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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社会没有底层。
那时候人们也有地位的差异，但是不存在阶级分野。有的人因为狩猎能力超群而广受尊敬，有的人因为耕作技术出众而收获丰富，并可能因此而被推举为酋长。各种资源不被任何人垄断，而是向所有人敞开。
尤其关键的问题是，所有这些声誉和地位都不能折算成财富。原始社会的人们奉行“吃光用光、身体健康”的生活态度，谁的财富超出自家吃用所需，大家会毫不客气地将你的超出部分迅速消耗掉，让你变得跟大家一样两袖清风。一个人如果因为财富丰厚而当了酋长，他就必须用他的财富来资助社区的庆典活动和宗教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设宴招待大家。如果他舍不得将自己的财产散给大家享用，他不但酋长的位子保不住，甚至连生命也保不住。因为原始社会的人们常常处死不散财的酋长。原始社会的这种结构形态和游戏规则，决定了他们无法滋生阶级和阶级压迫。
当不同氏族、不同部落经过漫长的残杀、对抗、征服、磨合，最后组织成国家的时候，不同的群体演变成不同的阶级。国家横空出世，它所奉行的结构形态就是分层结构，不同等级的人群享有不同的政治地位。
底层就是在这时出现的，但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自然而然出现的，而是由掌握国家权力的权贵集团有意制造出来的。
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共和国，是由四个部落联合成一体的政治实体，每个部落有九十个氏族，总共三百六十个氏族。氏族是高度自治、高度独立的社会单元。居住在阿提卡地区的四个部落实现联盟时，各自具有自己的领土和行政中心，每个行政中心各有自己的会议厅和迎宾馆。部落联盟只有一个共同的军事首领，称为“巴赛勒斯”，负责协调军事行动。政治上每个部落是完全独立的，部落里边的氏族也是各自独立的。氏族首领都是选举产生。
在氏族内部，每个人享有的声誉和地位当然有差异，那些参与氏族间交流和部落间交流的人还能享有更为广泛的声誉和地位。但是，这种声誉和地位依然没有坚实的壁垒，享有这些声誉和地位的人与尚未享有此种声誉和地位的人并没有明确的阶级分野。因为拥有那些声誉和地位的机会是向每个人开放的，谁都可以因为劳动技能、思想智慧、人格品质、辩论能力等因素在本氏族脱颖而出，进而代表本氏族进入到联盟的交流之中。
瑟秀斯在担任军事指挥官之后，决定对国家制度进行改革。他首先说服各个部落将自己的会议厅和迎宾馆撤销，只在雅典保留一个共同的会议厅和迎宾馆。雅典事实上成了大家共同的政治中心，四个部落因此逐渐融合为一个政治实体，一个被后人命名为雅典城邦共和国的统一体。在这个实体中，所有的部落和氏族都是平等的。当三百六十位酋长共商国是的时候，他们是一个掌握权力的群体，但是每个酋长都是氏族的代表，他们各自面对自己的氏族时，他跟氏族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酋长的人选有变化，掌握国家权力的群体也跟着变化，所以那个群体无法垄断权力资源。所有公民在声誉和地位上的差异也不具有阶级意义，因为彼此可以流动变化。
接下来瑟秀斯将国民区分为士族、农民、工匠三个阶级，给他们分配不同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资源。他规定：凡属宗教和政治方面的主要官职，只能由士族阶级担任。这种制度设计不再将氏族看作权力的来源，而将国家看作权力的来源。那些杰出人物的地位不再是氏族赋予的，而是由国家以全体公民的名义赋予的。国家成了权力资源的生产者和控制者。各个阶级由国家分配不同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空间和地位。这是国家的基本特征。
瑟秀斯的改革成效不大，原因是氏族社会的结构根深蒂固，要以国家的名义将其摧毁尚不容易。直到晚一点的政治家梭伦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摧毁氏族制、建设政治国家的时机才大体成熟。所以梭伦成为人类政治史上划时代的政治家。他按照财产的不同将雅典国民分为四个阶级，并规定每个阶级对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各不相同。第一个阶级既不劳动也不服兵役，而是专门担任各种高级公职，掌握国家权力。第二个阶级服骑兵役，第三个阶级服重装步兵役，第四个阶级服轻装步兵役〔1〕。想来那个时代的雅典也像古代中国人一样，每个兵士都是自己带着装备参军打仗，因为阶级高贵的人参加的是需要复杂装备的兵种，阶级低微的人参加的是需要简易装备的军队。装备所需的费用跟他们的经济能力相一致。
