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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当前我国加快建设智慧城市的步伐，推行垃圾分类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综述比较国内外垃圾分类的现状，传统的垃圾分类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要求，数字化技术借助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推行智慧垃圾分类模式开辟了新的道路。
关键词：垃圾分类 ;智慧城市;数字化
0 引言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数字化转型元年。数字化转型是在数字化的基础上，伴随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和数字孪生等新技术的普及，将企业内部生产和运营之间的交流以及行业价值链中合作伙伴之间的交流变得日趋紧密[1]。其本质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经济社会固有秩序和利益的博弈，通过数据资源流畅流动、开放共享，倒逼和颠覆传统的管理体制，使治理结构、公共服务、产业布局更加合理优化、透明高效。它需要实现向数据要增长、向数据要治理、向数据要动能、向数据要优势的转型目标。各大城市（如：2035年上海要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深圳努力成为全球智慧之城的标杆;福州要打造全国数字应用第一城）纷纷借助数字化技术建设数字城市、智慧城市、智慧制造等，要以经济数字化形成新供给[1]，生活数字化满足新需求，治理数字化优化新环境，打造“物联、数联、智联”的数字底座，通过数字化转型激发城市生命体“细胞”的活力。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和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步伐日益加快，城市垃圾问题日益凸显且亟待解决。推行垃圾慧分类是建设数字城市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具体举措。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不当会造成污染水源、土壤和大气等环境问题，与此同时还有资源浪费问题，严重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2]。当前，数字化技术已经应用在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由数字化技术作为支撑的智能设备已经开始应用在垃圾分类模式中的各个环节，不仅解决了多年以来阻碍垃圾分类推广成本高、见效慢的问题，而且其作为原动力驱动着智慧垃圾分类处理的良性循环和运转。
1 國内外垃圾分类现状综述
西方国家还有部分亚洲发达国家因其经济社会发展较早地进入了发达国家阶段，并且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确立环境意识法律化的制度是西方社会环境意识确立的保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垃圾分类体系，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研究和积累的经验已经越显成熟[3]。德国从1972年起制定第一部《废弃物处理法》之后，不断地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框架体系，联邦和各州都建立了专业机构，对垃圾处理进行监控。将控制垃圾产生放在首要位置，并在垃圾处理管理过程中引入了生产者责任制，要求生产者对其生产的产品全部生命周期负责，这就迫使生产者进行绿色技术革新，从而达到了从源头削减垃圾的目的[4]。加拿大政府则从20世纪90年代就推行垃圾减量化管理[5]（减量化是指减少垃圾的排放量），垃圾减量化策略主要是实施3R原则，即源头减量（Reduce），重复使用（Reuse）和回收（Recycle）。从源头开始减少生活垃圾的转移处理，推行家庭堆肥项目，加大对大件垃圾和电器垃圾的回收利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6]。日本因其资源环境的有限性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垃圾处理的方式在多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以公民参与为中心社会各界全方位参与的垃圾分类协同治理机制，是世界公认的成功典范。日本政府主张对垃圾从源头分类，分类进行处理，城市与农村垃圾处理方式相同[7]。如横滨把生活垃圾分成了数十类，东京更是把生活垃圾分成了四大类、70个小类，并且免费给居民发放内容细致入微的《生活垃圾分类手册》，生活垃圾分类的知识更是小学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过媒体、政府的广泛宣传和教育的努力，“垃圾是有用的资源”的意识已经融入日本政府和普通公民的思维中[8]。据调查，居民参与、教育宣传、法律约束、政府激励是日本垃圾分类管理成功的主要经验[9]。一项在意大利的调查研究表明行为经济学对环境相关活动背后的个人动机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认为决策者不应根据个体行为反应已定型的假设来设计垃圾分类管理政策，而应采取一套针对不同的个人群体的更为复杂的政策工具，并适当选择奖励办法[10]。
