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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邹韬奋先生诞辰120周年，《韬奋精神六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邹韬奋是我国现代进步新闻出版业的先驱，以他名字命名的“韬奋新闻奖”“韬奋出版奖”也是我国新闻出版界个人成就最高奖。
《韬奋精神六讲》的作者聂震宁，现为韬奋基金会理事长，曾先后担任过漓江出版社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以及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长期研究和继承邹韬奋的文化精神遗产。
什么是韬奋精神？韬奋精神主要包含哪些内容？至今尚未有一个完整的读本。聂震宁先生将韬奋精神归纳为“为大众”“爱祖国”“敢斗争”“善经营”“懂管理”“真敬业”。自本期起，本刊将陆续连载该书，希望与所有的出版行业从业者，共同了解韬奋精神，学习韬奋精神，发扬韬奋精神。
写在前面的话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一年来，全国新闻出版界和文艺界一道，一直在认真学习贯彻讲话精神。随着学习贯彻的深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两家出版机构都产生了编写出版韬奋精神读本的构想。他们认为，新闻出版界可以结合学习韬奋精神，加深对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理解和贯彻落实。
这两家出版机构与韬奋先生都有着特殊的联系。韬奋先生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在1985年以前，三联书店一直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出版社。两家重要出版机构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与韬奋基金会联系，提出了编写出版韬奋精神读本的构想。
邹韬奋先生是我国现代进步新闻出版业的杰出代表，是唯一一位列入首个国家公祭日公祭烈士名录的新闻出版界人士。新中国成立以来，韬奋精神已经成为我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一面旗帜。
什么是韬奋精神？韬奋精神主要包含哪些内容？至今尚未有一个完整的读本。我们知道，对于韬奋精神，毛泽东同志曾做过精辟的总结，即“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是韬奋精神的核心。韬奋精神又是丰富的。韬奋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表现出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持真理、永不屈服的斗争精神，正确处理新闻出版的事业性与商业性关系，善于经营，精于管理，爱岗敬业，等等，都是韬奋精神的重要内容。
这就是直到邹韬奋先生诞辰120周年后的今天，国家公祭300抗日烈士中有他的英名在列，有许多围绕着他辉煌事迹的纪念活动相继举行的主要原因。这也是直到他不幸逝世70多年后的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韬奋新闻奖、韬奋出版奖一直是新闻出版界个人成就最高奖的重要理由。
说来十分幸运，2009年我也荣获了第十届韬奋出版奖。获奖的时候，我感到的主要不是自豪骄傲，而是对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新闻出版家韬奋先生加倍的敬仰。
也是十分幸运的事。几年前我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任总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在集团公司旗下，在三联书店改革发展的一些关键时刻，我不同程度地发挥过应有的作用。总裁任期届满交班后，我又荣幸地担任韬奋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这是1987年为纪念韬奋先生而成立的我国新闻出版界唯一公益性基金会。任职以来，我和基金会的同仁们，努力尽职尽责，为继承研究韬奋的思想文化遗产，弘扬韬奋精神，培养和表彰新闻出版业高端人才发挥作用。基金会创立了韬奋出版人才高端论坛，每一年度都会对韬奋精神和出版业人才问题进行高层次的研讨。
编写韬奋精神读本的任务似乎是顺理成章地交给了我。
我知道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应承下来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毅力，同时也明白，这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情，我国新闻出版界早就应当有这样一个读本，而当前形势下尤其需要这个读本。无论是发自内心的敬仰之情还是出于目前的职责之所在，这个任务对于我几乎都是无法推卸的责任。在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同时，在阅读了关于韬奋先生的大量资料之后，在韬奋先生诞辰120周年的2015年的盛夏，我开始了《韬奋精神六讲》的写作。
第一章 为大众
1.一本周刊的崛起
