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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在一系列政策引导下，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基于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已有研究成果，通过分析发现现阶段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还面临升级空间受到一定程度挤压、核心技术亟待突破、产业协同发展格局尚未形成以及升级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等难点和困境。对此，应从构建公平市场环境、统筹兼顾产学研协同、发挥金融集聚的产业效应、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快落实创新成果转化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推进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发展。
[关键词]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现实困境;政策支持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21）04-0110-07
第四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互联化、数字化、智能化的高新技术在产业、商业中的广泛应用。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发展，制造业原有价值链被重塑，产业发展从链式结构逐渐向空间网络转变，数字化、智能化成为制造业转型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大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不仅是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促进传统产业转型的必经途径，同时也是依靠创新驱动实现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的必然选择。
为应对新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冲击以及制造业智能化的新发展趋势，围绕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2015年我国发布《中国制造2025》（国发〔2015〕28号），为我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1]。在此之后，国务院相继出台了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的系列指导性文件，为推动制造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加快智能化升级建设，提供了技术方面的便利[2]。2020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工业互联网作为“新基建”的重要环节，其与智能制造的有机协调、相互促进，将进一步推进制造业加速向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3]。通过一系列政策引导以及尝试性实践的推进开展，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在智能化特别是人工智能研发、工业互联网开发等方面得到了快速发展，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也取得了较为明显可观的实践成效。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制造业智能化、高端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此，厘清新形势下制造业智能化升级面临的难点与困境，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进一步明确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的重点发展领域和关键环节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关于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的研究主要围绕转型升级的内涵、影响因素及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与产业政策关系展开。
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内涵研究方面，杨晓平认为智能制造就是在各种环境下灵活实现不同的决策目的，以智能技术为依托的产业进步[4];贺倩对德国等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进程进行研究，认为全球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是基于资金及互联网平台的技术研发和创新升级[5];宋红晓、王利刚认为智能制造是信息技术和生产制造的深度融合，用以解决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种种问题[6]。
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影响因素研究方面，潘文卿、刘庆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角度分析产业转型的效果，发现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产业集聚效应更为明显，智能化程度也相应越高[7];洪娟、廖信林通过研究长江三角洲區域，发现产业集聚对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的影响在上升过程中会达到一定的峰值，产业水平过于集聚，超过平均峰值后会阻碍制造业的转型升级[8];而黄顺魁基于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基本国情，认为人才水平是影响智能化水平的重要因素[9]。
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与产业政策关系研究方面，Aghion 等人通过政府补贴、关税等指标测度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发现在竞争环境下，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有促进作用，并加快了产业发展步伐[10];张志元指出制造业智能化发展需要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来带动[11];Darbi W、郭敏、黄群慧等学者关注产业政策在区域内的协同配套，认为应将行业发展以及区域内不同产业转型情况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避免一刀切的极端化政策，在追求数字化经济为主攻方向的同时，及时做好与之相关的负外部性管控，同时调整传统企业转型发展，做到兼顾与发展共同提升[12]-[14];邵婧婷、吕文晶等学者将科学性、合意性作为决策机制的前提，突出产业政策质量优先这一目标，认为在出台政策上面应走高质量路线，通过构建企业参与、公众讨论、专家指导等制度，充分调动不同利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应确保政策能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去，释放智能化转型红利[15][16];韩美琳等则将选择区域作为产业政策的实践主体，认为应适当控制产业政策数量，同时指出产业政策的研究、定制以及出台需要进行系统化管理、集中审议，以减少区域内重复性的、低效率的产业政策以及产业规划[17]。
