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之生，本于人情而已矣。
　　北宋有位雅人，名朱长文，号乐圃。他于家中筑藏书楼“乐圃坊”，藏书2万余卷，当时名人士大夫以不到“乐圃坊”为耻，其藏书多有珍本秘籍，“乐圃坊”藏书闻名于京师。他本人的著作存世有三，一是《琴史》，一是《断书续》，一是《墨池篇》。
　　本文介绍的，便是他的《琴史》。
　　身残心美的跛足人
　　《琴史》，顾名思义，是介绍琴的历史。
　　琴，现在都叫古琴，因为今天有钢琴、手提琴之类许多琴，相比之下，中国原本的琴，就被叫成“古琴”。
　　古琴艺术给人神秘高雅之感，然而这是今天的一种误解。
　　这种误解，是对古琴的误解，同时也是对诸如“玄妙”、“高雅”、“神秘”等这些词语的误解。玄妙与神秘，并非与众不同的故弄玄虚，实际上是其心如水的清澈自然，是别人觉得“玄妙”和“神秘”而已。
　　至学无为，中国文化中的“学”也是学那种“无为”，凡是刻意的，都是一种造作，一种狡猾，同时也是一种努力保护自己的辛苦，恰如清水被染上颜色一般。
　　当今社会，许多人习惯于显示自己生活与思想的优越，显示自己与别人的种种不同，显示自己的非凡，这些实际上都是自我的造作，与真正的美、艺术乃至于传统表述中的“道”，都没有任何关系。
　　《道德经》中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真正的学习，真正的“修行”，是遵循一定方法，观察自己和去除自己。
　　当一个人不断克服自己的“缺点”，情绪烦恼和来去无主的念头之流渐渐失去对心的控制力，这个人就会逐渐达到泯然无我、心胸与天地同宽的境界，这才是古人所说的“人天合一”。这种境界无关难易，也无法言说，说都是不得已。
　　我们阅读庄子、列子、孔子以及陶渊明、王维、苏轼等这些人的文字，会发现他们无不是在“去除自己”的道路上走到了某一种极致，因此才有脱略凡尘的文字和故事流传不息，因为他们都活出了某种程度上的“光明”和“永恒”。
　　本文主人公朱长文，也是这众多古人中的一个。
　　朱长文（1039—1098），北宋书学理论家。字伯原，号乐圃、潜溪隐夫，苏州吴人（今属江苏）。他出生在一个琴学世家。姑祖母、祖父、舅舅，都是北宋名动一时的琴人，父亲朱公绰尤其善琴，是范仲淹的得意门生，考中进士后，在舒州（今安徽安庆地区）担任知府。
　　朱公绰是个学问人，自然希望生一个“天资喜文事”的灵儿，说“生子能文毕矣”，因此朱长文出生便取名“长文”。长文也的确不负他所望，“十岁善属文”，博闻强识，经史子集皆有造诣，技艺尤其以琴艺和书法见长。
　　可惜天道磨人，朱长文刚考中进士的第二年，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把腿给摔坏了，从此一瘸一拐，成为一个终身“跛足人”。意外坠马后，朱长文无心仕途，躲进小楼成一统，回到家乡苏州侍奉父亲二十余载，后来修缮了自家的一座园林“乐圃”，在此隐居终身，成为“乐圃先生”。
　　快乐的乐圃先生
　　所谓乐圃，圃，是花草果园的意思，乐圃，就是装着快乐的园子。
　　朱长文隐居于此，把功名利禄抛诸脑后，整日读书弹琴，修心悟道。他写过一篇自述隐居生活的《乐圃记》说：
　　苟不用于世，则或渔或筑，或农或圃，劳乃形，逸乃心，友沮溺，肩黄绮，追严郑，蹑陶白，穷通虽殊，其一乐也。故不以轩冕肆其欲，不以山林丧其节。孔子曰：“乐天知命，故不忧。”又称颜子在陋巷，可谓至德也已。余尝以“乐”名圃，其谓是乎！
　　儒家学而优则仕，朱长文是学而优而不能仕，于是走向了另外一种人生境界。
　　这是传统中国士子的另外一种人生选择，就是从儒入道，归卧林泉，縱情文房雅趣和山水清幽，变成一个“修道人”，这便是“名士”生活。


