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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娥，是在东街文化馆那条巷子，我正跟一个文友说《酸枣花》筹备的情况。娥从巷口走出来，我不经意多看了几眼，娥也看见了我，羞羞答答，低头顺眼，抿嘴一笑。她妩媚的样子有一种傲气，嘴唇本质的鲜艳让人产生意念，一脸的清秀，乌黑的头发整理得光泽四射，穿着简朴素雅。我当时想，这才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龄，这么让人心动。
从那天起，算认识了她。
娥隔三岔五地来文化馆找我，有一次很晚了，她还待在我办公室不走。我提示过她几次，她若无其事地说没关系。我想，黑天半夜和高中女生在一块儿明显是不妥的，再说，对一个将参加高考的学生，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或恶果。于是，我再次对她说，复习功课要紧，考大学是决定一生的事，千万不敢马虎。
没想到，娥用眼睛忽闪忽闪地盯了我好一阵儿，有些不解甚至疑惑地问我：“是不是我很烦？”
我说：“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能不多想，平日里一贯谨慎、胆小细致的我，性情不外露地低调处事已成了习惯。我不可能没有负担地和这个单纯的女孩儿有什么情感纠葛，心里这么想着，又不好意思一下子说明白。也许是我一厢情愿，娥心里什么事也没有。
她站在玻璃窗跟前，看着外面雨雾蒙蒙的院子，若有所思地好像对自己说：“人活着就像这天气。”这个比我小几岁又没有任何社会经历的女孩儿，竟然如此深刻地感叹人生？刚想张嘴问，她回过头来说：“好啦，看看我的诗吧，有没有进步？”
“哦。我的水平有限呀。”我这才看娥的手稿，一时不知怎么看，有些手忙脚乱。娥很淡定，走过来轻轻地把诗稿一页一页拿起举着瞧，说：“气人了，有些句子都泡成黑点点了。”
我凑过去看，娥的诗稿好大一部分被浸湿得认不出字的模样了。由于靠得太近，娥的几根头发轻轻地划在我脸上，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让我觉得十分美妙。娥没有发现我的表情。她跺着脚，一脸的沮丧，嘴里嘟嘟囔囔不知道念着什么词。她有些懊悔地把诗稿看了几遍，然后回过头对我说：“我记着，背给你听。”
外面的雨似乎越下越大，窑洞里的光线十分昏暗。我这才拉开了灯，做出要听她朗诵诗的样子。娥朝我抿嘴笑了笑，用手指了指水杯。我这才醒悟，对女人，自己显得过分拘束、木讷，甚至愚蠢。找茶叶半天找不到，在抽屉里乱翻。娥过来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背说：“大哥呀，白开水就行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直愣愣地站着。
“仔细听呀，一会儿要点评哩。”娥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地开始她的朗读……
在到处都有文学味的环境里，文学就是青年们嘴上嚼着的糖。
可以想象，我们这帮文学青年见面后三句话不过，相互追问的便是看什么书，写了什么文章，都立志像酸枣树一样，生长在贫瘠的崖畔上，有毅力，坚不可摧，无论干旱雨涝，冰雪风霜，都能挺立在那里结出果实。可现在，桌上的稿纸空空如也，我不知道从何下手。其实，大家都过高地估量了自己，激情澎湃后，冷静下来是一片空白，学识、修养、经历、阅历等等都缺乏，一颗酸枣树是永远不能成为参天大树的，这让我没了思绪，敲打稿件的时候突然觉得悲凉。几年来，我不停地写，即使在乡下的日子，我趴在炕上点着煤油灯，目不转睛地盯着稿纸思索着，一个情节，一个画面，一个人物，如此艰难地写出来，一页一页的稿纸翻过，是不是小说或散文自己都开始怀疑。这样的生活令家人费解，在纸上写来画去有甚出息？我也想过，这样的活法有些不真实。然而，我被雇用到城里以后，很多人改变了看法，我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又恢复如常，每逢遇集天，家里给我带来小米、山蔓、钱钱、绿豆之类的东西，母亲怕我挨饿，吃不饱饭甚事也做不好。文化馆小，根本没灶，只有等别人下班以后自己才动手做饭。在别人眼里，我的日子过得好不快乐。
作为农村的后生，我没进文化馆之前就像一个跑江湖的，背包里背著几本名著和自己写的散文小说，我不停地往外寄稿子，退稿信或干脆是人家事前打印好的一张条子在我家压了一大堆。父母担心我精神出毛病，平日里尽可能不念叨我的将来，怕这样会刺激我精神分裂。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省上的一家大型刊物邀我去改稿，幸运的是，中篇小说发表了，我便成了文化馆里的雇佣工。
