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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默默地影响了我的人生。直到现在，我已成为两鬓斑白的老人，而他的许多难能可贵的品质，仍然在激励着我。
浪漫诗人李白曾说：“千金散尽还复回”，作为一种诗人气质，颇可赞许，但在现实生活中无异于空想梦呓，创业谈何易，人生能有几回搏。而在人的诸多品质指标中，对待金钱的态度，往往是极具本质的一块试金石。特别对一个收藏家来说，更是如此。
父亲董策三先生是民国时期陕西地区收藏文物、古董数量较大者之一。辛丑年(1900年)他出生在陕西临潼窑村的一个小康家庭，当时正是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末期，大概刚生下几个月，慈禧和光绪西逃行经窑村家门外的“官道”，地上专门铺平细碎黄沙土，洒上清水，他被跪在地上迎驾的奶奶顶在头上，一双懵懂的眼睛目睹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幕。可惜他太小，并不知道这离奇古怪的热闹场面，给灾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带来了什么。
经过读蒙学，稍长后他在西安读小学、中学、西北大学中文系预科，又投笔从戎考取冯玉祥西北第二军官学校。其后，在冯玉祥的西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担任过军需主任、军警督察处科长、政治处长。“西安事变”前后，他应杨虎城部军需处长窦荫三先生之邀，任陕西省禁烟局禁烟专员，此后，弃政赋闲。当时西安城内经济萧条，繁华区只有南院门等一两条街道，城东北区今解放路一带为辛亥革命后烧掠一空的“满城”(驻扎八旗及满族官员、家眷的区域)废墟，荒坟遍地。他动用全部积蓄和母亲当中小学老师多年积攒的体己钱，用很便宜的价格在这里买了一片地皮，盖了大约百十间平房。其后不久，陇海铁路正式通车，此地正在主干道街面上，距车站仅千米左右，从此便有了自己固定的产业，以房地产投资，先后开办了“长乐公寓”、“宏济信托社”、“宏源商行”等，这也为他后来的收藏事业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父亲的收藏大概始于上世纪30年代。50年代后，他作为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工作，还担任民盟支部负责人和人民代表等社会职务，大概很少有闲暇再来从事收藏。在建国前那段日子里，家庭中除基本生活开支外，他大部分的收入都用在收藏古董上了。他的藏品到底有多少，有些什么品种，因为我当时年龄小，又有自己的学业，可以说基本不了解，只是父亲高兴闲谈时也会拿出东西让我看。我记得有一件青铜尊约有七八十厘米高，通体青褐色包浆，胎体极为轻薄，通身素器仅两肩部有两个龙形铺首，龙的面目极为生动，造型简洁古朴，父亲说是“三代”器物，包括故宫藏品未见过同类器物。一尊六朝仕女雕像石质青黑而有润泽感，高约80厘米，造型优美，身材袅娜，身体线条流畅，五官秀丽凝重，佩饰考究，衣纹飘飘，真有“吴带当风”之感。他收藏有各种不同规格与纽饰的汉印，大部分为青铜质，也有玉印、镏金印等大约数百枚。由于喜爱汉印也集藏珍贵印石，他曾让我看过一满盒鸡血石印章料，红黑相间油亮温润：父亲还收藏了不少周代的古玉璧、硅。在瓷器中，他喜欢五代瓷和宋瓷。其中有“雨过天晴”的柴窑器。青花当时并不受重视，一件明青花将军罐高1米多，送到家中时盖子损伤，胎薄釉亮，其余整个器形完好，立在屋子中间，白蓝相间，光彩四射。解放后父亲的老友山西大学教授田子方先生还转让了一只宋钧瓷碗，是他珍爱之物，后送我，被无意打破，也是命不该有。至于乾隆官窑大青花瓷盘，当时都被摞在杂物堆，记得家里当时有一放柴炭的小黑屋子没有窗户，那里面到处堆放的唐三彩武士俑和镇墓兽，小孩进去有种可怕的感觉。
