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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纳·格里希，德国高级退休专家，1984年至1985年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被聘担任厂长的外国人。2003年病故。
2010年4月17日，这是我父亲维尔纳·格里希先生的第七个忌辰。先父于1919年8月25日出生在巴登－符腾堡州的曼海姆市，主修完机械制造专业的大学课程后，他便投身东德机器和拖拉机厂(MTS)的建造之中，数十载的职业生涯由此展开序幕，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50年代中期，他又调到“卡尔·马克思之城”——开姆尼茨市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工作。
1944年2月，我的姐姐作为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呱呱坠地。但令人悲伤的是，她已在两年前不幸离开人间。又过了3个春秋，也就是1947年，我出生了，伴随着父母、姐姐和祖父母的爱护和照顾，我在柏林附近的布兰肯菲尔德度过了童年时光。
父亲在1961年由于工作的关系先期离开了民主德国搬到西德，受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迫(当年开始修建柏林墙，东德人不得自由进入西德境内——译者注)，我们一家人不得不分居两地。同年我父亲接到任命前往位于埃及开罗的一家飞机发动机厂，从事研发工作。后来在埃及政府的大力帮助下，我们全家终于在1965年得以团聚。我本人则开始就读于开罗当地的德国福音教会高中，并在那里结识了现在的夫人阿波拉，她来自于一个旅居开罗的巴勒斯坦家庭。1973年8月，我和阿波拉结为伉俪，婚后育有1子1女，他们都已过而立之年。并且我们还有两个可爱的孙子，大家庭其乐融融。
我的父亲，维尔纳·格里希，1983年在当时的西德结束了职业生涯。我们全家都在想，他老人家已经辛苦劳作大半辈子，现在应该是安度晚年、享乐人生的时候了。尽管此前因公或因私已经到过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可是周游新西兰仍是他未了的一大心愿。终于机会来了。但就在这个愿望即将得以成真之时，他从报纸上得知在波恩要组建高级退休专家组织(SES)，其目的就是利用德国经济技术界的力量为其他欠发达国家提供无偿服务，以促进国际友好合作。父亲觉得自己还很年轻，还没到真正退休的时候，于是就前去报名并于1984年成为该组织的“开山鼻祖”会员。
“我要去中国当顾问了。”当他看望我时带来了这条消息，令我们所有人都对他的决定大吃一惊。1984年9月的时候SES开始组织实施第一批国外派遣援助项目，我父亲被派往武汉担任一家柴油机厂的顾问。带着对中国悠久迷人的文化和古老热情的民族的无比好奇与激动，父亲临行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才启程踏上“中央帝国”(德国人对中国二字的解释——译者注)的土地。
我那时通过各种媒体对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及政治形势都已相当了解，尽管如此，仍然担心着父亲初次在华的履职，为他可能经历的事情或者作政治报告时面临的压力而紧张不安。
3个月后，父亲利用工作间隙返回德国，他向我们讲述了在武汉当地受到了非常热情、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接待。事实上，他在武汉所面对的是一个有着2100名员工的柴油发动机厂，企业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百废待兴。然而，这些情况对于他来说又何等熟悉啊!1945年二战结束之初，他职业生涯的起点就是在东德类似这样的一个机器和拖拉机厂(MTS)开始的。或许其他人碰到这样的局面早已打起退堂鼓，父亲却高卷衣袖、甩开臂膀，准备大展宏图。他要用他毕生积累的技术经验和管理知识，鞠躬尽瘁，毫无保留地投身到中国的项目中去。
随着上任后一系列改进生产和严把质量关的措施，柴油发动机的产品寿命大大延长，整个工厂也上了几个台阶。作为对其成绩的认可，父亲破天荒地被委任为武汉柴油机厂的第一位外国人厂长。在此职位上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要将全体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时强调纪律约束，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才能实现局面的迅速改观。另一方面，他也将改善职工的福利待遇视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比如修建了200间(套)职工公寓。