从省城回来，拿着铅印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杂志，沉甸甸地送给有关领导看，他们一致说好。我的动力更大了，有些废寝忘食，一个劲儿地读书，一个劲儿地写，陆陆续续写了几十篇小说，有的发表了，有的照旧退回来。然而，我在这个年龄，在这么个小的地方也就成了名人，成了年轻人羡慕的对象。县城里到处搭建起的临时门市，各式各样的铁皮房里全是各个系统的待业青年，他们总是怀疑我的来路，羡慕完了便是嫉妒，或有仇恨。这种疑问很伤我的自尊，只有娥一个劲儿地夸赞我，有时候，她没话找话，背诵我的某篇散文或小说的某个章节。我晓得，这个高中女生是为了哄我开心。偶尔看见我吃稀饭啃一个馒头时，她十分惊讶地问：“这吃法呀？我的妈，比学校还苦。”
我说：“习惯了。”
娥开始关心我的生活了，她建议我去学校上灶。文化馆离学校不是很远，走几步最起码能填饱肚子，并且改变眼下单一食谱的状况。
我略想了一下说：“学校的饭点太有时间性了，我赶不上趟儿。”
“要么我给你送来？”她一脸的兴奋。
我说：“不要，耽误你学习。”
娥的脸上很快换了表情。她转过身去，有些无奈的样子。两条胳膊无趣地前后甩着，甩着，然后举过头顶像要飞的姿势，说：“我是真心对你好。”
我的心被蜇了一下，很疼。
我晓得高考越来越近了，我没多想，也不敢去想。娥是个学生，她会有更好的未来。那次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了她的消息，办公室电话机也没有她的问候，或许她正在冲刺高考吧？我稍微平静下来，因为这段时间外面一家编辑部在等我的稿子，家里又不停地捎来话，说有人介绍对象。单位上领导有些变化，真是烦死人了，老馆长即将到龄，有人争馆长这个位子，弄得单位乌烟瘴气。许多文友还是打电话，问那个油印刊物编的情况。我说，其实，我比谁都着急，揽下了这个活儿，而且是老馆长答应的事，我争取尽快印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 这样的推杯换盏，我觉得自己的脑袋变大，身体轻飘飘的，要飞起来。
晚上回得很晚，小县城的路灯十分昏暗，我和娥从饭馆走出来，喝得不成样子了。我们东倒西歪，走起来都有些飘斜斜了。那俩家伙不知甚时候已走了，早不见了人影。在这空旷有些冷浸的夜里，县城的街道上没一个行人，也没有车，偶尔冷不丁地从哪个拐巷黑暗处蹿出一条狗来，娥吓得惊慌失措，拽住我的脖子，我十分自然地搂着她的腰。她喘着气，还有些惊魂未定地对我说：“狗是人养的，为甚要怕呢？”
“它只认主家。”我说。
“主要是它的品性。”娥说。
“哈哈，主要是人的弱点太多了，不强大。”我好像有感而发，激情澎湃。是的，人在惊吓之后，只能在声势上给自己壮胆。我们遇到一个自己害怕的东西后，只能恐吓它。比如蛇、狗，让它如临大敌。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我同样是无比恐惧。
“你喜欢我吗？”娥好像恢复了平静，她的声音非常大，在我耳边隆隆作响。
“你说呢？”
“喜歡。”
“爱吗？”
“爱！”
“娶我吗？”
“娶！”
娥考的大学不理想，她本来不打算去上那所学校，可她的父母哭着说家里供一个大学生容易吗？娥只有妥协。农村的一个女娃娃家，上大学已经是老天照顾了，学校好坏不说，毕业了，能有一份工作，进了公家门，找一个好人家，这辈子不就美满了吗？
我赞成娥父母的想法，这让娥觉得不屑一顾甚至很厌烦，她直截了当地问我：“你不是因为没考出去而自卑吗？”这话，戳到了我的痛处，我无话可说了。娥大概看出了我的软处，有些自责地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我在文化馆的窑洞里趁着酒劲说了许多该说的和不该说的话。下半夜时分，我们口干舌燥了，我用平日烧水的电热杯熬点小米汤，娥表示赞赏，只是说那水杯有些小，我说第一杯让她喝，我再熬一杯。在这段时间里，娥又回忆起我们刚喝完酒的情形，她趴在床上，两只胳膊支撑着脑袋，眼睛眯眯地盯着我说：“酒呀！真是个好东西。”
我说：“好甚哩，失控，差点乱性。”
“这才真实。”
“有时丢人。”
“那我俩把人丢大了？”她换了个姿势说，“你真的看上我了？”
我已清醒了，不觉紧张起来，说：“酒劲嘛，小女生一个。”
“都十八了。”
“不是。你才开始上大学是不？”
我在那个破旧的沙发上坐着，目光有些飘忽不定，不敢正视娥的表情。我开始还想，酒喝多了，我们是不是相拥而睡？娥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然而，我的兴奋点消失后，觉得现实不是诗。
“想甚？”
“没。”
“我看出来了。”娥的眼睛明亮了，充满了渴望和欣慰，那几乎是望眼欲穿的，似乎要燃烧一样。
“真的。”我躲闪开来，还是不敢正视她的眼睛。
“真想就来抱我。”她很认真地说。