第四阶级当然人数最多，他们没有担任官职的权利，但是也没有纳税的义务。在国家的资源分配中，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和奴隶肯定最少，所从事的产业肯定最低微，除了农业之外，很可能都是修鞋的补伞的磨刀的卖糖葫芦的之类，总之是成天被城管追着到处跑的那一类。
这样一来，雅典就有两个底层阶级，一个是奴隶阶级，他们由战俘和罪犯演变而来，世代承袭，永无出头之日。他们只给奴隶主和国家提供永无休止的劳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创造“剩余价值”的人群，他们的血汗是国家财政赖以运转的保证，也是第一个阶级无需参加劳动和军役的保证。第二个底层阶级是平民中的最低等级即第四阶级。人群广大的第四阶级虽然不用纳税，但是他们作为庞大军队的兵力来源，能够实施大规模的抢劫行动。国家就用他们的出生入死开辟出滚滚财源，供权贵阶级挥霍和享乐。
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为那些权贵人物施展经天纬地、杀伐征战的伟大天才和勤政爱民、日夜操劳的伟大品德所提供的一个平台，也是为他们提供巨大财富、无度享乐、高贵体验、超人感受的一个现实空间。
国家是权贵们为自己创造的一个玩物、一个私物，为了玩好这个私物，权贵们需要一个庞大的底层承担四项伟大的功能：第一，为权贵们提供无穷无尽的赋税，供他们纵欲无度地享乐；第二，用自己的饥寒交迫、凄厉哀嚎衬托权贵们的成就感和优越感，以及偶尔发点救济品象征性地解民于倒悬的崇高感；第三，遇到涉外武装活动时除了疯狂抢劫敌对部落财富外，还得适时地按照权贵们的命令担任炮灰（或者箭靶）；第四，在长期没有涉外武装活动时，英勇充当牺牲品以满足权贵们杀人玩血的心理需求。由此可见，底层人对于保证权贵们的生活质量和精神享受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底层，那些壁立千仞的伟大事业和伟大人物就没有基座。
部落组织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向敌对部落实施抢劫计划。国家的形成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其进步意义主要在于，权贵们不用冒箭矢刀斧之险，仅仅在社会组织方式上稍做手脚，就能以国家的名义对本国的底层人实施连续性的、制度化的、不知不觉的最大规模抢劫，这种伟大的智慧所创造的伟大的成功足够权贵阶级世世代代骄傲不已。
而且，这一点也不耽误对其他部落其他国家的抢劫，一旦需要对外动武，只要吆喝那些贱民开向敌阵，根本用不着亲自动手，天下金银财宝就尽入穀中。国家虽然是“文明”的产物，可是它在抢劫和屠杀他者上一点也不逊色于“野蛮”的部落。
关于制造并永远保持一个人数庞大之底层阶级的必要性，中国周代的政策阐述得最为清楚，这种政策也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保证。
周代规定，按照农夫地位的高低不同，分给肥瘠不同的农田。上等农夫的肥田所产粮食足够养活一家九口，次等农夫所得次田足够养活八口之家，再次之养活七人，再再次之养活六人，下等农夫所得瘠田可养活五人。庶民若是应征去当官差，其待遇比照以上五等农夫的收入水平，分等级核定（见《礼记·王制》，原文为：“制：农田百畝。百畝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为差也。”）。到这里为止规定的是底层人的收入，他们无论多么克勤克俭，最伟大的成就也只能勉强养活九口之家，要想谋求更伟大的前途那是断断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底层人的命运决定了他世世代代永远只能是底层人。
