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易发多发的基层腐败窝案已成为新时代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容。精准治理基层腐败窝案需要从其表现形态、结构功能、扩散方式、影响后果等多维度剖析，针对性采取常态化警示教育、程序化决策执行、精细化日常管理、制度化巡视整改、靶向化案件查处等系统性举措，进而消解其产生的主客观条件、排除其存续的内外部因素，取得反腐败压倒性胜利之长效。
　　关键词：基层腐败窝案;多维剖析;精准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机制不断健全完善，风清气正、正气充盈的良好政治生态持续巩固完善。然而，从近年查处的腐败案件看，一些地方和领域反腐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基层腐败窝案频出，严重影响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迫切需要剥茧抽丝、对症下药，从根本上消灭腐敗滋生的内外部条件，才能真正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一、基层腐败窝案的主要特征

　　基层腐败窝案，一般指基层领导干部上下串通、内外勾连，形成相对稳定的“圈子”，集体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和便利牟取私利，违反《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而被依法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经对比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监督执纪部门查处的部分典型案件（见表1），基层腐败窝案主要呈现出“网格式”组织、“链条式”运作、“裂变式”发展、“买卖式”交易、“破窗式”扩散等特征，需要深入剖析、妥善应对。
　　（一）“网格式”组织
　　1.纵向跨层级涉腐。基层腐败窝案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部门自上而下一腐俱腐，前腐后继。涉案人员具有明显行政级别梯次分布，主管领导和下属人员、主管部门和下属部门形成一种“腐败联盟”，在职权范围内以权谋私、钻营获利、环环相扣、串通一气，且形成时间长、隐蔽性强，查处难度偏大。如湘西龙山县住建系统腐败案就是此类典型。
　　2.横向跨部门涉案。基层腐败窝案另一重要形态就是跨部门“抱团腐败”。一些基层公职人员被围猎后，容易产生“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等心理，促使腐败问题在同级间横向蔓延，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人员被“拉下水”，甚至出现共同谋求私利、集体对抗调查等现象，严重侵蚀基层政权健康肌体。如广东中山市公安系统腐败案涉及多个单位275人。

　　（二）“链条式”运作
　　1.直接参与式腐败。一些基层公职人员无视党纪国法，公然任性使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并伙同社会人员，运用“传销”模式发展上下线，形成敛财产业链。如湖南江永扶贫腐败案就新现专门团伙造假行骗、村干部游说、县镇干部审批放行的造假骗取扶贫资金的产业链，涉案金额大、人数多。
　　2.间接保护式腐败。一些基层公职人员利用手中权力，为损害人民利益的产业和行为“开绿灯”“撑后台”，为非法赢利保驾护航，并从中获取高额保护费，俨然成为一方黑恶势力，极大损害了政府形象。如四川广安岳池县公安局某大队原副大队长，开设赌场聚众赌博、放高利贷，充当“保护伞”，滥用职权，肆无忌惮。
　　（三）“裂变式”发展
　　1.易腐成为主要特征。一些基层公职人员易因小恩小惠引发“塌方式”腐败，违规违纪的“潜规则”演化为小利益群体的“亚文化”，进而异化为腐败窝点。而无论是利益群体之内，还是即将进入利益群体的个体，将在不知不觉中深陷腐败沼泽。
　　2.巨贪成为典型代表。较之处在权力顶层的高官，小官处于公权力的末梢，代表上级政府执行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职能。这些小官属于权力体系末梢，所能支配的公共权力和权力辐射范围是有限的，但通过收受贿赂等长期积累而容易形成“小官巨贪”，极大破坏政府形象，损害政府公信力。
　　（四）“买卖式”交易
　　1.对内明码卖官。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而一些腐败分子视公权力为私有物，无视党群干群关系，把权力当作“点金石”。湖南某公安局局长利用职务便利，明码标价，卖官鬻爵;而为筹钱买官，公安局各中层骨干各显其能，保护费、小金库轮番敛财行贿，极大地污浊了一方政治生态。
　　2.对外标价卖官。基层腐败多基于“权钱交易”。涉腐人员多把持权力或垄断资源，通过吃拿卡要等明码标价收好处费，以金钱开路，向被服务对象收取钱物俨然成为贪腐者们的“规定动作”。致使公权力异化成为少数人牟私利的工具。
