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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新民主主史论》(1940年)
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
——毛泽东(1966年)
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毛泽东(1971年)
绍兴
鲁迅小时候的绍兴，除了官僚、工匠、市民，有名的师爷外，只有无数农民、渔人、乞丐混杂。在这个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相叠合的中间地带，鲁迅有机会从小接受相当完好的教育。
他对故乡怀着复杂而矛盾的心情。他的作品一方面对故乡表现出热爱、崇敬，甚至终生的眷恋，故乡的山水，习俗，戏曲文化等等，几乎成了他一生中仅有的诗意；另一面又对它充满了憎恶、决绝，甚至诅咒。
绍兴，在后来他的许多作品中取名“S城”。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以1881年生于浙江之绍兴城内姓周的一个大家族里”，许多年后，鲁迅在他的自传里写下了这第一句话。
1881年9月25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欢天喜地迎接这个家族长孙诞生。
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鲁迅的祖父周介孚既是翰林，又做京官。鲁迅很幸运，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学而优则仕，似乎是可以预见的人生坦途。
在鲁迅的记忆里，周家新台门后园是一个大自然的乐园，几代中国人至今仍然可以通过吟诵这些脍炙人口的篇章，感受到鲁迅童年的欢欣——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
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周介孚甚至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的雄心，期冀在门上悬一块“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匾额，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
从六岁开始，鲁迅就开蒙读书，先随本家亲戚学识字，后来又被送到三味书屋去读经书。绍兴有名的三味书屋与周家大院隔河相望，老师寿镜吾质朴博学，为人方正，三味书屋是那个年代绍兴最开明的私塾，鲁迅和他的兄弟们在那里度过了最初的读书生涯。《论语》、《孟子》……甚至连古旧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也在指导下读了一遍。
四书五经之类的正经书并不能满足鲁迅的求知欲，看杂书成了他儿时的习惯，从《山海经》一类画着奇形怪状人物的传说，到《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的神话，凡是他觉得有趣的，都千方百计搜来读。抄杂书，描绘画，把绣像本的《荡寇志》里一百多张绣像全都描下来!
鲁迅故居
绍兴鲁迅故居位于都昌坊口周家新台门西。鲁迅18岁前一直住在这里，1910年7月至1912年2月回故乡任教也居于此。
新台门是周家多年聚族而居的深宅大院，是清嘉庆年间购地兴建的，后整个周氏房族逐渐衰落，1918年，这群屋宇连同屋后的百草园卖给了东邻朱姓。房屋易主后，原屋大部分拆掉重建，但鲁迅家主要部分幸得保存。
鲁迅故居占地4000平方米，坐北朝南，砖木结构，房舍多达百间。进门有小天井和厅堂，厅堂北面隔天井是5间楼房，鲁迅诞生于西梢间楼下。楼上东面一间是鲁迅与朱安的新房。楼下有鲁迅母亲鲁瑞及祖母蒋氏的房间。再往北是灶间，鲁迅在此认识章运水(即闰土)。
百草园
百草园在鲁迅故居后面，占地近2000平方米，原是周姓十来户人家共有的菜园，平时种一些瓜菜，秋后用来晒谷。这是鲁迅童年时代的乐园。鲁迅在百草园最早接触到的自然景色，曾引起他对一些有绘图的植物书和花草树木进行观察研究的兴趣。
百草园里虽无明显界线，却有大园小国之分。小园在北，占地较小，向西北角突出，面积约为大园的四分之一，大园在南，占地较大，西边有一垛长达四十四米、高约一米的泥墙，作为与西邻梁家后园的分界线。在泥墙的南端，即与鲁迅家后门墙角接壤处，有块刻有“梁界”两字的界碑。这块界石和这垛被鲁迅称为“有无限趣味”的“短短的泥墙根”至今仍留存如故。
绍兴鲁迅纪念馆
鲁迅纪念馆坐落在绍兴市城南的都昌坊口，现名鲁迅中路。院内种植鲁迅生前喜爱的和作品中提及的花木，其中枣树和丁香是1976年从北京鲁迅故居后园分迁过来的。
三味书屋
三味书屋是三开间的小花厅，书房正中悬挂着“三味书屋”匾额。所谓“三味”，是取“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之义。匾额下方是一张松鹿图，两旁屋柱上有“至乐无声唯孝弟，大囊有味是诗书”抱对。
