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界对于孔、老的年代问题有过一次大的辩论，在学术领域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一派认为老先于孔，胡适先生主之；另一派认为孔先于老，梁任公先生主之。两派各执一辞，莫能相下。辩论之文在报刊上几乎每日皆有，余偶见一文，署名季同，以《老子》为晚出，其材料证据虽无大加于时论，但出自作者笔下则亲切有味，心颇异之，意其必为一年长宿儒也。后知其为一大学生，则大异之。后又知其为张申府先生(崧年)之少弟，及得见，其为一忠厚朴实之青年，气象木讷，若不能言者，虽有过人聪明而绝不外露，乃益叹其天资之美。张先生旋即与余之堂妹定婚，以学术上切磋之友谊，申以婚姻，益亲密矣。
　　余于一九二八年由燕京到清华，张先生已于是年毕业于师大一附中，同时被师大和清华录取。在清华上课月余，惟不习惯于当时清华之军事训练，又从清华退学回师大就读。清华亦不以为忤，毕业之后，仍按原计划聘为清华哲学系助教，并担任哲学概论课程。其时，张先生乃刚毕业之大学生，又非出自哲学专业，选课者除哲学系一年级生之外，亦有其他系高年级生，均翕服无闲言。盖张先生真正是一位如司马迁所说的“好学深思”之士，对于哲学重大问题“心知其意”。讲课者言之有物，听课者亦觉亲切有味矣。《周易·乾文言》有言：“修辞立其诚”，诚者无妄之谓也。“心知其意”则无妄。张先生初授课之成功，无妄之效也；其初发表文章之成功，亦无妄之效也。
　　张先生之学生有习篆刻者，欲治一闲章以相赠，请示印文，张先生命刻“直道而行”四字。余闻之曰：“此张先生立身之道也，非、闲章也！”张先生之木讷气质，至老不变。孔子曰：“刚毅木讷近仁。”直道而行则“刚毅”矣。“近仁”之言，其意当哉！张先生可谓律己以严，高自要求也。中国传统中的读书人，即所谓“士”者，生平所事，有二大端：一曰治学，二曰立身。张先生治学之道为“修辞立其诚”；立身之道为“直道而行”，此其大略也。
　　中国哲学史界同人，收集张先生五十余年来的重要论文和著作，编以为《文集》，命序于余。余谓张先生之学术主张已详书中，又何待序之赘言，以为蛇足乎？为张先生之为学与立身之道有尚未为世所注意者，故标而出之，以为书之引端。其“直道而行”乃张先生所自言；“修辞立其诚”乃余所窥测而得者，质之张先生以为然否？
　　抑有更进一义者，推本溯源，则立身与为学，初非两橛。“修辞立其诚”、“直道而行”只是一事。一事者何？诚而已矣。“修辞立其诚”，诚也；“直道而行”，亦诚也，一以贯之矣。诚乃《中庸》之中心思想，故曰：“不诚无物”。又日：“君子以诚之为贵”。有志者于此悟入而力行之，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周易·乾象辞》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张先生尝主此言以说明中国文化之精神。校之以《中庸》之意，“天行健”则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自强不息”则所谓“至诚无息也”。天之道出乎自然，人之道有待于有志者自勉之功夫。古人有言：“行百里者半九十”，亦“自强不息”“至诚无息”之意，言晚节之难也。余虽不敏，愿与张先生共勉之。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序于北京友谊医院时年九十有三
　　
　　(《张岱年文集》即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