他也喜欢书画，藏有宋元明清各代书画。有一次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去西安琉璃庙街刘蒲卿先生家，买到一幅元代梅花道人吴镇的大山水中堂，画面展开大约是六尺见方，山峦重叠，怪石林立，劲松曲水，基本上是水墨为主，看后颇有一种震撼。当时我正在上小学，刘先生摸着我的头，开玩笑说：“孩子，这是你家镇家之宝，千万不能让你爸弄丢了。”
父亲还喜欢集手札，从明代董其昌到清代曾国荃、洪亮吉、王懿荣、彭玉麟等人的书信集了厚厚的两大本，每通手札后都附有简短的文字介绍。他书法鉴定功底较好，多年藏的文天祥、史可法的条幅，经反复比较，自己也提出了质疑。
他也喜欢那些小巧玲珑的玩艺，曾买了一个带有塔形支架的象牙球，里边一层套一层，全是精美的花卉透雕，共约十三层，应是清代南方的工艺，象牙雕的蝈蝈与白菜栩栩如生。他收藏的善本孤本碑帖，也有相当的数量。一枚约3厘米见方的翡翠章料，上有狮纽，碧绿湛透，却被不懂事的我偷偷拿去送给高年级同学了。不知是未被他发现，还是不在意，这样一件贵重东西丢失，竟然悄然无声，不了了之，只是便宜了那位懂行的同学了。
其实，我觉得父亲最喜爱的收藏项目可能是钱币了。据《中国钱币》罗宏才先生文章载：“上世纪40年代中期，董策三先生曾收藏一方王莽‘一刀平五千’铜母范，品相极佳。”据我所见到的资料，清末至今，“一刀平五千”铜母范未曾见到第二枚的报道资料，这方钱范后来也不知所终。父亲收藏的齐刀、先秦环钱、春秋战国各种布币都较齐全。从先秦半两到清末以至民国通宝，数量很大，他都按照朝代版别，一板一板用针线缝在硬纸板上，摞得很高。其中单金错刀一种，就有七八个不同版别，有无其他的珍品，由于我当时年幼，也难知其详。他也收藏纸币，我印象最深的是元代纸钞、明代纸钞，为防虫蛀，都放在铁盒子里。纸钞篇幅很大，元钞色黄褐，明钞色偏灰黑。元钞为楮币，纸质接近麻纸，但要松软得多，有点像败絮，一动就会掉下一块。他还收藏各种清代、民国纸币和珍稀银币，放在一个大皮箱中。
和所有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文革中我家遭到最彻底的洗劫。父亲的藏品和全家的日常生活用品被红卫兵用卡车拉了两夜，呼啸而来，满载而去，父母被扫地出门，房子被占。三四年中两位老人便在政治迫害和贫病交加中相继去世。
文革后期落实政策时，因为抄家时不给清单和凭据，所有文玩古董除少量古钱普品外，一律丢失无踪。
父亲在收藏圈有许多朋友，也参加有关社会活动。旧社会陕西古董行有一松散的民间组织，因为轮流在一些朋友家中聚会交流经验，聊天叙谈，大家起了个风趣的名字叫“轮子会”，每周固定一天，准时见面。这其中有藏家，古玩商，各行各业的人士，其中能知道的大概除父亲之外，还有康少邯(人称“康大少”)、吴云樵(牙医)、刘汉基(古玩商，后为碑林著名文物鉴定家)、李长庆(古玩商，后为陕西文物鉴定组副组长)等人。大家在一起评物谈价，互通有无，也对一些商业纠纷作仲裁评判。一次父亲碰上一桩珍贵钱范买卖中欺行霸市的事情，为处于弱势的农村青年主持公道，在同行中得到好评。他结交的收藏朋友很多，我所知道的如西北大学著名的考古专家陈直先生，当时还在银行当职员，特别喜欢古钱。我想他那时的重点 肯定是先秦古文字的研究，为他后来的扛鼎之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渠汇川先生当时主集纸钞和银币，来往较多，后来渠先生收藏的品种在全国也成为翘楚，藏量可与上海吴筹中先生比肩。另外与武伯纶先生(解放后曾任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兼碑林博物馆馆长)、田子方先生等多有过从。父亲与朋友往来可谓君子之交，一杯清茶淡如清水。他不喝酒，抽点纸烟，后来也戒掉了，很少有和朋友吃吃喝喝的事。近据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罗宏才先生告知，他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曾在原国民政府档案馆中看到国民党元老、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兼西京建设委员会主任张继先生的日记中写到：“四十年代某日某日曾到西安东关董策三家中观看古董。”张继当时看的什么，今已不得而知，但能让他那样的“大驾”屈就光临，总是有一些可看的东西。