鲁迅的座位在书房东北角，这张硬木书桌是鲁迅使用过的原物，桌面右边有鲁迅亲手刻下的“早”字。一次鲁迅上课迟到，受到先生的严厉责备，他就在自己课桌的右边桌沿上刻了这个“早”字，时时提醒自己。
三味书屋后面有一个小园，种有两棵桂树和一棵腊梅树，腊梅树已种有一百多年。
故园别恋
除了众多诗书经传，还有同样紧连着乡土中国固有文化血脉的民俗民风。浙东一直是民间鬼神信仰兴盛之所，各类迎神赛会等民俗活动丰富多采，构成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气氛。家族，祭祀，仪式，服装，称谓，婚俗，葬俗，钱币，求神拜佛等，是他幼年和少年时代的文化教育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独特的氛围不仅慰籍他的内心，更成为孕育他作品民族风格的源泉，这是他的作品赢得人民喜闻乐见的重要原因，鲁迅由此被称为中国乡土文学第一人。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在《阿长与(山海经>》的结尾，很少直接抒情的鲁迅表现出温情的一面，鲁迅对故乡民间世界的依恋也颇类似于此。
后来去北京，他对乡邦文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整理辑录了诸如《会稽郡故书杂集》、《谢沈后汉书》、《嵇康集》等与故乡相关的书，1926年，到达厦门大学后，鲁迅开始集中《朝花夕拾》的写作，书中充满了对故乡民间文化的依恋之情：1936年，在他去世的前夕，他连续写作了《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等与民间记忆相关联的散文。在其生命的三个低潮期，鲁迅的目光总是投向故乡的民间世界。
独特的民间文化氛囤慰籍他的内心，但同时，鲁迅总是忍不住要在哪怕是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上投上怀疑的目光，一 方面立足于乡土，另一方面又超越乡土，将笔触伸展到更深远的文化传统上。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也正如始终思乡却无法返乡的游子与故乡的关系一样——在最深的依念中仍有最彻底的绝决。从民间礼俗来看国民性，成了他常取的思路。例如他的《送灶日漫笔》，从中国人给灶君嘴上抹糖的习俗来看国民性中的瞒与骗。可见鲁迅对民间文化的关注，一直是与他的文化乃至社会变革的总体思路相联系的。
咸亨酒店
“咸亨”二字源出《易经·坤卦》“品物咸亨”，取意生意兴隆，万事亨通。咸亨酒店原是鲁迅的一位远房本家所开的小酒店，鲁迅从小耳闻目睹小酒店的情景，后来将它移入小说，成亨酒店也因此驰名中外。
走进酒香扑鼻的咸亨酒店，悉如鲁迅小说《孔乙己》所状。酒店三开间平屋，无窗、无分隔墙，西首朝外摆开曲尺型柜台，柜台上放的“过酒坯”(下酒菜)风味纯正，有豆腐干、百叶包、烩鸡蛋、熟蟹，以及猪内脏等价格低廉的菜肴，自然少不了当年孔乙己尝过的茴香豆。“太白遗凤”青龙牌高竖台上。东问沿街设齐腰短墙，与中间相连成坐吃大堂。堂内酒座均为长三尺、宽约二尺的条桌，每桌配二根长凳，桌凳一式漆成荠色。
现在，每天络绎不绝的各地游客来此，捧着瓷碗，津津有味地呷着醇香的黄酒。
鲁迅笔下的风情园
鲁迅纪念馆西北侧，有一朱家台门，环境幽雅，且属古迹，为古城绍兴保存最完整的典型的花园台门建筑。朱家台门原为越王望花宫故址，系明初名将胡大海官宅的一部分。2003年鲁迅故里改造，以鲁迅笔下人物、风俗为载体，建成风情园，总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依次设立“绍俗祝福”、“越俗漫话”、“迎神赛会”、“男婚女嫁”等几个主题陈列馆。
长庆寺
长庆寺位于绍兴城南塔子桥南堍，距离鲁迅故居不到二百米，初建于唐永徽二年(651)，旧为绍兴八大寺之一。寺院主要建筑有前殿和后殿，前殿有高达丈余的如来大佛和数尺长的十八罗汉，后殿是观音。“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希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因鲁迅曾著文记述这段往事，长庆寺声名远播。
土古祠
土谷祠坐落在长庆寺斜对面。那时一年至少要演两台戏，正月一台灯头戏，五月一台平安戏。另外，坊里遭天灾人祸，也临时演戏。鲁迅幼时曾到这里看过戏，笔下曾对这里作了较多的描绘。说起土谷祠，人们就会联想到《阿Q正传》。
恒济当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鲁迅在文章中所说的质铺，主要的是指东成欢河沿夏家开设的恒济当。
“乌烟瘴气”
走进江南水师学堂，鲁迅给自己取了个颇有励志报国意味的学名一周树人。
他到南京不久，向家中的弟弟描述南京的感受：“斜阳将坠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遏。”寂寞和孤独，使他既没有奔赴新世界的兴奋，也没有开辟新生路的欣喜。
江南水师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似乎比较新派，而在一般绍兴人看来，和科举取士相比，走进新式学堂，这是坠入了穷途，是被迫走一条没出息的离乡背井的路。
