式，走民主议会的宪政改革之路，这点与胡适基本无异。但在具体变法主张上，严复深受自身思想和英国政治结构的影响，政体上更多地主张君主立宪制，而非胡适主张的彻底的民主共和制，或许这既是人们通常对严复思想误读的地方，也是王人博先生把严复与胡适视为近代中国宪政思想两种代表的原因。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关于宪政的争论是与列强入侵，国土沦丧，富国强兵的学西方联系在一起的。在当时的中国，学西方的政治主张大致分为四种：一是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主张，重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强化清朝的政体国体。二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公车上书，说服光绪维新变法的改良主张。三是以严复、胡适为代表的力主以西方的民主政治改造中国，建立权在议会、主权在民的宪政体制代替封建政体。四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
四种主张虽都源于富国强兵的期盼，意在变革，但彼此的思想基础和立场各有不同。洋务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内部变革，推动者是李鸿章、张之洞等朝中重臣，迫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威胁，于是力主大兴洋务，学习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富国强兵，抵御外来威胁，强化和巩固已摇摇欲坠的封建政体；其核心表述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体”“用”可以分离，其动机和目的不言自明。与此不同的是，近邻日本在1853年被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打开门户时，也像中国一样抵御不成，有感西方的船坚炮利，从被迫开放门户通商到索性全面开放，派人赴欧洲学习考察。与中国只注重学习考察西方科学技术不同的是，日本留学生不仅注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更注重考察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文化——这些孕育西方科学技术产生的社会土壤。针对中日两国学西方的不同立场和态度，当时的英德等国政要就预言，弱小的日本日后必定打败中国。果然，其后不久的中日甲午海战，昔日弱小的日本一举打败中国，最终使得洋务运动彻底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公车上书的维新变法虽是起于民间，但其主导者一是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中举之人，二是大权旁落的光绪皇帝。正是满腹主张尚不在朝的举人和权不在握的皇帝政治上的相同性，决定戊戌变法是一场君臣结合、致力富强的宫廷变革。戊戌之前，康有为并未像严复、胡适一样游历欧美，其变法的西方思想基础主要源于间接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游历香港的政治经历，借鉴更多的是香港总督体制下的西方文官政体，因而在维新变法上始终主张明君贤相的文官政体，重在改良。如其在《请袁世凯退位电》中所言：
夫今中国之岌岌，苟能救国而富强之，则共和可也，用帝制也可也。吾向以为共和、立宪、帝制皆药方也。药方无美恶，以能愈病为良方；治体无美恶，以能强国为善治。公若能富强自立，则虽反共和而称帝，若拿破仑然，国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则国且危殆，总统也不能保，复何纷纷焉。自公为总统以来，政权专制，过于帝者，以共和之国，而可以无国会、无议员，虽帝德不能比焉。
这既是戊戌变法能够上下结合的政治基础，也是戊戌变法必然失败的政治根由。严复和胡适都长期游学欧美，对欧美的政治体制和现代文明有切肤感受，深受欧美政治思想的熏陶浸润，坚信只有推行西方的政治文化，废除中国的封建礼俗思想，采用欧美的宪政体制才是改变中国贫弱的出路。也就是说，只有体用结合，而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分离，才能富强兴盛；主张以启蒙和平的渐进方式，建立欧美民主宪政体制。孙中山则是力主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激进的民族主义方式，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核心就是以暴力的方式，推翻清朝。
严复自踏上寻求富强之路起，就全力驳斥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荒谬性，主张体用结合的西体西用。为此，他曾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他认为，纵观世界各国兴废存亡，凡是能够发奋图强，弃数百千年旧制国俗若土渣，莫不兴盛发达，近的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远的如威廉一世治下的德国、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反之如突厥、埃及、波斯、印度，无不以其文明悠久，排外自尊，最终自塞文明，江河日下。至于欧美之所以能够富强发达，严复认为在于“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进而认为就本质而言，所谓富强，不外利民。然而政要利民，必须始于民能自利，民能自利就必须自由，民能自由就必须自治。可见，严复不仅对西方的政治体制推崇备 至，而且认为实行西方的宪政体制才是中国富强兴盛的唯一出路，富强所在。