“不……不能。”我知道自己是虚伪。
“你不想？”她眼光暗了下来。
我闻到了一股焦煳味，这才发现水杯里的小米汤快熬干了，我哭丧着脸，关掉电源说：“人不能走心，汤喝不成了。”
娥掀开被子站起来，仿佛没听到我的话。我又强调把水杯洗一遍重新熬。她说：“别折腾了，我喝凉水，你回答我，愿不愿意？”
我不知如何回答，心里说愿意，口上说不出来。有一根绳索紧紧扯着大脑中的某根神经，人一定要在关键时刻把握好自己，性欲、贪欲都会毁掉自己，也会毁掉别人。她没再问我，我也不好说，更不想当面承认，就算想，我能做出来吗？她是个学生，还得往前走，我们仅仅是好朋友，宁愿这样好下去，这样的煎熬折磨着我，稍微让自己冷静下来……
夜晚过得很快。记得娥说班里有个男同学给她偷偷写过一封信，信里用完了所有赞美的词。她说那同学学习肯用功，就是太女孩子味儿，她不喜欢那种男生，也就没理会。每当与那男生碰面的时候，娥笑了又笑说：“真逗，他竟然低着头，像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掉头就走了。”
我对娥说：“你太强大了。”
“不是吧？到你这儿，甚也不是。”
临天亮的时候，我说着说着有些困了，我没有上床去。因为喝完酒又拉了一整夜的话，我有些迷迷糊糊，在破旧的沙发上睡着了。娥最后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她睡没睡，我也不知道。当听到外面有人走动说话的时候，猛地醒来，天已经亮了，娥也不见了。我赶忙收拾了一下窑洞，生怕单位领导或同事看见这一片狼藉说闲话。起初以为娥出去方便了，但直到我把窑洞收拾好还不见她回来。窑洞里酒气和焦煳味还没散尽，我开了门让新鲜的空气进来，站在门口左看右看，文化馆院子里来回走动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就这样傻站了好半天，望来望去没有娥的身影。她会去哪儿了呢？难道是因为我没胆量和勇气承认喜欢她而生气了？娥不辞而别成了我的心结。我还在不停地想着别的原因，我不愿意想娥是另一种女孩儿，但人心隔肚皮，我了解她吗？或许她早走一步也是为了我好，她已十分了解我了。
我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而且，这错误已经无法弥补了。
文化馆决定派我下乡收集整理民间故事，领导说整天在单位上是闭门造车，要到农村去接地气，同时，对我的文学创作也有好处。我觉得也是。
于是，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乡间的路上奔驰。有时像一头盲目推磨的毛驴，一圈一圈又笨又蠢地到处走。每逢遇集天，乡里的几个作者从包里掏出几页皱巴巴的稿纸，上面写了几首自以为是的诗词歌赋的东西，他们都希望能在油印刊《酸枣花》上露一下脸。更要命的是，父母给我送来小米之类的副食产品后，拐弯抹角说前沟张家的小子结婚了，李家的女子出嫁了。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不看我，而是看着窗外，好像和窗外的某个神灵在交流。我有些不堪重负，心里明白他们的意思。他们觉得我老大不小了，该尽早把婚事定下来，省得别人说三道四，他们脸上无光。最后丢下一句话，让我备受煎熬。他们说：“吃公家饭了，可还是农村人嘛，根在村里，别这山看见那山高，咱服不住。” 我脑壳里开始稀里糊涂了，我有了名誉有了工作与别人相干吗？然而，在庄里、县城里一个人的名声好坏至关重要，可我什么也做不好，都不尽如人意，长这么大，还让父母操心，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有些事确确实实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突然蜂拥而至。许多好心人给我介绍对象，我还装模作样地应承着，并和那些女子见面。我虚伪吗？现在，我天天下乡，沉浸在民间故事的神奇环境里，村子里会讲故事的老汉们，悠闲自在地坐在自家土炕上或硷畔的大石头上，要不就在碾盘上或石床上，在村子里任何一个他们可以坐下来的地方，抽着旱烟，不紧不慢地讲他们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故事。我生怕记不住，不时地打断他们的话，重复核实，这样尽职尽责，为了别人能看得起我。要不然，一个土生土长的乡里后生凭什么挤进城里吃公饭呢？
文化馆长有一天把我叫进办公室，他有些质疑地问，你到底要找甚样子的女子呢？以前来那个不是挺好的么？人家姑娘长得俊，对你又上心，哪点配不上你？你说说，找家底好一点儿的，又有工作的女子，自己的条件差呀。
