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秩序正在瓦解。然而即使有再多瑕疵，也不应忽略这个秩序在1945年后带来的相对和平与繁荣。
　　西方自由秩序正在瓦解。然而即使有再多瑕疵，也不应忽略这个秩序在1945年后带来的相对和平与繁荣。
　　有时大局的轮廓会消失在细节之中。现在西方自由秩序的瓦解就是如此。英国退欧、唐纳德·特朗普、愤怒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所有这些都受到密集的报道和激烈的辩论。在一片杂音之中，人们没有看清眼前的风险。
　　就算有再多瑕疵，1945年后的全球秩序也带来了引人注目的相对和平和繁荣的时代。由于大国之间没有战争，自由逐步推进。我们太容易忘记，和平或者民主的进步并非必然。当全球最强大民主国家的总统特朗普随意挑战美国法官捍卫基本自由的权利、支持“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而蔑视国际合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不寒而栗。
　　1945年以后建立的体系是基于美国的实力。但它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并在冷战结束后扩大，因为美国的领导内嵌在多边规则和机制中。它与所有人都休戚相关。然而，按历史的标准，“美国治下的和平”本质上是有益的，这既仰赖榜样的力量，也得益于军事实力的支持。
　　在欧洲，各国间战争遗留的旧怨被承认各国彼此依赖的体系所取代。欧盟有许多过失，但與欧盟诞生前的情况相比，这些过失不值一提。并非偶然的是，一旦柏林墙倒塌，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就迫不及待地推行了西欧国家的自由体制。
　　当然，这种秩序是西方创造的。全球体系内的权力再分配始终会带来压力。中国等国家一直是美国领导的开放贸易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中国政府从不打算接受自由民主政体或者遵守完全由西方设计的规则和制度。挑战在于，现有体系能否做出调整，以容纳崛起国家的抱负，并遏制衰落中的俄罗斯的不满。
　　人们未曾预料到的是，富有的民主国家会与它们自己创造的秩序为敌，问题变成了它们能否控制内部暴动。历史已经被彻底颠覆。在特朗普的推动下，美国加入了修正主义大国之列，威胁要为经济民族主义放弃美国对全球事务的领导。英国也通过退出欧盟做了类似的事。在寻求保住旧的多边秩序上，德国和日本几乎孤立无援。
　　针对西方精英阶层的控诉，现在人们已是耳熟能详了。这些控诉说，全球化受到了操纵，为的是有利于最富有的1%人群。被市场迷惑的政客，成为这宗偷窃案的同谋。大多数人的收入陷入停滞，同时还承受着危机后的紧缩压力。本应该锒铛入狱的银行家仍然拿着奖金。不受控制的移民造成大量文化混乱，使得原本由科技变化造成的经济不安全感雪上加霜。
　　不能对这些抱怨置之不理。政治建制派拘泥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他们的自满为特朗普的排外情绪、英国退欧公投以及欧洲各地崛起的民粹主义提供了诱因。重新赢得公众信心，需要主流政治人物运用政府工具——税收、教育和福利政策，没错，还有再分配来平衡过度全球化的问题。
　　记忆是短暂的。在英国，退欧公投让人们纷纷戴上玫瑰色的怀旧眼镜。人们传言，1950年代是艰难的，但各个群体紧密团结在一起。那时白人工人阶级拥有工作和机会。
　　却没有人提及，那个年代只有仅够糊口的工资和贫民窟式的住房，宾馆招牌上赫然写着“狗、黑人和爱尔兰人禁止入内”，内阁大臣公然抨击同性恋为像海洛因成瘾一样危险的“传染性的反常行为”。机会？大学是为享有特权的5%的人提供的。
　　怀旧的危险在于，它可能让你看不见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