那么从全国范围来看，GDP、城市建成区、城镇化率每增加1%，生活垃圾产量平均增加0.11%、0.68%、2.15%;居民消费性支出每增加1%，生活垃圾产量平均降低0.51%。居民是生活垃圾产生者和垃圾分类的主要操作者，其垃圾分类行为决定着垃圾分类处理政策的效果[11]。上海是国内最早开始探索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的城市之一，现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已经覆盖全市万余个小区，500多万户家庭。主推以“湿垃圾、干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为标准的“四分法”，由于推广过早、学习成本高，取得的效果不甚乐观，目前上海市生活垃圾产量逐年提高，焚烧和填埋为主的初级处理方式仍是主流[12]，致使土地资源大量浪费却仍赶不上垃圾产生的速度[13]。北京市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推行垃圾分类取得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主要是由于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和教育的深度、力度不足，未能形成有效地监管机制等导致了居民垃圾分类正确率和投放正确率均不高的情况，在提示正确的垃圾分类居民知晓率未能做到百分之百，影响了垃圾分类的实施效果[14]。南京市于2020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除了把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之类，其中还鲜明的提出了按照垃圾产生者付费原则，逐步探索建立计量收费、分类计价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15]，取得成效仍然有待明确。广州市则以垃圾分类处理全链为重点，着力构建完备的回收网络，新建废塑料处理中心1个，区级分拣中心一个，转运站2个，并逐步打造“互联网+”的垃圾分类模式，引进垃圾智能精确分类系统，开发了移动APP平台，有效地降低了管理难度并且提高了垃圾分类的精确度[16]。
通过研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及日本的垃圾分类处理方式，还有中国主要大城市开展垃圾分类的方式，相比之下不难发现，现阶段国内大城市推行垃圾分类较为困难的原因主要包括： 一是缺乏政府政策条例体系的监管约束与激励。
二是未能有效地进行垃圾分类、垃圾资源化的舆论宣传和教育，广大公民缺乏垃圾分类以及垃圾资源化的意识，导致了较难改变其行为。
三是缺乏垃圾分类的知识。据调查研究，广大居民垃圾分类的愿望比较强烈，但因缺乏相关的知识，无法做到科学正确的分类，导致了垃圾分类的意愿与垃圾分类的行为存在偏差[17]。
四是垃圾分类尚未在我国形成规模效应，居民垃圾分类缺乏动力，这是阻碍垃圾分类推广实施的重要难题[18]。
最后，多数城市没有将数字化技术与智慧垃圾分类真正地结合起来，在推行垃圾分类与处理方面遇到了层层阻力。
参考文献
[1]Elena Milskaya，Olga Seeleva. Main directions of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in digital economy[J]. IOP Conference Series：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19，497（1）.
[2]Stanis?awski Robert，Szymonik Andrzej. Impact of Selected Intelligent Systems in Logistics on the Creation of a Sustainable Market Position of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in Poland in the Context of Industry 4.0[J]. Sustainability，2021，13（7）.
[3]吴书超，李新辉.国内外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研究现状及对我国的启示[J].环境卫生工程，2010，18（05）：36-38.
[4]Thabo Gerald Maleka，Gibson Nyirenda，Michael Bamidele Fakoy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ste Management Expenditure and Waste Reduction Targets on Selected JSE Companies[J]. Sustainability，2017，9（9）.
[5]王燕，施維蓉.德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现状及启示[J].再生资源与循环经济，2008，1（11）：37-40.
[6]刘莉，李晓红，John Middleton Paul Lyons.加拿大城市生活垃圾的减量化管理[J].环境保护，2007（20）：63-66.
[7]Fan Wu，Zhen Chen. Enlightenment of Japanese Garbage Disposal on Jilin Province Developing Low Carbon Economy[J].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2014，3547.
[8]周宏，涂晓玲.日本生活垃圾的管理及处理[J].城市问题，2007（07）：89-92+101.
[9]吕维霞，杜娟.日本垃圾分类管理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5（01）：39-53.
[10]Antonio Massarutto，Francesco Marangon，Stefania Troiano，Marinella Favot. Moral duty， warm glow or self-interest？ A choice experiment study on motivations for domestic garbage sorting in Italy[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9，208.
[11]Sonil Nanda，Franco Berruti. Municipal solid waste management and landfilling technologies： a review[J].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Letters，2020（prepublish）.
[12]谢琨，樊允路.城市垃圾源头分类问题国内研究述评[J].当代经济管理，2020，42（05）：79-84.
[13]唐亚汇.上海深化推进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研究[J].科学发展，2019（07）：79-88.
[14]邓俊，徐琬莹，周传斌.北京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实效调查及其长效管理机制研究[J].环境科学，2013，34（01）：395-400.
[15]赵意茹，陈泰企，张雪平.南京市垃圾分类现状、问题与对策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21，42（15）：163-164.