我好像無路可退，又没有勇气解释她还是个学生，自己又不会编造谎言，只说我俩不太合适。没想到馆长沉下脸来，十分严肃地说，这事你要掌握好，年轻人的品德最重要，千万不要骄傲，自以为了不起。听馆里人说，你们都在一块儿了呀，人家女娃娃容易吗？父母含辛茹苦、省吃俭用把她供成大学生，你不要欺负人家！看似语重心长，但我觉得馆长这话像往我心口上捅刀子。他们竟然如此关心我，而且让我骑虎难下，我的人品似乎值得怀疑。先前，娥只是让我的青春泛起一丝涟漪，直至后来，让我悔恨而觉得那是青春荡漾的巨浪，我许多情感在那该死的虚伪中成了遗憾。为什么这样呢，我诅咒自己。
我给娥准备好的笔记本、钢笔，还有一条红色的围巾在我的柜子里沉静了。娥没有打任何招呼便去省城念大学了。我期盼着有一天会来一个电话、一封情书，每天去收发室打探，没有信，那个唯一通往外面的电话也做了个木盒上了锁……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我看不进去书，书里的字在跳，一会儿变成娥的影子，她在笑，一笑起来就止不住。
那个寒假，娥没有来。
一个遇集天，我从吵闹的东街小巷好不容易挤回来。文化馆大门口站着一对中年夫妇，他们一见我进文化馆大门，就上前问我上班了吗？我正在思谋着中午饭如何打发，他们的问话让我不得不抬起头打量一下，中年夫妇很面熟，似乎在哪儿见过。我盘算着是不是一对文学爱好者，会不会又给我拿来一沓写满密密麻麻字的稿子。见我犹豫，他们十分真诚地自我介绍：“我们是小沟的，来打问点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小沟是我们邻村。刚想张嘴问甚事，女的开口说：“柳树村的常干部在你们这儿吗？”
“我就是，进去说吧。”我有些不自在了，不知他们找我甚事。
“不进去了，你就是呀！”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上下打量我一番，脸终于有一点儿舒展。那女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递过来说：“娥是我们女儿，她念书走了就来这一封信。小老乡，听说你对我们娥好，她为甚寒假也不回来？再说，快过年了，我们挺想她的，一个女娃娃家在外面多可怕。”
我心里一阵狂风暴雨，雷鸣电闪，几乎被击倒。拿着那封信觉得沉甸甸的，稍微缓过来，我脱口而出：“我联系上一定转告她，你们尽管放心吧。”
“你们有联系吗？”
“没，我会联系她的。”我吞吐着说。
“这娃娃……怎回事？”
我谦让着让娥的父母进去坐坐，他们说甚也不进去。看着这一对夫妇走远，我心里不是滋味。不管什么原因，娥的这种举动严重地伤害了她的父母，我可以不理会这些，但心想，不管是老乡也好，朋友也罢，总得想办法帮助他们。他们的那种焦虑、担忧，包括隐隐的疼痛都挂在脸上，这表情刺疼了我。然而，我多希望晓得娥的消息。她这样聪明，考上大学应该晓得做人的规矩，这么利索的女孩儿，怎么会变了呢？
我明白娥父母的用心良苦，他们找我实在是迫不得已，而现实是我真的无能为力，这样的承诺叫我苦闷，心里变得有些畸形，自己也觉得怪怪的。我努力要改变这种状况，可每天看书时全是娥的影子，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老在眼前晃动。有一次喝多了，无缘无故地泪流满面，吓得我那两位酒友不知所措，也不劝，让我尽情地流泪。
我只好四处打问娥一点一滴的信息，然而，省城那么远，大学那么大，要打听一个人的信息还真难。有一阵子，我想请几天假，专门去西安找她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但立刻否定了自己的决定。娥这么长时间不给我写信，说明她早已把我抛到九霄云外了，如果我冒冒失失地去寻她，收不到预期效果，反而更加伤害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本来就卑微，活得煎熬，在城市里的生活已过得有些屈辱。
我就这样挣扎着，真让我想象娥有多坏还是万万不可能的。她为什么要对父母如此刻薄，甚至是残忍，连封信都不写呢？哪怕一句问好或报个平安，但我还是往好里想娥的可塑性，她在大学一定是出类拔萃的，不写信一定有她的苦衷。她站在舞台上就得按照戏文里编排的一样，不能有丝毫的差错，这个社会到处充满了骚动，人们追求生活的目标正从传统的观念中脱离，人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条轨道，全速前进，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因为大家都茫然。
我开始寻找娥垒的那个城堡，转了好几圈，好像记忆出了差错，树林里，我只碰到许多半生半熟的男女，他们一个个朝我笑，我感觉不到是热情还是出于礼貌。有一个声音总是说，人啊人！太难读懂的就是人了。不是吗？我并不完全了解娥，是的，我只了解她的身份，了解她积极好学，还有任性，她的喜怒哀乐常常叫我捉摸不透，所有的话是真是假，就像诗一样，朦胧、深奥、空灵，她内心世界是什么，我一无所知。
