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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业文明作为西方的现代文明形态，形成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哲学、科学和制度体系，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学术研究和制度建构，塑造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并形成一些牢不可破的教条，这些教条被当作“神谕”一般不容质疑，作为人类思想和行为的起点，构成新的现代世界的迷信。笔者着重展示了五种现代的迷信：一是在哲学研究中盲目追求类似科学的确定性，使哲学科学化、圈子化，偏离了哲学研究的方向，动摇了哲学研究的基础，陷入“哲学之死”的困境；二是科技万能论，简单地将科学的进步理解为线性积累，赋予科学以“上帝”的角色，偏执地坚持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用消极的方式回避人类本应当直面的非科学的问题；三是忽视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导向，资本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理念，通过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已经转化为现实世界运行的发动机，不在制度层面消除资本的逻辑，就不可能完全消除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张力；四是金钱万能论，将人生简单化、物质化、低俗化，在现实中制造了一个看似美好的幻影，实际上是让人必然痛苦堕落的陷阱；五是所谓普世价值的浅薄与虚伪，将人之为人的人格自由和平等理解归约为金钱的自由和平等，为奴役人类戴上一个坚固的枷锁。这些现代的迷信严重歪曲了人类的追求，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并最终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对这些现代的迷信进行彻底反思和批判是走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前提和思想基础。
关键词：启蒙；迷信；确定性；科学主义
开卷有益，其益处大致有三种：趣味、技能、思想。《非物质经济、文化与生态文明》显然属于第三种。该书从观念意识、制度设计、科学技术等维度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在现代性指导下构建起来的庞大的工业文明网络图景。现代人正生存在这一网络之中，其人生之目的、意义、价值都被这一网络塑造并牵引着走向一个特定的方向。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方向不是繁荣与和平，而是斗争与灭亡；更令人遗憾的是，人们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一定向的存在。
整本书阐述了一个类似柏拉图“洞穴”的隐喻。人类看似漫无目的地生存于工业文明之网络中，就好像无数艘船自由地航行在宽广静止的水面，似乎只要船体结实，有一套好的交通规则，就可以永远自由地航行下去。而只有少数人看到这一水面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并且越流越窄、越流越急、越流越拥挤，无数小船必然会被大船掀翻，而那些不被掀翻的大船也不是幸运儿，因为这条大河的终点是万丈深渊。人类生活在这一网络之中的任何改良，正如在这条大河中加固船身、扩大船体、提高航行水平一样是徒劳而毫无意义的，避免这一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弃船上岸，彻底放弃工业文明，开始走一条生态文明之路。
正如走出“洞穴”的人是少数，虽然该书采用了严谨的学术研究方式、展示了无数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笔者相信依然不会有多少人认可书中所言。原因在于当人们在现代工业文明的网络中习以为常地生活，把一切都看作理所当然，这些“当然”之理日积月累转变为一些不容置疑的教条。正如古代人类相信上帝主宰世界一样，现代人类也无条件地相信这些现代性的教条，将它们作为现代世界的“主宰”和“公理”，成为现代人思维的基础和起点，不接受任何反思和批判。可是一旦跳出这一网络，所谓“当然”之“理”其实并不“当然”，而不过是些虚妄的偏见，正是这些偏见构成了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中新的迷信。
迷信导致愚昧，愚昧则需要启蒙，如果400年前的启蒙运动成功破除了“前现代的迷信”，那么今天同样也需要一场启蒙来破除“现代的迷信”。
《非物质经济、文化与生态文明》的价值正在于此，虽然这本书的字数不多，但抱负不小。无论该书是否足以完成对西方现代性之批判，抑或足以建构一条明晰的生态文明之路，该书至少揭示了诸多“现代的迷信”，预示了一场即将到来的现代启蒙。
迷信之一：哲学应具备科学的“确定性”
现代的迷信之一就是“确定性”，确定性被看作是知识不可或缺的属性。迷信就是将真理推向极端，知识当然需要确定性，但将确定性当作知识领域的“地心说”就是迷信。
确定性的迷信源自科学的进步，西方自然科学在近代取得辉煌成就。在中世纪神学教条思想禁锢的牢笼中，科学进步的重要标志正是与神学知识形成鲜明对比的重复可验证的普遍必然性。这种重复可验证的普遍必然性作为一种确定性成为科学的符号和标志。在科学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种偏执地追求确定性的思维方法：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力图把人类所有知识都统一在科学的体系之下，一种话语要么属于确定的科学，要么不属于知识。即使康德也难逃这一思潮的裹挟，康德构造了所谓“先天综合判断”就是为达到科学的确定性，但是康德深知科学知识的局限，人类知识也绝不仅仅是科学知识，因此保留了“物自体”作为一种科学知识的域外之地，而在无科学即无知识的观念下，“物自体”也被认为是不可认知之域，甚至有人认为“物自体”在康德哲学里是多余的，殊不知这恰是那个时代背景下哲学困境之反映。
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标志着科学主义主导了西方哲学，虽然这一研究思潮进入20世纪后已经衰落，但是作为一种基本思维方法，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于哲学研究之中。哲学界经常谈论“哲学之死”，笔者认为杀死哲学的正是对确定性的迷信。
之所以反对科学主义侵蚀哲学，关键在于人类知识并不仅仅是科学知识，恰恰相反，科学知识在整个人类知识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人类知识至少有三个组成：宗教、科学、哲学。宗教的对象是宏观的整全的生活，讲述的是宇宙的目的、人与宇宙之关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等等，它阐述真理的方式主要诉诸权威；科学的对象是微观的局部的事物，讲述的是宇宙和人类存在的形式和状态，它阐述真理的方式主要诉诸理性；哲学“天生”的不确定性在于其阐述的问题和宗教相同，而使用的方法又和科学相同。虽然科学具有确定性，但是它所描述的确定性是局部的，这里所说的局部不是就物理空间而言，而是就人生问题而言，科学对于整全的人生是无能为力的。要想让哲学成为知识，一是改变哲学的研究方法，诉诸权威，但在科学主义影响下，诉诸权威是不可靠的，更是不被接受的；二是改变哲学研究的问题（对象）。整全的人生知识无法获得确定性，就只能将人生分解，去解答关于人生的部分问题，但是一旦涉及整个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还是束手无策。故若坚持以科学主义方法追求确定性，“人生问题将是不可说的，对于不能说的事情只能保持沉默”，对整全的人生价值意义等问题只能避而不谈。因此，人生不得不被分解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身与心、思与行、言说与事实，等等，只有像科学那样限定了一定的范围，才可能得到一定的确定性。反过来，为了确定性，随着人生一起，哲学研究也被肢解为不同的部分。 哲学研究通过不断地“分析和还原”为确定性打下越来越坚实的基础，但研究对象却越来越褊狭、越来越脱离真实人生。这正是近当代哲学之困境：在追求确定性的同时，越来越偏离哲学本来的宗旨——对整全人生的思考。正如20世纪上半叶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压迫、奴役、屠杀肆虐世界时，研究正当与否的（元）伦理学却认为这根本不属于它们研究的范畴，它们主要是研究字句含义、逻辑和用法；今天同样的事情依然存在，当文明的冲突愈演愈烈、关于何为好的人生以及是非对错的界限愈来愈模糊、人类生活愈来愈迷茫时，所谓“正统学院派哲学家”反而认为“人生意义问题不是严肃的哲学问题，而是宗教领袖和‘心灵鸡汤’类通俗读物作家谈论的问题”。悲夫！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今天的哲学本质上越来越科学，其表现之一就是“圈子化”，圈子化从科学侵入哲学开始，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圈子化”是科学研究的特征，科学研究不断将事物细分，不断在一些局部领域产生突破，所谓“高精尖”正是如此。科学家中佼佼者必然突破到一个极为狭小尖端的问题域，能与之交流的人必然是少数同行顶尖科学家，所以对顶尖的科学论文，不但普通人，即使同为科学家也不会有太多人理解。比如研究大气环流的科学家不会了解生物化学的研究论文，生化专家对数学的最新成果也不一定能看得懂。这在科学界很正常，科学研究的领域是局部和分离的，所以才会有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天文学家的区分，数学家不必是物理学家，物理学家不必是天文学家。
