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坐在牛津Pembroke学院的图书馆里。
　　1624年，詹姆士六世及一世国王建成这个学院，迄今已近400年。学院地处牛津市中心，却闹中取静，中世纪风格的四角方院里的古老阁楼，十八九世纪的雕刻品和藏书，还有仲夏傍晚被透过狭小门洞的余晖点亮的草坪，尽显这所古老学院浓厚的人文气息。
　　和牛津其他学院一样，Pembroke学院也不乏知名校友，如现任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美国历史上任职最久的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
　　这是一个寻常的周五下午，我望着窗外美妙的景色，再转头看着电脑桌面上密密麻麻的文献和远未完成的论文，不免有些怅惘。这是我到牛津半年来常会遇到的尴尬。每到这时，我开始哲学三问：我为什么要读博士？我是否真的适合做学术？我到底想要过怎样的人生？

我和学术的缘分

　　坦白说，年少时的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开启学术人生。
　　从小到大，我热衷于参与各种公共事务以及一切与人打交道的工作。读研时，选择学习国际关系，主要是希望以后能从事儿时梦想的外交官职业;念硕士期间，我遇到了业界极其优秀的老师，但当时依然没有选择直接读博。
　　后因未能如愿通过公务员考试变身外交官，我进入媒体成为一名国际新闻记者。几年的耳濡目染，累积成对学术的憧憬和向往，而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迈出这一步的是2017年的中东之行。
　　当时，我和《财经》杂志国际新闻主编郝洲商量策划中东之行，最开始打算去伊朗看看，后来机缘巧合又联系到《文汇报》驻伊朗首席记者朱宁，他熟悉那边情况且愿意为我们联系当地采访机构。
　　临行前一个月，又有了意外之喜：北大camel项目的负责同学联系到我，他们计划在当年7月赴约旦和土耳其采访难民，问我是否感兴趣同行。刚好，原计划的伊朗之行和这个行程能衔接上。我果断退掉了北京飞德黑兰的机票，决定完成约、土行程后，从安曼经迪拜飞德黑兰，与郝洲、朱宁会合。
　　于是，我辗转土耳其、约旦和伊朗三个国家，人生第一次在中东度过半个月时间。这段旅程，打开了我对中东探索的大门。
　　在安曼北部，距离叙利亚车程不到半小时的约土边境的难民营里，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伊拉克人，因为内战颠沛流离，逃难到这里。我第一次真正近距离和他们对话，了解他们的过去，被每一个难民的故事感染。也是这段旅程，让我发现大部分中国人都不了解真正的中东，而这个区域需要更多人去钻研和研究。我决定穿过媒体的边界，向学术迈进。

　　第一学年结束，我也只是勉强会背诵《古兰经》的开篇章。

学问的冒险

　　2018年，我顺利通过了博士入学资格考试，成为北大中东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遇到第一个拦路虎，就是语言。
　　我的导师吴冰冰教授是一位治学极其严谨的老师，并且非常重视历史和基础研究。他主张学术研究应该是基于对客观现实的把握，尤其是对研究对象国一手资料信息的了解和获取。想要成为一个中东问题专家，首先就要掌握当地语言。但我工作多年后，再次进入课堂学习基础语言，尤其是被视为全世界最难懂的阿语，实在是难上加难。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第一节阿语课上，北大外院副院长付志明教授亲自给初级学习者授课。我和一群大一或研一的同学坐在教室里，看着付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节课的鸭子。那些奇形怪状、发音奇特的阿语字母，真的让人哭笑不得。
　　一个学期过去，我仅僅掌握了阿语的基础字母。这时我突然想起入学前，一个阿语专业毕业的学弟和我说的当时我以为是笑话的段子。他说：“当北大大三印尼语专业的同学都能去隔壁颐和园带印尼游客时，阿语专业的同学还在背单词，话都说不太利索。”
　　第一学年结束，我也只是勉强会背诵《古兰经》的开篇章。从小，我就被父母和亲友认为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在做学问之事上，我依然还在“冒险”。
　　另一桩“冒险”，是在疫情之下毅然决然来到牛津访问交流。
　　2020年6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力奋教授《牛津笔记》出版，新浪文化主编文娟邀请我主持和力奋老师的对话。当时，我已经拿到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正式的访学邀请函，就等着办签证手续。
　　按照北大的培养方案，博三一整年都应该在海外学习。但因为疫情和中美关系的缘故，我一直未能成行，10月份才和导师商量决定更换留学国家。我思考了很久，决定给牛津大学中东中心主任尤金·罗根教授写信，了解去牛津访学的可能。
　　尤金教授是著名的中东历史学家，其所著《阿拉伯人：一段历史》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被翻译为18种语言，并且在中国知识界反响极好。2018年冬天，他曾带领牛津中东研究代表团来北大访问，当时我只是作为一名学生参加会见。但那年圣诞节，我出于礼貌和尊重给尤金教授发了邮件，他也很友好地回复了。