此外，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仍面临诸多瓶颈与制约，距离高质量发展仍有不小的差距。王钦、张隺通过对“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的比较，指出我国在增强智能制造能力上还存在不少障碍[18];黄顺魁、万长松认为我国制造业在以“工业4.0”为愿景的智能化转型升级过程中仍面临高端复合人才培养储备不足的问题[9][19];黄群慧、贺俊结合“中国制造2025”指出未来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在于智能制造与“互联网+”，但却认为对中国智能制造优势及核心能力应进一步予以明确[20];谢友柏通过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发展不同阶段的梳理，指出面临新一轮转型升级的挑战需要提高制造业的设计竞争力[21];袁晴棠等结合流程型智能制造的特征，提出流程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目标及思路，并认为应努力突破流程制造业智能化的标准体系与关键技术瓶颈[22]。
通过对上述已有研究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学者们围绕制造业智能化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多数研究集中于内涵、影响因素等方面，尽管有学者对制造业智能化升级面临的问题或瓶颈进行了分析，但分析较为分散笼统，缺乏系统性的整合，提出的政策建议针对性也不够强。基于此，本文结合已有研究，着眼于以智能化升级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精准剖析现阶段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面临的难点与困境，并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面临的难点与困境
近年来得益于相关产业政策的推动，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必须看到，目前制造业整体智能化进程还面临一定的阻碍。从产业全局来说，旧有的大体量传统制造产业遗留的一系列问题还有待解决，新兴产业的发展面临与旧产业的均衡协调问题，产业发展模式缺少标准，政府新旧产业的扶持问题难以有清晰明确的力度与口径等诸多问题的存在都对制造业整体智能化升级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只有更清楚地认识到当下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中面临的难点和困境，才能更好地完善与调整产业政策并更好地支持和促进制造业智能化的升级发展。
（一）难点与困境之一：“潮涌现象”形成的拥挤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空间
2010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1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同时我国也是目前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3]，但距制造业强国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以及原材料、环保成本的不断上涨，现阶段我国多数传统行业都面临市场饱和、产能超过需求等问题，为顺应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趋势，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势在必行。在此过程中，要激发制造企业利用智能化技术、工艺、设备、流程、管理等进行升级改造的热情，提高智能化升级效率，相应的政府激励政策与资金扶持不可或缺，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则会干预产业自身的发展方向，加剧产业内部的不当竞争。当前，部分地区因政府过度激励和支持，诱发企业在智能化改造升级中的盲目投资，更有些企业在技术能力、人才储备、管理水平等方面并不具备智能化升级的基础和能力，却盲从、跟风进行“硬着陆”式的智能化升级改造，引发投资与企业跟风的“潮涌现象”[24]，在某些领域形成拥挤效应，造成了较为严重的重复建设与极大的资源浪费，表面看似繁荣，实则却陷入新的发展困境。同时，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潮涌现象”与拥挤效应也会导致某些行业的同质化恶性竞争，造成新的产能过剩，不仅挤压了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空间，新旧动能转换因此受限，也大大增加了制造企业进行智能化转型升级的风险。
（二）难点与困境之二：原创动力缺乏，制造业智能化的核心技术亟待突破
制造业智能化升级需要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而目前，在全球产业链顶端，大多是发达国家高新科技武装的生产制造技术，并且处于长期垄断的状态。新兴制造业作为高新智能技术产业化或者传统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形成的产业，也包括由社会需求拉动产生的新业态、新模式，是当前新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支撑。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家开始发展新兴产业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围绕高新技术前沿布局并发展产业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主要态势。我国也出台了一系列规划和政策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极大地激发了市场热情，新兴制造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增长速度大幅超过规模以上传统制造业的增长，促进了制造业和经济的稳定增长，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提供了重要驱动力。但在此过程中，产业项目技术层次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较为明显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同时，由于我国制造业缺乏核心技术，长期依靠外援引进，通过模仿和学习再逐渐形成产品开发能力，使得我国很多制造产品或服务不仅难以与国外领先的制造企业相抗衡，甚至还需要向外援技术方支付大额专利和技术费用，导致自身市场竞争力的降低。除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我国制造业的一些诸如机器人、智能制造管控软件等的关键基础零部件也依赖于进口，企业技术进步面临诸多外部阻力，原创性的关键核心技术成果更是缺乏。而长期引进和模仿的快速效应也大大地弱化了我国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导致原创动力不足，產生依赖心理，并由此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久而久之，造成了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普遍薄弱、核心竞争力缺乏、“高端产业，低端制造”的困局，长此以往对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发展进程的推进无疑将造成致命的伤害。在此情况下，制造业智能化升级需要加快推动新兴制造业发展，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亟需突破。