1920-1930年代，作为我国当时现代出版中心的老上海，杂志业可谓五花八门，消遣生活时尚杂志竟有100多种，文学类杂志随时有创刊随时又有关张，多数杂志的寿命只有一两年。当时比较引人注目且比较稳定出版的杂志是《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良友画报》等。《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刊物记录历史风云变迁，刊载当月中外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和要闻，并且选录当时各种官商报纸刊物所载的重要文论和新闻要事，内容十分广泛丰富，是名人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东方杂志》自1904年创刊，发展到1931年可谓如日中天。《小说月报》也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创刊于1910年，同时也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因而刊物倡导为人生的艺术，推动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到1931年已经发展成为当时我国第一个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新文学刊物。《良友画报》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这是一本从鸳鸯蝴蝶派风格向海派文化成功转型的一本通俗类杂志。由于刊物转型成功，一洗鸳鸯蝴蝶派的旧习沉疴，使画报逐渐从消遣无聊成为增广见识、深入浅出地宣传文化美育，启发心智，丰富常识，开拓生活视野的杂志，这份杂志一度成为老上海的畅销刊物。
就在老上海的杂志业一方面鱼龙混杂，另一方面品牌杂志稳定覆盖市场的形势下，谁也不曾料到，有一份周刊悄然崛起，很快成了全国杂志销量第一的杂志。这就是邹韬奋先生接手主编的《生活》周刊。《生活》周刊1925年11月创刊，创刊的一年里，期发量只有2800份，其中多数还是赠阅。1926年10月韬奋接手后，期发量1928年到了4万份，1929年突增至8万份，1931年末12万份，1933年达到15万5千份。畅销刊物《良友画报》的期发量最高时也只有4万份。不到7年里，《生活》周刊发行量四级连跳，一时之间在全国出版业传为神话。 这个神话的制造者当然就是主编邹韬奋。
至于神话制造的故事，韬奋本人在编刊当时和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有过不少阐述。归纳起来，主要是：
一是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竭诚为读者服务。韬奋接手主编工作后，感觉到刊物过于拘泥于职业教育，而对社会、对更广大的读者缺乏关注，甚至对接受职业教育的青年的多方面爱好有所忽视，决定要调整办刊方向和宗旨。其中最重要的是确定大众刊物的定位，突出为读者服务的精神。韬奋指出：“《生活》周刊是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就是赚了钱，也还是要用诸社会，不是为任何个人牟利，也不是为任何机关牟利。” （《韬奋全集》第五卷，第448页）。 1930 年，邹韬奋在《我们的立场》一文中写道：“我们是立于现代中国的一个平民地位，对于能爱护中国民族而肯赤心忠诚为中国民族谋幸福者， 我们都抱着热诚赞助的态度。 我们不愿唱高调，也不愿随波逐流，我们只根据理性，根据正义，根据合于现代的正确思潮，常站在社会的前一步， 引着社会向着进步的路上走。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思想是与社会进步时代进步而俱进。” （《韬奋全集》第三卷，第256页）。韬奋虽然确定了“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的办刊宗旨，但并非用一成不变的眼光来观察大众读者的需求，而是与大众读者一同前行，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他说：“一般大众读者的需要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不当用机械的看法，也没有什么一定的公式可以呆板地规定出来。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粮食’：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韬奋全集》第七卷，第206页）。
二是确定办刊宗旨，形成内容特色。韬奋说：“接手后即确定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方向较定，努力亦较专……依最近的趋势，材料内容尤以时事为中心，希望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韬奋全集》第三卷，第256页）。这一宗旨也就预设了刊物的内容特色。韬奋在编辑撰稿过程中，尽量运用高超的编辑艺术，创造生动的形式，展现正确的思想内容。正如他在办刊寄语中所敬告读者的那样：“本刊期以生动的文字，有价值有兴趣的材料，建议改进生活途径的方法，同时注意提醒关于人生修养及安慰之种种要点，俾人人得到丰富而愉快的生活，由此养成健全的社会。”（《韬奋全集》第一卷，第839页）。他为周刊所设栏目可以看出他服务读者的包容性。周刊栏目既有言论、专论，也有事业与修养、处事之道、名人轶事、人物介绍、名人箴言，还有平民生活素描、学徒生活之改进，又有国外通讯、婚姻恋爱、娱乐、体育等。文章长短不拘，通讯可稍长，小言论必短小，还配以插图和漫画，让读者看了赏心悦目，爱不释手。以致有读者来信赞扬道：“每星期之渴望《生活》，真有‘若大旱之望云霓’之慨。”