　　特蕾莎·梅和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曾是牛津的同学，当时梅姨还是贝·布托的小跟班。

　　距离上次见面已经两年多时间了，我不确定他是否还记得我。我现在还记得，给尤金教授发完邮件的时候，内心极其忐忑。让我惊喜的是，第二天一早就收到了尤金的回信，他在信里说，非常欢迎我去牛津访学并且也很愿意做我的导师，但是牛津的访学申请有非常严格的申请流程，我需要按照要求准备申请材料。
　　于是，整个申请审批手续走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12月左右，我拿到牛津全球与区域研究院中东中心的offer时，很是兴奋和激动。但这还只是开始，之后我又面临签证等各项繁杂的出国审批手续。
　　首先是学校层面，由于疫情的原因，北大当时基本停掉了国际人员交流。我先和导师商量征得系里支持，再报送学院，最后递交学校国际合作部和校长办公室。我现在还记得，那时已经快到寒假了，国际合作部的老师惆怅地看着我，问“孩子，你一定要出国吗”，然后又给我家人打电话，再三确定他们知情;最后看我去意已决，才在出国审批表上盖了章。
　　拿到这张审批表，我以为终于快要成行了。但没想到，12月底英国突然暴发德尔塔毒株疫情，每日新增病例暴增，中英航班断航了。父母看到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严厉呵斥不允许我出发。当时已经快要过春节了，我只能暂时缓缓，回湖南老家过完春节再视情况决定。
　　元宵节过后，我向人在英国的同学又细致地打听了一些情况，了解到形势似乎稍有缓解，但直航航班一直没有恢复。
　　我决定冒险了，订了3月初海航经停布鲁塞尔的航班出发。到牛津后，再看力奮老师的《牛津笔记》，我有种人从书里穿越到现实的感觉。诚然，当时我完全没想到会来牛津，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

牛津的滋养

　　牛津作为英语世界最古老的大学，连续六年蝉联《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榜首。最近约翰逊政府内阁大换血，一半以上的内阁成员都毕业于牛津/剑桥。我听约翰逊所毕业的Balliol学院的同学说起约翰逊在牛津的两桩轶事：一是约翰逊当时没有竞选成功牛津辩论会的主席;二是约翰逊大学时代就是Social King，沉迷于各种社交活动，学业成绩并不拔尖。

　　在牛津不缺国际政要的各类轶事，比如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和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曾是牛津的同学，当时梅姨还是贝·布托的小跟班。1976年，贝·布托被选为牛津大学学生会主席，成为首位担任这一职务的亚洲女性—据说能拿下这个职位，是得益于包下了牛津一个著名学院的大草坪，宴请了上千名同学。而现在牛津辩论社的礼堂里，唯一挂着的女性画像就是贝·布托。
　　粗浅来看，似乎大人物们在牛津都忙于社交、荒于学术。张力奋教授在 《牛津笔记》里说道：“大学，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眼界与趣味。”套用流行语说，“懂的都懂”;牛剑两所名校确实汇集了英国乃至全世界的精英，他们要么出身显赫，要么天赋异禀。

　　牛津30多个学院，就像是大学校园里各自独立的社区，主要负责学生的吃喝住行。

　　牛津的学术培养有其独特的体系。每个学生都有所属的学院，比如大家熟知的Christ Church College（基督教堂学院）、Trinity college（三一学院）、All  Soul College（万灵学院）。牛津30多个学院，就像是大学校园里各自独立的社区，主要负责学生的吃喝住行。简而言之，学院负责的是学生的基本生活，每个学院的学生专业背景可能不一样，在学院这个层面就打破专业壁垒，可以和不同背景的同学交流。
　　此外，每个同学还会有所属的系。在系里面，基本都是同一个专业背景的同学，可能各自有不同的研究方向。指导研究的导师，更多是以同事而不是老师的站位，来和你探讨学术问题，更强调的是讨论而不是教。在我每周和导师的会见中，约一半的时间可能都是我在说，而导师在听，最后他会和我探讨并给出他的意见。
　　而从教学安排和课程设置来看，牛津每学年有三个学期，每个学期只有8周时间，除掉复活节、圣诞节和7-9月的漫长暑假，正式学期的时间非常短。第一、二学期本硕学生有部分课程可选，第三学期基本都是自己复习。而博士生则几乎没有课程安排，纯靠自己研究和思考。所以在这样的教学体系里，更多教会学生的不是知识，而是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思考创造的能力。
　　设想一下，当你坐在教室里，等着教授们讲课，而他们常会问你“what is your argument”，如果没有批判性的思维，可能就难以和教授交流下去。这和我们从小填鸭式的教育方式迥然不同。
　　而我也是在这样的训练中，学会了对自我进行灵魂三问：我是谁？我从哪儿来？要到哪里去？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牛津大学全球与区域研究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