　　（五）“破窗式”扩散
　　1.权力失序。一个腐败苗头的存在，会导致这种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展，而一旦对这些看起来是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过错”不闻不问、熟视无睹、反应迟钝或纠正不力，就会引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恶果。[8]基层腐败窝案的存在首当其冲是对秩序的破坏，致使劣币驱逐良币，法纪不存、轻微者塌方式动摇，严重者官场地震，引发一方发展失序。
　　2.信用坍塌。从内部而言，基层窝腐污浊的是一方政治生态的清明，让好官、清官蒙尘，导致正常治权的扭曲。从外部而言，一腐俱腐的多米诺骨牌式腐败坍塌，更多地减损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而信心一旦动摇，则需要付出千百倍的努力重新补损，才能重塑政府清廉形象。
　　基层腐败窝案的易发多发，容易导致蝇贪若虎的严重后果。从行政管理内部看，基层腐败窝案极大地损害了正常行政运行，把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把公权力攫取为小利益群体的特权，极大污染了政治生态。[9]从社会效应来讲，基层腐败窝案垄断了公共资源，破坏了社会公平与正义，减损了政府公信力，严重损害了党群和干群关系。从短期影响来看，基层腐败窝案造成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剥夺了民众的公共利益权利，导致行政程序的偏轨以及行政权力的异化。从长期影响来看，基层腐败窝案导致的行政运转混乱会耽搁一个行业领域乃至一个地区的发展，影响一代领导干部的成长，将造成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二、基层腐败窝案的成因剖析

　　基层腐败窝案的产生，既有主观影响，也有客观条件;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诱导，是多个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因而其成因应从多角度审视、多层面分析，进而掌握症结，以对症下药。
　　（一）尊官崇位
　　1.名利观念。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现今仍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对公权力的认知异化，把是否为官或官职高低作为评价人生价值的核心标准。一些基层干部把职位职称、权力权威、资源掌握多寡折算成社会地位，为居高位不惜以物换官，以权易官，官官相护，从为民服务转向追名逐利，迷失在“名利场”而罔顾党纪国法，继而滑向腐败的泥沼。
　　2.特权思想。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动能理论，人的自我既调节本我的欲望又受制于超我的道德，而人性“趋利避害”的属性会促使其尽可能获取利益最大化，甚至形成“有权不用浪费”的偏执共识。当宗旨意识被以权谋私替代，党性原则被重利轻义所围困，公共权力便沦为攫取私利的工具和筹码，以身试纪，以身试法，由“好同志”变成“阶下囚”。
　　3.圈子文化。形而上学的权力观造就一种对官权、官职、官员的崇拜和敬畏，从而导致权力至上、裙带依附等现象蔓延。一些基层公职人员把“进圈子”作为升官谋权的捷径，努力通过盲从刷忠诚度，形成了下级对上级的马首是瞻。自下而上的盲目遵从和自上而下的绝对权力，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权力即真理。
　　（二）权力集中
　　1.要权管控程序催生腐败。权力是社会不断发展催生的一种稀缺资源，其本身特征决定了一旦监督缺席，再小的权力都能够制造腐败。而要权作为权力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独一不可缺，稀少不可得，一旦受到利益引诱，权无制衡，德法无禁，就会在公权力的运行上滋生腐败，由点到线到面，继而形成纵横交错的“立体式”腐败，并向纵深发展。
　　2.重权管控结果催生腐败。在多个基层腐败窝案中，同一岗位的前腐后继，同一系统一腐俱腐，竟然出现了无人能解的腐败“圆周率”。权力过大、权力集中，缺乏有效监督，致使腐败现象长期蔓延，且受权力体系的惯例影响，重权能够操控的领域和空间更容易诱发窝腐的发生。
　　（三）责任稀释
　　1.责任分担。心理学上的责任分散效应指出，个体被要求单独完成任务，责任感就会很强，而群体共同完成任务，个体的责任感就会弱化。一些基层腐败窝案暴露出的问题就是“集体决定”成为以权谋私、违规违纪的“挡箭牌”，其重要原因在于集体决策过程中职责不明，“责任分担”促使腐败分子放松警惕，从而同腐共腐。同时，不少人存在“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惰性，以及为了减少得罪人而不发表异议的“好人心理”，这些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集体决策时班子成员不严格履职的风险，让腐败行为有了可乘之机。