三是坚持创造精神，杜绝尾巴主义。对于这一点，韬奋看得很重。他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为了创造，要“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栏讨论读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编制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的动目，也很注意。所谓‘有趣味有价值’，是当时《生活》周刊最注重的一个标语。空论是最没有趣味的，‘雅俗共赏’的是有趣味的事实”（三联书店.韬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95）。韬奋特别避讳无趣的空论。他起草的周刊一则《特别征文》中告诉征文作者：“苟有事实可举，亦请不必计及文之工拙，惠然此稿。”（《韬奋全集》第三卷，第193页）。他十分注意刊物内容的有趣，坦诚地表示过他所认为有趣的题材主要有三种，一是新鲜的事实，二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国内外各种实情，三是著名历史人物的经历。韬奋认为，读者最感兴趣的东西，往往也是他们最关心最想知道的事情，这就是前面引述韬奋的名言：“要用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 这就是他所主张的办好周刊的创造精神和杜绝尾巴主义的着力点。
四是内容贵精不贵多，篇篇过硬。他特别仔细地分析过周刊内容的特点。“尤其是周刊，每星期就要见面一次，更贵精而不贵多，要使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每篇看完了都觉得时间并不是白费的。要办到这一点，不但内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的两三万字的作品。写这样文章的人，必须把所要写的内容，彻底明了地消化，然后用敏锐活泼的组织和生动隽永的语句，一挥而就。这样的文章给予读者的益处显然是很大的：作者替读者省下了许多搜讨和研究的时间，省下了许多看长文的费脑筋的时间，而得到某问题或某部门重要知识的精髓。”（三联书店.韬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96.）。
五是艰苦奋斗的作风，甘于奉献的精神。《生活》周刊初创阶段条件非常艰苦，社址只有一间小小的过街楼里。小屋里放下三张办公桌后，就几乎不再有转身之地，而办刊中所有的事务都必须在这间拥挤的小屋里解决。而人只有三位，一位是徐伯昕，负责营业、总务和广告，一位是孙梦旦兼职会计，还有一位就是韬奋先生，负责刊物的全部内容。因为是周刊，时间紧，来稿少，一开始绝大多数文章都是韬奋先生直接撰写，根据文章内容以各种不同笔名发表，前后用过十多个笔名。为了办好刊物，按时出刊，他们经常连夜加班工作。他后来回忆道：“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个小小的过街楼，在几盏悬挂在办公桌上的电灯光下面，和徐、孙两先生共同工作到午夜的景象。在那样寂静的夜里就好像全世界只有我们三个人，但同时念到我们的精神和无数万的读者联系着，又好像我们是夹在无数万好友丛中工作着！”（《韬奋全集》第七卷，第200页）。 《生活》周刊成功的经验也许还有若干，譬如韬奋个人的编辑才华，徐伯昕鼎力相助和出色的经营天赋，以及创办人中华职业教育社总负责人黄炎培先生的充分信任和授权，等等。但是，从当时上海杂志业的格局来看，从当时品牌杂志的结构来看，韬奋先生给《生活》周刊确定的“竭诚为读者服务”的方向和“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的宗旨，无疑是使得这份刊物异军突起，广受社会各界关注，成为彪炳中国现代出版史册名刊的最为主要的因素。
2.竭诚为读者服务
“竭诚为读者服务”，一直被三联书店几代人奉为“三联精神”，也被认为是韬奋真诚地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精神的核心内容。
关于“竭诚为读者服务”这一名言，在《韬奋全集》里类似的话不少，却没有找到原句出处。据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范用先生回忆：这一名言最早见于20世纪30年代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刊登的广告词。那时范用还是一名小读者，但这句话就印在脑子里了。1938年他逃难到汉口，天天到交通路生活书店门市部去看书（没有钱买书，只能揩油看书），生活书店店员个个亲切接待范用这位小读者，向他介绍书，同他交朋友。从那时起，范用开始体会“竭诚为读者服务”（《出版史料》，2003年，第3期）。曾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蓝真先生，在《走上“为读者服务”的道路》一文中回忆到1948年刚合并的香港三联书店的情形，清晰地回忆道：面对店堂的书架墙上，正中挂着曹辛之画的韬奋油画头像，门口薄薄的玻璃饰柜写着“竭诚为读者服务”七个黑字（《出版史料》，2008年，第3期）。
可见，“竭诚为读者服务”是《生活》周刊赖以成功的要义，也一直是是韬奋和他所创立的三联书店奉行的精神信条。
韬奋用他一生的新闻出版实践深刻诠释了这一精神信条。
在《生活》周刊的发展过程中，“竭诚为读者服务”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实践过程。在我国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中，韬奋是比较早地重视跟群众取得紧密联系，高度热情投入读者来信工作的。他接手周刊主编后，从第二卷起就设立《读者信箱》，热情、诚恳为读者解答各种问题。此外，周刊还专门建立“书报代办部”，为读者代购书报和其他物品。