新的学校和新的环境并没有让鲁迅找到新的气象。号称现代学校的课程不过是所谓“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的“折衷”，不过是要“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在学校呆久了，他逐渐发现，这里名为“新学”，骨子里却处处是“旧”的。对鲁迅来说，好不容易冲出了等级森严的封建大家庭，现在又重新落入学校的等级制度，不仅令他难以忍受，而且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失望。鲁迅以“乌烟瘴气”概括了学校的一切，终于愤而离开水师学堂，转入陆军矿路学堂。
《天演论》
转入矿路学堂那年，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风行一时，鲁迅也怀着急迫而兴奋的心情阅读。20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奋心情“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那本小册子就是《天演论》。
这期间鲁迅刻过三枚印章，分别是“文章误我”，“戎马书生”和“戛剑生”，由此不难看出青年鲁迅那种感喟时难，恨不上阵杀敌的书生意气和热血奔涌。
他说，失望于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如果想寻求新的知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1902年，鲁迅以第1等第3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作为官费生，鲁迅由学校选派到日本留学。
矿路学堂遗迹
矿路学堂遗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南京市中山北路285号。占地面积275平方米。矿路学堂附属于江南陆师学堂，由两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六年(1890)奏请创办。现存原矿路学堂德籍教员楼等遗迹。
江南水师学堂遗址
位于南京市区中山北路346号，建于1890年，该学堂是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开办的军事学校，作为培养科技人才的基地，教员大多为英国人。辛亥革命后，江南水师学堂停办，改为海军部的办公地，今存总办提督楼、英籍教员办公楼和国民政府海军部大门等建筑。
东渡日本
1903年，鲁迅剪掉辫子，并留下了一张照片，决意参加反清革命。照片是送给好友许寿裳的，在照片背后，鲁迅激昂地写下“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来到日本，新生的社会文明那样坚实而鲜活地呈现在年轻的鲁迅面前，这种刺激太强烈了。一方面，鲁迅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歧视。更痛苦的是，回望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发现大家仍然在那里抱残守缺，自相残杀，他总觉得耻辱，这个耻辱感形成了鲁迅以后的文学的一个力量，他的笔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几乎无所不至。
从为父亲治病，鲁迅便认为“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于是，他从东京去仙台学医了，他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
时隔不久，这个选择便被一个偶然的刺激改变了。
一次课问，鲁迅看到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一群中国人围观一个中国人被处死的场景深深震动了他。眼看着同胞被日军砍头处刑的时候无动于衷，他感到耻辱。鲁迅后来写道“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 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认为，医治精神的麻木更急于医治肉体的病弱，而文艺是改变精神的利器。他决定改治文艺。
1909年8月，为了成全弟弟的学业和家庭幸福，鲁迅放弃去德国深造的机会，结束了求学生涯。这10年所挣扎所经历的一切，最终完成了一个文学思想家的基本训练和学术积累。
日本的鲁迅故居位于东北大学的正门附近，是一座二层普通日本旧式民居，周围多是现代的公寓，鲁迅故居夹杂其间显得有些破旧。故居的右侧矗立着鲁迅故居碑，碑上写着“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年轻时在仙台学习最初居住在这里。”
而立之年的彷徨
鲁迅刚到北京就职不久，政局就发生许多变化。加上蔡元培因痛恶袁世凯的野心，断然辞职离京，挚友范爱农又不幸溺水身亡，鲁迅心寒如冰。