（三）难点与困境之三：智能化升级尚未实现产业链各环节全覆盖，难以形成产业协同发展格局
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是破除原先的升级模式，使创新从单点企业延展到整个产业链。从智能化升级发展进程看，首先，是对传统生产制造等环节进行一系列信息化改造升级，推动智能技术与制造技术的融合与应用;其次，是在制造业推进全面数字化、智能化的基础上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数据集成匹配;最后，是完成对原有网状的价值链取代，实现产业价值链重塑。但目前，我国大部分制造企业开展智能化升级改造仍主要局限于企业部分生产业务单元，不同单元的生产资料与不断更新的智能化技术间缺乏高效的匹配机制，智能化技术还难以贯穿于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等全链条环节，从而导致产业智能化、柔性化程度总体偏低。此外，由于地理区位、资源要素禀赋、产业发展水平及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地区产业政策、扶持政策等也各有不同，导致产业链上下游不同企业的智能化升级进程、程度等也不尽相同，产业智能化升级仍呈现散乱状态，尚未实现全产业链覆盖，从而致使产业链内部智能化升级难以有序有效地协同推进。同时，产业政策的不一致也使得产业内交易成本居高不下，这大大降低了智能化升级进程中产业链各环节协作效率，难以形成产业协同发展的格局。
（四）难点与困境之四：产业政策的针对性系统性存在不足，智能化升级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
目前，我国制造业内不公平不正当竞争的现象仍然存在。因地域以及发展资源的限制，即便是同一行业但分布在不同区域内的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也会有所差异。例如，政府补贴是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发展的重要产业政策之一，但有实证研究却显示当前政府对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发展的补贴尚未发挥引导投资的作用，部分地区产业政策存在保护主义性质，限制企业间的竞争，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25]，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制造业智能化升级过程中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
从产业体系的角度看，当前的政策主要侧重于管制类以及规划类，鼓励企业自主发展的激励性政策还存在不足，使得企业对新兴智能制造的实践探索缺乏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制造企业智能化升级改造的开展。同时，在相关的法规管制、措施和规划类政策中用作激励的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所占比重则相对较小，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制造业激发创新的驱动力，同样也不利于市场竞争力的培养。从市场份额的角度看，由于我国的大部分产业政策宏观程度较高，往往不能切实引导和调节产业内问题，大多数受“扶持和补贴”的制造企业的投资回报源于政府的资金扶持，但正式投入生产制造后，却往往会因为盲目上马重复投资导致产能过剩，使得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再加上国际市场环境的冲击使得制造业国内竞争加剧内耗严重，不公平不公正竞争现象时有发生，产业智能化升级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 三、优化推进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在《中国制造2025》等相关政策支持、引导下，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许多领域还有不小的差距，在智能化推进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如智能制造整体水平有待提高、新兴制造业发展亟待突破、产业链协同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以及产业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等难点和困境。而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持续推进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是一项需长期投入且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因此结合我国在推进制造业智能化升级过程中已取得的成效经验，针对现阶段制造业智能化升级面临的难点痛点，有必要及时调整政策导向并执行落实，从多个角度出发补齐关键问题短板，以智能化发展加快推进制造业质量变革，以为新旧动能间的接续转换过程形成有效支撑。
（一）完善产业治理体系，构建公平市场环境
制造业智能化发展虽然是企业为主的自发性行为，但绝对少不了政策和相关制度的扶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一系列政策为企业升级转型提供了适宜的宏观环境，对制造业发展起到了積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但目前的制度政策仍有可以继续完善的空间。首先，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探索政府作用和市场行为之间合理的分界线。只有保证市场环境的公平公正，制造企业间才能更好地发挥竞争优势，提高企业绩效，进一步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发展;其次，要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固有优势，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宏观调配，并要加强对政策执行过程和效果的监督与反馈。通过政府引导为制造业指明明确的升级方向，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错误，从而降低企业的转型升级成本。