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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在中国田协注册的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达到328场，平均到每个星期就是6场
2016年，超过280万“跑马”者用脚丈量了除西藏之外的全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133个城市。
2016年在中國田协注册的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达到328场，平均到每个星期就是6场。
2014年以前跑马拉松，比赛前一天都能报上名。但最近两年就要拼手速了，甚至需要摇号。从赛事数量与参与人数来看，中国马拉松产业正处在“井喷”阶段。但无可回避的是猝死、作弊等与赛事筹备、管理、运营、保障相关的诸多硬伤。
2016年12月10日举行的2016厦门（海沧）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上，两名跑者猝死。15日，主办方确认一名猝死跑者是替跑。
风险最高的运动
“马拉松是我从事的所有赛事工作中危险最大、风险最高的一项运动。”上海国际马拉松赛首席医疗官马宏赟的话并非危言耸听。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马宏赟从2009年开始便参与包括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在内的多项大型赛事的医疗工作，他认为目前国内大部分马拉松赛事“没有出事只能说是幸运”。
2016年年初，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杜兆才强调提升赛事服务水平是年内国内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组织工作的重点，而“防猝死”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公开资料显示，自2014年，有14人在马拉松赛事中猝死，在终点附近的猝死概率超过80%，大部分猝死者是不超过35岁的年轻人。
2016年4月10日，陕西杨凌马拉松比赛中，一名全程马拉松的参赛者在距离终点不远处摔倒猝死；同年12月10日，厦门（海沧）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中发生两名跑友猝死事件，其中一名跑友系替跑者。
2016年3月20日，广东清远马拉松中，有1.2万人次接受治疗，其中晕倒20人，危重症5人，进ICU（重症监护室）3人，这被称为最“受伤”的一场马拉松……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主任医师郑宏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猝死虽只是少数，但因为跑步姿势不当等原因对关节和韧带等造成的损伤却是大量的，并且有些伤害是不可逆的。”
“有很多不了解马拉松、不了解自身身体状况的冲动型参赛者。”资深跑友、郑州大学体育教师卢家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很多跑友太心急，训练不到1年甚至零基础就去“跑马”，跑姿不对还不停刷量，结果健身变成“伤身”。
虽然无论是全程马拉松还是半程马拉松都要求参赛选手经过系统的训练，甚至有一定的赛事经验积累。但是，国内目前对参加者的要求还是主要体现在年龄和健康状况上。
为帮助跑友正确认识风险，目前国内马拉松赛事在报名阶段，都要求选手签署免责协议，还有不少赛事组委会要求报名者提交体检报告和参加其他赛事时的完赛证明。
“但在实际执行中，很多赛事组委会并未严格把关，有些报名者拿着伪造的完赛证明蒙混过关。”卢家伟说。
一场“半马”，30人作弊
“跑马”，几乎成为全民“信仰”，并非偶然。一方面，现代都市人健康压力、内心焦虑与日俱增，跑步是少有的可以安抚身心的私人运动；另一方面，城市健身场所相对缺乏，群众性体育赛事较少。2014年10月，国务院下发文件，取消商业性群众赛事的审批，政策“绿灯”大开，城市管理者的“运动搭台、收益唱戏”诉求更易实现，一场场城市马拉松嘉年华“你方唱罢我登台”。
但“替跑”“蹭跑”等舞弊违规行为频现。厦门半程马拉松发生替跑者猝死事件后，经组委会调查，此次半程马拉松比赛中，竟有超过30名的参赛者存在转让号码布等违规现象。
随后中国田协发布了《关于加强马拉松赛事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宣布了对私自转让参赛名额“零容忍”的处罚措施。然而，就在一天后的深圳马拉松上，再次曝出“男替女”的事件。
“转让号码布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让组委会设置的报名门槛失效，违背了诚实守信和公平竞赛的原则。” 卢家伟对本刊记者表示，一旦出现替跑者猝死等意外，还可能诱发更多纠纷。
