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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9月第9期是本刊累计出版400期，10月本刊创刊40周年。40年来，幸赖英语教学界和翻译界众多专家、学者鼎力襄助，一代代英语学习者深情厚爱，恰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海，方有40年出版400期的成果。
为追念一路走来的不易，感谢作译者、读者、相关合作单位对杂志的帮助，我们在9、10两期上辟出专版刊登读者征文和各方贺词，与大家共忆珍贵往昔，憧憬更美未来。
一晃，《英语世界》已经诞生40年了。此时，不禁想起了陈羽纶先生，该刊的创办人。与他的日日夜夜，历历在目，就像在昨天。
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先生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深编辑、翻译家，这我是知道的，但直到某天他突发异想，决定办一本全国独创的英汉对照杂志，我才和他有了更多的个人接触，有了更深的了解，最后成了忘年交。
据我所知，馆里答应他办杂志的条件，就是没有条件——一无资金，二无人力，三无编制，四无房屋。所以，从策划、选题、编辑、审稿、出版、经营、发行等全靠他自己。他当时已年逾花甲，但人很精神、睿智、干练，全然不像一个饱经磨难的老人。他有很多想法，要干很多事情，正是当时国家刚从十年动乱走出后一代知识精英的典型风貌。
于是，北京站正对面的顶银胡同36号，一座德国式老旧三层小楼，他的家，成了编辑部，一群大都退休了的英语教师、编辑，聚集在了他的麾下。我当时在文化部下属的一个杂志社，后调往外文局，亦从事英语编辑，因工作关系与陈老相识，他也欢迎我来此兼职。我每次骑车来这里，都看到长辈们趴在小屋、楼道、走廊、阳台的简陋书桌甚至是纸箱子上改稿、校稿、定稿，还有从印刷厂拉来的一捆一捆刚出版的杂志……俨然是一家民间出版机构。
该杂志在广大英语爱好者特别是大学生中不断走红，单期发行量一度达到了35万册，可算是中国出版史上同类刊物中的一个奇迹。
陈先生的忙碌程度也可想而知。而且，容易让人忽略的是，他是个残疾人。“文革”当中，他受到种种虐待，重病染身，因未能得到及时治疗，一条大腿被截肢。但他所承受的工作量，在我看来，恐怕一个年轻力壮的健全人都难以胜任。
光是各种信件就堆积如山。我试图从各方面减轻他的压力。除了选题、翻译方面的事务，他让我主要负责信件的回复。具体做法是，他定期从众多来函中挑选出需要回复的，然后逐件向我介绍相关的背景，口述需要回复的内容，由我记录下来，整理成文，他过目一下，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在那个没有电脑、网络、手机的年代，对他来讲，这不失为一种特定有效的对外沟通方式。而此项劳务是有报酬的，到了月底，他都会把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说：“拿着吧，辛苦了！”陈先生在这方面很大方，记得有时竟超过了我的月工资。
信件回复的内容，从开始的工作往来、读者答复，到后来他的私人信件。这样，我对他的经历、为人、家庭及社会关系等也有了更广泛、深入的了解。他原就读于西南联大，与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是同学。后在各种战争、运动中从事英语教学、翻译、编辑、出版工作。他是华侨，海外关系“复杂”，为此吃尽了苦头，甚至落下残疾。除英语外，其实他还通晓多种语言和方言。以前，听他的口音，我一直以为他是个“老北京”，后来听他对着电话说出各种让我一头雾水的方言，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外地人”。
我们还经常就社会、时事、家庭、个人的问题聊天，有时会到夜里很晚。我们的年龄相差四十岁，但却聊得很投缘，许多观点高度一致。记得他是个相当随和的人，善于听我说，从不倚老卖老，而多用商量口吻。
我的出国留学手续办好后，特意去向陈先生告别。他表情宁静，有点复杂。“你还年轻，当然应该去留学”，但话语中也流露几分不舍。他执意拖着拐杖下楼，把我送到了大门口，使劲握了几下我的手，又拍了下我的肩膀说：“走吧！”