同时，对新兴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则应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要明确调整进入和退出机制，避免过度扶持形成依赖，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财政补贴推动新兴制造业的升级和发展，在此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中小微制造企业的生命周期和发展状况，建立基于企业实际状况的政策资助体系和财政减税机制;同时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转型，对传统产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激励。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完善制造业产业治理体系，构建“有效政府”，以公平竞争推动市场的优胜劣汰，促进产业自身的优化调整，进而建立起一个公平竞争的透明市场环境。
（二）统筹兼顾产学研协同，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人力资本是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发展的根本。为此，应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进行技术研发和技术创新，加大对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推动技术创新从国家主导向人才主导的转变。通过政府、企业和研发机构的强强联合、通力合作来更好地激发科研创新活力，同时还应在不断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基础上，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为此，一方面，要扩大知识型和技能型职业教育的比重，为相关学校和科研机构提供专项经费保障，在大学增设智能制造的相关课程，尽快形成教学体系，重视对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以及高素质专家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在企业层面则要围绕产业工人智能化相关技能的提升、创新创造等方面建立和完善长效激励机制，以逐步引导“匠作精神”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和普及。此外，政府还应制定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并提供完备的基础保障;积极鼓励企业和地方机构吸引人才，特别是有创业意向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人才，通过这种手段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与生产应用紧密联系起来。同时，还要最大程度地发挥政府在其中的链接作用，以市场为主导，通过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加强制度支持等手段引导创新研发活动的开展，进而建立起更加高效的产学研一体的协同创新体系，从知识层面和技术层面全方位推进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在“点—线—空间”不断延伸的作用下引领智能化生态体系的全面发展。
（三）构建全方位开放格局，发挥金融集聚的产业效应
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和经济体制是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强大外部力量。推动新经济体制的构建能够促进产业更加主动地实施开放战略，以促进各方经济合作的达成，不断打破时空界限，降低对地理空间及区域资源禀赋的依赖性，从原有的地理性集聚向网络化虚拟集聚转变。通过政府和各地金融机构的减税降费、小微企业融资优惠贷等手段吸引小微制造企业向技术密集型智能化企业转型，实现金融网络的辐射效应。在此过程中，首先需要政府科学分析所在地制造业智能化转型过程的实际金融需求，找准定位，以期合理规划制造业与当地金融集聚网络的发展布局，充分发挥金融集聚的辐射效应以带动转型升级进程。其次，政府应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规范完善银行业的行业竞争水平和经营效率。通过引资注资、引才驻才等方式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入驻和设立，平衡政府、制造业和金融机构三者之间的关系，真正解决制造业智能化转型过程中的融资难、风险大等问题，引导财政、社会资金向制造业智能化倾斜。
（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快落实创新成果转化机制
目前，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程度整体还不高，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科研创新成果转化效率较低。而制度保护与商用推进也是加快制造业智能化升级进程中将“有益知识”转化为物质财富的重要把手。因此，一方面，政府应不断健全智能制造领域科技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规范约束行业内外自律发展。同时，要加大知识产权的普及和宣传力度，提高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加强对专利权、品牌商标等的有效管理，在全社会营造重视技术创新和产权保护的氛围。此外，政府还应明确各部门职责权限，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沟通协调机制，自上而下形成合力，并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规范化、专业化、全面覆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另一方面，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尽快完善技术转移和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以知识产权的使用权、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作为重点，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保护和成果化、商用化进程，进而打破制约高新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体制障碍，提高高新技术的溢出效应。除此之外，对于已经实现转化并且将进一步实现商用推广的相关技术成果，要建立起专门的风险评估和专项基金职能机构，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而对于尚未实现转化的已有科技成果，通过设立专业产业孵化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等方式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同时，还要强化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组织协调以及相应的配套保障，解决转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瓶颈，推进科技创新成果更快地转化为市场化、商业化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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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慧枫