可是哲学不同，哲学关注的不是物理、化学、生物，不是零散的问题，也不是特殊群体的问题，而是普遍的人的问题，追问：我（人）是谁，从何而来，去往何处。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一个人才能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何种人生才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故哲学家不应当有小圈子，哲学家的圈子只能是全人类。正如物理学的研究应当有物理学家能懂，哲学家的研究应当所有人都能理解（无论赞成与否），因为一个人无论是医生、律师、学者，最终他都必须是个“人”，和苏格拉底对话的都是普通的雅典民众。
但今天哲学研究远远地脱离了实际人生，能读、愿意读哲学研究文章的人越来越少，哲学问题的研究成果仅限于一个极为固定的小圈子里流动，普通人既不愿意看、没必要看也看不懂，甚至在哲学内部，研究政治哲学、语言哲学、环境哲学等之间也泾渭分明。
哲学的圈子化导致哲学的边缘化。科学可以圈子化，这一方面是由它的特点决定的，另一方面科学研究通过技术转化时刻和人类生活发生着联系。而哲学的特点绝对不能圈子化，哲学与人生紧密联系，这也是哲学与人类生活的唯一联系，一旦圈子化，这一联系也将中断，哲学研究将脱离实际人生，成为一个固定圈子的智力娱乐，类似象棋却还不会像象棋那么普及。“一种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洞形式，连形式也不会维持太久。”因此，哲学不能（不应当）回避自己应当面对的问题，需要“回到源头——作为‘生活之道’的哲学，成为切问近思的为己之学”。
哲学的对象应当是整全的人生。换言之，只有知道应当怎样生活，我们才能明白生活中的取舍和是非对错；只有知道何种人生是“好”的人生，我们才知道应当怎样生活；而只有知道“我（人）是谁”，才能知道什么样的人生对我而言是“好”的人生。而“我（人）是谁”的追问就是对人性的追问。既有“我（人）”之存在，也有“非我（非人）”之存在，“非我（非人）”即外界乃至整个宇宙，作为整体的宇宙之理即为天道。哲学无非就是对“人性与天道”之追问，这一追问的答案不在“还原和分析”之中，而来自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综合”，这一综合必然带有不确定性，正如罗素所言，这种“不确定是人类和哲学所必须容忍的”，否则就不会有哲学。实际上，科学的确定性也只是在一个特定的范式下才能成立，绝对真理只能来自宗教的臆想。但是，某一文化共同体在某一时代总会形成一些为世人公认和追求的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观念，这就是哲学的目标和方向。哲学是最不应该躲在象牙塔的学问，哲学家是最不应该脱离现实生活的人。
迷信之二：科学（技术）万能
现代社会，科学是真理的代名词，“你说的不科学”基本等于“你说的没道理”，这一变化正建立在西方宗教体系崩塌的废墟之上。
中世纪的宇宙图景中“全知全能尽善尽美”的上帝处于宇宙的顶端，但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上帝的存在受到质疑：既然不能通过科学方法证明上帝存在，那么上帝就不存在。中世纪建构的以上帝和信仰为中心的宇宙图景被一幅以人和理性为中心的图景所取代，人类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具有理性的动物而登上了宇宙图景的顶端，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开始借助科学，通过理性来建构世界。
但是，科学为什么可以描绘和建构人类的未来呢？科学因何可以掌握这一权力？以科学规划人生的合法性何在？科学本身并不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却暗示了一个预设，即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科学随着自身的发展可以“全知全能全善”，即科技万能。否则人类何以认可上述三个问题。换言之，现代人只不过把“上帝”这个词换成了“科学”。问题在于科学什么时候证明过自身可以“全知全能全善”呢？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实际上科学无法证明这一点，这根本就超出了科学研究的界限。这也许很难让人接受，但科技万能论除了是人类的猜测外，找不到任何更好的解释，事实上是彻头彻尾违背科学精神没有任何论据可以证明的臆想。科学解决了一小部分问题，可是科学没有解决的问题更多，但是我们相信科学的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仅仅就是相信，这和相信上帝存在没有任何差别，甚至论证科学万能并不比论证上帝存在要容易，这是典型的“迷信”。
“全知全能全善”的基础是“全知”，也就是科学知识的积累可以完全解释自然的奥秘，但是，对此“库恩以及许多科学史家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否定答案”，“科学不是以积累真理的方式进步的，完全可知论是站不住脚的”。既然科学本身不是“全知”的，人类为什么要听从科学的指导呢？科学的意义又何在呢？实际上科学自身的特点已经决定了科学不可能（不应当）占据“上帝”的位置。科学研究虽然复杂，但是科学分析形式却可以概括为“组成与结构”的问题。当人们追问一个事物是什么时，科学回答的正是它的“组成与结构”，“组成与结构”表达出它的性质，使其物成为其物。 科学总是解释一个事物是怎么样的，却不回答为什么会是这样。一旦面临“为什么”的问题，科学方法就会按照“组成与结构”的思路，将这一事物进行分解，通过更低层级的“组成与结构”，即低一层级的“怎么样”来回答高一层级的“为什么”，进而不断地消解“为什么”。因此，就科学研究而言，永远得不出一个事物的完整性质，而总是得出一个事物的“组成与结构”的部分性质，对一个完整事物而言是不可知的，也就是康德眼中的“物自体”。整体主义的科学观比分析还原的科学观更能经得起反思和批判的原因也在于此，但无论一个物体的性质是来自“组成与结构”还是“作用与关系”，科学的认识都是部分的，无论哪种科学方法都无法认知自然之整体，因为自然之整体本身已经超出科学研究和思维方法划定的界限。整体主义正是认识到这一界限，才能将科学安放在“科学”之内，而不是安放在迷信的神坛上。
科学认知一个事物时，至少留下了一个与其认知的事物内容一样多的不可认知的“自在之物”，换言之，科学不单是解决问题，也是在创造问题，科学越发达越需要哲学的反思和规约来解答科学带给人类的问题。正如出现原子弹之前当然不需要考虑原子弹使用、意义和价值的问题，有了原子弹则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而现代社会恰恰走向了一条相反的路，科学越发达，越没有规范和约束，越无法得知科学将要走向何方，越像是在赌场上博大小，而赌注则是全人类的未来。正好比，我们严格控制一把匕首使用者的年龄范围，而对于一把手枪，我们反而不控制使用者的年龄一样荒谬。科学是路径研究，而不是目标研究，科学只有在目标确定的情况下才能发挥自身的价值，这是科学自身特点所决定的，这也是科学的意义。让科学决定目的，实际上等于以盲目代替目的，将科学方向置于可以被任何制度和个人的任意牵引之下，比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方向就是破坏式、扩张式、侵略式的。
对于如何安放科学，中国古代早有一套智慧。《中庸》讲尽己之性方能尽人之性，尽人之性方能尽物之性，尽物之性才能赞天地之化育。这里的尽物之性大致可比科学研究，尽人之性放在科学研究之前表明只有先认识自己、认识人类，换言之就是理解人生之目的，才能尽物之性，即发挥科学研究之价值以完成人生之意义，只有这样的科学研究才能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用现代生态学的语言来说，即让人类的物质能量流动进入、顺应，甚至主动维护生态系统大循环的平衡和稳定。正是中国传统的思想使得科学在古代中国没有“野马脱缰”，虽然这一思想一方面对科学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古代的智慧恰是今天我们构建生态文明所缺乏和亟须的。
科学既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是“中立”的，如果不加规约，它将走向包括毁灭在内的任意方向。破除科学的迷信，寻找哲学智慧约束科学这匹“脱缰的野马”，将科学之“利用、厚生”安放在“正德”之下，已经成为当前人类刻不容缓的使命。
