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首任检察长黄火星是一位从景德镇走出的将军。从1929年参加党领导的景德镇工人“雄黄酒席”罢工運动开始，到1930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黄火星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枪林弹雨中成长为一位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军。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身世悲惨不屈服“雄黄酒席”勇抗争
　　1909年7月11日，黄火星出生于江西省乐安县龚坊镇姚家村，本姓陈，他的父母生有三子，黄火星排行老二。7岁时，黄火星随家人逃难至景德镇，因母亲亡故无钱安葬，被卖给在景德镇当瓷器工人的同村人黄聚发为子，取名黄火生，字以和，参加红军后改名黄火星。从8岁开始，他在瓷厂做学徒，不久养母病故，养父续弦。后母百般虐待黄火星，加上瓷厂老板经常打骂，黄火星痛苦不堪。
　　明清时期，景德镇瓷业工人为了争取自身利益，以生产行业甚至工种为范围，先后组织了各种帮会。到了清末民初，这些帮会大致上按瓷业中的三十六行分类组合，而琢器、粉定业中的工人行会则以工种为单位，均称为社，比如，坯工行会为“洪源社”，利坯工行会为“兴义社”，雕削工行会为“义胜社”，画坯工行会为“乐礼社”，草鞋帮行会为“聚英社”。受进步思想的影响，1927年，18岁的黄火星加入了“聚英社”。1927年5月，长沙“马日事变”后，江西也受到波及，党的组织遭受了巨大损失，革命形势十分危急，同年11月，中共赣北特委派共产党员黄光前往景德镇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工人运动。黄火星利用他与陶瓷匣钵、烧窑等行业工人所结下的深厚友谊，走家串户，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积极参与瓷业工人开展的“打派头”（即罢工）斗争，工人抗争士气高昂。
　　按照景德镇的习俗，每逢端午节，瓷厂厂主都要为陶瓷工人举办“雄黄酒席”，请工人吃宴席，以求开工顺利，这天早上由挑担师傅送雄黄酒，每个工人可得到两个皮蛋、两只粽子、三刀黄表纸、一对小蜡烛、三支香，每张酒桌上有用大碗装的一碗生瓜子，上面放两包雄黄、五个铜钱；一碗切好的生韭菜，上放切好的黄瓜；一碗油煎豆腐；一碗猪肉，下垫乌腌菜；一碗炒绿豆芽；一碗炒泥鳅；一碗切成小块的小花片鱼；一碗水笋。每八至十二人为一桌，每桌插一束菖蒲艾叶，并可休息三天。1929年端午节，厂主对工人非常刻薄，一桌不足一斤酒，只有八块肉。黄光在景德镇花园寺召开会议，决定发动工人开展“打雄黄酒派头”的斗争，黄火星自始至终参加了这场斗争。工人代表向厂主提出改善“三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的要求，并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这次斗争是在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张世熙的部署下，在中共浮梁县委的组织下进行的，参加罢工的工人将近5万人，迫使厂主在端午节那天为工人准备了丰盛的酒席，并答应中元节、中秋节给每人发铜钱1000文。历时30多天的“雄黄酒席”罢工运动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共浮梁县委的工作得到了中共江西省委的充分肯定。1929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各地的工作状况给党中央的报告》称景德镇（浮梁）为“江西工作做得最好的地方”。
　　“春荒”斗争得胜利“猛子政委”露锋芒
　　1930年春，黄火星参加了党领导的景德镇工人反“春荒”斗争。当时，景德镇有瓷业工人20余万，失业者10余万。在党的领导下，景德镇瓷业工人开展了反“春荒”斗争，发动失业工人请愿复工，动员在岗工人罢工声援，反对统治阶级的压迫，反对封建行帮的残酷剥削。通过不懈斗争，大多数工人得以复工，反“春荒”斗争取得了胜利，工人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景德镇党组织的不断壮大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被国民党反动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1930年7月，红军第二次占领景德镇后，成立了市苏维埃政府和市总工会，黄火星任市总工会青年部宣传员，并于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同年10月，红军离开景德镇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黄火星跟随市总工会纠察队转移到乐平众埠街，加入了浮梁游击大队，担任宣传员兼司务长。1930年1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1月，进入赣东北特区葛源军政学校学习，担任团支部书记，同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军政学校毕业后，黄火星被分配到弋阳第四游击大队任政治委员，7月，弋阳第四游击大队改为贵（溪）余（江）万（年）游击纵队，黄火星任纵队俱乐部主任，后历任赣东北赤色警卫师第一团政治委员，独立第十团政治委员，红十军第82团连政治指导员等职，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1月，黄火星随红十军转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一方面军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第九十五团政治委员，在率部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勇猛杀敌，被人称为“猛子政委”。