到了士、大夫等等阶级，其财富的拥有跟底层人就大不一样，因而他们的发展空间和家族前途也就大不一样。最低等的士，虽然他们完全不从事体力劳动，其最少收入也得相当于上等农夫全家劳动的总收入，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的收入还可以不断提高。《礼记·王制》接着说：“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国家用这种方式规定了每个阶级不同的政治地位、与这地位相对应的经济收入。政治地位越高，收入翻倍翻得越多越快。做一个大人物是多么令人羡慕。谁能成为大人物，则由那些已经成为大人物并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少数权贵决定。
国家权力给底层人规定的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特别狭小，设置的禁区却特别多。无论你多么优秀，无论你具有多么杰出的经天纬地安邦定国之才，你都无法获得政治地位，因为国家只允许你劳动和纳税，不允许你别有所图。一个底层人要想改变命运，他所面对的是整个制度的力量和秩序。在这样的制度和秩序面前，所有的勤奋努力、所有的道德磨砺、所有的人格修炼、所有的精神涵养，都不能发生作用和影响。
相反，为了保证国家拥有一个足够庞大的底层，权贵们必须不断使出各种政治经济手段，逼迫一些“中产阶级”破产，让他们源源不断地沦为“底层”。梭伦改革将公民分为四个阶级，就因为奴隶阶级这个底层还不够庞大，与国家的需要和文化的灿烂还不般配，于是将公民中最大的群体打入底层。这一招大大减少了分享奴隶劳动成果的公民人数，同时可以将第四阶级逼向殖民地，为国家抢劫无穷无尽的财富。
果然，梭伦改革成为古希腊划时代的事件，雅典军人迅速向小亚细亚扩张，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地，由抢劫和贸易所得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雅典的国库和权贵的腰包，雅典一时间成为希腊世界的老大。
为了防止少数桀骜不驯的底层人对这国家内部的制度性抢劫心怀不满，国家不得不用底层人缴纳的血汗钱建造庞大的监狱。只要他们的不满稍有流露，就将他们囚禁起来。如果他们企图对上流社会进行报复性抢劫，就将他们处死。为了威慑底层人老老实实纳税，必须建造一支警察部队随时恐吓他们、镇压他们。为了囚禁、镇压、处死他们时具有拿得出手的理由，就需要建立一套名叫法律的游戏规则。于是国家用法律的方式规定，底层人不纳税就是犯上，斩无赦，纳税而想拿回来是抢劫，斩无赦。
所以，标志着国家之诞生的监狱、警察、军队、刑法等等事物，都是因为有了底层才有了出现的理由和存在的必要。所以，人类社会由氏族时代进入国家时代，所需要完成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规定谁是底层。一旦用强力制造出一个庞大的底层，国家就横空出世了。
光用军队威慑底层还不够，还得豢养一大批士大夫从文化上精神上将底层人的精神摧毁。士大夫们按照权贵们的吩咐天天画符念咒，永不停息地诅咒底层人“野蛮”、“原始”、“土著”、“愚昧无知”、“冷漠麻木”、“灵魂黑暗”、“科盲”、“法盲”等等。他们把这样的符咒念到了杂志上、报纸上、电视上、所有的专著上。念够了一定数量就有俸禄，念超了一定数量就有赏钱。所有的图书馆、所有的大中小学、所有的精英会议、所有的底层训话，全给这样的符咒塞满了，容不下一点底层人自己的内容。
所有的权贵和精英通过对底层人的诅咒、批判、压榨、提防而团结为一个整体，伟大而又高贵的上流社会就这样形成了。
光是诅咒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给他们“教化”和“启蒙”。于是一部分士大夫们以巨大的激情研究教化门径和启蒙方法，焚膏继晷，不辞辛苦与煎熬，直到把自己熬成圣贤。底层人诚惶诚恐地跟着圣贤的符咒牙牙学语，刚学会甲乙丙丁，圣贤跟权贵一咬耳朵，马上来一场符咒革命，又改念子丑寅卯了。底层人一下子懵了，拍着额头只恨自己太弱智。
他们不知道没有底层就没有国家。
如果没有国家，权贵们的伟大智慧和崇高品德到哪里去展现呢？绚丽多彩的艺术和灿烂辉煌的文化从哪里诞生呢？时不时地出现于各个时代各个种族的划时代圣贤哪有可能产生呢？所以，所有具有话语权的人都说国家是伟大的事物，而底层人永远像泥土一样沉默无言，历史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心路历程，他们只有老老实实当着底层人，世世代代。
注释：