[16]詹少娜，钟志锋.广州市垃圾分类的现状分析及策略研究[J].合成材料老化与应用，2021，50（02）：169-172.
[17]He Yanmin，Kitagawa Hideki，Choy YeeKeong，Kou Xin，Tsai Peii. What Affects Chinese Households’ Behavior in Sorting Solid Waste？ A Case Study from Shanghai， Shenyang， and Chengdu[J]. Sustainability，2020，12（21）.
[18]Kuang Yunming，Lin Boqiang.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city sustainability： Evidence from Urban Garbage Classification in China[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2021，67.
作者简介：
朱赛杰（1996-），男，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物流工程，大数据分析。
关键词：垃圾分类 ;智慧城市;数字化
0 引言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数字化转型元年。数字化转型是在数字化的基础上，伴随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和数字孪生等新技术的普及，将企业内部生产和运营之间的交流以及行业价值链中合作伙伴之间的交流变得日趋紧密[1]。其本质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经济社会固有秩序和利益的博弈，通过数据资源流畅流动、开放共享，倒逼和颠覆传统的管理体制，使治理结构、公共服务、产业布局更加合理优化、透明高效。它需要实现向数据要增长、向数据要治理、向数据要动能、向数据要优势的转型目标。各大城市（如：2035年上海要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深圳努力成为全球智慧之城的标杆;福州要打造全国数字应用第一城）纷纷借助数字化技术建设数字城市、智慧城市、智慧制造等，要以经济数字化形成新供给[1]，生活数字化满足新需求，治理数字化优化新环境，打造“物联、数联、智联”的数字底座，通过数字化转型激发城市生命体“细胞”的活力。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和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步伐日益加快，城市垃圾问题日益凸显且亟待解决。推行垃圾慧分类是建设数字城市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具体举措。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不当会造成污染水源、土壤和大气等环境问题，与此同时还有资源浪费问题，严重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2]。当前，数字化技术已经应用在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由数字化技术作为支撑的智能设备已经开始应用在垃圾分类模式中的各个环节，不仅解决了多年以来阻碍垃圾分类推广成本高、见效慢的问题，而且其作为原动力驱动着智慧垃圾分类处理的良性循环和运转。
1 國内外垃圾分类现状综述
西方国家还有部分亚洲发达国家因其经济社会发展较早地进入了发达国家阶段，并且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确立环境意识法律化的制度是西方社会环境意识确立的保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垃圾分类体系，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研究和积累的经验已经越显成熟[3]。德国从1972年起制定第一部《废弃物处理法》之后，不断地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框架体系，联邦和各州都建立了专业机构，对垃圾处理进行监控。将控制垃圾产生放在首要位置，并在垃圾处理管理过程中引入了生产者责任制，要求生产者对其生产的产品全部生命周期负责，这就迫使生产者进行绿色技术革新，从而达到了从源头削减垃圾的目的[4]。加拿大政府则从20世纪90年代就推行垃圾减量化管理[5]（减量化是指减少垃圾的排放量），垃圾减量化策略主要是实施3R原则，即源头减量（Reduce），重复使用（Reuse）和回收（Recycle）。从源头开始减少生活垃圾的转移处理，推行家庭堆肥项目，加大对大件垃圾和电器垃圾的回收利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6]。日本因其资源环境的有限性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垃圾处理的方式在多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以公民参与为中心社会各界全方位参与的垃圾分类协同治理机制，是世界公认的成功典范。日本政府主张对垃圾从源头分类，分类进行处理，城市与农村垃圾处理方式相同[7]。如横滨把生活垃圾分成了数十类，东京更是把生活垃圾分成了四大类、70个小类，并且免费给居民发放内容细致入微的《生活垃圾分类手册》，生活垃圾分类的知识更是小学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过媒体、政府的广泛宣传和教育的努力，“垃圾是有用的资源”的意识已经融入日本政府和普通公民的思维中[8]。据调查，居民参与、教育宣传、法律约束、政府激励是日本垃圾分类管理成功的主要经验[9]。一项在意大利的调查研究表明行为经济学对环境相关活动背后的个人动机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认为决策者不应根据个体行为反应已定型的假设来设计垃圾分类管理政策，而应采取一套针对不同的个人群体的更为复杂的政策工具，并适当选择奖励办法[10]。