　　2.法难责众。行政组织建设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职、权、责一致。但一些基层单位在集体研究执行的过程中，往往存在权责之间的“剪刀差”，致使履行职权积极而集体追责较难。另外，一些基层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存在“一把手不怕我怕啥”的心理，即集体研究的群体性决定了当其决策出现失误引发集体腐败时，由于缺乏制度性、程序性规范，导致难定性、难追责。
　　（四）失察疏查
　　1.失察导致腐败行为猖獗。从基层内部政务运转来看，高效强效显效的政绩观，导致很多领导干部只管“大事要事”，认为苗头性、倾向性等需要“红脸出汗”的提醒教育即为琐事，又收效甚微甚隐。更有甚者认为是“无事找事”“无事生非”，属于出力还影响班子团结的事情。[10]因此，对于不影响大事要事的微错小错疏于督促，导致违纪侥幸心理滋生，违法机会主义抬头，微腐串联钻营，致使腐败通道通联，腐蚀健康的政务运转。
　　2.疏查促使腐败行为复制。窝案腐败的一种重要形成方式就是腐败的传染性和复制性，甚至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纪律教育缺位，苗头倾向就会起燎原之势;监督执纪松软，貌似是行为习惯、行事方式抑或性格问题，深究深查时“好同志”立马成为“阶下囚”。对不同行业的权力生态缺乏监督一域和监督全局的具体性和精细化施治，导致蝇贪泛滥、懒政怠政经常化，为窝腐的蔓延制造了生存空间。
　　（五）公关围猎
　　1.权力制约不足导致被围。习近平同志曾告诫领导干部，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而“围猎”本义指在打猎时提前布好诱饵、陷阱，伺机合围而猎。[11]而与其说是领导干部被围，倒不如说是公权力被围。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不够，导致利益集团多方钻研，不惜代价拉拢腐蚀，权钱交易，权力寻租。
　　2.理想信念不坚导致被猎。权力观不正，把权力收为囊中私物进行寻租，继而与利益集团契合，从而被猎杀。政治定力不强，政治立场不稳，思想上随波逐流，追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攀比攀附中被“糖衣炮弹”击垮。心中无党、心中无民、心中無戒，一念之间，接受馅饼，落入贪腐泥沼，在贪腐的不归路上越滑越远。

三、基层腐败窝案的治理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要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要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并提出继续从严治党的6项任务。当前精准治理基层腐败窝案，要按照中央最新要求，聚焦群众痛点难点焦点，坚持靶向治疗、精确惩治，对存在的腐败问题，要深化标本兼治，夯实治本基础，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从根本上消除腐败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需要结合不同地区、行业、领域实际，采取针对性、系统性的对策措施，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产生实效、长效。
　　（一）常态化警示教育，强化干部党性修养
　　1.廉政教育与廉洁引导同向同行。全面从严治党需要重典治腐，“终端处理”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需要严管厚爱、功夫用在平常。因此，常态化廉政教育、警示引导就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对基层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教育，从深层次筑牢不想腐的思想防线。建立完善廉政档案，一人一档、一事一档，把基层领导干部的廉洁廉效述职汇报、廉学廉做心得体会、函询谈话等情况全部纳入廉政档案。加强廉政心理引导，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取艺术性、技巧性处理，避免基层领导干部在受到批评提醒、约谈函询、诫勉谈话之后，思想包袱过重、心理落差过大，进而轻则懒政怠政不作为，重则变本加厉乱作为。另一方面，要注重社会层面公民的廉洁意识引导和廉洁行为培育。大力开展廉洁文化征文、摄影、论坛、讲座以及反腐倡廉进社区、进家庭等活动，通过廉洁文化宣传，借助廉洁文化的内化作用和惯性力量，挤占腐败“潜规则”“圈子文化”的存在空间，继而发挥廉洁文化正能量的辐射作用。利用“网络对话”“社区问政”等平台开展重权要权领域政策答疑解惑，畅通公益诉讼渠道，引导民众按规矩办事，按规则行为，增强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权力监督意识、法治观念，对基层腐败行为零容忍，主动自觉监督腐败行为，让拒腐拒贿潜移默化于心，彻底根除基层腐败滋生的社会土壤，形成全民反腐良好氛围。 　　