比如，据媒体报道，替跑者猝死事件发生后，死者家属在考虑起诉转让给死者参赛资格的人。
马孔多（北京）文化有限公司创始人艾国永告诉本刊记者：“组织马拉松赛事是一项综合的、复杂的人文服务，对主办方的精细化管理能力是很大的考验。管住号码布，只是管住其中一个环节，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保证安全等问题，但不妨由此着手，落实到更多细节，查排漏洞和隐患。”
他指出，违规转让号码布事件提醒了马拉松赛事组织者，在领取参赛包、选手检录等程序上的简化，虽然对参赛者释放了信任的善意，但也同时向违规者敞开了大门。
“强化身份认证是执行落实规则的必要程序，也许会带来一些不便，或让跑友付出多一些时间成本，但从长远来看，对提升赛事品牌质量和跑友体验是有利无害的。”艾国永说。
警惕被“马”绊倒
每一次乱象出现，都会激起一轮舆论质疑风浪。“泡沫浮夸”“虚火过旺”等对马拉松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2016年10月，一篇题为“中国式马拉松骗局：商业驱动下的蒙骗与狂欢”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广泛流传。
中国的城市马拉松赛事是否“过热”到需降温？所谓马拉松“泡沫”和“大跃进”真的存在吗？
在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国田协主席段世杰看来，中国的比赛并不多，还很少，“美国每年有700多场，日本也有200多场马拉松赛。”
上海体育学院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重点项目“体育赛事与上海旅游业互动发展研究”负责人黄海燕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我们作过统计，单纽约市一年就有100多场各式马拉松。” 城市主办赛事的动力究竟来自哪里？
带动经济发展，似乎是一个显性的因素。厦门是国内主办马拉松赛事较早的城市。根据厦门统计局的数据，自2003年创办到2012年的十年间，厦门国际马拉松赛给厦门带来的直接营业收入，累计高达10.72亿元。仅2012年厦门马拉松赛前后3天期间，全市从马拉松赛获得的各项收入约为2.03亿元。
作为国内目前商业运作最成功的赛事之一，厦门国际马拉松赛事品牌价值约3.77亿元，2016年赛事为城市带来近2.3亿元的直接经济收益。而纽约马拉松经济效益高达约28.07亿元，伦敦也有6.47亿元。从产业角度来看，中国城市马拉松仍然有很大的挖掘潜力。
而另一方面，“很多中国城市举办马拉松比赛，并非为了商业回报，更多的是为社会效益，”马拉松赛事管理专家石春健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称，“比如展示城市形象，提高公共服务能力。”
在他看来，蓬勃发展的城市马拉松运动，对应的是一个奔跑的中国，对此城市管理者应当正视，并积极作出回应。但这种回应决不应等同于举办一场粗糙的城市马拉松赛。
中央党校教授岳亮认为，目前國内马拉松赛事的增长速度已明显高于爱好者的增长速度，催生的可能是“多余的赛事”。
“一窝蜂办赛的结果是一些城市的马拉松赛报名人数凑不够。为了凑数，有的主办方发动当地学生来跑迷你跑、健身跑，这实际上跟‘吸引外地选手参赛，带动当地经济、宣传城市’的目的相违背。”岳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他指出，不仅如此，缺乏地域特色、同质化的现象同样令人忧虑。山东省甚至出现了两个名字一模一样的“泰山国际马拉松赛”。
而被公众吐槽的，还不止于此。如，“你在江西南昌市大汗淋漓地跑了一场马拉松，最后拿到的却是吉林市长签名的获奖证书……”又如，跑友把肥皂当蛋黄派吃，或者补给站位置尴尬，渴到只能捡起别的选手扔下的矿泉水瓶子……更令人担心的是，一些受伤猝死、替跑舞弊等问题，往往都能在赛事筹备、管理、运营、保障等方面找到对应的诸多硬伤。
盲目上“马”就可能会被“马”绊倒。岳亮认为，一些“狼狈”赛事之所以出现，根源在城市办赛时有浮躁心理，盲目上马超出当地赛事准备与运营能力的赛事。
“大满贯”的指向
2012年，北京马拉松3万名额报名满员，用时94个小时；2013年，北京马拉松同样3万个名额，仅用10余小时即完成报名；到了2014年，北京马拉松6万余人抢3万名额，因人数众多，“北马”首次采用了摇号的方式确定参赛资格。
而30年前，即“北马”首次举办那一年，仅有80人参赛。
长期关注马拉松热这一现象的资深媒体人张天蔚认为，“业余爱好者，就像金字塔型的基座，这个数量需要够大。赛事热有一个很强的示范作用，就是宣传、动员。一场马拉松比赛，多个成分组合在一起。经过这么多年，‘北马’到了要摇号参加的程度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就证明我们的这个基座够大了。”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中国马拉松赛事当下需要着力于提升赛事服务和保障水平，引导好由马拉松迸发出的全民健身热情，为广大群众科学合理参与跑步锻炼提供平台和服务，以赛事为龙头进一步发掘健身运动、服装用品、旅游休闲、餐饮食宿等方面的市场活力，做深做长产业链，形成跑者、政府、赞助商等多方面共赢的格局。