父亲收藏文玩，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大清早赶到西安东城墙根逛“鬼市”，那一带是“露水集”，十点以前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我记得他的手札大部分是在那里“淘”到的。当时“鬼市”成员复杂，落难的满族后裔、东北军旧军人与家属变卖家产，近郊农民交易出土物，盗贼销赃，失业人员倒买小零碎等。另一条来源，是经常有回民小贩每天送货上门。一位留山羊胡穿灰长袍戴帽的苏姓老人，经常脸上挂着微笑，灰手帕中总有从农村收来的古钱、小件瓷器等，进门不多停留，需要则留，不要则走。他说话和气，也算是家中庭院常看到的一景。
当我今日回首往事时，父亲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事，就是他对金钱的态度。当时我们家的经济比起一般市民算是较富裕，和西安甜水井、盐店街、城四关富商巨绅相比起来，也最多是个中等人家。中等人家应当是衣食无忧的，但我们弟兄上小学时，穿补丁衣服，顿顿吃汤面条，大哥一边上学一边拉风箱烧火做饭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何以如此?是因为他不愿意让我们对长辈有依赖感，他主张人要靠知识、能力生存，不能依赖金钱，更不能靠祖业。他的钱是自我奋斗换来的，他当然希望儿女亦能如此。解放后，为了恢复经济，应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新中国发行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时号召认购，他一次自愿认购了五千万元(旧币)。这在当时经济穷困、只有四十万人口的西安，对个人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数字(抗美援朝时三亿旧币可买一架战斗机)，在市委、市政府都引起小小的波澜。上世纪50年代，他把自己心爱的文物重器无偿捐献给省博物馆，得到省文化局的奖状。他也曾把一些名拓碑帖送给喜爱和懂行的朋友。
文革结束后，也就是他离开我们十年后，我听到市交通局他的一位同事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他经济情况较好，政府每月发给他的工资140元(行政十五级)领到后，他就放在办公室的柜子顶上，局里几位孩子多负担重的同志有困难时，他就让他们自己随便取。当时我们家的住房较宽敞，他看到在旧社会军政界共事的朋友流落街头，就免收房租、水电费请他们搬到家中来住，还经常周济落难的朋友。
不仅顺境如此，逆境中他被无理批斗，贫病交加，几近绝路时，我从未听到他对任何人的抱怨，别人欠他的钱从不主动讨还。一位解放前给他当过雇员的年轻人，经他介绍推荐当了他所在部门的干部并入了党，文革时却以怨报德动手打他。我又心痛又生气，他却微笑着说：“不要忌恨，他也是被迫无奈，人们都知道我与他的关系，不这样他过不了关。”造反派抄家时，当年被他接济住进同院的人趁红卫兵进出之际顺手牵羊，拿走他收藏的字画(好像是清代黄慎一路画风的作品)和古籍。他听我说到这些后也是平心气和，不动声色，只是微微一笑。他做好事，从不图报，有些事、有些人看走了眼，他也淡然处之。他真正实践了自己常说的一句话：“不要太看重身外之物”，这对他的一生直面坎坷，他在收藏事业上的洒脱作风是最好的注脚。
想起父亲，尽管事隔多年，我心中总有不尽的酸楚。但我也常常会想起明代诗人张英的诗句，觉得用来写照他的为人十分贴切：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随意，任天上云卷云舒；山拦石阻，长江毕竟东流去；雪压霜欺，梅花依旧向阳开。”
父亲没有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的精神风范，却永远令人难忘。
