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只有专科学历的民间学者谢泳，在经过专家严格审查及公示后，被正式聘任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一个很普通的大学教授的聘任，竟如同娱乐事件一般，引来各路媒体的关注，尤其是诸多网络媒体的参与，足见其轰动效应。
　　国内各大学礼聘知名学者为教授并不新鲜，各大学开出的基本条件大同小异：上有两院院士，中有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就连讲师也一律地要求具有博士学位，而且在执行的过程中会按照国外、国内和学位的不同加以组合，其中最受欢迎的，要数国外的男博士。
　　从当今教育界来看，专科生被聘为教授实在只是个案而已。厦大聘用谢泳做教授，并不标志着当前大学唯学历的用人制度有什么改变，只能算是制度中的一个小小的灵活之处。
　　应该看到的是，这类破格的人才聘用往往只发生在人文科学领域。自然科学领域由于其固有的特殊性，譬如一定的试验设备、相应的研究基础条件等，因此不大会有这类事情发生。倒是在物理、数学等基础学科领域，常常有“民科”自称推翻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破解了哥德巴赫猜想……北大、清华的自习室经常有人径自走上讲台，宣称自己解决了某某难题，推翻了某某定律，但大都难以拿出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来让大家认可。
　　既然谢泳被聘是个例，所以自然也不会对现有的大学的评价体系构成太大的影响。有人担心谢泳是否能够适应大学的评价体系，我认为完全可以不必担心，作为当前体系的一个例外，既然可以破格提拔他为教授，那么也可以破格允许他不受现有评价体系的约束。
　　唯学历论实际上来自于大学人才评价体系在执行过程中的偏离。目前，各个评价体系热衷于搞量化，把科研或教学等工作分解成一个个看起来具体的指标，按图索骥，照方抓药。从某种程度上说，可算是数学方法在管理领域的滥用。量化的好处在于具体操作起来易于推行，一方面，办事人员可以很容易地按指标体系把被评价者划分为体系中的一二三四；另一方面，还可在某种程度上避免无处不在的“关系”的困扰。但是，某些看起来“科学”的量化评价体系的错误在于教学和科研是复杂劳动而不是简单劳动，一个人发表的学术论文、承担的项目级别可以量化，但是，科研的创新如何用指标量化？我们一贯提倡的教书育人，教书勉强可以量化，育人怎么量化？量化可以衡量一个教师的课时量，但是如何衡量一个教师爱心、责任心？如果按照现在的大学评价体系，提出纳什均衡的纳什显然考核不合格，至少在论文数量上远远达不到要求。但是，普林斯顿开除纳什了吗？没有。
　　在具体的人才录用过程中，一些现象也让人哭笑不得。某西部著名高校招收博士担任教师，基本条件是要求应聘者第一、第二、第三学历必须都是985院校。有个应聘者本科毕业学校列入985工程，研究生保送至一个211工程院校，读博士又回到了本科的985院校，结果，这个应聘者被拒——因为没有达到所定的指标，而不是学识水平不足。当学术水平、教学效果的评价量化为形形色色的“科学指标”时，是否还应该记得古今中外对于人才的选用还有四个字：任人唯贤。
　　话又说回来，大学的用人制度及其人才评价体系本身和倍受指责的高考一样，是一个有缺陷但简单实用的体系，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平性。目前的情况下，学位和出身（是否名校）还是代表了一定的科研方面的训练和研究的基础，对于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这样，因此，没有必要再去批评人才录用中的唯学历论，因为那只是当下用人制度的一个衍生物。问题在于我们在用人制度的执行中不要偏离了原来的轨道，为了指标而指标。
　　夫子云：过犹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