[关键词]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现实困境;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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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互联化、数字化、智能化的高新技术在产业、商业中的广泛应用。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发展，制造业原有价值链被重塑，产业发展从链式结构逐渐向空间网络转变，数字化、智能化成为制造业转型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大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不仅是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促进传统产业转型的必经途径，同时也是依靠创新驱动实现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的必然选择。
为应对新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冲击以及制造业智能化的新发展趋势，围绕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2015年我国发布《中国制造2025》（国发〔2015〕28号），为我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1]。在此之后，国务院相继出台了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的系列指导性文件，为推动制造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加快智能化升级建设，提供了技术方面的便利[2]。2020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工业互联网作为“新基建”的重要环节，其与智能制造的有机协调、相互促进，将进一步推进制造业加速向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3]。通过一系列政策引导以及尝试性实践的推进开展，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在智能化特别是人工智能研发、工业互联网开发等方面得到了快速发展，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也取得了较为明显可观的实践成效。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制造业智能化、高端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此，厘清新形势下制造业智能化升级面临的难点与困境，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进一步明确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的重点发展领域和关键环节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关于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的研究主要围绕转型升级的内涵、影响因素及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与产业政策关系展开。
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内涵研究方面，杨晓平认为智能制造就是在各种环境下灵活实现不同的决策目的，以智能技术为依托的产业进步[4];贺倩对德国等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进程进行研究，认为全球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是基于资金及互联网平台的技术研发和创新升级[5];宋红晓、王利刚认为智能制造是信息技术和生产制造的深度融合，用以解决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种种问题[6]。
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影响因素研究方面，潘文卿、刘庆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角度分析产业转型的效果，发现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产业集聚效应更为明显，智能化程度也相应越高[7];洪娟、廖信林通过研究长江三角洲區域，发现产业集聚对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的影响在上升过程中会达到一定的峰值，产业水平过于集聚，超过平均峰值后会阻碍制造业的转型升级[8];而黄顺魁基于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基本国情，认为人才水平是影响智能化水平的重要因素[9]。
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与产业政策关系研究方面，Aghion 等人通过政府补贴、关税等指标测度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发现在竞争环境下，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有促进作用，并加快了产业发展步伐[10];张志元指出制造业智能化发展需要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来带动[11];Darbi W、郭敏、黄群慧等学者关注产业政策在区域内的协同配套，认为应将行业发展以及区域内不同产业转型情况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避免一刀切的极端化政策，在追求数字化经济为主攻方向的同时，及时做好与之相关的负外部性管控，同时调整传统企业转型发展，做到兼顾与发展共同提升[12]-[14];邵婧婷、吕文晶等学者将科学性、合意性作为决策机制的前提，突出产业政策质量优先这一目标，认为在出台政策上面应走高质量路线，通过构建企业参与、公众讨论、专家指导等制度，充分调动不同利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应确保政策能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去，释放智能化转型红利[15][16];韩美琳等则将选择区域作为产业政策的实践主体，认为应适当控制产业政策数量，同时指出产业政策的研究、定制以及出台需要进行系统化管理、集中审议，以减少区域内重复性的、低效率的产业政策以及产业规划[17]。