出国行李箱的分量是很吃紧的，但我还是塞进了好几本《英语世界》，一是为了学习，再是看见它就像见到了陈先生。到了澳洲及其他国家后，几经奔波都舍不得丢掉。
出国后我们还保持着书信来往。想来，我在他身边时，是为他代笔与别人联系，现在他却要亲笔给我写回信。有时我们也通电话;那时打个越洋电话是要咬牙的，因为相当昂贵。一些片段印象深刻：我读“自然疗法”后，他说“好！学英语最好围绕一个专业展开，而医学英语和翻译很有的做”。读硕士、博士后，也向先生汇报。记得他的一句话：“小林，到目前为止，你走的每一步都是正确的！”先生的肯定让我非常惬意。
十余年后，第一次回国，虽然知道先生已经搬家，但我还是迫不及待地去寻“顶银胡同36號”，要的是找回当年的感觉。打车在那里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北京站对面已是高楼一片。的哥说：“听你口音是北京人，怎么哪儿都不认识啊？”我说：“变化太大了！”。余下的，便只有不尽的惆怅。
后来在方庄先生的新家见面了。叙旧话新，难免感叹一番。令人惊奇的是，先生的面容并无大变化，只是记忆力大不如前，且显出老年痴呆症迹象。他说，已基本不再参与编辑部的日常事务，年轻一代很顶劲。而且，杂志社在朝阳区买了新的办公楼。我去后，大吃一惊：当年一个身有残疾的老学者，靠办英语学习杂志，竟然可以在北京市区买下一层办公楼，今天看来简直天方夜谭！
之后，我们又相约在北大与许渊冲等他当年的西南联大老同学相聚。先生在他们当中竟然是老大哥，他说：“我实在太老了！”
先生的老年痴呆症不断加重，但每次我打电话，小保姆告诉他是我的时候，他还是要接听的，不过越来越语焉不详，前后重复。我知道，这时对他最大的安慰就是耐心听他说，正如他当年耐心听我说。直听得我心里阵阵难过，甚至泪湿眼眶。真是岁月不饶人！
2010年8月的一天，我在澳门，得知了先生去世的消息。我走到窗前，遥望北方，伫立良久。眼前浮现的是北京顶银胡同36号的那座小楼，小楼书桌前坐在我对面的先生，那个定格了的画面，无论过多少年，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也不会改变。
先生的遗产固然很多，但对于我，最大的就是这本杂志。每次翻开它的时候，先生的音容笑貌，都会以或快或慢的速度，在我眼前闪过……
为追念一路走来的不易，感谢作译者、读者、相关合作单位对杂志的帮助，我们在9、10两期上辟出专版刊登读者征文和各方贺词，与大家共忆珍贵往昔，憧憬更美未来。
一晃，《英语世界》已经诞生40年了。此时，不禁想起了陈羽纶先生，该刊的创办人。与他的日日夜夜，历历在目，就像在昨天。
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先生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深编辑、翻译家，这我是知道的，但直到某天他突发异想，决定办一本全国独创的英汉对照杂志，我才和他有了更多的个人接触，有了更深的了解，最后成了忘年交。
据我所知，馆里答应他办杂志的条件，就是没有条件——一无资金，二无人力，三无编制，四无房屋。所以，从策划、选题、编辑、审稿、出版、经营、发行等全靠他自己。他当时已年逾花甲，但人很精神、睿智、干练，全然不像一个饱经磨难的老人。他有很多想法，要干很多事情，正是当时国家刚从十年动乱走出后一代知识精英的典型风貌。
于是，北京站正对面的顶银胡同36号，一座德国式老旧三层小楼，他的家，成了编辑部，一群大都退休了的英语教师、编辑，聚集在了他的麾下。我当时在文化部下属的一个杂志社，后调往外文局，亦从事英语编辑，因工作关系与陈老相识，他也欢迎我来此兼职。我每次骑车来这里，都看到长辈们趴在小屋、楼道、走廊、阳台的简陋书桌甚至是纸箱子上改稿、校稿、定稿，还有从印刷厂拉来的一捆一捆刚出版的杂志……俨然是一家民间出版机构。
该杂志在广大英语爱好者特别是大学生中不断走红，单期发行量一度达到了35万册，可算是中国出版史上同类刊物中的一个奇迹。
陈先生的忙碌程度也可想而知。而且，容易让人忽略的是，他是个残疾人。“文革”当中，他受到种种虐待，重病染身，因未能得到及时治疗，一条大腿被截肢。但他所承受的工作量，在我看来，恐怕一个年轻力壮的健全人都难以胜任。