在严复看来，所谓宪政体制就是“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举其首宰”的西方议会制度。用胡适的话说就是：民主宪政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是可以学得到的一种政治习惯。“民主的第一要件，是人民有控制政府的权力：政权的转移，不靠暴力，不靠武力的革命，而靠人民多数票的表决。”当得知孙中山在1924年公布的《建国大纲》中以训政代替宪政时，胡适尖锐地指出：“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并针对孙中山以训政替代宪政的理由(认为大多数人民久经束缚，尚不具备参政的能力；没有一定的训政时期，不能实行宪政)，套用当年孙中山的“中国今日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私塾读书也”，疾呼：“中国今日之当行宪政，犹幼童之当人私塾读书也。”
可见，严复和胡适在对西方宪政思想的理解和认识上同出一辙，始终认为宪政是富强的必由之路，无宪政，无富强；二者密不可分。与胡适不同的是，严复虽然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西体西用，科学为本，权在议会，但在行动上不如后来者胡适一致坚决，更多的只是停留在思想传播上。至于加入筹安会，则是反映了严复行为思想的多样性。严复加入筹安会，更多的是被杨度等借其名。在筹安会六君子中，核心人物是杨度。其余几位大多都是装点场面的配角，如孙毓筠、胡瑛、李燮和是以革命元勋的资历被借重，刘师培和严复则是分别以国学深厚和学贯中西的名望加以借用。如严复在《与熊纯如书》中所言：虽自谓主张君主立宪，然应戴谁为君主，实为难题。这点与康有为的思想颇有相似之处。
可以说，由于受英国政体的影响，严、康都存有“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思想，都极力主张君主立宪制，这是严复被杨度借重的根本原因。但在君主立宪的政治选择上，严复与康有为的思想基础是不同的。康有为君主立宪的思想是本于“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的君贵民贱的封建正统思想，认为，“中国若实行民主，始于小分裂，建成大分裂，终致灭亡”。而中国三十年来的贫弱和苦难，“皆由西太后一人不愿变法之故。皇上虽为皇帝，而大权一切在西太后，皇上虽明西法，极欲维新，而无可如何，故在位二十余年，而无一日之权，所有割地鬻民之事，皆由西太后为之，而外人不知，多归咎于皇上。”。因而，他的政治变法更多的是“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清君侧”的政治主张，把君主立宪作为富强的手段、药方，骨子里存遗更多的还是君贵民贱的封建正统思想。严复关于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更多的是缘于对君贵民贱封建思想的批判，认为西方之所以能够富强，就在于“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一国之大公事，民之相与自为者居其七，由朝廷而为之者居其三”。正是“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这种深入民髓的思想把西方导向了富强之路。而洋务运动以来引入的译署、同文馆、船政、矿务、电邮、铁路、海军、学堂等西方富强的基础，“吾人行之，则淮橘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者”，就在于这种“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的君贵民贱的封建礼俗思想，使得“民智已卑，民德以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设有战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役奴虏以斗贵人，故何所往而不败?”他力主权在议会，贵民轻君的西方民主宪政思想，主张的是富有完整宪政思想的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追求的是彻底地用西方思想改造中国的政治思想基础。这无疑与胡适的主张一致。用胡适的话说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包含三个因素，即工业技术、科学、民主制度，三位一体，缺一不可。“日本在军阀当权时期，提倡科学，提倡工业，但没有民主制度。结果创下滔天大祸，使数千年未被征服过的日本，被外国军队占领了许多年，几乎亡国。希特勒也提倡科学，也提倡工业，但用来培植军国主义，绝没有民主制裁，结果就是领导科学工业的第一等强国的德国，第二次战败，几乎再度亡国。”
不难看出，在缘于富国强兵纷繁的政治处方中，严复和胡适一样极力推崇西方的政治文化，主张全面吸收西方的政治文化思想，改造中国的封建礼俗思想，建立主权在民的宪政体制，使“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成为立国基础，把中国导向富强之路，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认为工业技术、科学、民主制度三位一体，同属一个范畴，无所谓本末，无所谓先后。只是在具体路径上，严复深受自身思想的影响，更加主张英国式的宪政体制，以及存有同康有为、梁启超一样面对当时革命党，为求权力的暴力斗争对社会破坏的忧虑和为求权力更替不择手段的排斥，加之后来成为筹安会中的一个招牌，使得人们常常把严复西化的宪政主张视为类似洋务派或康有为的改良主张。
理清历史上的宪政之争，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审视历史，总结经验，把握宪政与富强的关系，更有助于澄清历史的谜团，解开思想的困惑，使一些看似真理的误读不再成为羁绊我们思想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