刚过“而立之年”的鲁迅，当时正处于一生中情绪最为低沉的时期，他无法像蔡元培那样一走了之，他还负有资助兄弟、供养老母与妻子的重任。六年前遵母命与朱安成婚，实属无奈，惟一能采取的办法就是躲避。
鲁迅初进绍兴会馆时，先是被安排住在西北面的藤花馆，在这里一住就是4年，后来又移到西南面的补树书屋。从前，这个院子里长着一棵大楝树，被风刮倒，补种了槐树，故得“补树”名号。鲁迅在《呐喊》“序”中曾经述说过住进补树书屋的缘由：那院中的槐树上曾缢死过一个女人，所以始终没有人住。而他正想借此获得静寂。
夏夜，鲁迅常在树下独坐。社会的黑暗，人世的混沌，让他感到窒息。万般寂寞之中，鲁迅只能靠抄录、研究佛学典籍或古碑拓片这些东西来麻醉自己的灵魂。
他常去琉璃厂的广文斋、李竹泉等古玩铺书铺，还经常到小市一带的地摊上收集古钱币，差不多每个星期日都要在那里盘桓半日，有时下班早一些也去逛逛，经常可以购到几本喜欢的书。
从日记上看，鲁迅大概两个多月才理一次发，洗澡则更是敷衍，有时三个多月才洗一次澡。如此疏于洗理，在外表上给人以不修边幅的印象，他那短发如戟的“刺猬式”发型，想必就是为了免去需要经常理发的麻烦。
鲁迅虽然开明，主张自由，但自己却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他懂得医学常识，穿薄棉裤，盖薄被子。郁达夫却引一位学生的话，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压抑性欲的意思。”
琉璃厂
鲁迅住绍兴会馆时，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这是北京著名的文化街，它起源起于清代，当时各地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大多集中住在这一带，因此在这里出售书籍和笔墨纸砚的店铺较多，形成了较浓的文化氛围。
这里有许多著名老店，如槐荫山房、古艺斋、瑞成斋、萃文阁、一得阁、李福寿笔庄等，还有中国最大的古旧书店中国书店，以及西琉璃厂原有的三大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
如今的琉璃厂文化街，成为广集天下图书、字画、古玩、文房四宝的所在，被世人誉为“九市精华苹一衢”。
短暂好心情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内政局有一定变化。在诸多社会名人的极力推荐下，1917年1月，蔡元培由国外归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上任之始，蔡元培便立即开展大刀阔斧的整顿与改革。他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担任文学院长，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也随之迁来北京。接着，蔡元培又邀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诸多名人进入北大，以“兼容并包”的原则聘用各有所长者。
北大立时成为人材济济、思想活跃、充溢着革新之风的理想之地。蔡元培与鲁迅是多年挚交，受蔡元培委托，鲁迅还亲自设计了北京大学的校徽图案。为支持蔡元培的工作，鲁迅介绍弟弟周作人到北大教书。当年4月1日，周作人也住进了补树书屋。
兄弟二人多年天各一方，如今在异乡相遇，自然兴奋异常。当夜翻书谈说，至凌晨方睡。接下来的几天，他陪弟弟逛琉璃厂书肆，去广和居饮酒，赴青云阁品茗，至好友家夜访，甚是忙碌。
蔡元培的复出、弟弟的到来，使鲁迅的心情有所好转，但并不能彻底改变他的情绪。
第一次呐喊
同年7月，张勋复辟，段祺瑞以拥护共和为名誓师起兵，讨伐张勋。7月7日，还出动飞机轰炸皇宫，城内居民纷纷逃难。
为避战祸，鲁迅与弟弟在朋友的帮助下离开绍兴会馆，暂住到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而“复辟”与“反复辟”最终演变成一场闹剧，野心勃勃的段祺瑞趁机掌握政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讨伐段祺瑞，却连遭败绩……
如此动乱，使鲁迅更加迷惘失望，他对所谓的“革命”实在不能再抱任何幻想，对中国的前途愈加失去信心。
他的一些老朋友来了，说：“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拿起笔，开始写：“……我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他充满希望地仰天长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他满怀悲愤地大声呼喊：“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发表于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它像一声惊雷，震动了中国文坛。发表的时候，他第一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后来有人戏称补树书屋是“鲁迅的诞生之地”。据统计，鲁迅在补树书屋的作品有50余篇，包括《孔乙已》、《明天》、《一件小事》等。
