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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举报电话，这件事情也许永远不可能被发现。”
如果不出意外，经过了两年湖南省水稻新品种区域试验的“丰优7号”，在本月最后的品种审定“冲刺”过后，就可顺利进入市场。
然而1月底，从全球最著名的转基因检测实验室“德国基因时代公司”（ｅｕｒｏｆｉｎｓ／ＧｅｎｅＳｃａｎ）发回的检测报告却显示，这一表现突出的杂交水稻，竟有可能是转基因水稻。
出于食品安全问题考虑，我国至今并没有批准任何一例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薛广建怀疑可能是“科学家在参加田间实验时，将实为转基因品种的水稻假冒为不需要进行转基因测试的普通杂交水稻，试图绕过转基因生物安全审定，获得商业化种植许可”。
科学家本人则私下告诉记者：“这纯属捕风捉影！”
搅乱一潭静水的，是一位匿名举报者。
神秘举报
2007年9月初，薛广建接到一通“没头没脑”的电话：“对方说湖南有一位科学家正在用转基因水稻冒充普通水稻申报商业化审批。既不告诉我们那位科学家的姓名，也不说自己的身份与联系方式，非常神秘。”
薛广建当即表示：“如果你相信我们，能否提供一些更详细的资料，我们保证会认真、负责地进行调查。”举报人什么也没说就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薛广建收到一封邮件，称“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由肖国樱研究员负责的水稻课题组主要从事转基因水稻的研究。在2004和2007年参加湖南省水稻新品种区域试验时，将一转ＢＴ基因的水稻品种申报为非转基因品种，这个组合的名称是丰源7号。是由父本ＭＫＣ07和与母本丰源Ａ杂交组配成的组合，父本ＭＫＣ07是转ＢＴ基因的材料，而且今年是最后一年区试，如果不及时制止，很可能会通过区试，成为水稻新组合流向种子市场。”
举报人写道：“我们知道转基因水稻品种对人畜是否会产生毒害和是否会破坏生态平衡至少需要试验来验证。如果把转基因品种作为非转基因品种种植，那就是在没有任何安全性措施的情况下种植，后果我就不多说了。期待您的回音！”
据举报人所言，湖南省中稻区试品种在9月中旬收割。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再去调查就很难取到样品检测，这意味着将失去直接证据。
时间紧迫，薛广建立刻行动起来。但他按照举报材料查阅相关资料时，却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丰源7号”。
难道这是一个故意损害他人名誉的拙劣行径，或者仅仅是一场恶作剧？
薛广建思索良久：“我个人不是太怀疑举报人的动机。他自始至终没有提到与肖国樱有什么私人纠纷，也没使用一些夸张的字眼，始终比较平静地向我陈述事情的来龙去脉。”
也有专家透露，科技系统的圈子并不大，谁用什么品种做什么试验，同行心里大致有数。
薛广建决定抓着这根线头追下去。七拐八绕之后，另一个名为“丰优7号”的水稻品种浮出水面。
“我在湖南省种子管理站、湖南省山丘区中稻品种审定小组发布的《2006年湖南省中稻迟熟一组区试总结》中，发现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所选送初试的品种对应的是丰优7号，父本ＭＫＣ07，母本丰源Ａ，与举报信上的‘丰源7号’完全一致。”
几天后，薛广建出现在湖南省怀化市城郊东北方的湖南省中稻区域试验点，他此时的身份为某科研院校学生，需要做一个水稻分蘖能力的测试，希望能够采集一些根系与种子。
“怀化农科所非常支持科研单位工作，介绍一位姓张的主任陪我到试验点采样并记录每个样本的编号。”
推开沉重的大铁门，薛广建眼前豁然开朗。一片约有5亩的稻田绿油油地绵延开去，参加试验的水稻植株一列一列顺序排开，密密麻麻地种在一起，相互之间仅有一锄之隔。四围远远地伫立着高墙。
张主任走在田垄上，掏出一张便笺纸，上面简单地记录着：一地块，1－26号；二地块……
“我当时就有点晕。那里不仅仅承担湖南省的水稻区试，还有国家的水稻区试，总共加起来有120多个品种。每个地块上面没有任何标志可以确定品种编号，必须从左到右一个一个数过去。万一他记错了、数错了怎么办？在我看来，试验田与隔离带仅仅在宽度上有20厘米的差别。”
由于不清楚具体哪一种水稻为转基因品种，薛广建只好把参加湖南省中稻区试的三个地块、65个品种都采了一遍，每个品种随机挖两根稻秆。
回到广州后，薛广建采取转基因快速检测的方法进行筛查，32号样品迅速“脱颖而出”。
“这种试纸的灵敏度不高，专门针对抗虫基因Ｂｔ产物Ｂｔ－Ｃｒｙ1Ａ（ｂ）／Ａ（ｃ）蛋白起反应，然而我们通过这种试纸都能检测出32号样品呈现强烈的阳性反应。”
他把32号样品寄到德国基因时代公司。2007年11月16日，该机构发回了检测报告。