〔1〕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凤凰出版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那时候人们也有地位的差异，但是不存在阶级分野。有的人因为狩猎能力超群而广受尊敬，有的人因为耕作技术出众而收获丰富，并可能因此而被推举为酋长。各种资源不被任何人垄断，而是向所有人敞开。
尤其关键的问题是，所有这些声誉和地位都不能折算成财富。原始社会的人们奉行“吃光用光、身体健康”的生活态度，谁的财富超出自家吃用所需，大家会毫不客气地将你的超出部分迅速消耗掉，让你变得跟大家一样两袖清风。一个人如果因为财富丰厚而当了酋长，他就必须用他的财富来资助社区的庆典活动和宗教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设宴招待大家。如果他舍不得将自己的财产散给大家享用，他不但酋长的位子保不住，甚至连生命也保不住。因为原始社会的人们常常处死不散财的酋长。原始社会的这种结构形态和游戏规则，决定了他们无法滋生阶级和阶级压迫。
当不同氏族、不同部落经过漫长的残杀、对抗、征服、磨合，最后组织成国家的时候，不同的群体演变成不同的阶级。国家横空出世，它所奉行的结构形态就是分层结构，不同等级的人群享有不同的政治地位。
底层就是在这时出现的，但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自然而然出现的，而是由掌握国家权力的权贵集团有意制造出来的。
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共和国，是由四个部落联合成一体的政治实体，每个部落有九十个氏族，总共三百六十个氏族。氏族是高度自治、高度独立的社会单元。居住在阿提卡地区的四个部落实现联盟时，各自具有自己的领土和行政中心，每个行政中心各有自己的会议厅和迎宾馆。部落联盟只有一个共同的军事首领，称为“巴赛勒斯”，负责协调军事行动。政治上每个部落是完全独立的，部落里边的氏族也是各自独立的。氏族首领都是选举产生。
在氏族内部，每个人享有的声誉和地位当然有差异，那些参与氏族间交流和部落间交流的人还能享有更为广泛的声誉和地位。但是，这种声誉和地位依然没有坚实的壁垒，享有这些声誉和地位的人与尚未享有此种声誉和地位的人并没有明确的阶级分野。因为拥有那些声誉和地位的机会是向每个人开放的，谁都可以因为劳动技能、思想智慧、人格品质、辩论能力等因素在本氏族脱颖而出，进而代表本氏族进入到联盟的交流之中。
瑟秀斯在担任军事指挥官之后，决定对国家制度进行改革。他首先说服各个部落将自己的会议厅和迎宾馆撤销，只在雅典保留一个共同的会议厅和迎宾馆。雅典事实上成了大家共同的政治中心，四个部落因此逐渐融合为一个政治实体，一个被后人命名为雅典城邦共和国的统一体。在这个实体中，所有的部落和氏族都是平等的。当三百六十位酋长共商国是的时候，他们是一个掌握权力的群体，但是每个酋长都是氏族的代表，他们各自面对自己的氏族时，他跟氏族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酋长的人选有变化，掌握国家权力的群体也跟着变化，所以那个群体无法垄断权力资源。所有公民在声誉和地位上的差异也不具有阶级意义，因为彼此可以流动变化。
接下来瑟秀斯将国民区分为士族、农民、工匠三个阶级，给他们分配不同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资源。他规定：凡属宗教和政治方面的主要官职，只能由士族阶级担任。这种制度设计不再将氏族看作权力的来源，而将国家看作权力的来源。那些杰出人物的地位不再是氏族赋予的，而是由国家以全体公民的名义赋予的。国家成了权力资源的生产者和控制者。各个阶级由国家分配不同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空间和地位。这是国家的基本特征。
瑟秀斯的改革成效不大，原因是氏族社会的结构根深蒂固，要以国家的名义将其摧毁尚不容易。直到晚一点的政治家梭伦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摧毁氏族制、建设政治国家的时机才大体成熟。所以梭伦成为人类政治史上划时代的政治家。他按照财产的不同将雅典国民分为四个阶级，并规定每个阶级对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各不相同。第一个阶级既不劳动也不服兵役，而是专门担任各种高级公职，掌握国家权力。第二个阶级服骑兵役，第三个阶级服重装步兵役，第四个阶级服轻装步兵役〔1〕。想来那个时代的雅典也像古代中国人一样，每个兵士都是自己带着装备参军打仗，因为阶级高贵的人参加的是需要复杂装备的兵种，阶级低微的人参加的是需要简易装备的军队。装备所需的费用跟他们的经济能力相一致。