(责编：辛友)
浪漫诗人李白曾说：“千金散尽还复回”，作为一种诗人气质，颇可赞许，但在现实生活中无异于空想梦呓，创业谈何易，人生能有几回搏。而在人的诸多品质指标中，对待金钱的态度，往往是极具本质的一块试金石。特别对一个收藏家来说，更是如此。
父亲董策三先生是民国时期陕西地区收藏文物、古董数量较大者之一。辛丑年(1900年)他出生在陕西临潼窑村的一个小康家庭，当时正是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末期，大概刚生下几个月，慈禧和光绪西逃行经窑村家门外的“官道”，地上专门铺平细碎黄沙土，洒上清水，他被跪在地上迎驾的奶奶顶在头上，一双懵懂的眼睛目睹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幕。可惜他太小，并不知道这离奇古怪的热闹场面，给灾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带来了什么。
经过读蒙学，稍长后他在西安读小学、中学、西北大学中文系预科，又投笔从戎考取冯玉祥西北第二军官学校。其后，在冯玉祥的西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担任过军需主任、军警督察处科长、政治处长。“西安事变”前后，他应杨虎城部军需处长窦荫三先生之邀，任陕西省禁烟局禁烟专员，此后，弃政赋闲。当时西安城内经济萧条，繁华区只有南院门等一两条街道，城东北区今解放路一带为辛亥革命后烧掠一空的“满城”(驻扎八旗及满族官员、家眷的区域)废墟，荒坟遍地。他动用全部积蓄和母亲当中小学老师多年积攒的体己钱，用很便宜的价格在这里买了一片地皮，盖了大约百十间平房。其后不久，陇海铁路正式通车，此地正在主干道街面上，距车站仅千米左右，从此便有了自己固定的产业，以房地产投资，先后开办了“长乐公寓”、“宏济信托社”、“宏源商行”等，这也为他后来的收藏事业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父亲的收藏大概始于上世纪30年代。50年代后，他作为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工作，还担任民盟支部负责人和人民代表等社会职务，大概很少有闲暇再来从事收藏。在建国前那段日子里，家庭中除基本生活开支外，他大部分的收入都用在收藏古董上了。他的藏品到底有多少，有些什么品种，因为我当时年龄小，又有自己的学业，可以说基本不了解，只是父亲高兴闲谈时也会拿出东西让我看。我记得有一件青铜尊约有七八十厘米高，通体青褐色包浆，胎体极为轻薄，通身素器仅两肩部有两个龙形铺首，龙的面目极为生动，造型简洁古朴，父亲说是“三代”器物，包括故宫藏品未见过同类器物。一尊六朝仕女雕像石质青黑而有润泽感，高约80厘米，造型优美，身材袅娜，身体线条流畅，五官秀丽凝重，佩饰考究，衣纹飘飘，真有“吴带当风”之感。他收藏有各种不同规格与纽饰的汉印，大部分为青铜质，也有玉印、镏金印等大约数百枚。由于喜爱汉印也集藏珍贵印石，他曾让我看过一满盒鸡血石印章料，红黑相间油亮温润：父亲还收藏了不少周代的古玉璧、硅。在瓷器中，他喜欢五代瓷和宋瓷。其中有“雨过天晴”的柴窑器。青花当时并不受重视，一件明青花将军罐高1米多，送到家中时盖子损伤，胎薄釉亮，其余整个器形完好，立在屋子中间，白蓝相间，光彩四射。解放后父亲的老友山西大学教授田子方先生还转让了一只宋钧瓷碗，是他珍爱之物，后送我，被无意打破，也是命不该有。至于乾隆官窑大青花瓷盘，当时都被摞在杂物堆，记得家里当时有一放柴炭的小黑屋子没有窗户，那里面到处堆放的唐三彩武士俑和镇墓兽，小孩进去有种可怕的感觉。
他也喜欢书画，藏有宋元明清各代书画。有一次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去西安琉璃庙街刘蒲卿先生家，买到一幅元代梅花道人吴镇的大山水中堂，画面展开大约是六尺见方，山峦重叠，怪石林立，劲松曲水，基本上是水墨为主，看后颇有一种震撼。当时我正在上小学，刘先生摸着我的头，开玩笑说：“孩子，这是你家镇家之宝，千万不能让你爸弄丢了。”
