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策划中聂震宁同志“课外书开启新局面”的章节，里面讲到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从文学出版领域进军教育出版领域的故事，看起来是从教育出版领域赢得的份额，实际上是拓展了原来有点画地为牢、自我封闭的领域，进而开启了文学社教育图书出版营销的“破题”之旅。这背后其实是国有出版企业服务市场、赢得市场的路子。
　　其中还有龚莉同志讲到对《百科知识》杂志“百科知识”字样进行图标化处理和商业注册，讲到挺进海外市场，输出“百科”版权的故事。这背后也是市场力量的牵引和对这种牵引的成功驾驭所致。其中还有樊希安同志作为中版集团渠道总司令“关于中版好书百店千柜工程”的创新设计与实施效果。这里显现的既有中版集团打造市场、扩张市场、巩固市场、提升市场的追求，更有作为出版国家队在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的责任担当展现。涂华同志及其团队打造文化地标、建设现代物流、开发在线教育蓝海的故事也很有可读性，从中可以發现江西新华发行集团不仅彰显出强烈的扩大自己市场份额的冲动，而且具备了实现这种冲动的条件与可能。
　　上述对几位出版改革领军人物故事有限的描述使我们看到，四十年出版改革的波澜壮阔，就是由如此这般的一簇一簇浪花组成的。就一家出版企业来讲，他们从市场为取向（即以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变化为取向），打破原有的出书限制，争取市场份额，壮大自己，提供好书，服务社会的正确走向;就一家发行企业，或一位发行主管来讲，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发行的固有空间，在向文化领域扩展，在向实体经济领域扩展，在向教育领域扩展，实质仍然是以市场为取向，争取新的市场份额，实现两个效益的不断增值。
　　若由此继续追溯的话，就会发现这种取向的背后其实是党和国家的宏观改革开放政策所致。在出版领域将“三化”（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调整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将出版社定性由生产型调整为“生产经营型”，把大锅饭调整为“多种形式责任制”，对出版范围适当松动的政策，直到推动出版社分类改革、转企改制的政策和鼓励集团化、上市的大政策，确实起到了松绑、舒筋，解放出版生产力的作用。
　　在发行改革方面的“一主三多一少”（以新华书店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条条流通渠道，各种供销形式，少流通环节），“三放一联”（放权承包、放开批发渠道、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大力发展横向联合），“三建两转一加强”（批发市场建设，建立新型购销关系，建立和完善市场规则，转换出版社自办发行的观念和机制、转换国有书店的经营机制，加强农村发行），包括组建发行集团，培育强势发行中盘等政策，确实起到了集中发力、持续发力的作用。
　　追溯宏观政策的深层基础是我们党根据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的理论，在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是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以此反观已有的改革成就与开放的硕果，反观促成这些成就与硕果的一系列政策与方针，就会感到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是多么的铿锵有力！以此来衡量我们已有的改革成就与开放硕果，不仅会感到由衷的欣慰，而且深感我们与全面改革的伟大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改革正未有穷期”。
　　在出版体制改革方面，转企改制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转企了，但还没有改制，没有完成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文化体制改革任务，也没有完成公司制改造，更没有起步股份制打造。就转企而言，只是完成了工商注册环节的企业注册登记，但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走出旧体制的窠臼。目前出版企业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领导的更换调整过于频繁，编辑出版人的心思很难沉静下来，融合发展的积极性不高，选题策划、项目争取、出版生产任务安排的急功近利。编辑出版骨干人员的纷纷流失，特别是平庸出版物难以遏制等都与改革目标不到位，改革运作空转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
　　在发行体制改革方面，一个全国统一的完全没有壁垒的出版物市场仍然没有形成，条块专政的情形在不少地区和部门依然存在，垄断资源的弊病在不少地区和部门仍在继续运行。在价格体系管理方面，没有把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之作用较好地结合起来，有时过分强调市场作用，而放弃政府在价格管理方面的有所作为，有时又过分强调政府作用，而严重影响了市场作用的正常发挥。
　　上述问题和弊端恰恰是在纪念出版改革四十周年的时刻更应关注的重点和焦点，套用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提法，可以说对以往历史的真正纪念其落脚点都应该瞄准所面临困难和问题的较好解决。这也是习近平同志关于问题意识的精神所要求的。
　　（作者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