第四阶级当然人数最多，他们没有担任官职的权利，但是也没有纳税的义务。在国家的资源分配中，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和奴隶肯定最少，所从事的产业肯定最低微，除了农业之外，很可能都是修鞋的补伞的磨刀的卖糖葫芦的之类，总之是成天被城管追着到处跑的那一类。
这样一来，雅典就有两个底层阶级，一个是奴隶阶级，他们由战俘和罪犯演变而来，世代承袭，永无出头之日。他们只给奴隶主和国家提供永无休止的劳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创造“剩余价值”的人群，他们的血汗是国家财政赖以运转的保证，也是第一个阶级无需参加劳动和军役的保证。第二个底层阶级是平民中的最低等级即第四阶级。人群广大的第四阶级虽然不用纳税，但是他们作为庞大军队的兵力来源，能够实施大规模的抢劫行动。国家就用他们的出生入死开辟出滚滚财源，供权贵阶级挥霍和享乐。
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为那些权贵人物施展经天纬地、杀伐征战的伟大天才和勤政爱民、日夜操劳的伟大品德所提供的一个平台，也是为他们提供巨大财富、无度享乐、高贵体验、超人感受的一个现实空间。
国家是权贵们为自己创造的一个玩物、一个私物，为了玩好这个私物，权贵们需要一个庞大的底层承担四项伟大的功能：第一，为权贵们提供无穷无尽的赋税，供他们纵欲无度地享乐；第二，用自己的饥寒交迫、凄厉哀嚎衬托权贵们的成就感和优越感，以及偶尔发点救济品象征性地解民于倒悬的崇高感；第三，遇到涉外武装活动时除了疯狂抢劫敌对部落财富外，还得适时地按照权贵们的命令担任炮灰（或者箭靶）；第四，在长期没有涉外武装活动时，英勇充当牺牲品以满足权贵们杀人玩血的心理需求。由此可见，底层人对于保证权贵们的生活质量和精神享受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底层，那些壁立千仞的伟大事业和伟大人物就没有基座。
部落组织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向敌对部落实施抢劫计划。国家的形成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其进步意义主要在于，权贵们不用冒箭矢刀斧之险，仅仅在社会组织方式上稍做手脚，就能以国家的名义对本国的底层人实施连续性的、制度化的、不知不觉的最大规模抢劫，这种伟大的智慧所创造的伟大的成功足够权贵阶级世世代代骄傲不已。
而且，这一点也不耽误对其他部落其他国家的抢劫，一旦需要对外动武，只要吆喝那些贱民开向敌阵，根本用不着亲自动手，天下金银财宝就尽入穀中。国家虽然是“文明”的产物，可是它在抢劫和屠杀他者上一点也不逊色于“野蛮”的部落。
关于制造并永远保持一个人数庞大之底层阶级的必要性，中国周代的政策阐述得最为清楚，这种政策也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保证。
周代规定，按照农夫地位的高低不同，分给肥瘠不同的农田。上等农夫的肥田所产粮食足够养活一家九口，次等农夫所得次田足够养活八口之家，再次之养活七人，再再次之养活六人，下等农夫所得瘠田可养活五人。庶民若是应征去当官差，其待遇比照以上五等农夫的收入水平，分等级核定（见《礼记·王制》，原文为：“制：农田百畝。百畝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为差也。”）。到这里为止规定的是底层人的收入，他们无论多么克勤克俭，最伟大的成就也只能勉强养活九口之家，要想谋求更伟大的前途那是断断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底层人的命运决定了他世世代代永远只能是底层人。