来自读者的信件当然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既有许多现实问题，如：求学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职业问题、社会公平问题，也有非常私人的事情，如：恋爱困惑、交友问题、个人情绪，与父母都难以启齿的事情，却都写信向周刊倾诉求教。对于这些来信，韬奋无不以关切的心情，有针对性地认真作答，给出切实具体的解答和建议。由于《生活》周刊善待读者来信，经常发表读者来信和编辑回信，使得读者们兴趣激增，读者来信从最初每天几十封逐渐增加到几百封，有时一天竟达到1000多封。开始的时候，是韬奋一个人拆信、选登、答复，乐在其中。他说：“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韬奋全集》第九卷，第721页）。韬奋深情地说他答复读者的来信“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也不肯马虎，鞠躬尽瘁，写而后已”；还说：“我每天要用整个半天来看信，这也是一件极有兴味的工作，因为这就好像天天与许多好友谈话，静心倾听许多读者好友的衷情。”（《韬奋全集》第七卷，第201页）。试想，作为一份周刊写编合一的主编，大量文稿等着他发稿付印，竟然还能以如此充沛的热情和乐业敬业的精神对待大量的读者来信，用心善待每一位读者的来信，倘没有一颗竭诚为读者服务的赤子之心，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韬奋的身体力行之下，认真处理读者来信工作，成为《生活》周刊出奇制胜的法宝。读者来信可以用“雪片一样飞来”来形容。这样一来，纵然一个人用自己的全部时间也应付不过来了，而这件事决不可以有丝毫懈怠，这才增加了四个人，在韬奋的指导下工作。他们认真处理所有读者来信，选择有发表价值的来信在刊物上发表并作答。许多来信不可能刊载，他们就一一直接给读者回信，有的信写到数千字。有的来信所谈问题比较专业，他们就请教相关专家后再认真回复。有的读者来信托买东西，他们就开办“书报代办部”，都一一代为办理。韬奋记叙道：“最有趣的是有的读者因为夫人要生产，托我们代为物色好的产科医院，有的读者因为吃官司，托我们代为介绍可靠的律师，乃至远在南洋的读者，因为母亲和夫人要买国内的绸缎衣料，也委托我们，代为选购，我们无一事不是尽我们的心力做去，以最诚恳的心情做去。只需于读者有点帮助。我们从来不怕麻烦，不避辛苦，诚心恳意地服务。”（《韬奋全集》第九卷，第698页）。有时代办部买的不合要求，还包退包换，直到满意为止。代办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义务的，只是用一些特殊批发折扣的收入作为办理费用。
《生活》周刊服务读者，并非作为公益行为来做，而是把这件事当做出版业的读者工作来做，使之成为办刊整体工作有机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著名作家夏衍曾经替韬奋总结过，他办刊物的特点是抓“一头一尾”，头就是社论，尾就是“答读者问”。韬奋曾经对夏衍说过：刊物没有社论，等于一个人不讲话，要讲话，那么既不能讲错话，也不该讲得含混不清。至于对读者来信，韬奋花的工夫就更多了。他们把所有来信的原稿都妥为保管，建立读者来信者的档案，以便保持联系。韬奋对给读者的所有回信都要过目，最后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以示尊重和负责。这样的服务态度，几乎达到无可挑剔的程度，使得广大读者对《生活》周刊的信任度日益增加，周刊的发行量连续大幅递增，同时也使得刊物的内容更加贴近社会问题、人民疾苦、世态人生，刊物面貌更加生气勃勃。夏衍感慨道：“韬奋看读者来信真可以说‘乐此不疲’，常常一直看到深夜。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这是名符其实的、永远立足于大众、毕生为大众服务的一个革命的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邹嘉骊.忆韬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440.）。
可以说，在我国现代新闻出版史上，像韬奋这样热爱读者，重视并身体力行做好读者工作的，且和读者保持长久真挚友谊的，是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之媲美的。多少年后，韬奋在回顾《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的经历时，发表过许多感慨。他说：“生活书店可以说是服务社会起家的。生活书店的前身是生活周刊社所附设的书报代办部，是完全以对读者尽义务为宗旨的，当时生活周刊社不但为读者代办书籍和报纸而已，其实对于读者的种种需要只要是我们的力量办得到的没有不竭尽心力为他们服务。”（《韬奋全集》第九卷，第697页）。他还说：“由于这种疲而不倦劳而不厌的傻子似的‘服务精神’——生活最可宝贵的传统精神之一，生活的读者也就把他视为最可靠的最亲爱的‘好朋友’。”（《韬奋全集》第十卷，第905页）。他总结道：“‘生活’为什么能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这样的爱护和支持呢？说来也很简单，它内部的基础建立在苦干的精神和民主的纪律，它外部的基础，除了书刊有着正确丰富的内容外，最重要的是自从生活周刊社成立以来的传统的对于读者竭尽心力的服务精神。”（《韬奋全集》第十卷，第347页）。“我们的这种服务精神，引起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群众的深刻同情，于是对于我们文化事业给与非常热烈的赞助。他们对于我们书报特别信任，（同时当然也因为我们所出的书报有正确的内容）我们的文化事业便由此一天天向前发展起来，我们现在不但保持我们对于社会的这种传统的服务精神，而且还要尽量发展这种传统的服务精神，由此使我们的文化事业得到更大的开展，由此使我们的工作对于国家民族有更普遍而深刻的贡献。” （《韬奋全集》第九卷，第698页） 。