《狂人日记》的创作是鲁迅在经历了沉默与思索之后的第一声呐喊，其中自然而然地融八了他多年来的愤怒、怨恨、不满、焦虑，以及希望、企求等各种复杂的情绪，是鲁迅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
花环里的梦
自绍兴会馆北行不远，就是著名的清朝刑场菜市口。这里的寸寸土地，都曾被鲜血所浸染。而那血腥的砍头场面，竟往往被愚昧的民众视为富有刺激性的闹剧!鲁迅每行至此，不能不想到当年在日本学医时促使他改变人生选择的那部幻灯片。
鲁迅在绍兴时，清末革命党人徐锡麟被杀，其心肝竟被清兵烹而食之!这是一个何等麻木的民族!
鲁迅写下了《药》一位被砍头的革命青年，颈上的鲜血竟被他所欲解放的人蘸了馒头而当作治病的药!
哲人与先知是痛苦的，因为他立于远高于常人的地方，能看到其他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却又常常不被他人理解和接受。
鲁迅《药》中为被害的革命者坟上“平添上一个花环”，尽管他认为那也许只是一个“梦”。
就在《药》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的当月，“五四运动”爆发!
怡兄弟情怡
1919年冬天，鲁迅与周作人结束了长期的寄 居生活，借钱买下了八道湾11号。经历了多年骨肉分离，鲁迅终于兑现了青年时代的誓言：兄弟三人大团圆，有钱同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同赡养辛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
此时，三弟周建人虽无收入，但是鲁迅和周作人都已是“思想界明星”，两人的月薪加起来，超过500块大洋，相当于今天的5万多元。
从少年时代，直到1923年，近40年的岁月，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翻看两人早年的日记、文章，常常可以看到兄弟二人的“怡怡之情”。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鲁迅与周作人是颇有分量的名字。“五四”时代，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把他们称为“周氏兄弟”，把两人视为一体，对他们的才华，颇为赞佩，谈及文坛人物，往往把他们推为“领袖”。
周作人的文笔出众，即使在兄弟失和后，当有人问到鲁迅“中国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有哪些”的时候，鲁迅列出的名单中第一位还是周作人。
鲁迅在上海病逝后，周作人没去上海，但在北大法学院礼堂参加了纪念会。
鲁迅病逝第2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地走进教室。在长达1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下课铃响了，周作人挟起书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才看到周教授的脸色是如此幽黯，叫人觉得他的悲痛和忧伤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他不哭，所以没有泪，但眼圈却是红热的。
白塔寺
位于八道湾旁，是一座巨大的藏式白塔，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大的藏式佛塔，乾隆皇帝曾命人在塔刹内放置一批镇塔之物，均为佛教稀世之宝。
兄弟决裂之谜
鲁迅和周作人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双子星座”，并不只是形容。鲁迅又名“长庚”，周作人又名“启明”，都是星名。
据鲁迅母亲回忆，鲁迅出生时，胎盘比人先下来，当地乡俗认为，这样的男孩将来会有出息，但命薄，易早夭。因而，鲁迅不到一岁，由长庆寺龙祖师傅取法名“长庚”，那是一颗在黄昏出现的星。后来，周作人出生，也取了个别名，叫“启明”，但启明星出现的时分与长庚相反，恰在黎明。按鲁迅母亲的说法，这意味着两颗星后来会“永不相见”。
历史正是如此。1923年7月，本来情深意笃、发誓“永不分家”的两兄弟，突然失和，再全无一丝往来。
周氏兄弟失和之谜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
鲁迅在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几天后，周作人拿着一封信走进鲁迅的房间，一言不发地放在桌上，转身就走。那封信开头的称呼就显出一种冷漠与隔阂：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7月18日，作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鲁迅的日记向来十分简略，关于此事的记述仅有寥寥十五字：“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也许是“家丑不宜外扬”吧，此后鲁迅从来也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谈到过这件事的缘由。不过，有一点是比较清楚的，兄弟失和的主因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