光是各种信件就堆积如山。我试图从各方面减轻他的压力。除了选题、翻译方面的事务，他让我主要负责信件的回复。具体做法是，他定期从众多来函中挑选出需要回复的，然后逐件向我介绍相关的背景，口述需要回复的内容，由我记录下来，整理成文，他过目一下，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在那个没有电脑、网络、手机的年代，对他来讲，这不失为一种特定有效的对外沟通方式。而此项劳务是有报酬的，到了月底，他都会把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说：“拿着吧，辛苦了！”陈先生在这方面很大方，记得有时竟超过了我的月工资。
信件回复的内容，从开始的工作往来、读者答复，到后来他的私人信件。这样，我对他的经历、为人、家庭及社会关系等也有了更广泛、深入的了解。他原就读于西南联大，与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是同学。后在各种战争、运动中从事英语教学、翻译、编辑、出版工作。他是华侨，海外关系“复杂”，为此吃尽了苦头，甚至落下残疾。除英语外，其实他还通晓多种语言和方言。以前，听他的口音，我一直以为他是个“老北京”，后来听他对着电话说出各种让我一头雾水的方言，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外地人”。
我们还经常就社会、时事、家庭、个人的问题聊天，有时会到夜里很晚。我们的年龄相差四十岁，但却聊得很投缘，许多观点高度一致。记得他是个相当随和的人，善于听我说，从不倚老卖老，而多用商量口吻。
我的出国留学手续办好后，特意去向陈先生告别。他表情宁静，有点复杂。“你还年轻，当然应该去留学”，但话语中也流露几分不舍。他执意拖着拐杖下楼，把我送到了大门口，使劲握了几下我的手，又拍了下我的肩膀说：“走吧！”
出国行李箱的分量是很吃紧的，但我还是塞进了好几本《英语世界》，一是为了学习，再是看见它就像见到了陈先生。到了澳洲及其他国家后，几经奔波都舍不得丢掉。
出国后我们还保持着书信来往。想来，我在他身边时，是为他代笔与别人联系，现在他却要亲笔给我写回信。有时我们也通电话;那时打个越洋电话是要咬牙的，因为相当昂贵。一些片段印象深刻：我读“自然疗法”后，他说“好！学英语最好围绕一个专业展开，而医学英语和翻译很有的做”。读硕士、博士后，也向先生汇报。记得他的一句话：“小林，到目前为止，你走的每一步都是正确的！”先生的肯定让我非常惬意。
十余年后，第一次回国，虽然知道先生已经搬家，但我还是迫不及待地去寻“顶银胡同36號”，要的是找回当年的感觉。打车在那里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北京站对面已是高楼一片。的哥说：“听你口音是北京人，怎么哪儿都不认识啊？”我说：“变化太大了！”。余下的，便只有不尽的惆怅。
后来在方庄先生的新家见面了。叙旧话新，难免感叹一番。令人惊奇的是，先生的面容并无大变化，只是记忆力大不如前，且显出老年痴呆症迹象。他说，已基本不再参与编辑部的日常事务，年轻一代很顶劲。而且，杂志社在朝阳区买了新的办公楼。我去后，大吃一惊：当年一个身有残疾的老学者，靠办英语学习杂志，竟然可以在北京市区买下一层办公楼，今天看来简直天方夜谭！
之后，我们又相约在北大与许渊冲等他当年的西南联大老同学相聚。先生在他们当中竟然是老大哥，他说：“我实在太老了！”
先生的老年痴呆症不断加重，但每次我打电话，小保姆告诉他是我的时候，他还是要接听的，不过越来越语焉不详，前后重复。我知道，这时对他最大的安慰就是耐心听他说，正如他当年耐心听我说。直听得我心里阵阵难过，甚至泪湿眼眶。真是岁月不饶人！
2010年8月的一天，我在澳门，得知了先生去世的消息。我走到窗前，遥望北方，伫立良久。眼前浮现的是北京顶银胡同36号的那座小楼，小楼书桌前坐在我对面的先生，那个定格了的画面，无论过多少年，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也不会改变。
先生的遗产固然很多，但对于我，最大的就是这本杂志。每次翻开它的时候，先生的音容笑貌，都会以或快或慢的速度，在我眼前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