有一天，酒鬼朋友拿来一本杂志，他醉醺醺地说这刊物上有娥发表的诗，我有些怀疑，打开来看，觉得也像：故作不疼不痒/情分也许早落尘埃/今生我牵着/真想为你留下来……或藏在心底/多想在你身边/错过了时间/满天的星星/像花火一瞬间熄灭/无人能照亮世界。
从那天起，算认识了她。
娥隔三岔五地来文化馆找我，有一次很晚了，她还待在我办公室不走。我提示过她几次，她若无其事地说没关系。我想，黑天半夜和高中女生在一块儿明显是不妥的，再说，对一个将参加高考的学生，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或恶果。于是，我再次对她说，复习功课要紧，考大学是决定一生的事，千万不敢马虎。
没想到，娥用眼睛忽闪忽闪地盯了我好一阵儿，有些不解甚至疑惑地问我：“是不是我很烦？”
我说：“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能不多想，平日里一贯谨慎、胆小细致的我，性情不外露地低调处事已成了习惯。我不可能没有负担地和这个单纯的女孩儿有什么情感纠葛，心里这么想着，又不好意思一下子说明白。也许是我一厢情愿，娥心里什么事也没有。
她站在玻璃窗跟前，看着外面雨雾蒙蒙的院子，若有所思地好像对自己说：“人活着就像这天气。”这个比我小几岁又没有任何社会经历的女孩儿，竟然如此深刻地感叹人生？刚想张嘴问，她回过头来说：“好啦，看看我的诗吧，有没有进步？”
“哦。我的水平有限呀。”我这才看娥的手稿，一时不知怎么看，有些手忙脚乱。娥很淡定，走过来轻轻地把诗稿一页一页拿起举着瞧，说：“气人了，有些句子都泡成黑点点了。”
我凑过去看，娥的诗稿好大一部分被浸湿得认不出字的模样了。由于靠得太近，娥的几根头发轻轻地划在我脸上，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让我觉得十分美妙。娥没有发现我的表情。她跺着脚，一脸的沮丧，嘴里嘟嘟囔囔不知道念着什么词。她有些懊悔地把诗稿看了几遍，然后回过头对我说：“我记着，背给你听。”
外面的雨似乎越下越大，窑洞里的光线十分昏暗。我这才拉开了灯，做出要听她朗诵诗的样子。娥朝我抿嘴笑了笑，用手指了指水杯。我这才醒悟，对女人，自己显得过分拘束、木讷，甚至愚蠢。找茶叶半天找不到，在抽屉里乱翻。娥过来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背说：“大哥呀，白开水就行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直愣愣地站着。
“仔细听呀，一会儿要点评哩。”娥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地开始她的朗读……
在到处都有文学味的环境里，文学就是青年们嘴上嚼着的糖。
可以想象，我们这帮文学青年见面后三句话不过，相互追问的便是看什么书，写了什么文章，都立志像酸枣树一样，生长在贫瘠的崖畔上，有毅力，坚不可摧，无论干旱雨涝，冰雪风霜，都能挺立在那里结出果实。可现在，桌上的稿纸空空如也，我不知道从何下手。其实，大家都过高地估量了自己，激情澎湃后，冷静下来是一片空白，学识、修养、经历、阅历等等都缺乏，一颗酸枣树是永远不能成为参天大树的，这让我没了思绪，敲打稿件的时候突然觉得悲凉。几年来，我不停地写，即使在乡下的日子，我趴在炕上点着煤油灯，目不转睛地盯着稿纸思索着，一个情节，一个画面，一个人物，如此艰难地写出来，一页一页的稿纸翻过，是不是小说或散文自己都开始怀疑。这样的生活令家人费解，在纸上写来画去有甚出息？我也想过，这样的活法有些不真实。然而，我被雇用到城里以后，很多人改变了看法，我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又恢复如常，每逢遇集天，家里给我带来小米、山蔓、钱钱、绿豆之类的东西，母亲怕我挨饿，吃不饱饭甚事也做不好。文化馆小，根本没灶，只有等别人下班以后自己才动手做饭。在别人眼里，我的日子过得好不快乐。
作为农村的后生，我没进文化馆之前就像一个跑江湖的，背包里背著几本名著和自己写的散文小说，我不停地往外寄稿子，退稿信或干脆是人家事前打印好的一张条子在我家压了一大堆。父母担心我精神出毛病，平日里尽可能不念叨我的将来，怕这样会刺激我精神分裂。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省上的一家大型刊物邀我去改稿，幸运的是，中篇小说发表了，我便成了文化馆里的雇佣工。