此外，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仍面临诸多瓶颈与制约，距离高质量发展仍有不小的差距。王钦、张隺通过对“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的比较，指出我国在增强智能制造能力上还存在不少障碍[18];黄顺魁、万长松认为我国制造业在以“工业4.0”为愿景的智能化转型升级过程中仍面临高端复合人才培养储备不足的问题[9][19];黄群慧、贺俊结合“中国制造2025”指出未来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在于智能制造与“互联网+”，但却认为对中国智能制造优势及核心能力应进一步予以明确[20];谢友柏通过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发展不同阶段的梳理，指出面临新一轮转型升级的挑战需要提高制造业的设计竞争力[21];袁晴棠等结合流程型智能制造的特征，提出流程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目标及思路，并认为应努力突破流程制造业智能化的标准体系与关键技术瓶颈[22]。
通过对上述已有研究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学者们围绕制造业智能化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多数研究集中于内涵、影响因素等方面，尽管有学者对制造业智能化升级面临的问题或瓶颈进行了分析，但分析较为分散笼统，缺乏系统性的整合，提出的政策建议针对性也不够强。基于此，本文结合已有研究，着眼于以智能化升级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精准剖析现阶段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面临的难点与困境，并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面临的难点与困境
近年来得益于相关产业政策的推动，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必须看到，目前制造业整体智能化进程还面临一定的阻碍。从产业全局来说，旧有的大体量传统制造产业遗留的一系列问题还有待解决，新兴产业的发展面临与旧产业的均衡协调问题，产业发展模式缺少标准，政府新旧产业的扶持问题难以有清晰明确的力度与口径等诸多问题的存在都对制造业整体智能化升级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只有更清楚地认识到当下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中面临的难点和困境，才能更好地完善与调整产业政策并更好地支持和促进制造业智能化的升级发展。
（一）难点与困境之一：“潮涌现象”形成的拥挤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空间
2010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1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同时我国也是目前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3]，但距制造业强国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以及原材料、环保成本的不断上涨，现阶段我国多数传统行业都面临市场饱和、产能超过需求等问题，为顺应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趋势，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势在必行。在此过程中，要激发制造企业利用智能化技术、工艺、设备、流程、管理等进行升级改造的热情，提高智能化升级效率，相应的政府激励政策与资金扶持不可或缺，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则会干预产业自身的发展方向，加剧产业内部的不当竞争。当前，部分地区因政府过度激励和支持，诱发企业在智能化改造升级中的盲目投资，更有些企业在技术能力、人才储备、管理水平等方面并不具备智能化升级的基础和能力，却盲从、跟风进行“硬着陆”式的智能化升级改造，引发投资与企业跟风的“潮涌现象”[24]，在某些领域形成拥挤效应，造成了较为严重的重复建设与极大的资源浪费，表面看似繁荣，实则却陷入新的发展困境。同时，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潮涌现象”与拥挤效应也会导致某些行业的同质化恶性竞争，造成新的产能过剩，不仅挤压了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空间，新旧动能转换因此受限，也大大增加了制造企业进行智能化转型升级的风险。
（二）难点与困境之二：原创动力缺乏，制造业智能化的核心技术亟待突破
制造业智能化升级需要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而目前，在全球产业链顶端，大多是发达国家高新科技武装的生产制造技术，并且处于长期垄断的状态。新兴制造业作为高新智能技术产业化或者传统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形成的产业，也包括由社会需求拉动产生的新业态、新模式，是当前新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支撑。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家开始发展新兴产业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围绕高新技术前沿布局并发展产业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主要态势。我国也出台了一系列规划和政策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极大地激发了市场热情，新兴制造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增长速度大幅超过规模以上传统制造业的增长，促进了制造业和经济的稳定增长，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提供了重要驱动力。但在此过程中，产业项目技术层次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较为明显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同时，由于我国制造业缺乏核心技术，长期依靠外援引进，通过模仿和学习再逐渐形成产品开发能力，使得我国很多制造产品或服务不仅难以与国外领先的制造企业相抗衡，甚至还需要向外援技术方支付大额专利和技术费用，导致自身市场竞争力的降低。除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我国制造业的一些诸如机器人、智能制造管控软件等的关键基础零部件也依赖于进口，企业技术进步面临诸多外部阻力，原创性的关键核心技术成果更是缺乏。而长期引进和模仿的快速效应也大大地弱化了我国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导致原创动力不足，產生依赖心理，并由此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久而久之，造成了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普遍薄弱、核心竞争力缺乏、“高端产业，低端制造”的困局，长此以往对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发展进程的推进无疑将造成致命的伤害。在此情况下，制造业智能化升级需要加快推动新兴制造业发展，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亟需突破。