华南农业大学热带生态研究所专门从事转基因研究的聂呈荣教授告诉《新民周刊》：“我最初得知此事的第一反应是不太可能，太荒谬了。但看了报告，该稻秆ＤＮＡ中包含了转基因的启动值35ＳＰｒｏ－ｍｏｔｅｒ和终结值ＮＯＳ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ｏｒ，以及转Ｂｔ63的外源目标基因，并且从中检测到人工合成的内毒素基因Ｃｒｙ1Ａ（ｃ）。如果检测结果无误，可以证实这确实是转基因水稻。”
谁的32号？
32号品种是不是就是“丰优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四条，转基因植物品种的选育、试验、审定和推广应当进行安全性评价，并采取严格的安全控制措施。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七条也规定，转基因植物种子、或者含有农业转基因生物成分的种子，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审定、登记或者评价、审批前，应当先取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农业部转基因办至今仍然没有对任何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明书，这表明32号在参加湖南省中稻区域试验时隐瞒了其转基因水稻的事实。当务之急是要调查清楚32号品种究竟属于谁。”薛广建表示。
但这个问题非常棘手。一位专家告诉记者：“湖南省中稻区试属于‘双盲试验’。为了防止拉关系作弊、避免不公平竞争，所有的种子都由省种子管理站发往第三方编号后，再发往试验点。育种单位不知道自己的号码是什么，试验点不知道这些种子是什么品种，来自哪里，只有编号的人才知道对应关系。”
举报人透露，湘西州种子管理站站长周开业正是编号者。2007年11月，薛广建一行找到了周开业，然而在近50分钟的谈话录音中，周开业始终没有正面回答究竟32号是不是丰优7号。他甚至说：“试验结果我可以告诉你，打印出来都行，但是编号我不能说。”
“丰优7号”是肖国樱送试的。据公开资料，肖国樱为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博士生导师、研究员。1998年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博士专业。其主持和参加的科研项目“转基因抗除草剂杂交水稻培育”已进入区试和生产性试验阶段。此外他还兼任湖南省农业厅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技术咨询专家。
在2006年湖南省中稻迟熟一组区试中，“丰优7号”名列该组第三，平均亩产574．2公斤，增产极显著，丰产稳产性很好，湖南省种子站给出的评价是建议续试，同时进行生产试验。在2007年湖南省中稻迟熟二组区试中，评价为增产显著，丰产稳产性很好，抗寒能力强等，建议补抗高温性鉴定材料后报审。
据周开业所言：按照正常程序中稻区试需要三年，第一年预试，第二年初试，第三年续试。张主任曾告诉薛广建：“如果不出意外，32号品种在2008年2月份就可以送到省种子站参加审定，然后进入买卖市场。”
然而当记者联系到肖国樱研究员时，他坚持表示不接受采访。而记者采访负责编号的周开业时，他明确表示：“32号绝对不是丰优7号！”
种种迹象表明，检出有转基因成分的32号品种的确并非“丰优7号”，但薛广建又向记者补充了一个细节。
“我去怀化的时候，曾提出除了稻秆，还需要稻谷做试验。当地官员虽然有点奇怪，但还是在区试完后把65个稻谷样本寄给了我。我很奇怪地发现这一次32号稻谷居然呈阴性，而呈阳性的居然是33号！
记者问周开业：“种子管理站告诉肖国樱他参试的品种是33号，是否确有其事？”
周开业答道：“有这么回事。”
综合种种信息，薛广建认为33号为转基因水稻的可能性非常大。“两次带我们去试验点的张主任并不直接负责湖南省区试，他可能将33号水稻的地块错记为32号。而特意邮寄给我们的稻谷，这些数据相对而言应该更为严谨。”
转基因植物在种植过程中有可能发生转基因逃逸，通过花粉和种子，转基因会转移到相邻的同类型非转基因品种中。薛广建认为，在中稻区试时参加品种审定的65种水稻密密麻麻地种在一起，其他参加审定的普通水稻很可能受到转基因的污染。
薛广建强调：“无论是32号还是33号含有转基因成分，重要的是，毕竟在杂交水稻新品种试验田里发现了转基因水稻。这些种子可能马上就会通过评审推向市场，所以我们呼吁农业部及有关部门按照中国法律尽快回收及销毁非法的转基因种子，严格监控水稻品种试验，并调查是否发生转基因污染，并追究相关研究人员责任。”
此外，聂呈荣教授表示：“如果随机选取的样品都呈阳性，那么参试品种中混入几颗转基因种子、而产生大面积基因飘移的可能性比较小，直接是转基因品种的可能性要大很多。”
审定漏洞