　　朱长文的意思，治学未必要当官，当不了官，像汉代隐士严郑那样乐道闲居，像春秋时的范蠡和白圭那样退隐江湖经营自己的生活，也一样不失人生大道。
　　生活是苦乐两浮云，往来交替如泡影梦幻，何妨乐天知命，不为苦乐所拘碍，知我命之所由，使心境不交，但吟啸徐行，一蓑烟雨，一任平生？
　　朱长文在一隅乐圃中，品山水、游笔墨、和琴箫、读诗书，有酽茶和香，有知天地庄严，其乐又何极呢？
　　在乐圃的二十余年中，朱长文也笔耕不辍，写下许多著作。无论诗、琴、书、画，他都有论述，且见解不凡。书论有《续书断》和《墨池篇》，而琴的著作，就是这本风致嫣然的《琴史》。
　　《琴史》成书于宋元丰七年（1084年），朱长文四十五岁。它是我国古琴专题史的名著。
　　朱长文把尧帝、孔子、师旷、伯牙、钟子期、司马相如、蔡邕、嵇康、陶渊明等这些古代琴人的故事和所擅长的琴曲、流传的琴谱都一一道明，文末再附数语述其雅人操缦的“琴道”，读来脍炙人口，是一本深得琴趣的好书。
　　琴学的“史记”
　　《琴史》全书共分六卷。卷一至卷五，都记载琴人的事迹。
　　这些琴人，从上古时期的帝尧、大禹、成汤、文王、周公开始，一直写到与朱长文同时代的宋太
　　宗、欧阳修和范仲淹，总共包括孔子、许由、箕子、介子推、伯牙、屈原、宋玉、司马相如、王昭君、恒谭、马融、蔡邕、阮籍、孙登、陶渊明、陶弘景、白居易等一百五十八位琴人。
　　这些琴人是每一时期中国文化的代表性人物，每个人的名字都如雷贯耳，每个人的人格和事迹皆如明月般皎洁。
　　朱长文用简洁流畅的笔墨一一叙述，论其琴事、琴艺、琴论和琴德，成就了一部中国琴学的“史记”。
　　卷六又从《莹律》、《释弦》、《明度》、《拟象》、《论音》、《审调》、《声歌》、《广制》、《尽美》、《志言》、《叙史》十一个方面，涉及琴制、弦徽、琴名、琴调、琴歌等琴学的方方面面。前五卷是朱长文对琴人、琴事的汇总，卷六对琴学进行系统论述，则更加体现他的琴学造诣。


　　在朱長文写作《琴史》之前，古代关于古琴的记述，皆只散见于各类经史子集之中，朱长文以其卓越的见识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进行甄别、编选，立意正统、思想清晰，由此成就了这本深入浅出，道味盎然的琴书。
　　例如卷六之《论音》，朱长文说：“音之生，本于人情而已矣。”一句话就总结了音乐的本质。
　　音乐是怎么产生的呢？它不是什么神秘玄妙的艺术，而只是人心的自然显发。音者心声，什么样的心，出来的就是什么样的音乐。
　　朱长文接着说，音乐是：“出于情，发于器，形于声，若影响之迅速也。”
　　古琴是传心之器，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观心之随波逐流的无心之人，还真难以操缦弄弦，因为出来的只是噪音而并不是音乐。


　　琴以载道
　　“士无故不撤琴瑟”，《礼记》中的这句话道出琴以载道的内涵。
　　琴是读书人修身养性的乐器，可以使人心沉淀升华，达到某种程度的超越。
　　孔子曾困于陈蔡，绝粮七日，依然将诵弦歌不辍，后经幽谷，见幽兰独自盛开，不禁感叹说，兰花是香草，却与许多花卉混杂在一起，就像圣贤沦落在鄙夫之间啊，于是抚琴而作《猗兰操》，辞曰：“如何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所定处。”孔子心中是愉悦又无奈的，愉悦是道的滋养，无奈则是世相的虚妄与错乱。


　　朱长文的《琴史》，详述了孔子事迹。孔子曾做琴曲《龟山》、《将归》和《猗兰操》。
　　朱长文论孔子，说：
　　“余尝读《龟山》之辞而哀至圣之不得位；听《将归》之歌而伤浊世之多险难；闻《猗兰》之名而叹盛德之不遇时也。”
　　孔子是道的代表，无奈道不远人而人远道，这也是世相本然，若非如此，又哪来的千年琴声幽幽呢？
　　孔子事迹在《琴史》第二篇，第一篇朱长文则是写帝尧。帝尧作《神人畅》，朱长文评论说：
　　“和乐而作者命之曰‘畅’，达者兼济天下之谓也；忧愁而作者命之曰‘操’，穷则独善其身之谓也。”
　　所谓达，是指大道之行，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邦有道则仕”，士子兼济天下，这便是‘畅’；所谓穷，是指社会不尚道德，因此“邦无道则隐”，士子只好独善其身，这便是‘操’。


　　朱长文《琴史》的一大特征，就是在叙述完琴人和琴事后，篇末加上一段这样的评论性文字，其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于琴的理解，都体现在这些文字里。
　　在乐圃幽居的朱长文，始终不离的，便是“琴以载道”的情操，无此情操，便无《琴史》。
　　宋元符元年（1098年）二月十七日，朱长文在乐圃中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岁。
　　《琴史》书稿由其家人保存，在时隔一百五十多年后的南宋绍定六年（1233年）才由他的侄孙朱正大付梓，传印于世。


　　后记
　　一篇粗劣短文，不足以道朱长文和《琴史》之万一，但面对中国古代为数众多的琴人琴事，总有一种不得不表的感动。文字是多余的，然舍弃文字，我也环顾茫然，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表达这种感动和敬仰。
　　古琴可谓中国文化的象征，琴曲中的诸如《神人畅》、《文王操》、《广陵散》、《忆故人》、《平沙落雁》、《墨子悲丝》、《渔樵问答》等，每一曲所唱的都是人生参透后的格致清欢。
　　琴人静心操缦，一曲终了而心胸云消雾散，像是洗尽了红尘铅华，像是回到了天地之初，简单、清净、无私、奉献，不立文字、真心实意、情意浓浓。
　　中国文化是造人的艺术，朱长文的《琴史》是这其中雅致的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