《韬奋精神六讲》的作者聂震宁，现为韬奋基金会理事长，曾先后担任过漓江出版社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以及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长期研究和继承邹韬奋的文化精神遗产。
什么是韬奋精神？韬奋精神主要包含哪些内容？至今尚未有一个完整的读本。聂震宁先生将韬奋精神归纳为“为大众”“爱祖国”“敢斗争”“善经营”“懂管理”“真敬业”。自本期起，本刊将陆续连载该书，希望与所有的出版行业从业者，共同了解韬奋精神，学习韬奋精神，发扬韬奋精神。
写在前面的话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一年来，全国新闻出版界和文艺界一道，一直在认真学习贯彻讲话精神。随着学习贯彻的深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两家出版机构都产生了编写出版韬奋精神读本的构想。他们认为，新闻出版界可以结合学习韬奋精神，加深对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理解和贯彻落实。
这两家出版机构与韬奋先生都有着特殊的联系。韬奋先生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在1985年以前，三联书店一直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出版社。两家重要出版机构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与韬奋基金会联系，提出了编写出版韬奋精神读本的构想。
邹韬奋先生是我国现代进步新闻出版业的杰出代表，是唯一一位列入首个国家公祭日公祭烈士名录的新闻出版界人士。新中国成立以来，韬奋精神已经成为我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一面旗帜。
什么是韬奋精神？韬奋精神主要包含哪些内容？至今尚未有一个完整的读本。我们知道，对于韬奋精神，毛泽东同志曾做过精辟的总结，即“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是韬奋精神的核心。韬奋精神又是丰富的。韬奋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表现出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持真理、永不屈服的斗争精神，正确处理新闻出版的事业性与商业性关系，善于经营，精于管理，爱岗敬业，等等，都是韬奋精神的重要内容。
这就是直到邹韬奋先生诞辰120周年后的今天，国家公祭300抗日烈士中有他的英名在列，有许多围绕着他辉煌事迹的纪念活动相继举行的主要原因。这也是直到他不幸逝世70多年后的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韬奋新闻奖、韬奋出版奖一直是新闻出版界个人成就最高奖的重要理由。
说来十分幸运，2009年我也荣获了第十届韬奋出版奖。获奖的时候，我感到的主要不是自豪骄傲，而是对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新闻出版家韬奋先生加倍的敬仰。
也是十分幸运的事。几年前我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任总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在集团公司旗下，在三联书店改革发展的一些关键时刻，我不同程度地发挥过应有的作用。总裁任期届满交班后，我又荣幸地担任韬奋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这是1987年为纪念韬奋先生而成立的我国新闻出版界唯一公益性基金会。任职以来，我和基金会的同仁们，努力尽职尽责，为继承研究韬奋的思想文化遗产，弘扬韬奋精神，培养和表彰新闻出版业高端人才发挥作用。基金会创立了韬奋出版人才高端论坛，每一年度都会对韬奋精神和出版业人才问题进行高层次的研讨。
编写韬奋精神读本的任务似乎是顺理成章地交给了我。
我知道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应承下来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毅力，同时也明白，这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情，我国新闻出版界早就应当有这样一个读本，而当前形势下尤其需要这个读本。无论是发自内心的敬仰之情还是出于目前的职责之所在，这个任务对于我几乎都是无法推卸的责任。在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同时，在阅读了关于韬奋先生的大量资料之后，在韬奋先生诞辰120周年的2015年的盛夏，我开始了《韬奋精神六讲》的写作。
第一章 为大众
1.一本周刊的崛起