2.正向标杆与负面典型扬弃结合。基层领导干部廉政教育只有“把正面教育和反面警示教育相结合”，才能真正产生综合效益。一方面，在基层通过正向宣传让领导干部对党纪国法应知应会、入脑入心。特别是要加大对党章党纪党规等内容的学习掌握，切实打好廉政理论基础。同时，廉政教育不能搞形式、走过场，“廉政教育要做活、做深、做足，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创新廉政教育方式方法”。通过微党课、微宣讲、专题讲座等方式点对点、面对面开展廉政教育，通过互联网、微博、微信推送等方式，大力宣传基层一线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廉洁公仆榜样，突出模范榜样的廉政示范和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身边的腐败案件进行常态化警示教育，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式，直抵灵魂深处，激发廉洁奉公内生动力。通过负面警示教育、通报曝光等方式进行震慑宣传。用警示教育片让顶风违纪者长记性，拍摄大众化、切中时弊、与时俱进的廉洁文化艺术片对想贪腐者常震慑。通过已查处的涉案人员“忏悔录”让心存侥幸者收住手，利用党日活动、党员会议等方式挖掘身边人身边事大力开展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德、以案说责的“四说”教育，让警示常在、警钟长鸣。
　　（二）程序化决策执行，防止集体不负责任
　　1.规范决策程序。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单位议事规则、决策制度，对问题研究、议题确定、意见酝酿、评估评审、讨论决定、依法公开等环节逐一进行细化明确，特别是对“三重一大”事项的研究决策程序要清晰具体、规范有序，防止领导班子成员个人操纵决策、以权谋私，或者集体研究决定“小团体利益”，形成窝案共犯。同时，要进行决策全程纪实，对集体研究决定时每位参与决策人员的意见逐一进行记录，必要时可进行录音录像，既要记录明确表示同意或反对的意见，也要记录沉默参与者的表现，形成档案资料，集中保存备查，确保每项决策出现失误或者引发集体腐败时，能够全面还原决策过程，为依法追究责任提供有力支撑。
　　2.强化全程监督。“集体研究不能代替监督，民主决策也不能削弱监督。”要不断完善基层单位决策执行监督工作机制，明确监督主体、细化监督情形、创新监督方式、严格监督结果运用，确保基层领导干部的每项履职行为都在监督之中，特别是“在涉及重大事项决策上，不但要公开决策过程，还要公开结果。只有加大公开透明力度，一些人想通过集体研究来搞集体腐败，也过不了群众这一关，从而不会得逞”。同时，要突出抓好“一把手”的监督，综合运用定期报告工作、派驻监督、轮回巡视、组织约谈、个人有关事项公开等多种手段，切实防止“一把手”利用职务影响力，违规干预、插手干部选拔任用、工程建设、执纪执法、司法行政等活动而谋取非法利益，甚至造成集体腐败。
　　（三）精细化日常管理，弱化裙带利益聚合
　　1.权力双向制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基层党政机关权力、责任配置机制，分部门、分岗位列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逐一明确行使主体、责任主体、职权名称、设定依据、责任事项、追责情形、追责依据、监督方式、救济途径等内容，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擅自变更、取消、让渡行政职权，未列入清单的行政职权不得实施，真正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廉政建设工作制度，将廉政建设责任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并通过严肃的责任追究倒逼廉政建设工作落实。特别是要突出抓好“关键少数”，强化主要负责人和关键岗位的权力监督，真正让拍板的负责、让负责的拍板，防止权力过于分散而容易出现“九龙治水”“雁过拔毛”等现象。另外，要不断强化基层政务公开，对行政职权事项、公共服务事项办理依据、受理单位、基本流程、申请材料、示范文本、收费依据、辦理时限、咨询方式等内容进行标准化指引，并实行动态调整更新，确保基层行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2.实时风险防控。建立完善基层领导干部廉政风险评估机制，结合岗位特征，全面深入评估其权力观、政绩观、利益观是否正确，是否存在利用岗位便利及自由裁量权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生活圈、社交圈、娱乐圈等“三圈”是否干净纯洁，以及是否存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情况，对每人进行立体“画像”，必要时可运用现代心理测评技术，结合基层领导干部学历、履历、业务能力人岗适配度进行专业评估。常抓严抓重要岗位、重大节点、重权部门的监督工作，压实“两个责任”，层层传导，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立畅通合理的风险岗位轮岗交流机制，把好“选人用人”关，德能勤绩廉多方考察，坚决抵制带病上岗。尤其是“关键少数”高风险岗位，阻断腐败繁殖，及时阻止“由岗由事”不由人的易腐团体形成，提升廉政预先防控成效。通过随机性换岗，程序化落实，避免人为操控，打破监督执纪过程中形成的小众利益群体，警惕“圈子文化”、腐败亚文化的滋生，减少因适应环境的迫不得已犯错违纪。