迷信之三：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走出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的出现是技术的误用和失当，无关科学，更无关制度，应对生态危机只需要更好地利用科技，更好地调配和利用资源即可。卢风先生对这种所谓“修复论”进行了深刻批判。
资本主义社会离不开资本的逻辑，只要资本的逻辑存在，生态危机就无法消除。事实上，资本的逻辑透过现代银行（金融）制度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这一基石的具体载体就是“私有的中央银行”与“债务一货币”制度。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负责货币发行的中央银行是私有的，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不代表实物和金银，仅仅代表债务，即所谓的“债务货币”。在这一制度下，社会上流通的每一分钱都是国家和人民向私有的中央银行借出来的债。社会流通一块钱就代表了一块钱的债务，预示着有人最终要还给银行一块钱，当然这一借贷严格遵守着资本的逻辑，因此还需要加上一定的利息。如果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一万块钱，就预示着这个社会上的人最终需要偿还银行“一万+”的钱，即整个社会的财富也不够偿还这笔债务。于是为了还债，需要向私有的银行借更多的钱，可是更多钱预示着更多的债，更多的债又预示着需要更多的钱。
钱与债的相互追逐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必须不断扩大生产的根源，生产不断扩大、追求经济无限增长正是生态危机的病因。一旦生产不继续扩大，社会上的钱不会增加，那就必然有人还不起债，债务链条最终会指向银行，直至银行破产倒闭，进而金融体系崩溃，资本的逻辑就会失效，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土崩瓦解。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绝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出现。比如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美国政府明知华尔街充满商业欺诈，也不得不冒着巨大的道德风险，大举举债注资到银行和金融集团。有趣的是，就在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候，华尔街的高管们干了一件被奥巴马批评为“可耻且不负责任的”事——实行巨额分红。
债务货币最可怕之处还在于钱等于债务，还清了债务预示着根本不可能有钱，即根本不可能有钱还清债务。资本主义的“神谕”就是资本的逻辑，实现这一神谕的两台发动机就是“私有的中央银行”和“债务货币”，如果不能取消债务货币，那么中央银行国有化，将主权国家的货币发行权重新掌握在人民手中则是跳出资本的逻辑、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只有这个国家的货币不是由私人掌握，才可能跳出资本的逻辑，从而控制社会的债务总量，进而才有可能将社会的物质能量流动控制在一个能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平衡的水平。
卢风先生善意地认为西方不提生态文明的概念是“西方重分析而相对轻视综合造成的”，笔者认为西方不提生态文明概念恰恰是因为控制着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与生态文明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迷信之四：金钱万能
欧·亨利曾刻画了一个富翁，他闲来无事对着字典查了一遍，发现世界上没有什么是金钱做（买）不到的，并且用金钱制造了一场交通大堵塞，成功地为自己的孩子挽回了爱情。这也许是金钱万能最生动的写照，而塑造金钱万能、激励拜金主义的正是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必须无休止地扩大生产，但是如果一个人正常地生活，其生活物质需要总有限量，这种限量实际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制造了“天花板”。而资本主义必须大量生产，使产品转化为资本隐含着资本主义对大量消费的依赖，因此，必须刺激人类超出基本生活水平的消费欲望。一种永恒追逐财富和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被无声地塑造着，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价值导向，不在乎浪费，重要是消费，要大量消费，要不断更新，不断以新换旧，也就是不断地制造垃圾。人们在追求更好的物质的同时，反而弱化了对更好生活的追求。不妨问一句，到底要拥有多少财富、多少物质条件，人们才能过上好的生活？答案肯定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用物质定义“好”，最终改变了人类生活的价值导向，财富的象征——金钱最终囚禁了人生。 时至今日，金钱对人的控制越来越严密，比如普通人的一生追求，要上好的小学，才能考好的中学、大学，然后找好的工作。什么是好的工作呢？至少有一条标准是不变的——薪水高。挣很多的钱，买好车好房子，让小孩受好的教育，送小孩进好的小学，然后小孩可以考好的中学、大学，找好的工作……
当今社会人生的“好”和“成功”毫无例外地和金钱挂了钩。金钱万能的可怕不只是钱能买到一切，而是钱能度量一切，是人生的标尺。没有钱肯定不成功，有了钱一定是成功，这种成功并不仅仅是赚钱的成功，而且是整个人生的成功。中国古人追求“三不朽”，其德性和学问是靠着自身“三年不窥园”地学习和思考，在“明觉精察真切笃实”中磨砺而来，还要凭借着无数的偶然际遇才可能“立功、立言”。可是今天只要有钱了，就可以立刻著书立说、开坛授课，成为社会追逐、崇拜的“人生导师”。
封建社会一个草莽称王称侯之后会给自己的成功找一些“必然”的原因，把自己塑造为与众不同的“神人”，比如出生时有“祥云”，或者母亲梦见龙凤麒麟等异兽，现在我们知道这是迷信。现代人赚钱后用同样的手段把自己塑造为与众不同的“神人”，我们为什么就看不出这是迷信呢？一个人的学问、德性难道真的因为有了钱就立刻完备了？有了钱就能成圣成贤？
这才是金钱万能真正的危害之处，金钱不仅可以做到欧·亨利笔下所描述的任何事情，而且在精神上可以腐蚀任何东西，可以度量人生！
人生并非金钱可以度量！人生面对着不同的对象，也将形成不同的追求。
人生首先要面对物世界，人来自自然，不可能脱离物质存活，对物世界人之目的是求生存，这一层人生也可以称为物质人生。
其次，人还要面对人世界，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人总是要与人相处，如何与父母相处？与兄弟姐妹相处？与师长朋友相处？与社会各种人相处虽然形式有别，但相处的目的都是追求安乐。孔子说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年怀之正是人生之安乐状态的表现，亚里士多德说的“良好生活”包括了家庭和睦、为人慷慨好义、受人尊敬，等等，也是安乐状态之表现。这一层人生也可以称为社会人生。
最后，人还要面对心世界，面对宇宙生死以及无数心灵对此的思考，在心世界中构造人生的意义链条，唯有如此，才能让人生安放在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层次上。比如宗教、道德就属于这一层次，这一层人生也可以称为精神人生，其追求的是对有限生命的超越，实现人生的崇高和不朽。
三层人生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一个“好”的人生应该包括三层目标的实现，三者缺一不可。金钱仅仅在物质人生中发挥作用，换句话说，金钱的重要性在于消极的限制，而不是积极的促进。
这种限制性表现为如果完全没有金钱，我们不能完成一个“好”的人生。但是有了钱，并不能保证我们获得“好”的人生，金钱并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人生可以获得安乐，更不能保证人生走向崇高和不朽，甚至很多时候会起反作用。
金钱对于人生的意义随着金钱的增加而减小，一旦脱离物质人生，其作用反而会减小以至可以忽略。比如满足一个人一个月的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2000元，那么即使少一元钱这个月都会很难过，这一元钱的价值很大，可是如果你有2000再多出一元钱，多出来的这一元的价值远远不是缺的那一元钱的价值可以相比的。钱一旦满足物质生存之需，其越增多所带来的价值会越来越少，比如一个人拥有两万元还是一万元对其生活的影响差别要远远大于这个人有一亿元和两亿元时的差别。
每一个时代的物质人生所需要的金钱数量都大致有一个定量，低于这一定量人生会受到限制，但超出这一定量的钱对人生并没有积极的价值。金钱不是万能的，其能力极为有限，对人生之价值也远不如人们想像中之巨大，这也是不能仅仅让商业精英引导社会，成为社会追逐的目标的原因。迷信金钱就像迷信某个鬼神，鬼神给不了人永生，金钱也一样，人们没有必要好像自己会长生不老似的追求金钱！