“首先就是引进一些专业公司，或者说社会机构来组织这些比赛。因为他们更懂得这个比赛应该怎么做，需要做哪些。”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教授闵捷教授表示。
2017年1月7日，北京延庆的野鸭湖湿地公园。
尽管体感温度低至零下20摄氏度，两千多名跑友仍然顶着大风挑战这场最“虐”马拉松。
“我们在赛道沿途安放了13台AED（自动体外除颤仪）提供紧急医疗救援服务，并在起终点、望湖楼路口、湿地内游客接待中心各停放1辆急救车。”赛事主办方、马孔多（北京）文化有限公司创始人艾国永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除此之外，赛道沿线每300米就设置一位医疗志愿者。“35名志愿者都配备有运动损伤消炎、止痛喷雾、保温毯等，方便选手随时求助。”艾国永向本刊记者表示，得益于较完备的赛事保障，跑友的完赛率高达九成。
越来越多的赛事主办方意识到，将保障阵线前移，让更多医护人员和赛道志愿者掌握CPR（心肺复苏）技术和AED使用方法，让医疗救助及时覆盖到发病人群，是提升赛事保障能力的关键环节。
事实上，政策层面的改革一直在进行。近年来，中国田径协会陆续出台了《中国境内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管理办法》《中国境内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组织标准》等15项行业规章制度，大力推进马拉松赛事管理体系、组织标准体系和注册、认证体系建设，不断加强行业管理。
2016年，中国田径协会进一步修改了赛事评分体系、奖金设置，创新制定了《中国马拉松大众选手等级评定标准及实施办法》，以激发广大群众参与跑步运动、科学锻炼的热情。
业内预计，2017年全国马拉松及各类路跑赛事可能超过500场，到2020年，可能会达到800场。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2016年12月8日，中国田径协会披露称，由其创建的“中国马拉松大满贯”联盟将择机成立。
作为国内最高等级的马拉松联盟组织，“中国马拉松大满贯”将树立顶级办赛指标，并以此推动中国马拉松赛事的国际化、规范化、市场化运作与发展。
“借此有望整合中国马拉松最优秀的赛事资源，并打造全新城市营销载体。”石春健向本刊记者表示。
2016年，超过280万“跑马”者用脚丈量了除西藏之外的全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133个城市。
2016年在中國田协注册的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达到328场，平均到每个星期就是6场。
2014年以前跑马拉松，比赛前一天都能报上名。但最近两年就要拼手速了，甚至需要摇号。从赛事数量与参与人数来看，中国马拉松产业正处在“井喷”阶段。但无可回避的是猝死、作弊等与赛事筹备、管理、运营、保障相关的诸多硬伤。
2016年12月10日举行的2016厦门（海沧）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上，两名跑者猝死。15日，主办方确认一名猝死跑者是替跑。
风险最高的运动
“马拉松是我从事的所有赛事工作中危险最大、风险最高的一项运动。”上海国际马拉松赛首席医疗官马宏赟的话并非危言耸听。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马宏赟从2009年开始便参与包括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在内的多项大型赛事的医疗工作，他认为目前国内大部分马拉松赛事“没有出事只能说是幸运”。
2016年年初，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杜兆才强调提升赛事服务水平是年内国内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组织工作的重点，而“防猝死”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公开资料显示，自2014年，有14人在马拉松赛事中猝死，在终点附近的猝死概率超过80%，大部分猝死者是不超过35岁的年轻人。
2016年4月10日，陕西杨凌马拉松比赛中，一名全程马拉松的参赛者在距离终点不远处摔倒猝死；同年12月10日，厦门（海沧）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中发生两名跑友猝死事件，其中一名跑友系替跑者。
