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目的
了解某电子制造服务企业外来务工人员职业应激状况，探讨职业应激与职业倦怠、抑郁倾向、失眠等早期健康效应的关系。
方法于2015年8月，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以某电子制造企业1 097名外来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工作要求-自主问卷》和《付出-回报失衡问卷》分别调查其高工作负荷型与付出-回报失衡型职业应激状况，采用《职业倦怠自评量表》《抑郁量表》《自我管理睡眠问卷》对其职业应激早期健康效应进行调查。
结果外来务工人员中高工作负荷型和付出-回报失衡型职业应激检出率分别为69.8%（766/1 097）和11.9%（131/1 09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发生职业倦怠和抑郁倾向的风险，高工作负荷型和付出-回报失衡型职业应激者均高于非高工作负荷型和非付出-回报失衡型职业应激者（P<0.01）；对于发生失眠症状的风险，付出-回报失衡型职业应激者高于非付出-回报失衡型职业应激者（P<0.01）。
结论职业应激是造成该电子制造服务企业外来务工人员产生职业倦怠、抑郁倾向、失眠等早期健康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且付出-回报失衡型职业应激产生职业倦怠和抑郁倾向的风险高于工作负荷型职业应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