“如果没有举报电话，这件事情也许永远不可能被发现。”薛广建说。他认为这反映了我国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上虽然比较完善，但是在执行力度上仍然有欠缺。
“参加水稻品种审定前不需要测试水稻中转基因成分。举报人告诉我，育种者在送品种参试前，会填一份材料‘自主申报’是否为转基因品种。即使育种者不如实申报，被发现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是不是转基因水稻仅从外观无法辨认。这导致转基因水稻有可能堂而皇之地进入水稻品种审定环节，绕过生物安全审定，并有机会获得商业化种植许可。如果种子在区试中表现突出、被种子公司一次性买断，育种者可以获利10万，甚至100万。也可以与种子公司合作收取专利费。”薛广建谈道。
聂教授向记者强调，他非常关注转基因生物生态风险的评价，但并不意味着他否定转基因生物。然而他依然认为：“农业部生物安全委员会规定，转基因水稻品种生产性试验必须在特定区域进行，必须要有隔离措施，不能与非转基因品种混杂。”
“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生物对人体一定有害。但作为一种生物技术产品，它出现的时间相对而言比较短，也许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风险才能够显示出来。所以不仅是欧盟、日本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比较重视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任何一种转基因生物一定要经过安全评价以后才能够释放，形成商业化生产。既然有这方面的风险，我想应该把知情权和选择权交给消费者。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这才是对整个社会和公众比较负责任的态度。”
1月9日，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致函绿色和平组织，表示将对2007年湖南水稻区试中发现32号参试品种含转基因成分一事组织核查。记者了解到，肖国樱本人也在进行内部调查。湖南省农业厅已向他了解过情况，种子管理站也在催促他的调查结果。
薛广建认为：“如果农业部着手调查此事，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任何人不可能蒙混过关。”
如果不出意外，经过了两年湖南省水稻新品种区域试验的“丰优7号”，在本月最后的品种审定“冲刺”过后，就可顺利进入市场。
然而1月底，从全球最著名的转基因检测实验室“德国基因时代公司”（ｅｕｒｏｆｉｎｓ／ＧｅｎｅＳｃａｎ）发回的检测报告却显示，这一表现突出的杂交水稻，竟有可能是转基因水稻。
出于食品安全问题考虑，我国至今并没有批准任何一例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薛广建怀疑可能是“科学家在参加田间实验时，将实为转基因品种的水稻假冒为不需要进行转基因测试的普通杂交水稻，试图绕过转基因生物安全审定，获得商业化种植许可”。
科学家本人则私下告诉记者：“这纯属捕风捉影！”
搅乱一潭静水的，是一位匿名举报者。
神秘举报
2007年9月初，薛广建接到一通“没头没脑”的电话：“对方说湖南有一位科学家正在用转基因水稻冒充普通水稻申报商业化审批。既不告诉我们那位科学家的姓名，也不说自己的身份与联系方式，非常神秘。”
薛广建当即表示：“如果你相信我们，能否提供一些更详细的资料，我们保证会认真、负责地进行调查。”举报人什么也没说就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薛广建收到一封邮件，称“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由肖国樱研究员负责的水稻课题组主要从事转基因水稻的研究。在2004和2007年参加湖南省水稻新品种区域试验时，将一转ＢＴ基因的水稻品种申报为非转基因品种，这个组合的名称是丰源7号。是由父本ＭＫＣ07和与母本丰源Ａ杂交组配成的组合，父本ＭＫＣ07是转ＢＴ基因的材料，而且今年是最后一年区试，如果不及时制止，很可能会通过区试，成为水稻新组合流向种子市场。”
举报人写道：“我们知道转基因水稻品种对人畜是否会产生毒害和是否会破坏生态平衡至少需要试验来验证。如果把转基因品种作为非转基因品种种植，那就是在没有任何安全性措施的情况下种植，后果我就不多说了。期待您的回音！”
据举报人所言，湖南省中稻区试品种在9月中旬收割。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再去调查就很难取到样品检测，这意味着将失去直接证据。
