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三代文学成就的高低决定于统治范围的广狭,拥有文士的多寡,和敢于打破传统积极创新与否。统治者在开疆拓土问题上所表现的根本性不同,实际上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各自不同的宇宙观和生活态度,契丹统治者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和蒙古统治者的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大大影响了当时的士风和文风,可以说是此二代文学成就高下迥异的根本原因。此外,蒙古统治者既然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大帝国,其境内拥有作家作品的数量之大、创作风格之广,自然是今非昔比。另一方面,辽金统治者在潜意识中对中原汉文化的企慕崇拜导致了文化上自卑情结,创新缺乏原动力。而蒙古统治者由于对其他民族的长期征服形成的特有自信和优越感,执行了一条模糊儒学独尊地位的政策,传统规范被削弱了应有的约束力。文人在受到前所未有的不公正待遇之同时获得了补偿———思想解放和文学创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