（三）难点与困境之三：智能化升级尚未实现产业链各环节全覆盖，难以形成产业协同发展格局
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是破除原先的升级模式，使创新从单点企业延展到整个产业链。从智能化升级发展进程看，首先，是对传统生产制造等环节进行一系列信息化改造升级，推动智能技术与制造技术的融合与应用;其次，是在制造业推进全面数字化、智能化的基础上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数据集成匹配;最后，是完成对原有网状的价值链取代，实现产业价值链重塑。但目前，我国大部分制造企业开展智能化升级改造仍主要局限于企业部分生产业务单元，不同单元的生产资料与不断更新的智能化技术间缺乏高效的匹配机制，智能化技术还难以贯穿于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等全链条环节，从而导致产业智能化、柔性化程度总体偏低。此外，由于地理区位、资源要素禀赋、产业发展水平及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地区产业政策、扶持政策等也各有不同，导致产业链上下游不同企业的智能化升级进程、程度等也不尽相同，产业智能化升级仍呈现散乱状态，尚未实现全产业链覆盖，从而致使产业链内部智能化升级难以有序有效地协同推进。同时，产业政策的不一致也使得产业内交易成本居高不下，这大大降低了智能化升级进程中产业链各环节协作效率，难以形成产业协同发展的格局。
（四）难点与困境之四：产业政策的针对性系统性存在不足，智能化升级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
目前，我国制造业内不公平不正当竞争的现象仍然存在。因地域以及发展资源的限制，即便是同一行业但分布在不同区域内的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也会有所差异。例如，政府补贴是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发展的重要产业政策之一，但有实证研究却显示当前政府对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发展的补贴尚未发挥引导投资的作用，部分地区产业政策存在保护主义性质，限制企业间的竞争，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25]，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制造业智能化升级过程中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
从产业体系的角度看，当前的政策主要侧重于管制类以及规划类，鼓励企业自主发展的激励性政策还存在不足，使得企业对新兴智能制造的实践探索缺乏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制造企业智能化升级改造的开展。同时，在相关的法规管制、措施和规划类政策中用作激励的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所占比重则相对较小，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制造业激发创新的驱动力，同样也不利于市场竞争力的培养。从市场份额的角度看，由于我国的大部分产业政策宏观程度较高，往往不能切实引导和调节产业内问题，大多数受“扶持和补贴”的制造企业的投资回报源于政府的资金扶持，但正式投入生产制造后，却往往会因为盲目上马重复投资导致产能过剩，使得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再加上国际市场环境的冲击使得制造业国内竞争加剧内耗严重，不公平不公正竞争现象时有发生，产业智能化升级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 三、优化推进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在《中国制造2025》等相关政策支持、引导下，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许多领域还有不小的差距，在智能化推进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如智能制造整体水平有待提高、新兴制造业发展亟待突破、产业链协同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以及产业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等难点和困境。而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持续推进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是一项需长期投入且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因此结合我国在推进制造业智能化升级过程中已取得的成效经验，针对现阶段制造业智能化升级面临的难点痛点，有必要及时调整政策导向并执行落实，从多个角度出发补齐关键问题短板，以智能化发展加快推进制造业质量变革，以为新旧动能间的接续转换过程形成有效支撑。
（一）完善产业治理体系，构建公平市场环境
制造业智能化发展虽然是企业为主的自发性行为，但绝对少不了政策和相关制度的扶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一系列政策为企业升级转型提供了适宜的宏观环境，对制造业发展起到了積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但目前的制度政策仍有可以继续完善的空间。首先，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探索政府作用和市场行为之间合理的分界线。只有保证市场环境的公平公正，制造企业间才能更好地发挥竞争优势，提高企业绩效，进一步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发展;其次，要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固有优势，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宏观调配，并要加强对政策执行过程和效果的监督与反馈。通过政府引导为制造业指明明确的升级方向，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错误，从而降低企业的转型升级成本。同时，对新兴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则应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要明确调整进入和退出机制，避免过度扶持形成依赖，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财政补贴推动新兴制造业的升级和发展，在此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中小微制造企业的生命周期和发展状况，建立基于企业实际状况的政策资助体系和财政减税机制;同时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转型，对传统产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激励。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完善制造业产业治理体系，构建“有效政府”，以公平竞争推动市场的优胜劣汰，促进产业自身的优化调整，进而建立起一个公平竞争的透明市场环境。