迷信之五：西方社会之自由和平等
西方一直鼓吹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很多人因此迷信西方社会是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社会。自由和平等是所有人都会追求的，比如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包含自由和平等。关键在于所谓价值观念都有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旦脱离这种背景，我们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概念的含义，只能让其成为莫名其妙的“神谕”。而自由和平等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也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对于自由和平等的理解，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准确认知。
西方之自由和平等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君权和神权的口号，他们“拒斥按照血缘、德性区分的等级”所带来的不自由和不平等，而构建了一套金钱的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体系，“血缘和品德不能让你尊贵，拥有足够数量的金钱才能让你尊贵”，这才是西方自由平等的真实含义。
西方的自由平等制造了一种假象，似乎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平等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可是一个人所有的行为都离不开金钱的支撑，一旦离开金钱，所有的自由和平等都不存在。以长期鼓吹选举民主的美国为例，早在2006年，美国选举一个参议员平均要花费964万美元，选不上也要花741万美元；选一个众议员平均花费125万美元，选不上也要花62万美元。这样的选举对每个人而言是平等的吗？是可以自由参与的吗？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下，当说一个人拥有自由和平等时，是指这个人与和他拥有相同金钱数量的其他人具有相同的自由和平等。别人500块可以看音乐会，如果他有500块，他也可以自由平等地去看音乐会。换言之，自由和平等的不是人，而是金钱，是金钱的自由和平等，金钱才是一个人自由平等的符号。当你自由平等地出现时，人们看到的是你的钱所能够获得多少自由平等，至于金钱背后是张三还是李四是无关紧要的。不是张三、李四可以有多少自由和平等去做某事，而是看他们所拥有的10万元、100万元可以有多少自由和平等去做某事，10万元拥有驾驶奥拓的自由，100万元就有驾驶奥迪的自由，有多少金钱就有多少自由和平等。 金钱抹杀了人的行为和思想，成为人的符号标志。西方所谓的自由和平等实际上把人囚禁在金钱的牢笼。这种观念从制度走向教育，将人类引入了纷争与对抗之中。西方教育仅仅只有“传道、授业、解惑”中的“授业”。教育只传授知识，将人分为不同的职业，从事某种专门技艺，从而获得金钱，得到西方的自由和平等。可是人必然有先天之差异和后天之际遇，对任何一个行业而言，职业技能都有高低成败之分，赚钱总有多少之别，换言之，人们具有同等的自由和平等是偶然的，而不自由和不平等才是必然的。
比如美国提倡人人自由平等，人人都能当老板，甚至人人都可以当总统。可是美国四年只有一个总统，真的人人都能当总统吗？人人都当总统，谁当老百姓？人人都当企业家，谁当员工呢？表面上看似乎都有当总统的可能性，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这种看似可能，实际却不可能的逻辑紧紧缠绕着现实人生，从而陷入必然“求不得”的痛苦深渊，越追求（追求的越多）越不得（得不到的越多）、越不得越痛苦、越痛苦越怨恨、越怨恨越分离（人与人之间、心与心之间）、越分离越孤独、越孤独越不安乐、越不安乐越追求（寻找寄托），越追求越不得……以金钱为基础的自由和平等不但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也是将人类生活推向斗争、分裂、痛苦的根源。西方教育为了金钱的“自由平等”而重视“授业”致人分离和争夺，忽视“传道”使人无法融合团结。毫无疑问，这样的金钱自由平等观导致的斗争和分裂的文化人生，才是西方“自由平等”观对人类最大的危害。
中国文化探讨自由平等，更看重的是一种精神、人格和尊严的自由与平等，中国古代人生的最高追求是圣贤，这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人生（至少包括了安乐和崇高的人生目标）。而这种自由平等观的价值导向，恰是人人可通达和真切实在的。比如王阳明曾指出“满街都是圣人”，这一论断之含义正是排除了一种内在智力和外在际遇之偶然不平等，其意为：人之为人的人格是平等的，只要通过一定的德性修养人人都可以成圣成贤，实现最有意义之人生，即只要人格和德性完备，现实际遇并不影响人生之价值评价，尧舜所思亦我所思、尧舜所求亦我所求，易地而处尧舜所为也与我一般，我何尝不是尧舜何尝不是圣贤！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正是这一自由平等思想在社会制度上的反映。科举之精神在于进入政府不是依靠血缘、地位和财富，而是依靠文化考试，原因在于血缘、地位和财富都是可以继承的，在这些方面每个人的获得都是偶然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不能让偶然性左右一个人的人生，因此只有读书考试是最公平的，王阳明的儿子如果不努力学习，依然没有学问。但是由于天赋不同，读书考试也会有一定的不平等，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之精神就是将名与利分为两途，从而造就了中国政治传统特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后乐”文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海瑞）抬着棺材去进谏，等等，都是这一文化传统之表现，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就是为天下、为百姓而去，可以说中国政府之理念早就已经是“治理”而不是“统治”。这种文化背景下，一个人能力越强、权力越大，越不能为着自己，而应为着天下百姓作奉献，从而将天赋能力的不平等反用于消除这一不平等。这正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中国古代不允许商人从政的原因也在于此，经商是为私的，而政治应当是为公的，这和商的价值取向相反，比如唐朝科举“怀牒自列”，人人皆可自由报名参加科举考试，唯一限制就是不能从商或者来自商人家庭。
由于读书考试的约束，即使一人做了大官获得财富，可是由于其后代只有通过读书才能继承这一地位，而家庭富裕久了，孩子往往不上进，因此富不过三代，最后衰落沦为普通百姓，才有了古代中国“千年田地八百主”的现象。中国社会始终致力于消除巨富和极贫的产生。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所偏重，比如汉代更注重抑制社会出现巨富，而唐代更注重社会救济防止极贫，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孕育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正是有着这些制度考量，古代中国没有走上一个以逐利为目标的分裂、争斗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向了一个自由、散漫、平等、融合的社会。
西方的自由平等与中国传统之自由平等相比，不但肤浅幼稚，而且充满虚伪和欺骗。将西方的自由平等包装为所谓普世价值更是荒诞无稽。一种价值观只有在具有相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共同体内，才可能具备普适性，而抹杀文化的区别单纯提出所谓的普世价值，纯粹是欧洲中心主义配上“上帝视角”的文化侵略和精神殖民。
在人类知识体系中，数学和几何这种纯粹形式的科学具有最高的普遍性。一旦纯粹的形式和现实结合，那么普遍性就会大大减弱，比如物理学已经是普遍性非常高的学科，可是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呢？物理的统一场论直到现在也没有实现。化学的统一性则比物理学又要减弱。到了生物学加入了活着的生物，更是千姿百态，植物解剖的方法显然不可能放到动物身上。到了生态学加入了生物环境之配合，普遍性更低，自然科学界甚至出现过生态学算不算科学的争论。人文社会科学加入了人，研究中不但加人了生命，还加入了精神这一更为复杂的生命活动，具有极高的特异性，又怎么可能去找一个和数学几何一样的普遍必然性呢，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民族之间抄一套制度就能把社会建设好的想法不是很幼稚吗！