那么从全国范围来看，GDP、城市建成区、城镇化率每增加1%，生活垃圾产量平均增加0.11%、0.68%、2.15%;居民消费性支出每增加1%，生活垃圾产量平均降低0.51%。居民是生活垃圾产生者和垃圾分类的主要操作者，其垃圾分类行为决定着垃圾分类处理政策的效果[11]。上海是国内最早开始探索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的城市之一，现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已经覆盖全市万余个小区，500多万户家庭。主推以“湿垃圾、干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为标准的“四分法”，由于推广过早、学习成本高，取得的效果不甚乐观，目前上海市生活垃圾产量逐年提高，焚烧和填埋为主的初级处理方式仍是主流[12]，致使土地资源大量浪费却仍赶不上垃圾产生的速度[13]。北京市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推行垃圾分类取得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主要是由于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和教育的深度、力度不足，未能形成有效地监管机制等导致了居民垃圾分类正确率和投放正确率均不高的情况，在提示正确的垃圾分类居民知晓率未能做到百分之百，影响了垃圾分类的实施效果[14]。南京市于2020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除了把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之类，其中还鲜明的提出了按照垃圾产生者付费原则，逐步探索建立计量收费、分类计价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15]，取得成效仍然有待明确。广州市则以垃圾分类处理全链为重点，着力构建完备的回收网络，新建废塑料处理中心1个，区级分拣中心一个，转运站2个，并逐步打造“互联网+”的垃圾分类模式，引进垃圾智能精确分类系统，开发了移动APP平台，有效地降低了管理难度并且提高了垃圾分类的精确度[16]。
通过研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及日本的垃圾分类处理方式，还有中国主要大城市开展垃圾分类的方式，相比之下不难发现，现阶段国内大城市推行垃圾分类较为困难的原因主要包括： 一是缺乏政府政策条例体系的监管约束与激励。
二是未能有效地进行垃圾分类、垃圾资源化的舆论宣传和教育，广大公民缺乏垃圾分类以及垃圾资源化的意识，导致了较难改变其行为。
三是缺乏垃圾分类的知识。据调查研究，广大居民垃圾分类的愿望比较强烈，但因缺乏相关的知识，无法做到科学正确的分类，导致了垃圾分类的意愿与垃圾分类的行为存在偏差[17]。
四是垃圾分类尚未在我国形成规模效应，居民垃圾分类缺乏动力，这是阻碍垃圾分类推广实施的重要难题[18]。
最后，多数城市没有将数字化技术与智慧垃圾分类真正地结合起来，在推行垃圾分类与处理方面遇到了层层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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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lena Milskaya，Olga Seeleva. Main directions of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in digital economy[J]. IOP Conference Series：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19，4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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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吕维霞，杜娟.日本垃圾分类管理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5（01）：39-53.
[10]Antonio Massarutto，Francesco Marangon，Stefania Troiano，Marinella Favot. Moral duty， warm glow or self-interest？ A choice experiment study on motivations for domestic garbage sorting in Italy[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9，208.
[11]Sonil Nanda，Franco Berruti. Municipal solid waste management and landfilling technologies： a review[J].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Letters，2020（prepublish）.
[12]谢琨，樊允路.城市垃圾源头分类问题国内研究述评[J].当代经济管理，2020，42（05）：79-84.
[13]唐亚汇.上海深化推进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研究[J].科学发展，2019（07）：79-88.
[14]邓俊，徐琬莹，周传斌.北京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实效调查及其长效管理机制研究[J].环境科学，2013，34（01）：395-400.
[15]赵意茹，陈泰企，张雪平.南京市垃圾分类现状、问题与对策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21，42（15）：163-164.
[16]詹少娜，钟志锋.广州市垃圾分类的现状分析及策略研究[J].合成材料老化与应用，2021，50（02）：169-172.
[17]He Yanmin，Kitagawa Hideki，Choy YeeKeong，Kou Xin，Tsai Peii. What Affects Chinese Households’ Behavior in Sorting Solid Waste？ A Case Study from Shanghai， Shenyang， and Chengdu[J]. Sustainability，2020，12（21）.
[18]Kuang Yunming，Lin Boqiang.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city sustainability： Evidence from Urban Garbage Classification in China[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2021，67.
作者简介：
朱赛杰（1996-），男，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物流工程，大数据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