2016年3月20日，广东清远马拉松中，有1.2万人次接受治疗，其中晕倒20人，危重症5人，进ICU（重症监护室）3人，这被称为最“受伤”的一场马拉松……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主任医师郑宏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猝死虽只是少数，但因为跑步姿势不当等原因对关节和韧带等造成的损伤却是大量的，并且有些伤害是不可逆的。”
“有很多不了解马拉松、不了解自身身体状况的冲动型参赛者。”资深跑友、郑州大学体育教师卢家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很多跑友太心急，训练不到1年甚至零基础就去“跑马”，跑姿不对还不停刷量，结果健身变成“伤身”。
虽然无论是全程马拉松还是半程马拉松都要求参赛选手经过系统的训练，甚至有一定的赛事经验积累。但是，国内目前对参加者的要求还是主要体现在年龄和健康状况上。
为帮助跑友正确认识风险，目前国内马拉松赛事在报名阶段，都要求选手签署免责协议，还有不少赛事组委会要求报名者提交体检报告和参加其他赛事时的完赛证明。
“但在实际执行中，很多赛事组委会并未严格把关，有些报名者拿着伪造的完赛证明蒙混过关。”卢家伟说。
一场“半马”，30人作弊
“跑马”，几乎成为全民“信仰”，并非偶然。一方面，现代都市人健康压力、内心焦虑与日俱增，跑步是少有的可以安抚身心的私人运动；另一方面，城市健身场所相对缺乏，群众性体育赛事较少。2014年10月，国务院下发文件，取消商业性群众赛事的审批，政策“绿灯”大开，城市管理者的“运动搭台、收益唱戏”诉求更易实现，一场场城市马拉松嘉年华“你方唱罢我登台”。
但“替跑”“蹭跑”等舞弊违规行为频现。厦门半程马拉松发生替跑者猝死事件后，经组委会调查，此次半程马拉松比赛中，竟有超过30名的参赛者存在转让号码布等违规现象。
随后中国田协发布了《关于加强马拉松赛事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宣布了对私自转让参赛名额“零容忍”的处罚措施。然而，就在一天后的深圳马拉松上，再次曝出“男替女”的事件。
“转让号码布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让组委会设置的报名门槛失效，违背了诚实守信和公平竞赛的原则。” 卢家伟对本刊记者表示，一旦出现替跑者猝死等意外，还可能诱发更多纠纷。
比如，据媒体报道，替跑者猝死事件发生后，死者家属在考虑起诉转让给死者参赛资格的人。
马孔多（北京）文化有限公司创始人艾国永告诉本刊记者：“组织马拉松赛事是一项综合的、复杂的人文服务，对主办方的精细化管理能力是很大的考验。管住号码布，只是管住其中一个环节，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保证安全等问题，但不妨由此着手，落实到更多细节，查排漏洞和隐患。”
他指出，违规转让号码布事件提醒了马拉松赛事组织者，在领取参赛包、选手检录等程序上的简化，虽然对参赛者释放了信任的善意，但也同时向违规者敞开了大门。
“强化身份认证是执行落实规则的必要程序，也许会带来一些不便，或让跑友付出多一些时间成本，但从长远来看，对提升赛事品牌质量和跑友体验是有利无害的。”艾国永说。
警惕被“马”绊倒
每一次乱象出现，都会激起一轮舆论质疑风浪。“泡沫浮夸”“虚火过旺”等对马拉松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2016年10月，一篇题为“中国式马拉松骗局：商业驱动下的蒙骗与狂欢”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广泛流传。
中国的城市马拉松赛事是否“过热”到需降温？所谓马拉松“泡沫”和“大跃进”真的存在吗？
在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国田协主席段世杰看来，中国的比赛并不多，还很少，“美国每年有700多场，日本也有200多场马拉松赛。”
上海体育学院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重点项目“体育赛事与上海旅游业互动发展研究”负责人黄海燕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我们作过统计，单纽约市一年就有100多场各式马拉松。” 城市主办赛事的动力究竟来自哪里？
带动经济发展，似乎是一个显性的因素。厦门是国内主办马拉松赛事较早的城市。根据厦门统计局的数据，自2003年创办到2012年的十年间，厦门国际马拉松赛给厦门带来的直接营业收入，累计高达10.72亿元。仅2012年厦门马拉松赛前后3天期间，全市从马拉松赛获得的各项收入约为2.03亿元。
作为国内目前商业运作最成功的赛事之一，厦门国际马拉松赛事品牌价值约3.77亿元，2016年赛事为城市带来近2.3亿元的直接经济收益。而纽约马拉松经济效益高达约28.07亿元，伦敦也有6.47亿元。从产业角度来看，中国城市马拉松仍然有很大的挖掘潜力。