中国政府1984年进一步加大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力度，受这些政策的支持，父亲后来得以将自己的计划一一实现。他也自然而然需要花很多时间呆在武汉，包括之后到过中国的很多省市。这段日子里，我母亲绝大部分时间都陪伴他左右。而他也经常在回到德国的时候谈及与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会见，比如邓小平先生和后来成为总理的朱鎔基先生。
在国外执行不同援助项目的同时，我父亲也穿插在德国国内开展了不少活动。他介绍多家德国与中国的企业建立联系，积极推进中德两国间的密切友好合作。为了表彰他的贡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授予他联邦十字勋章。1985年4月，父亲获得武汉市荣誉市民称号；1987年，武汉大学授予他荣誉教授称号。
作为他的家人，这一切对我们而言，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父亲、祖父很长时间里无法待在我们子孙身边。但是，他所受到的重用、他为中国人民谋福祉所作的无私付出，以及由此给他本人带来的认可、尊敬和赞誉，足以弥补了这一缺憾。
’
后来每当父亲拜访中国的时候——最后一次在2000年——他都为所见到的巨大变化和迅速发展而欣喜不已，更为自己也曾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出过一份力而倍感自豪。
中国几乎是他生命的全部!
一直令我感到光荣和感激的则是，中国人民和政府在我父亲2003年辞世后仍给予他特别的尊重和极高评价。2005年，父亲的半身铜像在武汉工业园落成，以示对他的纪念。而我本人则有幸携夫人陪同先母一同赴武汉出席了铜像的揭幕仪式。
在北京和武汉共10天的行程，令人印象深刻、终生难忘。我们有机会结识了许多可亲可敬的中国朋友，而一路上的热情接待，揭幕典礼的精心安排，都深深折服了我们。这一段美好而难忘的经历，我们将永存记忆之中。
尤其让我们感到激动的是，去年12月接到喜讯，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评选活动中，我的父亲格里希先生荣膺该奖。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母亲大人在2009年10月告别了人世，她老人家再也不能亲往接受这一荣誉了。
蔡 锐
2010年4月17日，这是我父亲维尔纳·格里希先生的第七个忌辰。先父于1919年8月25日出生在巴登－符腾堡州的曼海姆市，主修完机械制造专业的大学课程后，他便投身东德机器和拖拉机厂(MTS)的建造之中，数十载的职业生涯由此展开序幕，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50年代中期，他又调到“卡尔·马克思之城”——开姆尼茨市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工作。
1944年2月，我的姐姐作为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呱呱坠地。但令人悲伤的是，她已在两年前不幸离开人间。又过了3个春秋，也就是1947年，我出生了，伴随着父母、姐姐和祖父母的爱护和照顾，我在柏林附近的布兰肯菲尔德度过了童年时光。
父亲在1961年由于工作的关系先期离开了民主德国搬到西德，受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迫(当年开始修建柏林墙，东德人不得自由进入西德境内——译者注)，我们一家人不得不分居两地。同年我父亲接到任命前往位于埃及开罗的一家飞机发动机厂，从事研发工作。后来在埃及政府的大力帮助下，我们全家终于在1965年得以团聚。我本人则开始就读于开罗当地的德国福音教会高中，并在那里结识了现在的夫人阿波拉，她来自于一个旅居开罗的巴勒斯坦家庭。1973年8月，我和阿波拉结为伉俪，婚后育有1子1女，他们都已过而立之年。并且我们还有两个可爱的孙子，大家庭其乐融融。
我的父亲，维尔纳·格里希，1983年在当时的西德结束了职业生涯。我们全家都在想，他老人家已经辛苦劳作大半辈子，现在应该是安度晚年、享乐人生的时候了。尽管此前因公或因私已经到过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可是周游新西兰仍是他未了的一大心愿。终于机会来了。但就在这个愿望即将得以成真之时，他从报纸上得知在波恩要组建高级退休专家组织(SES)，其目的就是利用德国经济技术界的力量为其他欠发达国家提供无偿服务，以促进国际友好合作。父亲觉得自己还很年轻，还没到真正退休的时候，于是就前去报名并于1984年成为该组织的“开山鼻祖”会员。