到了士、大夫等等阶级，其财富的拥有跟底层人就大不一样，因而他们的发展空间和家族前途也就大不一样。最低等的士，虽然他们完全不从事体力劳动，其最少收入也得相当于上等农夫全家劳动的总收入，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的收入还可以不断提高。《礼记·王制》接着说：“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国家用这种方式规定了每个阶级不同的政治地位、与这地位相对应的经济收入。政治地位越高，收入翻倍翻得越多越快。做一个大人物是多么令人羡慕。谁能成为大人物，则由那些已经成为大人物并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少数权贵决定。
国家权力给底层人规定的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特别狭小，设置的禁区却特别多。无论你多么优秀，无论你具有多么杰出的经天纬地安邦定国之才，你都无法获得政治地位，因为国家只允许你劳动和纳税，不允许你别有所图。一个底层人要想改变命运，他所面对的是整个制度的力量和秩序。在这样的制度和秩序面前，所有的勤奋努力、所有的道德磨砺、所有的人格修炼、所有的精神涵养，都不能发生作用和影响。
相反，为了保证国家拥有一个足够庞大的底层，权贵们必须不断使出各种政治经济手段，逼迫一些“中产阶级”破产，让他们源源不断地沦为“底层”。梭伦改革将公民分为四个阶级，就因为奴隶阶级这个底层还不够庞大，与国家的需要和文化的灿烂还不般配，于是将公民中最大的群体打入底层。这一招大大减少了分享奴隶劳动成果的公民人数，同时可以将第四阶级逼向殖民地，为国家抢劫无穷无尽的财富。
果然，梭伦改革成为古希腊划时代的事件，雅典军人迅速向小亚细亚扩张，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地，由抢劫和贸易所得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雅典的国库和权贵的腰包，雅典一时间成为希腊世界的老大。
为了防止少数桀骜不驯的底层人对这国家内部的制度性抢劫心怀不满，国家不得不用底层人缴纳的血汗钱建造庞大的监狱。只要他们的不满稍有流露，就将他们囚禁起来。如果他们企图对上流社会进行报复性抢劫，就将他们处死。为了威慑底层人老老实实纳税，必须建造一支警察部队随时恐吓他们、镇压他们。为了囚禁、镇压、处死他们时具有拿得出手的理由，就需要建立一套名叫法律的游戏规则。于是国家用法律的方式规定，底层人不纳税就是犯上，斩无赦，纳税而想拿回来是抢劫，斩无赦。
所以，标志着国家之诞生的监狱、警察、军队、刑法等等事物，都是因为有了底层才有了出现的理由和存在的必要。所以，人类社会由氏族时代进入国家时代，所需要完成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规定谁是底层。一旦用强力制造出一个庞大的底层，国家就横空出世了。
光用军队威慑底层还不够，还得豢养一大批士大夫从文化上精神上将底层人的精神摧毁。士大夫们按照权贵们的吩咐天天画符念咒，永不停息地诅咒底层人“野蛮”、“原始”、“土著”、“愚昧无知”、“冷漠麻木”、“灵魂黑暗”、“科盲”、“法盲”等等。他们把这样的符咒念到了杂志上、报纸上、电视上、所有的专著上。念够了一定数量就有俸禄，念超了一定数量就有赏钱。所有的图书馆、所有的大中小学、所有的精英会议、所有的底层训话，全给这样的符咒塞满了，容不下一点底层人自己的内容。
所有的权贵和精英通过对底层人的诅咒、批判、压榨、提防而团结为一个整体，伟大而又高贵的上流社会就这样形成了。
光是诅咒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给他们“教化”和“启蒙”。于是一部分士大夫们以巨大的激情研究教化门径和启蒙方法，焚膏继晷，不辞辛苦与煎熬，直到把自己熬成圣贤。底层人诚惶诚恐地跟着圣贤的符咒牙牙学语，刚学会甲乙丙丁，圣贤跟权贵一咬耳朵，马上来一场符咒革命，又改念子丑寅卯了。底层人一下子懵了，拍着额头只恨自己太弱智。
他们不知道没有底层就没有国家。
如果没有国家，权贵们的伟大智慧和崇高品德到哪里去展现呢？绚丽多彩的艺术和灿烂辉煌的文化从哪里诞生呢？时不时地出现于各个时代各个种族的划时代圣贤哪有可能产生呢？所以，所有具有话语权的人都说国家是伟大的事物，而底层人永远像泥土一样沉默无言，历史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心路历程，他们只有老老实实当着底层人，世世代代。
注释：
〔1〕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凤凰出版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