　　3.精准容错纠错。面临纷繁复杂的情况，尤其是在创新性、探索性岗位上的基层领导干部，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越来越多，对一些上级没有明确要求、缺乏具体安排的事务，容易出现失误差错，甚至是工作方向性错误。对此，应本着宽容、理解的态度对待问题，采取容错试错的方法解决问题，让基层领导干部放开手脚干工作。应结合基层领导干部岗位特征，研究制定针对性容错纠错工作机制，划定容错的具体边界、明确纠错的具体情形，既为基层领导干部干事创业消除顾虑，也可有效避免犯错的“侥幸心理”助推小错酿大错，“法不责众”的心理促使个体腐败向“抱团”腐败发展。此外，为防止监督执纪工作中可能会出现的监督偏差、执纪不准等情况，应该精准区分失误错误、失误与违法违纪，精准把握全面从严治党和保护改革创新的关系。设立专门容错纠错制度，落实容错纠错责任，在执纪与被执纪层面同时配套好“谁来容”“对谁容”“如何容”等细化措施。
　　（四）制度化巡视监督，充分发挥利剑作用
　　1.坚持问题导向“临微不拒”。苍蝇虽小，危害不小，蝇贪成群，其害如虎。“重视微腐败治理和细节反腐，这是基层精准反腐的重要关节点”。基层领导干部掌握的权力资源在整个权力层级中相对较小，但是长期高频的聚力腐败，对群众的影响极为深远。因此，巡视利剑定位聚焦群众举报，重视问题线索。用脚丈量民情，对群众反映最多、最关注的领域“临微不拒”，必然会在多个蛛丝马迹中寻到“窝腐”的老巢。不牵扯腐败违纪的行为移交相关人事部门，督促民主协商解决问题;属于违纪范围的精准使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纠错纠偏避免对群众造成更大的损失;属于违法行为的立案审查，整体移交相关部门，不姑息不手软。此外，应该在基层尤其是贫困地区，在扶贫扶志的同时，还应该扶知扶智，加强政策宣传，法纪宣传，知法用法，守法护法，拓展民主反腐力度，提升民主反腐能力。“在基层权力腐败监督中，群众、舆论等社会大众的监督是非常必要的”。通过群众反映问题前置追根溯源找原因，后置集思广益寻措施，真正做到用权“不免检”，提升巡视质效。 　　2.压实全面监督“有迹可循”。基层主体监督要在位，深入贯彻落实管党治党“两个责任”，层层传导压实责任。监督执纪，始于监督，终于执纪。只有监督到位，触角灵敏，探头光亮，才能精细发现问题，准确处置问题。领导干部应该把定期定点定位监督谈话作为常态工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充分发挥谈话提醒的威慑作用，对存在苗头倾向的领导干部及时提醒。通过学习党章、公务员法，手写问题认识情况、“悔过书”等方式，督查自我反省，及时纠错。对责任主体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行为严惩不贷，梳理问题线索。尤其注重廉洁风险点、风险隐患和盲区漏洞以及高危人事的把控，聚合问题线索，巡视发现，审计监督，舆情分析，电子监察等同时发力，形成全域监督。制定普适性和专门性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量化问题程度，对照清单发现问题，查找问题，解决问题。建立廉政电子档案，一人一档动态管理，通过常态记录，定期更新，把廉政民主评议、廉绩述职、廉政学习等动态信息留痕留迹，为干部提拔发展提供内参。充分发挥舆论舆情监督作用，通过舆论聚焦问题，形成社会压力震慑，通过舆情分析定性问题，形成执纪执法高压态势。
　　3.落实巡视整改“深谋远虑”。问题已知，原因已明，做好巡视后半篇工作就是狠抓落实。基层情况复杂，钻营缝隙较多，在监督监管人力无法配备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技术程序拦截破纪破法抱团腐败。“互联网+”政务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程序一旦设定，其相对稳定性就是固化的。“以工作程序为基础，对流程进行严密性操作，减少腐败的机会”。[16]（P158-159）因此，在政务执行中通过互联网程序，所有信息、资料、档案进网络，有助于拦截一定的“人治行为”。尤其是在抹不开的“人情”和难逾越的等级关系存在下，互联网程序的硬性拦截会起到积极的防腐作用。此外，注重数据思维，善于运用大数据提高精准思维水平、综合分析风险因素，提高对风险因素的感知、预测、防范能力。建立立体巡视巡查体系机制，统筹安排常规巡视，多元化专项巡视，智能化“机动式”巡视，加大“回头看”力度，避免巡而不查，查而不为，为不到位的懒政怠政。此外，把巡视整改和扫除黑恶势力结合起来，坚决查处黑恶势力的腐败问题，清除黑恶势力的源头，截断其利益供给流通，减少腐败反弹。
　　（五）靶向化案件查处，依法严惩涉腐行为
