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26日，国民觉军队撤出武昌。由于国民觉的消极防御方针和片面吭战路线，致使历时4个半月的武汉保卫战，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武汉地区遂沦于日本侵略者之手。这时，整个江汉平原狼烟四起，敌骑纵横，宜昌危在旦夕。扼守于川鄂边区的吉星文将军所部，同仇敌忾，与入侵者频频交手。日军虽常以空中优势耀武扬威，但也时常遭我地面部队的炮火打击。
　　初冬季节的川鄂边山区，虽然时间尚早，却已呈暮色苍茫晚景。位于宜昌西部一条汇人长江的支流边，名叫沙阳的沙滩上空，一架巨型飞机尾部拖着长长的农烟，颠簸着向沙滩冲来，发出震耳欲聋的撞击声。沙难上土石飞扬，尘埃弥天，但一会儿又复归平静，飞机迫降成功了。
　　此时，弹痕累累的机仓大门敞开了，从里面跳出5个人来。他们快步跑向江边，夺取子—艘小渔船，慌慌张张地令渔夫解缆驶向对岸。占星文将军的参谋人员断定这是一架被我军地面防奎炮火击伤而迫降的敌机，小船上的逃敌，肯定是这架飞机的机组和有关人员。遂—方面令武力拦截，阻其逃逸，—方面抢占沙阳沙滩，敷获飞机。
　　首先映人眼帘的是飞机两翼漆着的太阳徽记和“天皇号”三字。再看其内部，布置典雅，设施豪华，机仓里也未置武器。原来这架被击伤的巨型飞机是日皇座机。但此次日皇未在座机里，而是作为运输机执行运输任务的，被击伤后迫降在前线的沙滩上。
　　重庆航空委员会接到电报后，当即派成都空军第把修理厂空军少校、修造课课长黄渭雄，率领抢修队去现场处理此事。这个厂抗战前是海军的上海飞机制造处，‘八·一三”淞沪战后并入空军，在当时技术力量相对较好。黄选了15人组成“火线抢修队”，从重庆乘船直下宜昌抵达沙阳。
　　躺在大家面前的这架巨型飞机，机身为钢架铝皮，双星式冷九缸发动机，有正副驾驶各一座，另有无线电通信员、领航员各一座，操纵系统是滑轮及链条。因为是座机，所以未置武器。两翼下面及机身后侧，都漆有日本空军军徽，机头有白漆恭楷的“天皇号”三个大字。再检视此机，受地面炮火击伤多处，螺旋桨已变形，翼梁也被折断。发动机、起动器都受到轻重不同的破坏。后部直尾翅破坏更为严重，约有1／4面积受损。要修好这架飞机，也需费时多日。
　　为防日机轰炸，大家在黄渭雄少校的指挥下，作了伪装掩体，因沙阳沙滩地处山峡中，敌机不易发现，所以未将残机转移。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工作，残机才基本修好。他们趁夜色掩护，将飞机组装复原，又经过多次试机，情况尚良好。后在吉部工兵团的协助下，在河滩修了—条2000多米的临时跑道备用。
　　1939年初春，重庆航委会派来了空军少校飞行员李英茂(原籍韩国，当时在中国服役，后曾任韩国空军司令)，所需油料等物，也先后运到。根据黄渭雄、李英茂等研究决定并报重庆航委批准，预定趁夜色先飞至宜昌机场，对飞机作一次全面检查，次晨继飞重庆。
　　此刻，大家被一个问题困扰着：这架飞机的机身上，还带着太阳徽记和“天皇号”字样，如果径直飞去重庆，途中定会遭到我地面炮火的攻击，但沙阳荒滩一时购买不到油漆来涂改徽号。有人建议用黄泥将日机标志完全涂抹掉，即可免除沿途地面炮火的袭击。可是飞机起飞后，完全出人意料的是，黄泥被空中的水气冲刷得一干二净。机上人员从舷窗里发现，飞机又恢复了原貌，太阳徽记和“天皇号”字样赫然在目。此时，飞机已被地面防空部队发现，立即四面遭到攻击，一团团爆炸黑烟围住飞机。宜昌市也放出了紧急空袭警报，机场立时被封闭。飞行员李英茂只得在宜昌附近，选一沙滩再次迫降。
　　为避免意外，机上人员在拉开机门的同时，都高举双手作投降状。黄渭雄下飞机后，即用他福建腔的普通话向围拢来的我军官兵大声宣讲“天皇号”被俘、修复的经过，大家才收起武器，欢呼我军的胜利。
　　这时天色已近黄昏，借此短暂迫降停留之际，请宜昌市迅速送来蓝、白两色油漆，将太阳徽标改绘成青天白日空军军徽，把“天皇号”改为“沙阳号”，由当地驻军战士推至沙滩尽头，飞机加大马力腾空而起，顺利地飞上了蓝天。飞机绕沙滩三周，向地面欢呼的士兵致敬告别。
　　“沙阳号”后来奉命飞赴成都飞机修理厂大修，由黄渭雄改装成轰炸机，留在空军轰炸机总队月敝，屡立战攻，直到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