从省城回来，拿着铅印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杂志，沉甸甸地送给有关领导看，他们一致说好。我的动力更大了，有些废寝忘食，一个劲儿地读书，一个劲儿地写，陆陆续续写了几十篇小说，有的发表了，有的照旧退回来。然而，我在这个年龄，在这么个小的地方也就成了名人，成了年轻人羡慕的对象。县城里到处搭建起的临时门市，各式各样的铁皮房里全是各个系统的待业青年，他们总是怀疑我的来路，羡慕完了便是嫉妒，或有仇恨。这种疑问很伤我的自尊，只有娥一个劲儿地夸赞我，有时候，她没话找话，背诵我的某篇散文或小说的某个章节。我晓得，这个高中女生是为了哄我开心。偶尔看见我吃稀饭啃一个馒头时，她十分惊讶地问：“这吃法呀？我的妈，比学校还苦。”
我说：“习惯了。”
娥开始关心我的生活了，她建议我去学校上灶。文化馆离学校不是很远，走几步最起码能填饱肚子，并且改变眼下单一食谱的状况。
我略想了一下说：“学校的饭点太有时间性了，我赶不上趟儿。”
“要么我给你送来？”她一脸的兴奋。
我说：“不要，耽误你学习。”
娥的脸上很快换了表情。她转过身去，有些无奈的样子。两条胳膊无趣地前后甩着，甩着，然后举过头顶像要飞的姿势，说：“我是真心对你好。”
我的心被蜇了一下，很疼。
我晓得高考越来越近了，我没多想，也不敢去想。娥是个学生，她会有更好的未来。那次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了她的消息，办公室电话机也没有她的问候，或许她正在冲刺高考吧？我稍微平静下来，因为这段时间外面一家编辑部在等我的稿子，家里又不停地捎来话，说有人介绍对象。单位上领导有些变化，真是烦死人了，老馆长即将到龄，有人争馆长这个位子，弄得单位乌烟瘴气。许多文友还是打电话，问那个油印刊物编的情况。我说，其实，我比谁都着急，揽下了这个活儿，而且是老馆长答应的事，我争取尽快印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 这样的推杯换盏，我觉得自己的脑袋变大，身体轻飘飘的，要飞起来。
晚上回得很晚，小县城的路灯十分昏暗，我和娥从饭馆走出来，喝得不成样子了。我们东倒西歪，走起来都有些飘斜斜了。那俩家伙不知甚时候已走了，早不见了人影。在这空旷有些冷浸的夜里，县城的街道上没一个行人，也没有车，偶尔冷不丁地从哪个拐巷黑暗处蹿出一条狗来，娥吓得惊慌失措，拽住我的脖子，我十分自然地搂着她的腰。她喘着气，还有些惊魂未定地对我说：“狗是人养的，为甚要怕呢？”
“它只认主家。”我说。
“主要是它的品性。”娥说。
“哈哈，主要是人的弱点太多了，不强大。”我好像有感而发，激情澎湃。是的，人在惊吓之后，只能在声势上给自己壮胆。我们遇到一个自己害怕的东西后，只能恐吓它。比如蛇、狗，让它如临大敌。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我同样是无比恐惧。
“你喜欢我吗？”娥好像恢复了平静，她的声音非常大，在我耳边隆隆作响。
“你说呢？”
“喜歡。”
“爱吗？”
“爱！”
“娶我吗？”
“娶！”
娥考的大学不理想，她本来不打算去上那所学校，可她的父母哭着说家里供一个大学生容易吗？娥只有妥协。农村的一个女娃娃家，上大学已经是老天照顾了，学校好坏不说，毕业了，能有一份工作，进了公家门，找一个好人家，这辈子不就美满了吗？
我赞成娥父母的想法，这让娥觉得不屑一顾甚至很厌烦，她直截了当地问我：“你不是因为没考出去而自卑吗？”这话，戳到了我的痛处，我无话可说了。娥大概看出了我的软处，有些自责地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我在文化馆的窑洞里趁着酒劲说了许多该说的和不该说的话。下半夜时分，我们口干舌燥了，我用平日烧水的电热杯熬点小米汤，娥表示赞赏，只是说那水杯有些小，我说第一杯让她喝，我再熬一杯。在这段时间里，娥又回忆起我们刚喝完酒的情形，她趴在床上，两只胳膊支撑着脑袋，眼睛眯眯地盯着我说：“酒呀！真是个好东西。”
我说：“好甚哩，失控，差点乱性。”
“这才真实。”
“有时丢人。”
“那我俩把人丢大了？”她换了个姿势说，“你真的看上我了？”
我已清醒了，不觉紧张起来，说：“酒劲嘛，小女生一个。”
“都十八了。”
“不是。你才开始上大学是不？”
我在那个破旧的沙发上坐着，目光有些飘忽不定，不敢正视娥的表情。我开始还想，酒喝多了，我们是不是相拥而睡？娥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然而，我的兴奋点消失后，觉得现实不是诗。
“想甚？”
“没。”
“我看出来了。”娥的眼睛明亮了，充满了渴望和欣慰，那几乎是望眼欲穿的，似乎要燃烧一样。
“真的。”我躲闪开来，还是不敢正视她的眼睛。
“真想就来抱我。”她很认真地说。
“不……不能。”我知道自己是虚伪。
“你不想？”她眼光暗了下来。
我闻到了一股焦煳味，这才发现水杯里的小米汤快熬干了，我哭丧着脸，关掉电源说：“人不能走心，汤喝不成了。”
娥掀开被子站起来，仿佛没听到我的话。我又强调把水杯洗一遍重新熬。她说：“别折腾了，我喝凉水，你回答我，愿不愿意？”