时间紧迫，薛广建立刻行动起来。但他按照举报材料查阅相关资料时，却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丰源7号”。
难道这是一个故意损害他人名誉的拙劣行径，或者仅仅是一场恶作剧？
薛广建思索良久：“我个人不是太怀疑举报人的动机。他自始至终没有提到与肖国樱有什么私人纠纷，也没使用一些夸张的字眼，始终比较平静地向我陈述事情的来龙去脉。”
也有专家透露，科技系统的圈子并不大，谁用什么品种做什么试验，同行心里大致有数。
薛广建决定抓着这根线头追下去。七拐八绕之后，另一个名为“丰优7号”的水稻品种浮出水面。
“我在湖南省种子管理站、湖南省山丘区中稻品种审定小组发布的《2006年湖南省中稻迟熟一组区试总结》中，发现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所选送初试的品种对应的是丰优7号，父本ＭＫＣ07，母本丰源Ａ，与举报信上的‘丰源7号’完全一致。”
几天后，薛广建出现在湖南省怀化市城郊东北方的湖南省中稻区域试验点，他此时的身份为某科研院校学生，需要做一个水稻分蘖能力的测试，希望能够采集一些根系与种子。
“怀化农科所非常支持科研单位工作，介绍一位姓张的主任陪我到试验点采样并记录每个样本的编号。”
推开沉重的大铁门，薛广建眼前豁然开朗。一片约有5亩的稻田绿油油地绵延开去，参加试验的水稻植株一列一列顺序排开，密密麻麻地种在一起，相互之间仅有一锄之隔。四围远远地伫立着高墙。
张主任走在田垄上，掏出一张便笺纸，上面简单地记录着：一地块，1－26号；二地块……
“我当时就有点晕。那里不仅仅承担湖南省的水稻区试，还有国家的水稻区试，总共加起来有120多个品种。每个地块上面没有任何标志可以确定品种编号，必须从左到右一个一个数过去。万一他记错了、数错了怎么办？在我看来，试验田与隔离带仅仅在宽度上有20厘米的差别。”
由于不清楚具体哪一种水稻为转基因品种，薛广建只好把参加湖南省中稻区试的三个地块、65个品种都采了一遍，每个品种随机挖两根稻秆。
回到广州后，薛广建采取转基因快速检测的方法进行筛查，32号样品迅速“脱颖而出”。
“这种试纸的灵敏度不高，专门针对抗虫基因Ｂｔ产物Ｂｔ－Ｃｒｙ1Ａ（ｂ）／Ａ（ｃ）蛋白起反应，然而我们通过这种试纸都能检测出32号样品呈现强烈的阳性反应。”
他把32号样品寄到德国基因时代公司。2007年11月16日，该机构发回了检测报告。
华南农业大学热带生态研究所专门从事转基因研究的聂呈荣教授告诉《新民周刊》：“我最初得知此事的第一反应是不太可能，太荒谬了。但看了报告，该稻秆ＤＮＡ中包含了转基因的启动值35ＳＰｒｏ－ｍｏｔｅｒ和终结值ＮＯＳ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ｏｒ，以及转Ｂｔ63的外源目标基因，并且从中检测到人工合成的内毒素基因Ｃｒｙ1Ａ（ｃ）。如果检测结果无误，可以证实这确实是转基因水稻。”
谁的32号？
32号品种是不是就是“丰优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四条，转基因植物品种的选育、试验、审定和推广应当进行安全性评价，并采取严格的安全控制措施。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七条也规定，转基因植物种子、或者含有农业转基因生物成分的种子，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审定、登记或者评价、审批前，应当先取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农业部转基因办至今仍然没有对任何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明书，这表明32号在参加湖南省中稻区域试验时隐瞒了其转基因水稻的事实。当务之急是要调查清楚32号品种究竟属于谁。”薛广建表示。
但这个问题非常棘手。一位专家告诉记者：“湖南省中稻区试属于‘双盲试验’。为了防止拉关系作弊、避免不公平竞争，所有的种子都由省种子管理站发往第三方编号后，再发往试验点。育种单位不知道自己的号码是什么，试验点不知道这些种子是什么品种，来自哪里，只有编号的人才知道对应关系。”
举报人透露，湘西州种子管理站站长周开业正是编号者。2007年11月，薛广建一行找到了周开业，然而在近50分钟的谈话录音中，周开业始终没有正面回答究竟32号是不是丰优7号。他甚至说：“试验结果我可以告诉你，打印出来都行，但是编号我不能说。”
“丰优7号”是肖国樱送试的。据公开资料，肖国樱为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博士生导师、研究员。1998年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博士专业。其主持和参加的科研项目“转基因抗除草剂杂交水稻培育”已进入区试和生产性试验阶段。此外他还兼任湖南省农业厅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技术咨询专家。