1920-1930年代，作为我国当时现代出版中心的老上海，杂志业可谓五花八门，消遣生活时尚杂志竟有100多种，文学类杂志随时有创刊随时又有关张，多数杂志的寿命只有一两年。当时比较引人注目且比较稳定出版的杂志是《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良友画报》等。《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刊物记录历史风云变迁，刊载当月中外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和要闻，并且选录当时各种官商报纸刊物所载的重要文论和新闻要事，内容十分广泛丰富，是名人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东方杂志》自1904年创刊，发展到1931年可谓如日中天。《小说月报》也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创刊于1910年，同时也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因而刊物倡导为人生的艺术，推动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到1931年已经发展成为当时我国第一个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新文学刊物。《良友画报》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这是一本从鸳鸯蝴蝶派风格向海派文化成功转型的一本通俗类杂志。由于刊物转型成功，一洗鸳鸯蝴蝶派的旧习沉疴，使画报逐渐从消遣无聊成为增广见识、深入浅出地宣传文化美育，启发心智，丰富常识，开拓生活视野的杂志，这份杂志一度成为老上海的畅销刊物。
就在老上海的杂志业一方面鱼龙混杂，另一方面品牌杂志稳定覆盖市场的形势下，谁也不曾料到，有一份周刊悄然崛起，很快成了全国杂志销量第一的杂志。这就是邹韬奋先生接手主编的《生活》周刊。《生活》周刊1925年11月创刊，创刊的一年里，期发量只有2800份，其中多数还是赠阅。1926年10月韬奋接手后，期发量1928年到了4万份，1929年突增至8万份，1931年末12万份，1933年达到15万5千份。畅销刊物《良友画报》的期发量最高时也只有4万份。不到7年里，《生活》周刊发行量四级连跳，一时之间在全国出版业传为神话。 这个神话的制造者当然就是主编邹韬奋。
至于神话制造的故事，韬奋本人在编刊当时和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有过不少阐述。归纳起来，主要是：
一是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竭诚为读者服务。韬奋接手主编工作后，感觉到刊物过于拘泥于职业教育，而对社会、对更广大的读者缺乏关注，甚至对接受职业教育的青年的多方面爱好有所忽视，决定要调整办刊方向和宗旨。其中最重要的是确定大众刊物的定位，突出为读者服务的精神。韬奋指出：“《生活》周刊是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就是赚了钱，也还是要用诸社会，不是为任何个人牟利，也不是为任何机关牟利。” （《韬奋全集》第五卷，第448页）。 1930 年，邹韬奋在《我们的立场》一文中写道：“我们是立于现代中国的一个平民地位，对于能爱护中国民族而肯赤心忠诚为中国民族谋幸福者， 我们都抱着热诚赞助的态度。 我们不愿唱高调，也不愿随波逐流，我们只根据理性，根据正义，根据合于现代的正确思潮，常站在社会的前一步， 引着社会向着进步的路上走。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思想是与社会进步时代进步而俱进。” （《韬奋全集》第三卷，第256页）。韬奋虽然确定了“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的办刊宗旨，但并非用一成不变的眼光来观察大众读者的需求，而是与大众读者一同前行，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他说：“一般大众读者的需要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不当用机械的看法，也没有什么一定的公式可以呆板地规定出来。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粮食’：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韬奋全集》第七卷，第206页）。
二是确定办刊宗旨，形成内容特色。韬奋说：“接手后即确定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方向较定，努力亦较专……依最近的趋势，材料内容尤以时事为中心，希望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韬奋全集》第三卷，第256页）。这一宗旨也就预设了刊物的内容特色。韬奋在编辑撰稿过程中，尽量运用高超的编辑艺术，创造生动的形式，展现正确的思想内容。正如他在办刊寄语中所敬告读者的那样：“本刊期以生动的文字，有价值有兴趣的材料，建议改进生活途径的方法，同时注意提醒关于人生修养及安慰之种种要点，俾人人得到丰富而愉快的生活，由此养成健全的社会。”（《韬奋全集》第一卷，第839页）。他为周刊所设栏目可以看出他服务读者的包容性。周刊栏目既有言论、专论，也有事业与修养、处事之道、名人轶事、人物介绍、名人箴言，还有平民生活素描、学徒生活之改进，又有国外通讯、婚姻恋爱、娱乐、体育等。文章长短不拘，通讯可稍长，小言论必短小，还配以插图和漫画，让读者看了赏心悦目，爱不释手。以致有读者来信赞扬道：“每星期之渴望《生活》，真有‘若大旱之望云霓’之慨。”