而另一方面，“很多中国城市举办马拉松比赛，并非为了商业回报，更多的是为社会效益，”马拉松赛事管理专家石春健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称，“比如展示城市形象，提高公共服务能力。”
在他看来，蓬勃发展的城市马拉松运动，对应的是一个奔跑的中国，对此城市管理者应当正视，并积极作出回应。但这种回应决不应等同于举办一场粗糙的城市马拉松赛。
中央党校教授岳亮认为，目前國内马拉松赛事的增长速度已明显高于爱好者的增长速度，催生的可能是“多余的赛事”。
“一窝蜂办赛的结果是一些城市的马拉松赛报名人数凑不够。为了凑数，有的主办方发动当地学生来跑迷你跑、健身跑，这实际上跟‘吸引外地选手参赛，带动当地经济、宣传城市’的目的相违背。”岳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他指出，不仅如此，缺乏地域特色、同质化的现象同样令人忧虑。山东省甚至出现了两个名字一模一样的“泰山国际马拉松赛”。
而被公众吐槽的，还不止于此。如，“你在江西南昌市大汗淋漓地跑了一场马拉松，最后拿到的却是吉林市长签名的获奖证书……”又如，跑友把肥皂当蛋黄派吃，或者补给站位置尴尬，渴到只能捡起别的选手扔下的矿泉水瓶子……更令人担心的是，一些受伤猝死、替跑舞弊等问题，往往都能在赛事筹备、管理、运营、保障等方面找到对应的诸多硬伤。
盲目上“马”就可能会被“马”绊倒。岳亮认为，一些“狼狈”赛事之所以出现，根源在城市办赛时有浮躁心理，盲目上马超出当地赛事准备与运营能力的赛事。
“大满贯”的指向
2012年，北京马拉松3万名额报名满员，用时94个小时；2013年，北京马拉松同样3万个名额，仅用10余小时即完成报名；到了2014年，北京马拉松6万余人抢3万名额，因人数众多，“北马”首次采用了摇号的方式确定参赛资格。
而30年前，即“北马”首次举办那一年，仅有80人参赛。
长期关注马拉松热这一现象的资深媒体人张天蔚认为，“业余爱好者，就像金字塔型的基座，这个数量需要够大。赛事热有一个很强的示范作用，就是宣传、动员。一场马拉松比赛，多个成分组合在一起。经过这么多年，‘北马’到了要摇号参加的程度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就证明我们的这个基座够大了。”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中国马拉松赛事当下需要着力于提升赛事服务和保障水平，引导好由马拉松迸发出的全民健身热情，为广大群众科学合理参与跑步锻炼提供平台和服务，以赛事为龙头进一步发掘健身运动、服装用品、旅游休闲、餐饮食宿等方面的市场活力，做深做长产业链，形成跑者、政府、赞助商等多方面共赢的格局。
“首先就是引进一些专业公司，或者说社会机构来组织这些比赛。因为他们更懂得这个比赛应该怎么做，需要做哪些。”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教授闵捷教授表示。
2017年1月7日，北京延庆的野鸭湖湿地公园。
尽管体感温度低至零下20摄氏度，两千多名跑友仍然顶着大风挑战这场最“虐”马拉松。
“我们在赛道沿途安放了13台AED（自动体外除颤仪）提供紧急医疗救援服务，并在起终点、望湖楼路口、湿地内游客接待中心各停放1辆急救车。”赛事主办方、马孔多（北京）文化有限公司创始人艾国永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除此之外，赛道沿线每300米就设置一位医疗志愿者。“35名志愿者都配备有运动损伤消炎、止痛喷雾、保温毯等，方便选手随时求助。”艾国永向本刊记者表示，得益于较完备的赛事保障，跑友的完赛率高达九成。
越来越多的赛事主办方意识到，将保障阵线前移，让更多医护人员和赛道志愿者掌握CPR（心肺复苏）技术和AED使用方法，让医疗救助及时覆盖到发病人群，是提升赛事保障能力的关键环节。
事实上，政策层面的改革一直在进行。近年来，中国田径协会陆续出台了《中国境内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管理办法》《中国境内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组织标准》等15项行业规章制度，大力推进马拉松赛事管理体系、组织标准体系和注册、认证体系建设，不断加强行业管理。
2016年，中国田径协会进一步修改了赛事评分体系、奖金设置，创新制定了《中国马拉松大众选手等级评定标准及实施办法》，以激发广大群众参与跑步运动、科学锻炼的热情。
业内预计，2017年全国马拉松及各类路跑赛事可能超过500场，到2020年，可能会达到800场。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2016年12月8日，中国田径协会披露称，由其创建的“中国马拉松大满贯”联盟将择机成立。
作为国内最高等级的马拉松联盟组织，“中国马拉松大满贯”将树立顶级办赛指标，并以此推动中国马拉松赛事的国际化、规范化、市场化运作与发展。
“借此有望整合中国马拉松最优秀的赛事资源，并打造全新城市营销载体。”石春健向本刊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