父亲还喜欢集手札，从明代董其昌到清代曾国荃、洪亮吉、王懿荣、彭玉麟等人的书信集了厚厚的两大本，每通手札后都附有简短的文字介绍。他书法鉴定功底较好，多年藏的文天祥、史可法的条幅，经反复比较，自己也提出了质疑。
他也喜欢那些小巧玲珑的玩艺，曾买了一个带有塔形支架的象牙球，里边一层套一层，全是精美的花卉透雕，共约十三层，应是清代南方的工艺，象牙雕的蝈蝈与白菜栩栩如生。他收藏的善本孤本碑帖，也有相当的数量。一枚约3厘米见方的翡翠章料，上有狮纽，碧绿湛透，却被不懂事的我偷偷拿去送给高年级同学了。不知是未被他发现，还是不在意，这样一件贵重东西丢失，竟然悄然无声，不了了之，只是便宜了那位懂行的同学了。
其实，我觉得父亲最喜爱的收藏项目可能是钱币了。据《中国钱币》罗宏才先生文章载：“上世纪40年代中期，董策三先生曾收藏一方王莽‘一刀平五千’铜母范，品相极佳。”据我所见到的资料，清末至今，“一刀平五千”铜母范未曾见到第二枚的报道资料，这方钱范后来也不知所终。父亲收藏的齐刀、先秦环钱、春秋战国各种布币都较齐全。从先秦半两到清末以至民国通宝，数量很大，他都按照朝代版别，一板一板用针线缝在硬纸板上，摞得很高。其中单金错刀一种，就有七八个不同版别，有无其他的珍品，由于我当时年幼，也难知其详。他也收藏纸币，我印象最深的是元代纸钞、明代纸钞，为防虫蛀，都放在铁盒子里。纸钞篇幅很大，元钞色黄褐，明钞色偏灰黑。元钞为楮币，纸质接近麻纸，但要松软得多，有点像败絮，一动就会掉下一块。他还收藏各种清代、民国纸币和珍稀银币，放在一个大皮箱中。
和所有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文革中我家遭到最彻底的洗劫。父亲的藏品和全家的日常生活用品被红卫兵用卡车拉了两夜，呼啸而来，满载而去，父母被扫地出门，房子被占。三四年中两位老人便在政治迫害和贫病交加中相继去世。
文革后期落实政策时，因为抄家时不给清单和凭据，所有文玩古董除少量古钱普品外，一律丢失无踪。
父亲在收藏圈有许多朋友，也参加有关社会活动。旧社会陕西古董行有一松散的民间组织，因为轮流在一些朋友家中聚会交流经验，聊天叙谈，大家起了个风趣的名字叫“轮子会”，每周固定一天，准时见面。这其中有藏家，古玩商，各行各业的人士，其中能知道的大概除父亲之外，还有康少邯(人称“康大少”)、吴云樵(牙医)、刘汉基(古玩商，后为碑林著名文物鉴定家)、李长庆(古玩商，后为陕西文物鉴定组副组长)等人。大家在一起评物谈价，互通有无，也对一些商业纠纷作仲裁评判。一次父亲碰上一桩珍贵钱范买卖中欺行霸市的事情，为处于弱势的农村青年主持公道，在同行中得到好评。他结交的收藏朋友很多，我所知道的如西北大学著名的考古专家陈直先生，当时还在银行当职员，特别喜欢古钱。我想他那时的重点 肯定是先秦古文字的研究，为他后来的扛鼎之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渠汇川先生当时主集纸钞和银币，来往较多，后来渠先生收藏的品种在全国也成为翘楚，藏量可与上海吴筹中先生比肩。另外与武伯纶先生(解放后曾任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兼碑林博物馆馆长)、田子方先生等多有过从。父亲与朋友往来可谓君子之交，一杯清茶淡如清水。他不喝酒，抽点纸烟，后来也戒掉了，很少有和朋友吃吃喝喝的事。近据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罗宏才先生告知，他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曾在原国民政府档案馆中看到国民党元老、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兼西京建设委员会主任张继先生的日记中写到：“四十年代某日某日曾到西安东关董策三家中观看古董。”张继当时看的什么，今已不得而知，但能让他那样的“大驾”屈就光临，总是有一些可看的东西。