三是坚持创造精神，杜绝尾巴主义。对于这一点，韬奋看得很重。他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为了创造，要“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栏讨论读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编制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的动目，也很注意。所谓‘有趣味有价值’，是当时《生活》周刊最注重的一个标语。空论是最没有趣味的，‘雅俗共赏’的是有趣味的事实”（三联书店.韬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95）。韬奋特别避讳无趣的空论。他起草的周刊一则《特别征文》中告诉征文作者：“苟有事实可举，亦请不必计及文之工拙，惠然此稿。”（《韬奋全集》第三卷，第193页）。他十分注意刊物内容的有趣，坦诚地表示过他所认为有趣的题材主要有三种，一是新鲜的事实，二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国内外各种实情，三是著名历史人物的经历。韬奋认为，读者最感兴趣的东西，往往也是他们最关心最想知道的事情，这就是前面引述韬奋的名言：“要用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 这就是他所主张的办好周刊的创造精神和杜绝尾巴主义的着力点。
四是内容贵精不贵多，篇篇过硬。他特别仔细地分析过周刊内容的特点。“尤其是周刊，每星期就要见面一次，更贵精而不贵多，要使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每篇看完了都觉得时间并不是白费的。要办到这一点，不但内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的两三万字的作品。写这样文章的人，必须把所要写的内容，彻底明了地消化，然后用敏锐活泼的组织和生动隽永的语句，一挥而就。这样的文章给予读者的益处显然是很大的：作者替读者省下了许多搜讨和研究的时间，省下了许多看长文的费脑筋的时间，而得到某问题或某部门重要知识的精髓。”（三联书店.韬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96.）。
五是艰苦奋斗的作风，甘于奉献的精神。《生活》周刊初创阶段条件非常艰苦，社址只有一间小小的过街楼里。小屋里放下三张办公桌后，就几乎不再有转身之地，而办刊中所有的事务都必须在这间拥挤的小屋里解决。而人只有三位，一位是徐伯昕，负责营业、总务和广告，一位是孙梦旦兼职会计，还有一位就是韬奋先生，负责刊物的全部内容。因为是周刊，时间紧，来稿少，一开始绝大多数文章都是韬奋先生直接撰写，根据文章内容以各种不同笔名发表，前后用过十多个笔名。为了办好刊物，按时出刊，他们经常连夜加班工作。他后来回忆道：“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个小小的过街楼，在几盏悬挂在办公桌上的电灯光下面，和徐、孙两先生共同工作到午夜的景象。在那样寂静的夜里就好像全世界只有我们三个人，但同时念到我们的精神和无数万的读者联系着，又好像我们是夹在无数万好友丛中工作着！”（《韬奋全集》第七卷，第200页）。 《生活》周刊成功的经验也许还有若干，譬如韬奋个人的编辑才华，徐伯昕鼎力相助和出色的经营天赋，以及创办人中华职业教育社总负责人黄炎培先生的充分信任和授权，等等。但是，从当时上海杂志业的格局来看，从当时品牌杂志的结构来看，韬奋先生给《生活》周刊确定的“竭诚为读者服务”的方向和“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的宗旨，无疑是使得这份刊物异军突起，广受社会各界关注，成为彪炳中国现代出版史册名刊的最为主要的因素。
2.竭诚为读者服务
“竭诚为读者服务”，一直被三联书店几代人奉为“三联精神”，也被认为是韬奋真诚地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精神的核心内容。
关于“竭诚为读者服务”这一名言，在《韬奋全集》里类似的话不少，却没有找到原句出处。据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范用先生回忆：这一名言最早见于20世纪30年代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刊登的广告词。那时范用还是一名小读者，但这句话就印在脑子里了。1938年他逃难到汉口，天天到交通路生活书店门市部去看书（没有钱买书，只能揩油看书），生活书店店员个个亲切接待范用这位小读者，向他介绍书，同他交朋友。从那时起，范用开始体会“竭诚为读者服务”（《出版史料》，2003年，第3期）。曾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蓝真先生，在《走上“为读者服务”的道路》一文中回忆到1948年刚合并的香港三联书店的情形，清晰地回忆道：面对店堂的书架墙上，正中挂着曹辛之画的韬奋油画头像，门口薄薄的玻璃饰柜写着“竭诚为读者服务”七个黑字（《出版史料》，2008年，第3期）。
可见，“竭诚为读者服务”是《生活》周刊赖以成功的要义，也一直是是韬奋和他所创立的三联书店奉行的精神信条。
韬奋用他一生的新闻出版实践深刻诠释了这一精神信条。
在《生活》周刊的发展过程中，“竭诚为读者服务”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实践过程。在我国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中，韬奋是比较早地重视跟群众取得紧密联系，高度热情投入读者来信工作的。他接手周刊主编后，从第二卷起就设立《读者信箱》，热情、诚恳为读者解答各种问题。此外，周刊还专门建立“书报代办部”，为读者代购书报和其他物品。