哲学社会科学追求普遍性是必然的也是应当的，但是不能离开其历史文化土壤。哲学社会科学不是封闭的教条的，必须有一个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否则就不是科学而是宗教。只有当全世界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之后，才有可能出现全世界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世界到底会接受西方金钱的自由平等，还是中国之人之为人的自由平等，若干年后的历史一定会给出一个公正的答案。
结语
破除迷信总是异常艰难，不但需要极大的智慧，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去正视那句亘古常新的“认识你自己”，只不过对现代人来说，“认识你自己”在气质上不再是古希腊人躺在海滩上闲暇的娱乐，而更像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吾为东周”之“士”的担当与呐喊。
[作者简介：黄彦程，就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 古东）
关键词：启蒙；迷信；确定性；科学主义
开卷有益，其益处大致有三种：趣味、技能、思想。《非物质经济、文化与生态文明》显然属于第三种。该书从观念意识、制度设计、科学技术等维度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在现代性指导下构建起来的庞大的工业文明网络图景。现代人正生存在这一网络之中，其人生之目的、意义、价值都被这一网络塑造并牵引着走向一个特定的方向。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方向不是繁荣与和平，而是斗争与灭亡；更令人遗憾的是，人们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一定向的存在。
整本书阐述了一个类似柏拉图“洞穴”的隐喻。人类看似漫无目的地生存于工业文明之网络中，就好像无数艘船自由地航行在宽广静止的水面，似乎只要船体结实，有一套好的交通规则，就可以永远自由地航行下去。而只有少数人看到这一水面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并且越流越窄、越流越急、越流越拥挤，无数小船必然会被大船掀翻，而那些不被掀翻的大船也不是幸运儿，因为这条大河的终点是万丈深渊。人类生活在这一网络之中的任何改良，正如在这条大河中加固船身、扩大船体、提高航行水平一样是徒劳而毫无意义的，避免这一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弃船上岸，彻底放弃工业文明，开始走一条生态文明之路。
正如走出“洞穴”的人是少数，虽然该书采用了严谨的学术研究方式、展示了无数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笔者相信依然不会有多少人认可书中所言。原因在于当人们在现代工业文明的网络中习以为常地生活，把一切都看作理所当然，这些“当然”之理日积月累转变为一些不容置疑的教条。正如古代人类相信上帝主宰世界一样，现代人类也无条件地相信这些现代性的教条，将它们作为现代世界的“主宰”和“公理”，成为现代人思维的基础和起点，不接受任何反思和批判。可是一旦跳出这一网络，所谓“当然”之“理”其实并不“当然”，而不过是些虚妄的偏见，正是这些偏见构成了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中新的迷信。
迷信导致愚昧，愚昧则需要启蒙，如果400年前的启蒙运动成功破除了“前现代的迷信”，那么今天同样也需要一场启蒙来破除“现代的迷信”。
《非物质经济、文化与生态文明》的价值正在于此，虽然这本书的字数不多，但抱负不小。无论该书是否足以完成对西方现代性之批判，抑或足以建构一条明晰的生态文明之路，该书至少揭示了诸多“现代的迷信”，预示了一场即将到来的现代启蒙。
迷信之一：哲学应具备科学的“确定性”
现代的迷信之一就是“确定性”，确定性被看作是知识不可或缺的属性。迷信就是将真理推向极端，知识当然需要确定性，但将确定性当作知识领域的“地心说”就是迷信。
确定性的迷信源自科学的进步，西方自然科学在近代取得辉煌成就。在中世纪神学教条思想禁锢的牢笼中，科学进步的重要标志正是与神学知识形成鲜明对比的重复可验证的普遍必然性。这种重复可验证的普遍必然性作为一种确定性成为科学的符号和标志。在科学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种偏执地追求确定性的思维方法：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力图把人类所有知识都统一在科学的体系之下，一种话语要么属于确定的科学，要么不属于知识。即使康德也难逃这一思潮的裹挟，康德构造了所谓“先天综合判断”就是为达到科学的确定性，但是康德深知科学知识的局限，人类知识也绝不仅仅是科学知识，因此保留了“物自体”作为一种科学知识的域外之地，而在无科学即无知识的观念下，“物自体”也被认为是不可认知之域，甚至有人认为“物自体”在康德哲学里是多余的，殊不知这恰是那个时代背景下哲学困境之反映。
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标志着科学主义主导了西方哲学，虽然这一研究思潮进入20世纪后已经衰落，但是作为一种基本思维方法，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于哲学研究之中。哲学界经常谈论“哲学之死”，笔者认为杀死哲学的正是对确定性的迷信。
之所以反对科学主义侵蚀哲学，关键在于人类知识并不仅仅是科学知识，恰恰相反，科学知识在整个人类知识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人类知识至少有三个组成：宗教、科学、哲学。宗教的对象是宏观的整全的生活，讲述的是宇宙的目的、人与宇宙之关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等等，它阐述真理的方式主要诉诸权威；科学的对象是微观的局部的事物，讲述的是宇宙和人类存在的形式和状态，它阐述真理的方式主要诉诸理性；哲学“天生”的不确定性在于其阐述的问题和宗教相同，而使用的方法又和科学相同。虽然科学具有确定性，但是它所描述的确定性是局部的，这里所说的局部不是就物理空间而言，而是就人生问题而言，科学对于整全的人生是无能为力的。要想让哲学成为知识，一是改变哲学的研究方法，诉诸权威，但在科学主义影响下，诉诸权威是不可靠的，更是不被接受的；二是改变哲学研究的问题（对象）。整全的人生知识无法获得确定性，就只能将人生分解，去解答关于人生的部分问题，但是一旦涉及整个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还是束手无策。故若坚持以科学主义方法追求确定性，“人生问题将是不可说的，对于不能说的事情只能保持沉默”，对整全的人生价值意义等问题只能避而不谈。因此，人生不得不被分解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身与心、思与行、言说与事实，等等，只有像科学那样限定了一定的范围，才可能得到一定的确定性。反过来，为了确定性，随着人生一起，哲学研究也被肢解为不同的部分。 哲学研究通过不断地“分析和还原”为确定性打下越来越坚实的基础，但研究对象却越来越褊狭、越来越脱离真实人生。这正是近当代哲学之困境：在追求确定性的同时，越来越偏离哲学本来的宗旨——对整全人生的思考。正如20世纪上半叶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压迫、奴役、屠杀肆虐世界时，研究正当与否的（元）伦理学却认为这根本不属于它们研究的范畴，它们主要是研究字句含义、逻辑和用法；今天同样的事情依然存在，当文明的冲突愈演愈烈、关于何为好的人生以及是非对错的界限愈来愈模糊、人类生活愈来愈迷茫时，所谓“正统学院派哲学家”反而认为“人生意义问题不是严肃的哲学问题，而是宗教领袖和‘心灵鸡汤’类通俗读物作家谈论的问题”。悲夫！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今天的哲学本质上越来越科学，其表现之一就是“圈子化”，圈子化从科学侵入哲学开始，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圈子化”是科学研究的特征，科学研究不断将事物细分，不断在一些局部领域产生突破，所谓“高精尖”正是如此。科学家中佼佼者必然突破到一个极为狭小尖端的问题域，能与之交流的人必然是少数同行顶尖科学家，所以对顶尖的科学论文，不但普通人，即使同为科学家也不会有太多人理解。比如研究大气环流的科学家不会了解生物化学的研究论文，生化专家对数学的最新成果也不一定能看得懂。这在科学界很正常，科学研究的领域是局部和分离的，所以才会有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天文学家的区分，数学家不必是物理学家，物理学家不必是天文学家。