父亲收藏文玩，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大清早赶到西安东城墙根逛“鬼市”，那一带是“露水集”，十点以前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我记得他的手札大部分是在那里“淘”到的。当时“鬼市”成员复杂，落难的满族后裔、东北军旧军人与家属变卖家产，近郊农民交易出土物，盗贼销赃，失业人员倒买小零碎等。另一条来源，是经常有回民小贩每天送货上门。一位留山羊胡穿灰长袍戴帽的苏姓老人，经常脸上挂着微笑，灰手帕中总有从农村收来的古钱、小件瓷器等，进门不多停留，需要则留，不要则走。他说话和气，也算是家中庭院常看到的一景。
当我今日回首往事时，父亲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事，就是他对金钱的态度。当时我们家的经济比起一般市民算是较富裕，和西安甜水井、盐店街、城四关富商巨绅相比起来，也最多是个中等人家。中等人家应当是衣食无忧的，但我们弟兄上小学时，穿补丁衣服，顿顿吃汤面条，大哥一边上学一边拉风箱烧火做饭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何以如此?是因为他不愿意让我们对长辈有依赖感，他主张人要靠知识、能力生存，不能依赖金钱，更不能靠祖业。他的钱是自我奋斗换来的，他当然希望儿女亦能如此。解放后，为了恢复经济，应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新中国发行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时号召认购，他一次自愿认购了五千万元(旧币)。这在当时经济穷困、只有四十万人口的西安，对个人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数字(抗美援朝时三亿旧币可买一架战斗机)，在市委、市政府都引起小小的波澜。上世纪50年代，他把自己心爱的文物重器无偿捐献给省博物馆，得到省文化局的奖状。他也曾把一些名拓碑帖送给喜爱和懂行的朋友。
文革结束后，也就是他离开我们十年后，我听到市交通局他的一位同事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他经济情况较好，政府每月发给他的工资140元(行政十五级)领到后，他就放在办公室的柜子顶上，局里几位孩子多负担重的同志有困难时，他就让他们自己随便取。当时我们家的住房较宽敞，他看到在旧社会军政界共事的朋友流落街头，就免收房租、水电费请他们搬到家中来住，还经常周济落难的朋友。
不仅顺境如此，逆境中他被无理批斗，贫病交加，几近绝路时，我从未听到他对任何人的抱怨，别人欠他的钱从不主动讨还。一位解放前给他当过雇员的年轻人，经他介绍推荐当了他所在部门的干部并入了党，文革时却以怨报德动手打他。我又心痛又生气，他却微笑着说：“不要忌恨，他也是被迫无奈，人们都知道我与他的关系，不这样他过不了关。”造反派抄家时，当年被他接济住进同院的人趁红卫兵进出之际顺手牵羊，拿走他收藏的字画(好像是清代黄慎一路画风的作品)和古籍。他听我说到这些后也是平心气和，不动声色，只是微微一笑。他做好事，从不图报，有些事、有些人看走了眼，他也淡然处之。他真正实践了自己常说的一句话：“不要太看重身外之物”，这对他的一生直面坎坷，他在收藏事业上的洒脱作风是最好的注脚。
想起父亲，尽管事隔多年，我心中总有不尽的酸楚。但我也常常会想起明代诗人张英的诗句，觉得用来写照他的为人十分贴切：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随意，任天上云卷云舒；山拦石阻，长江毕竟东流去；雪压霜欺，梅花依旧向阳开。”
父亲没有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的精神风范，却永远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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