（二）统筹兼顾产学研协同，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人力资本是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发展的根本。为此，应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进行技术研发和技术创新，加大对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推动技术创新从国家主导向人才主导的转变。通过政府、企业和研发机构的强强联合、通力合作来更好地激发科研创新活力，同时还应在不断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基础上，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为此，一方面，要扩大知识型和技能型职业教育的比重，为相关学校和科研机构提供专项经费保障，在大学增设智能制造的相关课程，尽快形成教学体系，重视对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以及高素质专家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在企业层面则要围绕产业工人智能化相关技能的提升、创新创造等方面建立和完善长效激励机制，以逐步引导“匠作精神”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和普及。此外，政府还应制定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并提供完备的基础保障;积极鼓励企业和地方机构吸引人才，特别是有创业意向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人才，通过这种手段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与生产应用紧密联系起来。同时，还要最大程度地发挥政府在其中的链接作用，以市场为主导，通过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加强制度支持等手段引导创新研发活动的开展，进而建立起更加高效的产学研一体的协同创新体系，从知识层面和技术层面全方位推进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在“点—线—空间”不断延伸的作用下引领智能化生态体系的全面发展。
（三）构建全方位开放格局，发挥金融集聚的产业效应
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和经济体制是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强大外部力量。推动新经济体制的构建能够促进产业更加主动地实施开放战略，以促进各方经济合作的达成，不断打破时空界限，降低对地理空间及区域资源禀赋的依赖性，从原有的地理性集聚向网络化虚拟集聚转变。通过政府和各地金融机构的减税降费、小微企业融资优惠贷等手段吸引小微制造企业向技术密集型智能化企业转型，实现金融网络的辐射效应。在此过程中，首先需要政府科学分析所在地制造业智能化转型过程的实际金融需求，找准定位，以期合理规划制造业与当地金融集聚网络的发展布局，充分发挥金融集聚的辐射效应以带动转型升级进程。其次，政府应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规范完善银行业的行业竞争水平和经营效率。通过引资注资、引才驻才等方式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入驻和设立，平衡政府、制造业和金融机构三者之间的关系，真正解决制造业智能化转型过程中的融资难、风险大等问题，引导财政、社会资金向制造业智能化倾斜。
（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快落实创新成果转化机制
目前，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程度整体还不高，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科研创新成果转化效率较低。而制度保护与商用推进也是加快制造业智能化升级进程中将“有益知识”转化为物质财富的重要把手。因此，一方面，政府应不断健全智能制造领域科技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规范约束行业内外自律发展。同时，要加大知识产权的普及和宣传力度，提高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加强对专利权、品牌商标等的有效管理，在全社会营造重视技术创新和产权保护的氛围。此外，政府还应明确各部门职责权限，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沟通协调机制，自上而下形成合力，并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规范化、专业化、全面覆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另一方面，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尽快完善技术转移和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以知识产权的使用权、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作为重点，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保护和成果化、商用化进程，进而打破制约高新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体制障碍，提高高新技术的溢出效应。除此之外，对于已经实现转化并且将进一步实现商用推广的相关技术成果，要建立起专门的风险评估和专项基金职能机构，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而对于尚未实现转化的已有科技成果，通过设立专业产业孵化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等方式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同时，还要强化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组织协调以及相应的配套保障，解决转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瓶颈，推进科技创新成果更快地转化为市场化、商业化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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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慧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