可是哲学不同，哲学关注的不是物理、化学、生物，不是零散的问题，也不是特殊群体的问题，而是普遍的人的问题，追问：我（人）是谁，从何而来，去往何处。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一个人才能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何种人生才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故哲学家不应当有小圈子，哲学家的圈子只能是全人类。正如物理学的研究应当有物理学家能懂，哲学家的研究应当所有人都能理解（无论赞成与否），因为一个人无论是医生、律师、学者，最终他都必须是个“人”，和苏格拉底对话的都是普通的雅典民众。
但今天哲学研究远远地脱离了实际人生，能读、愿意读哲学研究文章的人越来越少，哲学问题的研究成果仅限于一个极为固定的小圈子里流动，普通人既不愿意看、没必要看也看不懂，甚至在哲学内部，研究政治哲学、语言哲学、环境哲学等之间也泾渭分明。
哲学的圈子化导致哲学的边缘化。科学可以圈子化，这一方面是由它的特点决定的，另一方面科学研究通过技术转化时刻和人类生活发生着联系。而哲学的特点绝对不能圈子化，哲学与人生紧密联系，这也是哲学与人类生活的唯一联系，一旦圈子化，这一联系也将中断，哲学研究将脱离实际人生，成为一个固定圈子的智力娱乐，类似象棋却还不会像象棋那么普及。“一种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洞形式，连形式也不会维持太久。”因此，哲学不能（不应当）回避自己应当面对的问题，需要“回到源头——作为‘生活之道’的哲学，成为切问近思的为己之学”。
哲学的对象应当是整全的人生。换言之，只有知道应当怎样生活，我们才能明白生活中的取舍和是非对错；只有知道何种人生是“好”的人生，我们才知道应当怎样生活；而只有知道“我（人）是谁”，才能知道什么样的人生对我而言是“好”的人生。而“我（人）是谁”的追问就是对人性的追问。既有“我（人）”之存在，也有“非我（非人）”之存在，“非我（非人）”即外界乃至整个宇宙，作为整体的宇宙之理即为天道。哲学无非就是对“人性与天道”之追问，这一追问的答案不在“还原和分析”之中，而来自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综合”，这一综合必然带有不确定性，正如罗素所言，这种“不确定是人类和哲学所必须容忍的”，否则就不会有哲学。实际上，科学的确定性也只是在一个特定的范式下才能成立，绝对真理只能来自宗教的臆想。但是，某一文化共同体在某一时代总会形成一些为世人公认和追求的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观念，这就是哲学的目标和方向。哲学是最不应该躲在象牙塔的学问，哲学家是最不应该脱离现实生活的人。
迷信之二：科学（技术）万能
现代社会，科学是真理的代名词，“你说的不科学”基本等于“你说的没道理”，这一变化正建立在西方宗教体系崩塌的废墟之上。
中世纪的宇宙图景中“全知全能尽善尽美”的上帝处于宇宙的顶端，但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上帝的存在受到质疑：既然不能通过科学方法证明上帝存在，那么上帝就不存在。中世纪建构的以上帝和信仰为中心的宇宙图景被一幅以人和理性为中心的图景所取代，人类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具有理性的动物而登上了宇宙图景的顶端，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开始借助科学，通过理性来建构世界。
但是，科学为什么可以描绘和建构人类的未来呢？科学因何可以掌握这一权力？以科学规划人生的合法性何在？科学本身并不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却暗示了一个预设，即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科学随着自身的发展可以“全知全能全善”，即科技万能。否则人类何以认可上述三个问题。换言之，现代人只不过把“上帝”这个词换成了“科学”。问题在于科学什么时候证明过自身可以“全知全能全善”呢？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实际上科学无法证明这一点，这根本就超出了科学研究的界限。这也许很难让人接受，但科技万能论除了是人类的猜测外，找不到任何更好的解释，事实上是彻头彻尾违背科学精神没有任何论据可以证明的臆想。科学解决了一小部分问题，可是科学没有解决的问题更多，但是我们相信科学的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仅仅就是相信，这和相信上帝存在没有任何差别，甚至论证科学万能并不比论证上帝存在要容易，这是典型的“迷信”。
“全知全能全善”的基础是“全知”，也就是科学知识的积累可以完全解释自然的奥秘，但是，对此“库恩以及许多科学史家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否定答案”，“科学不是以积累真理的方式进步的，完全可知论是站不住脚的”。既然科学本身不是“全知”的，人类为什么要听从科学的指导呢？科学的意义又何在呢？实际上科学自身的特点已经决定了科学不可能（不应当）占据“上帝”的位置。科学研究虽然复杂，但是科学分析形式却可以概括为“组成与结构”的问题。当人们追问一个事物是什么时，科学回答的正是它的“组成与结构”，“组成与结构”表达出它的性质，使其物成为其物。 科学总是解释一个事物是怎么样的，却不回答为什么会是这样。一旦面临“为什么”的问题，科学方法就会按照“组成与结构”的思路，将这一事物进行分解，通过更低层级的“组成与结构”，即低一层级的“怎么样”来回答高一层级的“为什么”，进而不断地消解“为什么”。因此，就科学研究而言，永远得不出一个事物的完整性质，而总是得出一个事物的“组成与结构”的部分性质，对一个完整事物而言是不可知的，也就是康德眼中的“物自体”。整体主义的科学观比分析还原的科学观更能经得起反思和批判的原因也在于此，但无论一个物体的性质是来自“组成与结构”还是“作用与关系”，科学的认识都是部分的，无论哪种科学方法都无法认知自然之整体，因为自然之整体本身已经超出科学研究和思维方法划定的界限。整体主义正是认识到这一界限，才能将科学安放在“科学”之内，而不是安放在迷信的神坛上。
科学认知一个事物时，至少留下了一个与其认知的事物内容一样多的不可认知的“自在之物”，换言之，科学不单是解决问题，也是在创造问题，科学越发达越需要哲学的反思和规约来解答科学带给人类的问题。正如出现原子弹之前当然不需要考虑原子弹使用、意义和价值的问题，有了原子弹则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而现代社会恰恰走向了一条相反的路，科学越发达，越没有规范和约束，越无法得知科学将要走向何方，越像是在赌场上博大小，而赌注则是全人类的未来。正好比，我们严格控制一把匕首使用者的年龄范围，而对于一把手枪，我们反而不控制使用者的年龄一样荒谬。科学是路径研究，而不是目标研究，科学只有在目标确定的情况下才能发挥自身的价值，这是科学自身特点所决定的，这也是科学的意义。让科学决定目的，实际上等于以盲目代替目的，将科学方向置于可以被任何制度和个人的任意牵引之下，比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方向就是破坏式、扩张式、侵略式的。
对于如何安放科学，中国古代早有一套智慧。《中庸》讲尽己之性方能尽人之性，尽人之性方能尽物之性，尽物之性才能赞天地之化育。这里的尽物之性大致可比科学研究，尽人之性放在科学研究之前表明只有先认识自己、认识人类，换言之就是理解人生之目的，才能尽物之性，即发挥科学研究之价值以完成人生之意义，只有这样的科学研究才能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用现代生态学的语言来说，即让人类的物质能量流动进入、顺应，甚至主动维护生态系统大循环的平衡和稳定。正是中国传统的思想使得科学在古代中国没有“野马脱缰”，虽然这一思想一方面对科学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古代的智慧恰是今天我们构建生态文明所缺乏和亟须的。
科学既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是“中立”的，如果不加规约，它将走向包括毁灭在内的任意方向。破除科学的迷信，寻找哲学智慧约束科学这匹“脱缰的野马”，将科学之“利用、厚生”安放在“正德”之下，已经成为当前人类刻不容缓的使命。
迷信之三：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走出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的出现是技术的误用和失当，无关科学，更无关制度，应对生态危机只需要更好地利用科技，更好地调配和利用资源即可。卢风先生对这种所谓“修复论”进行了深刻批判。
资本主义社会离不开资本的逻辑，只要资本的逻辑存在，生态危机就无法消除。事实上，资本的逻辑透过现代银行（金融）制度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这一基石的具体载体就是“私有的中央银行”与“债务一货币”制度。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负责货币发行的中央银行是私有的，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不代表实物和金银，仅仅代表债务，即所谓的“债务货币”。在这一制度下，社会上流通的每一分钱都是国家和人民向私有的中央银行借出来的债。社会流通一块钱就代表了一块钱的债务，预示着有人最终要还给银行一块钱，当然这一借贷严格遵守着资本的逻辑，因此还需要加上一定的利息。如果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一万块钱，就预示着这个社会上的人最终需要偿还银行“一万+”的钱，即整个社会的财富也不够偿还这笔债务。于是为了还债，需要向私有的银行借更多的钱，可是更多钱预示着更多的债，更多的债又预示着需要更多的钱。