我不知如何回答，心里说愿意，口上说不出来。有一根绳索紧紧扯着大脑中的某根神经，人一定要在关键时刻把握好自己，性欲、贪欲都会毁掉自己，也会毁掉别人。她没再问我，我也不好说，更不想当面承认，就算想，我能做出来吗？她是个学生，还得往前走，我们仅仅是好朋友，宁愿这样好下去，这样的煎熬折磨着我，稍微让自己冷静下来……
夜晚过得很快。记得娥说班里有个男同学给她偷偷写过一封信，信里用完了所有赞美的词。她说那同学学习肯用功，就是太女孩子味儿，她不喜欢那种男生，也就没理会。每当与那男生碰面的时候，娥笑了又笑说：“真逗，他竟然低着头，像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掉头就走了。”
我对娥说：“你太强大了。”
“不是吧？到你这儿，甚也不是。”
临天亮的时候，我说着说着有些困了，我没有上床去。因为喝完酒又拉了一整夜的话，我有些迷迷糊糊，在破旧的沙发上睡着了。娥最后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她睡没睡，我也不知道。当听到外面有人走动说话的时候，猛地醒来，天已经亮了，娥也不见了。我赶忙收拾了一下窑洞，生怕单位领导或同事看见这一片狼藉说闲话。起初以为娥出去方便了，但直到我把窑洞收拾好还不见她回来。窑洞里酒气和焦煳味还没散尽，我开了门让新鲜的空气进来，站在门口左看右看，文化馆院子里来回走动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就这样傻站了好半天，望来望去没有娥的身影。她会去哪儿了呢？难道是因为我没胆量和勇气承认喜欢她而生气了？娥不辞而别成了我的心结。我还在不停地想着别的原因，我不愿意想娥是另一种女孩儿，但人心隔肚皮，我了解她吗？或许她早走一步也是为了我好，她已十分了解我了。
我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而且，这错误已经无法弥补了。
文化馆决定派我下乡收集整理民间故事，领导说整天在单位上是闭门造车，要到农村去接地气，同时，对我的文学创作也有好处。我觉得也是。
于是，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乡间的路上奔驰。有时像一头盲目推磨的毛驴，一圈一圈又笨又蠢地到处走。每逢遇集天，乡里的几个作者从包里掏出几页皱巴巴的稿纸，上面写了几首自以为是的诗词歌赋的东西，他们都希望能在油印刊《酸枣花》上露一下脸。更要命的是，父母给我送来小米之类的副食产品后，拐弯抹角说前沟张家的小子结婚了，李家的女子出嫁了。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不看我，而是看着窗外，好像和窗外的某个神灵在交流。我有些不堪重负，心里明白他们的意思。他们觉得我老大不小了，该尽早把婚事定下来，省得别人说三道四，他们脸上无光。最后丢下一句话，让我备受煎熬。他们说：“吃公家饭了，可还是农村人嘛，根在村里，别这山看见那山高，咱服不住。” 我脑壳里开始稀里糊涂了，我有了名誉有了工作与别人相干吗？然而，在庄里、县城里一个人的名声好坏至关重要，可我什么也做不好，都不尽如人意，长这么大，还让父母操心，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有些事确确实实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突然蜂拥而至。许多好心人给我介绍对象，我还装模作样地应承着，并和那些女子见面。我虚伪吗？现在，我天天下乡，沉浸在民间故事的神奇环境里，村子里会讲故事的老汉们，悠闲自在地坐在自家土炕上或硷畔的大石头上，要不就在碾盘上或石床上，在村子里任何一个他们可以坐下来的地方，抽着旱烟，不紧不慢地讲他们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故事。我生怕记不住，不时地打断他们的话，重复核实，这样尽职尽责，为了别人能看得起我。要不然，一个土生土长的乡里后生凭什么挤进城里吃公饭呢？
文化馆长有一天把我叫进办公室，他有些质疑地问，你到底要找甚样子的女子呢？以前来那个不是挺好的么？人家姑娘长得俊，对你又上心，哪点配不上你？你说说，找家底好一点儿的，又有工作的女子，自己的条件差呀。
我好像無路可退，又没有勇气解释她还是个学生，自己又不会编造谎言，只说我俩不太合适。没想到馆长沉下脸来，十分严肃地说，这事你要掌握好，年轻人的品德最重要，千万不要骄傲，自以为了不起。听馆里人说，你们都在一块儿了呀，人家女娃娃容易吗？父母含辛茹苦、省吃俭用把她供成大学生，你不要欺负人家！看似语重心长，但我觉得馆长这话像往我心口上捅刀子。他们竟然如此关心我，而且让我骑虎难下，我的人品似乎值得怀疑。先前，娥只是让我的青春泛起一丝涟漪，直至后来，让我悔恨而觉得那是青春荡漾的巨浪，我许多情感在那该死的虚伪中成了遗憾。为什么这样呢，我诅咒自己。