在2006年湖南省中稻迟熟一组区试中，“丰优7号”名列该组第三，平均亩产574．2公斤，增产极显著，丰产稳产性很好，湖南省种子站给出的评价是建议续试，同时进行生产试验。在2007年湖南省中稻迟熟二组区试中，评价为增产显著，丰产稳产性很好，抗寒能力强等，建议补抗高温性鉴定材料后报审。
据周开业所言：按照正常程序中稻区试需要三年，第一年预试，第二年初试，第三年续试。张主任曾告诉薛广建：“如果不出意外，32号品种在2008年2月份就可以送到省种子站参加审定，然后进入买卖市场。”
然而当记者联系到肖国樱研究员时，他坚持表示不接受采访。而记者采访负责编号的周开业时，他明确表示：“32号绝对不是丰优7号！”
种种迹象表明，检出有转基因成分的32号品种的确并非“丰优7号”，但薛广建又向记者补充了一个细节。
“我去怀化的时候，曾提出除了稻秆，还需要稻谷做试验。当地官员虽然有点奇怪，但还是在区试完后把65个稻谷样本寄给了我。我很奇怪地发现这一次32号稻谷居然呈阴性，而呈阳性的居然是33号！
记者问周开业：“种子管理站告诉肖国樱他参试的品种是33号，是否确有其事？”
周开业答道：“有这么回事。”
综合种种信息，薛广建认为33号为转基因水稻的可能性非常大。“两次带我们去试验点的张主任并不直接负责湖南省区试，他可能将33号水稻的地块错记为32号。而特意邮寄给我们的稻谷，这些数据相对而言应该更为严谨。”
转基因植物在种植过程中有可能发生转基因逃逸，通过花粉和种子，转基因会转移到相邻的同类型非转基因品种中。薛广建认为，在中稻区试时参加品种审定的65种水稻密密麻麻地种在一起，其他参加审定的普通水稻很可能受到转基因的污染。
薛广建强调：“无论是32号还是33号含有转基因成分，重要的是，毕竟在杂交水稻新品种试验田里发现了转基因水稻。这些种子可能马上就会通过评审推向市场，所以我们呼吁农业部及有关部门按照中国法律尽快回收及销毁非法的转基因种子，严格监控水稻品种试验，并调查是否发生转基因污染，并追究相关研究人员责任。”
此外，聂呈荣教授表示：“如果随机选取的样品都呈阳性，那么参试品种中混入几颗转基因种子、而产生大面积基因飘移的可能性比较小，直接是转基因品种的可能性要大很多。”
审定漏洞
“如果没有举报电话，这件事情也许永远不可能被发现。”薛广建说。他认为这反映了我国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上虽然比较完善，但是在执行力度上仍然有欠缺。
“参加水稻品种审定前不需要测试水稻中转基因成分。举报人告诉我，育种者在送品种参试前，会填一份材料‘自主申报’是否为转基因品种。即使育种者不如实申报，被发现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是不是转基因水稻仅从外观无法辨认。这导致转基因水稻有可能堂而皇之地进入水稻品种审定环节，绕过生物安全审定，并有机会获得商业化种植许可。如果种子在区试中表现突出、被种子公司一次性买断，育种者可以获利10万，甚至100万。也可以与种子公司合作收取专利费。”薛广建谈道。
聂教授向记者强调，他非常关注转基因生物生态风险的评价，但并不意味着他否定转基因生物。然而他依然认为：“农业部生物安全委员会规定，转基因水稻品种生产性试验必须在特定区域进行，必须要有隔离措施，不能与非转基因品种混杂。”
“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生物对人体一定有害。但作为一种生物技术产品，它出现的时间相对而言比较短，也许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风险才能够显示出来。所以不仅是欧盟、日本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比较重视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任何一种转基因生物一定要经过安全评价以后才能够释放，形成商业化生产。既然有这方面的风险，我想应该把知情权和选择权交给消费者。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这才是对整个社会和公众比较负责任的态度。”
1月9日，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致函绿色和平组织，表示将对2007年湖南水稻区试中发现32号参试品种含转基因成分一事组织核查。记者了解到，肖国樱本人也在进行内部调查。湖南省农业厅已向他了解过情况，种子管理站也在催促他的调查结果。
薛广建认为：“如果农业部着手调查此事，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任何人不可能蒙混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