钱与债的相互追逐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必须不断扩大生产的根源，生产不断扩大、追求经济无限增长正是生态危机的病因。一旦生产不继续扩大，社会上的钱不会增加，那就必然有人还不起债，债务链条最终会指向银行，直至银行破产倒闭，进而金融体系崩溃，资本的逻辑就会失效，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土崩瓦解。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绝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出现。比如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美国政府明知华尔街充满商业欺诈，也不得不冒着巨大的道德风险，大举举债注资到银行和金融集团。有趣的是，就在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候，华尔街的高管们干了一件被奥巴马批评为“可耻且不负责任的”事——实行巨额分红。
债务货币最可怕之处还在于钱等于债务，还清了债务预示着根本不可能有钱，即根本不可能有钱还清债务。资本主义的“神谕”就是资本的逻辑，实现这一神谕的两台发动机就是“私有的中央银行”和“债务货币”，如果不能取消债务货币，那么中央银行国有化，将主权国家的货币发行权重新掌握在人民手中则是跳出资本的逻辑、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只有这个国家的货币不是由私人掌握，才可能跳出资本的逻辑，从而控制社会的债务总量，进而才有可能将社会的物质能量流动控制在一个能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平衡的水平。
卢风先生善意地认为西方不提生态文明的概念是“西方重分析而相对轻视综合造成的”，笔者认为西方不提生态文明概念恰恰是因为控制着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与生态文明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迷信之四：金钱万能
欧·亨利曾刻画了一个富翁，他闲来无事对着字典查了一遍，发现世界上没有什么是金钱做（买）不到的，并且用金钱制造了一场交通大堵塞，成功地为自己的孩子挽回了爱情。这也许是金钱万能最生动的写照，而塑造金钱万能、激励拜金主义的正是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必须无休止地扩大生产，但是如果一个人正常地生活，其生活物质需要总有限量，这种限量实际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制造了“天花板”。而资本主义必须大量生产，使产品转化为资本隐含着资本主义对大量消费的依赖，因此，必须刺激人类超出基本生活水平的消费欲望。一种永恒追逐财富和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被无声地塑造着，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价值导向，不在乎浪费，重要是消费，要大量消费，要不断更新，不断以新换旧，也就是不断地制造垃圾。人们在追求更好的物质的同时，反而弱化了对更好生活的追求。不妨问一句，到底要拥有多少财富、多少物质条件，人们才能过上好的生活？答案肯定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用物质定义“好”，最终改变了人类生活的价值导向，财富的象征——金钱最终囚禁了人生。 时至今日，金钱对人的控制越来越严密，比如普通人的一生追求，要上好的小学，才能考好的中学、大学，然后找好的工作。什么是好的工作呢？至少有一条标准是不变的——薪水高。挣很多的钱，买好车好房子，让小孩受好的教育，送小孩进好的小学，然后小孩可以考好的中学、大学，找好的工作……
当今社会人生的“好”和“成功”毫无例外地和金钱挂了钩。金钱万能的可怕不只是钱能买到一切，而是钱能度量一切，是人生的标尺。没有钱肯定不成功，有了钱一定是成功，这种成功并不仅仅是赚钱的成功，而且是整个人生的成功。中国古人追求“三不朽”，其德性和学问是靠着自身“三年不窥园”地学习和思考，在“明觉精察真切笃实”中磨砺而来，还要凭借着无数的偶然际遇才可能“立功、立言”。可是今天只要有钱了，就可以立刻著书立说、开坛授课，成为社会追逐、崇拜的“人生导师”。
封建社会一个草莽称王称侯之后会给自己的成功找一些“必然”的原因，把自己塑造为与众不同的“神人”，比如出生时有“祥云”，或者母亲梦见龙凤麒麟等异兽，现在我们知道这是迷信。现代人赚钱后用同样的手段把自己塑造为与众不同的“神人”，我们为什么就看不出这是迷信呢？一个人的学问、德性难道真的因为有了钱就立刻完备了？有了钱就能成圣成贤？
这才是金钱万能真正的危害之处，金钱不仅可以做到欧·亨利笔下所描述的任何事情，而且在精神上可以腐蚀任何东西，可以度量人生！
人生并非金钱可以度量！人生面对着不同的对象，也将形成不同的追求。
人生首先要面对物世界，人来自自然，不可能脱离物质存活，对物世界人之目的是求生存，这一层人生也可以称为物质人生。
其次，人还要面对人世界，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人总是要与人相处，如何与父母相处？与兄弟姐妹相处？与师长朋友相处？与社会各种人相处虽然形式有别，但相处的目的都是追求安乐。孔子说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年怀之正是人生之安乐状态的表现，亚里士多德说的“良好生活”包括了家庭和睦、为人慷慨好义、受人尊敬，等等，也是安乐状态之表现。这一层人生也可以称为社会人生。
最后，人还要面对心世界，面对宇宙生死以及无数心灵对此的思考，在心世界中构造人生的意义链条，唯有如此，才能让人生安放在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层次上。比如宗教、道德就属于这一层次，这一层人生也可以称为精神人生，其追求的是对有限生命的超越，实现人生的崇高和不朽。
三层人生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一个“好”的人生应该包括三层目标的实现，三者缺一不可。金钱仅仅在物质人生中发挥作用，换句话说，金钱的重要性在于消极的限制，而不是积极的促进。
这种限制性表现为如果完全没有金钱，我们不能完成一个“好”的人生。但是有了钱，并不能保证我们获得“好”的人生，金钱并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人生可以获得安乐，更不能保证人生走向崇高和不朽，甚至很多时候会起反作用。
金钱对于人生的意义随着金钱的增加而减小，一旦脱离物质人生，其作用反而会减小以至可以忽略。比如满足一个人一个月的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2000元，那么即使少一元钱这个月都会很难过，这一元钱的价值很大，可是如果你有2000再多出一元钱，多出来的这一元的价值远远不是缺的那一元钱的价值可以相比的。钱一旦满足物质生存之需，其越增多所带来的价值会越来越少，比如一个人拥有两万元还是一万元对其生活的影响差别要远远大于这个人有一亿元和两亿元时的差别。
每一个时代的物质人生所需要的金钱数量都大致有一个定量，低于这一定量人生会受到限制，但超出这一定量的钱对人生并没有积极的价值。金钱不是万能的，其能力极为有限，对人生之价值也远不如人们想像中之巨大，这也是不能仅仅让商业精英引导社会，成为社会追逐的目标的原因。迷信金钱就像迷信某个鬼神，鬼神给不了人永生，金钱也一样，人们没有必要好像自己会长生不老似的追求金钱！
迷信之五：西方社会之自由和平等
西方一直鼓吹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很多人因此迷信西方社会是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社会。自由和平等是所有人都会追求的，比如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包含自由和平等。关键在于所谓价值观念都有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旦脱离这种背景，我们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概念的含义，只能让其成为莫名其妙的“神谕”。而自由和平等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也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对于自由和平等的理解，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准确认知。