我给娥准备好的笔记本、钢笔，还有一条红色的围巾在我的柜子里沉静了。娥没有打任何招呼便去省城念大学了。我期盼着有一天会来一个电话、一封情书，每天去收发室打探，没有信，那个唯一通往外面的电话也做了个木盒上了锁……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我看不进去书，书里的字在跳，一会儿变成娥的影子，她在笑，一笑起来就止不住。
那个寒假，娥没有来。
一个遇集天，我从吵闹的东街小巷好不容易挤回来。文化馆大门口站着一对中年夫妇，他们一见我进文化馆大门，就上前问我上班了吗？我正在思谋着中午饭如何打发，他们的问话让我不得不抬起头打量一下，中年夫妇很面熟，似乎在哪儿见过。我盘算着是不是一对文学爱好者，会不会又给我拿来一沓写满密密麻麻字的稿子。见我犹豫，他们十分真诚地自我介绍：“我们是小沟的，来打问点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小沟是我们邻村。刚想张嘴问甚事，女的开口说：“柳树村的常干部在你们这儿吗？”
“我就是，进去说吧。”我有些不自在了，不知他们找我甚事。
“不进去了，你就是呀！”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上下打量我一番，脸终于有一点儿舒展。那女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递过来说：“娥是我们女儿，她念书走了就来这一封信。小老乡，听说你对我们娥好，她为甚寒假也不回来？再说，快过年了，我们挺想她的，一个女娃娃家在外面多可怕。”
我心里一阵狂风暴雨，雷鸣电闪，几乎被击倒。拿着那封信觉得沉甸甸的，稍微缓过来，我脱口而出：“我联系上一定转告她，你们尽管放心吧。”
“你们有联系吗？”
“没，我会联系她的。”我吞吐着说。
“这娃娃……怎回事？”
我谦让着让娥的父母进去坐坐，他们说甚也不进去。看着这一对夫妇走远，我心里不是滋味。不管什么原因，娥的这种举动严重地伤害了她的父母，我可以不理会这些，但心想，不管是老乡也好，朋友也罢，总得想办法帮助他们。他们的那种焦虑、担忧，包括隐隐的疼痛都挂在脸上，这表情刺疼了我。然而，我多希望晓得娥的消息。她这样聪明，考上大学应该晓得做人的规矩，这么利索的女孩儿，怎么会变了呢？
我明白娥父母的用心良苦，他们找我实在是迫不得已，而现实是我真的无能为力，这样的承诺叫我苦闷，心里变得有些畸形，自己也觉得怪怪的。我努力要改变这种状况，可每天看书时全是娥的影子，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老在眼前晃动。有一次喝多了，无缘无故地泪流满面，吓得我那两位酒友不知所措，也不劝，让我尽情地流泪。
我只好四处打问娥一点一滴的信息，然而，省城那么远，大学那么大，要打听一个人的信息还真难。有一阵子，我想请几天假，专门去西安找她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但立刻否定了自己的决定。娥这么长时间不给我写信，说明她早已把我抛到九霄云外了，如果我冒冒失失地去寻她，收不到预期效果，反而更加伤害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本来就卑微，活得煎熬，在城市里的生活已过得有些屈辱。
我就这样挣扎着，真让我想象娥有多坏还是万万不可能的。她为什么要对父母如此刻薄，甚至是残忍，连封信都不写呢？哪怕一句问好或报个平安，但我还是往好里想娥的可塑性，她在大学一定是出类拔萃的，不写信一定有她的苦衷。她站在舞台上就得按照戏文里编排的一样，不能有丝毫的差错，这个社会到处充满了骚动，人们追求生活的目标正从传统的观念中脱离，人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条轨道，全速前进，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因为大家都茫然。
我开始寻找娥垒的那个城堡，转了好几圈，好像记忆出了差错，树林里，我只碰到许多半生半熟的男女，他们一个个朝我笑，我感觉不到是热情还是出于礼貌。有一个声音总是说，人啊人！太难读懂的就是人了。不是吗？我并不完全了解娥，是的，我只了解她的身份，了解她积极好学，还有任性，她的喜怒哀乐常常叫我捉摸不透，所有的话是真是假，就像诗一样，朦胧、深奥、空灵，她内心世界是什么，我一无所知。
有一天，酒鬼朋友拿来一本杂志，他醉醺醺地说这刊物上有娥发表的诗，我有些怀疑，打开来看，觉得也像：故作不疼不痒/情分也许早落尘埃/今生我牵着/真想为你留下来……或藏在心底/多想在你身边/错过了时间/满天的星星/像花火一瞬间熄灭/无人能照亮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