　　1.行为责任和监督责任齐究。基层窝腐案件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不查则已，一查惊人。一些看似正常运作的政务，很多时候已是徒有其名的空中楼阁，一经严查则摇摇欲坠，甚至塌方。其揭示的就是监管缺位或者“灯下黑”。在基层窝腐案件中，应该对涉腐人员破纪破法严惩不贷，同时倒查党委领导责任和纪检监察责任，尤其是多个腐败联结的串腐和窩腐;对“关键少数”增加廉绩考核，改变在作风建设方面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懒政怠政、不担当、不作为而造成的辖下蝇贪成灾;进一步精细化领导责任制，行为前放权明责，促使主体领导对职责内违纪违法明察秋毫，对权限内弊端问题重视整改，把纪律挺在前面，也把责任挺在前面;试点改革纪检监察体制、党委领导体制，对党内权力进行合理分解，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减少监督监管中的制度障碍，避免监督监管中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角色混淆，导致监督监管“宽松软”。
　　2.受贿与行贿双查。从多个基层腐败案例来看，基层窝腐案件多涉及各类形式的权钱交易。而在这一过程中，公职人员慑于身份纪法不能操作或不好操作的“生意”，都转嫁于投机钻营者。因此，受贿行贿同查有其必要性。受贿与行贿是一体两面，受贿人接受法律制裁，行贿人也应该付出代价。受贿和行贿一同严惩，有利于构筑起一道全民防“贿”大堤，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在对受贿人进行留置查处的同时，应适时调查行贿人具体情况，对其通过行贿获得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或其他利益予以罚缴，对具有长期性和典型性的行贿惯犯，建立行贿“黑名单”“曝光台”，是党员的给予党纪处分，非党员的批评教育“忏悔思过”。同查行贿人员还有助于突破受贿案件，很多“围猎”和甘于“被围猎”交织的案件中，一个行贿人可能牵扯多个受贿行为。因此，从行贿人查起的逆向内审深挖和外调延伸，有助于精准有效地发现和打击公职人员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购物卡等问题，通过问题线索把基层腐败窝案连根拔起，避免查不干净、查不清楚导致的“春风吹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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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cidental and frequent group corruption cases at grass-roots level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anti-corruption work in the new era. Precise treatment of group corruption cases at grass-roots level needs to have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from their forms of expression，structure functions，diffusion modes，influencing consequences and so on. It should pertinently adopt some systemic measures such as regular warning education，programmatic decision execution，refine daily management，institutionalized，institutional inspection supervision and targeted case investigation and handling，etc. And then it can eliminate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nditions that generate group corruption cases at grass-roots level，and eliminat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their existence and achieve a long effect of overwhelming victory in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Key Words：group corruption case at grass-roots level;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precise treatment
　　責任编辑：彭 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