来自读者的信件当然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既有许多现实问题，如：求学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职业问题、社会公平问题，也有非常私人的事情，如：恋爱困惑、交友问题、个人情绪，与父母都难以启齿的事情，却都写信向周刊倾诉求教。对于这些来信，韬奋无不以关切的心情，有针对性地认真作答，给出切实具体的解答和建议。由于《生活》周刊善待读者来信，经常发表读者来信和编辑回信，使得读者们兴趣激增，读者来信从最初每天几十封逐渐增加到几百封，有时一天竟达到1000多封。开始的时候，是韬奋一个人拆信、选登、答复，乐在其中。他说：“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韬奋全集》第九卷，第721页）。韬奋深情地说他答复读者的来信“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也不肯马虎，鞠躬尽瘁，写而后已”；还说：“我每天要用整个半天来看信，这也是一件极有兴味的工作，因为这就好像天天与许多好友谈话，静心倾听许多读者好友的衷情。”（《韬奋全集》第七卷，第201页）。试想，作为一份周刊写编合一的主编，大量文稿等着他发稿付印，竟然还能以如此充沛的热情和乐业敬业的精神对待大量的读者来信，用心善待每一位读者的来信，倘没有一颗竭诚为读者服务的赤子之心，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韬奋的身体力行之下，认真处理读者来信工作，成为《生活》周刊出奇制胜的法宝。读者来信可以用“雪片一样飞来”来形容。这样一来，纵然一个人用自己的全部时间也应付不过来了，而这件事决不可以有丝毫懈怠，这才增加了四个人，在韬奋的指导下工作。他们认真处理所有读者来信，选择有发表价值的来信在刊物上发表并作答。许多来信不可能刊载，他们就一一直接给读者回信，有的信写到数千字。有的来信所谈问题比较专业，他们就请教相关专家后再认真回复。有的读者来信托买东西，他们就开办“书报代办部”，都一一代为办理。韬奋记叙道：“最有趣的是有的读者因为夫人要生产，托我们代为物色好的产科医院，有的读者因为吃官司，托我们代为介绍可靠的律师，乃至远在南洋的读者，因为母亲和夫人要买国内的绸缎衣料，也委托我们，代为选购，我们无一事不是尽我们的心力做去，以最诚恳的心情做去。只需于读者有点帮助。我们从来不怕麻烦，不避辛苦，诚心恳意地服务。”（《韬奋全集》第九卷，第698页）。有时代办部买的不合要求，还包退包换，直到满意为止。代办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义务的，只是用一些特殊批发折扣的收入作为办理费用。
《生活》周刊服务读者，并非作为公益行为来做，而是把这件事当做出版业的读者工作来做，使之成为办刊整体工作有机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著名作家夏衍曾经替韬奋总结过，他办刊物的特点是抓“一头一尾”，头就是社论，尾就是“答读者问”。韬奋曾经对夏衍说过：刊物没有社论，等于一个人不讲话，要讲话，那么既不能讲错话，也不该讲得含混不清。至于对读者来信，韬奋花的工夫就更多了。他们把所有来信的原稿都妥为保管，建立读者来信者的档案，以便保持联系。韬奋对给读者的所有回信都要过目，最后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以示尊重和负责。这样的服务态度，几乎达到无可挑剔的程度，使得广大读者对《生活》周刊的信任度日益增加，周刊的发行量连续大幅递增，同时也使得刊物的内容更加贴近社会问题、人民疾苦、世态人生，刊物面貌更加生气勃勃。夏衍感慨道：“韬奋看读者来信真可以说‘乐此不疲’，常常一直看到深夜。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这是名符其实的、永远立足于大众、毕生为大众服务的一个革命的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邹嘉骊.忆韬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440.）。
可以说，在我国现代新闻出版史上，像韬奋这样热爱读者，重视并身体力行做好读者工作的，且和读者保持长久真挚友谊的，是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之媲美的。多少年后，韬奋在回顾《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的经历时，发表过许多感慨。他说：“生活书店可以说是服务社会起家的。生活书店的前身是生活周刊社所附设的书报代办部，是完全以对读者尽义务为宗旨的，当时生活周刊社不但为读者代办书籍和报纸而已，其实对于读者的种种需要只要是我们的力量办得到的没有不竭尽心力为他们服务。”（《韬奋全集》第九卷，第697页）。他还说：“由于这种疲而不倦劳而不厌的傻子似的‘服务精神’——生活最可宝贵的传统精神之一，生活的读者也就把他视为最可靠的最亲爱的‘好朋友’。”（《韬奋全集》第十卷，第905页）。他总结道：“‘生活’为什么能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这样的爱护和支持呢？说来也很简单，它内部的基础建立在苦干的精神和民主的纪律，它外部的基础，除了书刊有着正确丰富的内容外，最重要的是自从生活周刊社成立以来的传统的对于读者竭尽心力的服务精神。”（《韬奋全集》第十卷，第347页）。“我们的这种服务精神，引起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群众的深刻同情，于是对于我们文化事业给与非常热烈的赞助。他们对于我们书报特别信任，（同时当然也因为我们所出的书报有正确的内容）我们的文化事业便由此一天天向前发展起来，我们现在不但保持我们对于社会的这种传统的服务精神，而且还要尽量发展这种传统的服务精神，由此使我们的文化事业得到更大的开展，由此使我们的工作对于国家民族有更普遍而深刻的贡献。” （《韬奋全集》第九卷，第6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