1934年，黄火星调任福建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率地方红军参加第五次反“围剿”。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黄火星奉命留下坚持斗争。1935年4月，黄火星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第四军分区（亦称杭代支队）司令员（支队长）。1936年春，黄火星任闽西南抗日讨蒋军第二游击作战分区（后改称闽西南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率部坚持开展游击战。1940年10月，皖南事变发生时，部队转移突围中伤亡惨重，担任新四军北移中路纵队政委的黄火星奋战七天七夜，身负重伤，率部突出重围。他让官兵化装成国民党军，来到安徽省繁昌县的一个乡公所，命令乡公所的人好好招待。乡公所的人不敢不听，忙前忙后，一会儿给新四军端茶，一会儿为他们烧火做饭，让新四军官兵得到了短暂休整。随后，他带领的这支人马突破敌人多道封锁线，胜利到达长江以北的安徽无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黄火星所在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他担任团长，率部北上奔赴抗日前线，参与开辟淮南抗日根据地，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 　　莱芜战役立大功授衔仪式小意外
　　解放战争时期，黄火星先后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副政治委员，1949年1月任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五军政治委员，8月改任第二十九军政治委员，参加了解放华东的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厦门战役等多次重要战役。1947年2月19日至23日，在莱芜战役中，黄火星率领部队逼近莱芜，利用在解放区内作战的有利条件，冒严寒，踏山路，夜行晓宿，形成战役合围态势，在各纵队的密切配合之下，集中优势兵力，以伏击手段，各个歼灭敌人，保障战役的速决和全胜，使野战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全歼驻扎在莱芜的国民党军数万人。莱芜战役中，解放军俘敌数量之多、歼敌速度之快，都创造了解放战争开始以来的最高纪录，黄火星立下了赫赫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黄火星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兼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厦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1952年，他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4年起任江苏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授衔典礼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授衔，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参加授衔的将官颁授命令状，念到名字的人便上台接受命令状。但在中将授衔时，出了个小插曲：中将授衔仪式快要结束时，台下还有一个人站着等待授衔。负责授衔的周恩来总理认识站着的人是黄火星，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原来不知是主持人把“黄火星”念成了“黄火青”（湖北枣阳人，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还是黄火星把“黄火星”听成了“黄火青”，黄火星以为没有念到自己的名字，所以一直等着。随后，通过核对和查阅，黄火星在175名中将中排名第六十三位，听错和念错都有可能。随后，周总理立即组织为黄火星补发命令状，黄火星独自走上主席台，在大家热烈掌声的祝贺中，高兴地从周总理手中接過命令状。
　　针线包随身带艰苦朴素传家风
　　黄火星平时衣着十分简朴，夏天一身旧单衣，冬天披着解放战争时期留下来的军大衣，而且随身带着针线包，衣服破了总是抽空自己补，从不麻烦别人。他艰苦奋斗的精神和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高尚品德堪称楷模。
　　1959年国庆10周年盛典上，阅兵仪式马上开始，一位上将的衣服掉了一个纽扣，正在左右为难之时，黄火星从身上拿出针线包，帮他缝好扣子，此事一时被传为佳话。
　　黄火星有三儿三女，这六个孩子也一直牢记艰苦朴素的家风：在部队当中，没有因为父亲的地位而走捷径；转业到地方工作后，都是普通工作人员，从基层一步一步做起；他们穿的衣服补丁连补丁；不坐父亲的专车，保持了公私分明、正直做人的优良品质。
　　1971年4月27日，黄火星因病于北京去世，享年62岁。周恩来总理对黄火星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黄火星同志一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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