“我要去中国当顾问了。”当他看望我时带来了这条消息，令我们所有人都对他的决定大吃一惊。1984年9月的时候SES开始组织实施第一批国外派遣援助项目，我父亲被派往武汉担任一家柴油机厂的顾问。带着对中国悠久迷人的文化和古老热情的民族的无比好奇与激动，父亲临行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才启程踏上“中央帝国”(德国人对中国二字的解释——译者注)的土地。
我那时通过各种媒体对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及政治形势都已相当了解，尽管如此，仍然担心着父亲初次在华的履职，为他可能经历的事情或者作政治报告时面临的压力而紧张不安。
3个月后，父亲利用工作间隙返回德国，他向我们讲述了在武汉当地受到了非常热情、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接待。事实上，他在武汉所面对的是一个有着2100名员工的柴油发动机厂，企业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百废待兴。然而，这些情况对于他来说又何等熟悉啊!1945年二战结束之初，他职业生涯的起点就是在东德类似这样的一个机器和拖拉机厂(MTS)开始的。或许其他人碰到这样的局面早已打起退堂鼓，父亲却高卷衣袖、甩开臂膀，准备大展宏图。他要用他毕生积累的技术经验和管理知识，鞠躬尽瘁，毫无保留地投身到中国的项目中去。
随着上任后一系列改进生产和严把质量关的措施，柴油发动机的产品寿命大大延长，整个工厂也上了几个台阶。作为对其成绩的认可，父亲破天荒地被委任为武汉柴油机厂的第一位外国人厂长。在此职位上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要将全体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时强调纪律约束，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才能实现局面的迅速改观。另一方面，他也将改善职工的福利待遇视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比如修建了200间(套)职工公寓。
中国政府1984年进一步加大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力度，受这些政策的支持，父亲后来得以将自己的计划一一实现。他也自然而然需要花很多时间呆在武汉，包括之后到过中国的很多省市。这段日子里，我母亲绝大部分时间都陪伴他左右。而他也经常在回到德国的时候谈及与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会见，比如邓小平先生和后来成为总理的朱鎔基先生。
在国外执行不同援助项目的同时，我父亲也穿插在德国国内开展了不少活动。他介绍多家德国与中国的企业建立联系，积极推进中德两国间的密切友好合作。为了表彰他的贡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授予他联邦十字勋章。1985年4月，父亲获得武汉市荣誉市民称号；1987年，武汉大学授予他荣誉教授称号。
作为他的家人，这一切对我们而言，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父亲、祖父很长时间里无法待在我们子孙身边。但是，他所受到的重用、他为中国人民谋福祉所作的无私付出，以及由此给他本人带来的认可、尊敬和赞誉，足以弥补了这一缺憾。
’
后来每当父亲拜访中国的时候——最后一次在2000年——他都为所见到的巨大变化和迅速发展而欣喜不已，更为自己也曾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出过一份力而倍感自豪。
中国几乎是他生命的全部!
一直令我感到光荣和感激的则是，中国人民和政府在我父亲2003年辞世后仍给予他特别的尊重和极高评价。2005年，父亲的半身铜像在武汉工业园落成，以示对他的纪念。而我本人则有幸携夫人陪同先母一同赴武汉出席了铜像的揭幕仪式。
在北京和武汉共10天的行程，令人印象深刻、终生难忘。我们有机会结识了许多可亲可敬的中国朋友，而一路上的热情接待，揭幕典礼的精心安排，都深深折服了我们。这一段美好而难忘的经历，我们将永存记忆之中。
尤其让我们感到激动的是，去年12月接到喜讯，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评选活动中，我的父亲格里希先生荣膺该奖。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母亲大人在2009年10月告别了人世，她老人家再也不能亲往接受这一荣誉了。
蔡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