西方之自由和平等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君权和神权的口号，他们“拒斥按照血缘、德性区分的等级”所带来的不自由和不平等，而构建了一套金钱的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体系，“血缘和品德不能让你尊贵，拥有足够数量的金钱才能让你尊贵”，这才是西方自由平等的真实含义。
西方的自由平等制造了一种假象，似乎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平等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可是一个人所有的行为都离不开金钱的支撑，一旦离开金钱，所有的自由和平等都不存在。以长期鼓吹选举民主的美国为例，早在2006年，美国选举一个参议员平均要花费964万美元，选不上也要花741万美元；选一个众议员平均花费125万美元，选不上也要花62万美元。这样的选举对每个人而言是平等的吗？是可以自由参与的吗？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下，当说一个人拥有自由和平等时，是指这个人与和他拥有相同金钱数量的其他人具有相同的自由和平等。别人500块可以看音乐会，如果他有500块，他也可以自由平等地去看音乐会。换言之，自由和平等的不是人，而是金钱，是金钱的自由和平等，金钱才是一个人自由平等的符号。当你自由平等地出现时，人们看到的是你的钱所能够获得多少自由平等，至于金钱背后是张三还是李四是无关紧要的。不是张三、李四可以有多少自由和平等去做某事，而是看他们所拥有的10万元、100万元可以有多少自由和平等去做某事，10万元拥有驾驶奥拓的自由，100万元就有驾驶奥迪的自由，有多少金钱就有多少自由和平等。 金钱抹杀了人的行为和思想，成为人的符号标志。西方所谓的自由和平等实际上把人囚禁在金钱的牢笼。这种观念从制度走向教育，将人类引入了纷争与对抗之中。西方教育仅仅只有“传道、授业、解惑”中的“授业”。教育只传授知识，将人分为不同的职业，从事某种专门技艺，从而获得金钱，得到西方的自由和平等。可是人必然有先天之差异和后天之际遇，对任何一个行业而言，职业技能都有高低成败之分，赚钱总有多少之别，换言之，人们具有同等的自由和平等是偶然的，而不自由和不平等才是必然的。
比如美国提倡人人自由平等，人人都能当老板，甚至人人都可以当总统。可是美国四年只有一个总统，真的人人都能当总统吗？人人都当总统，谁当老百姓？人人都当企业家，谁当员工呢？表面上看似乎都有当总统的可能性，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这种看似可能，实际却不可能的逻辑紧紧缠绕着现实人生，从而陷入必然“求不得”的痛苦深渊，越追求（追求的越多）越不得（得不到的越多）、越不得越痛苦、越痛苦越怨恨、越怨恨越分离（人与人之间、心与心之间）、越分离越孤独、越孤独越不安乐、越不安乐越追求（寻找寄托），越追求越不得……以金钱为基础的自由和平等不但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也是将人类生活推向斗争、分裂、痛苦的根源。西方教育为了金钱的“自由平等”而重视“授业”致人分离和争夺，忽视“传道”使人无法融合团结。毫无疑问，这样的金钱自由平等观导致的斗争和分裂的文化人生，才是西方“自由平等”观对人类最大的危害。
中国文化探讨自由平等，更看重的是一种精神、人格和尊严的自由与平等，中国古代人生的最高追求是圣贤，这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人生（至少包括了安乐和崇高的人生目标）。而这种自由平等观的价值导向，恰是人人可通达和真切实在的。比如王阳明曾指出“满街都是圣人”，这一论断之含义正是排除了一种内在智力和外在际遇之偶然不平等，其意为：人之为人的人格是平等的，只要通过一定的德性修养人人都可以成圣成贤，实现最有意义之人生，即只要人格和德性完备，现实际遇并不影响人生之价值评价，尧舜所思亦我所思、尧舜所求亦我所求，易地而处尧舜所为也与我一般，我何尝不是尧舜何尝不是圣贤！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正是这一自由平等思想在社会制度上的反映。科举之精神在于进入政府不是依靠血缘、地位和财富，而是依靠文化考试，原因在于血缘、地位和财富都是可以继承的，在这些方面每个人的获得都是偶然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不能让偶然性左右一个人的人生，因此只有读书考试是最公平的，王阳明的儿子如果不努力学习，依然没有学问。但是由于天赋不同，读书考试也会有一定的不平等，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之精神就是将名与利分为两途，从而造就了中国政治传统特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后乐”文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海瑞）抬着棺材去进谏，等等，都是这一文化传统之表现，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就是为天下、为百姓而去，可以说中国政府之理念早就已经是“治理”而不是“统治”。这种文化背景下，一个人能力越强、权力越大，越不能为着自己，而应为着天下百姓作奉献，从而将天赋能力的不平等反用于消除这一不平等。这正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中国古代不允许商人从政的原因也在于此，经商是为私的，而政治应当是为公的，这和商的价值取向相反，比如唐朝科举“怀牒自列”，人人皆可自由报名参加科举考试，唯一限制就是不能从商或者来自商人家庭。
由于读书考试的约束，即使一人做了大官获得财富，可是由于其后代只有通过读书才能继承这一地位，而家庭富裕久了，孩子往往不上进，因此富不过三代，最后衰落沦为普通百姓，才有了古代中国“千年田地八百主”的现象。中国社会始终致力于消除巨富和极贫的产生。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所偏重，比如汉代更注重抑制社会出现巨富，而唐代更注重社会救济防止极贫，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孕育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正是有着这些制度考量，古代中国没有走上一个以逐利为目标的分裂、争斗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向了一个自由、散漫、平等、融合的社会。
西方的自由平等与中国传统之自由平等相比，不但肤浅幼稚，而且充满虚伪和欺骗。将西方的自由平等包装为所谓普世价值更是荒诞无稽。一种价值观只有在具有相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共同体内，才可能具备普适性，而抹杀文化的区别单纯提出所谓的普世价值，纯粹是欧洲中心主义配上“上帝视角”的文化侵略和精神殖民。
在人类知识体系中，数学和几何这种纯粹形式的科学具有最高的普遍性。一旦纯粹的形式和现实结合，那么普遍性就会大大减弱，比如物理学已经是普遍性非常高的学科，可是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呢？物理的统一场论直到现在也没有实现。化学的统一性则比物理学又要减弱。到了生物学加入了活着的生物，更是千姿百态，植物解剖的方法显然不可能放到动物身上。到了生态学加入了生物环境之配合，普遍性更低，自然科学界甚至出现过生态学算不算科学的争论。人文社会科学加入了人，研究中不但加人了生命，还加入了精神这一更为复杂的生命活动，具有极高的特异性，又怎么可能去找一个和数学几何一样的普遍必然性呢，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民族之间抄一套制度就能把社会建设好的想法不是很幼稚吗！
哲学社会科学追求普遍性是必然的也是应当的，但是不能离开其历史文化土壤。哲学社会科学不是封闭的教条的，必须有一个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否则就不是科学而是宗教。只有当全世界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之后，才有可能出现全世界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世界到底会接受西方金钱的自由平等，还是中国之人之为人的自由平等，若干年后的历史一定会给出一个公正的答案。
结语
破除迷信总是异常艰难，不但需要极大的智慧，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去正视那句亘古常新的“认识你自己”，只不过对现代人来说，“认识你自己”在气质上不再是古希腊人躺在海滩上闲暇的娱乐，而更像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吾为东周”之“士”的担当与呐喊。
[作者简介：黄彦程，就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 古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