全家搬来北京后，在钱财方面向来不很计较的鲁迅，把所有的薪水都交与信子支配。鲁迅兄弟收入不薄，但信子天性奢侈，从不节俭，有时甚至要借债度日。鲁迅是大哥，难免会在弟弟面前责备几句，不料竟酿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信子反目成仇，居然说他有“非礼”行为。
如此侮辱是鲁迅万万不能忍受的。但这又的确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他只能“牙齿打落咽进自己肚子里”，惟一的办法就是躲避。
窘迫落寞
1923年8月2日，鲁迅携朱安迁至砖塔胡同61号。这处院落是作家许钦文的妹妹许羡苏等人帮助联系租住的，如今的门牌是84号。由于院子太小，难免吵闹，鲁迅的写作和思考受到很大影响。
鲁迅的个人收入并不算少。除了在教育部任职的三百元月俸，还有在一些学校兼课的讲课费及著书的版税、为报刊写文章的稿费等等，应当说，承担一个家庭的开支是绰绰有余的。然而实际上许多收入并不能及时得到，有时也仅获一、二成。
鲁迅离开八道湾的前一个月，完全没有收入，因此在他搬入砖塔胡同时，几乎是身无分文。他在8月13日的日记中记道：“母亲来视，交来三太太(即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三弟周建人妻子)笺，假十元，如数给之，其五元从母亲转借。”弟媳向他借十元钱，他居然不得不由母亲那里转借五元，窘迫之状，略见一斑。
借居他人檐下毕竟十分不便，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庭》中主人公的居住环境，简直就是他自己当时状况的真实写照：“就在他背后的书架旁边，已经出现了一座白菜堆，下层三株，顶上一株，向他叠成一个很大的A字。”“自己的床下，劈柴已经用完了，只有一条稻草绳，却还死蛇似的懒懒的躺着。”
鲁迅的身体状况也相当不好，搬到砖塔胡同后不久便肺病复发，咳嗽、发高烧，连续一个多月只能以稀粥为食，虽经治疗得以痊愈，却就此种下了病根，最后他也亡于肺病。
鲁镇的祝福
说《祝福》是对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妇女悲惨无助境况的无奈，也许仅仅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为数众多，而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也许就是这《祝福》中的祥林嫂了。实际上，祥林嫂只是一个象征，代表着特定的妇女群体。而在这妇女群体中，离鲁迅最近的一个是他的母亲，另一个是他的妻子朱安。“祥林嫂”是母亲与朱安的“影子”。
1924年2月4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也许就是在那个晚上，他摊平了一摞稿纸，缓缓拿起笔来，蘸饱墨汁，开始写：“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
他把这篇小说的背景仍然放在自己最熟悉的“故乡”——“鲁镇”。这个春节是比较清静的，鲁迅可以静下心来从容写作。但他的心中无法从容，那一手提着竹篮、一手拄着破杆的祥林嫂，如幽灵般浮现在纸上，在切切地向他发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鲁迅慢慢地喝着酒，写完了这一传世名篇。当他收笔的时候，天已微明，他随手署明日期：“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
他略加斟酌，挥笔写下了文章的名字：“祝福”。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这小说的名字居然正与“朱安”暗合：“朱”、“祝”同音，“安”既是“福”。他也许正是借此为朱安、为母亲、为无数与她们同样的妇女而“祝福”!
后院的蜗牛
朱安，也许是上帝特意安排到鲁迅身边的。她维系了鲁迅一生的沉重。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接到“母病速回”电报，匆匆赶回去，却发现家里一片张灯结彩，惊愕之余很快就明白了。
头盖被揭去了。鲁迅静静地看了一眼新娘，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
在热闹的婚礼中，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一场漫长的婚姻灾难开始了。
婚礼的当天晚上，鲁迅彻夜未眠。朱安数次小心地说“睡吧。”鲁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一连三天，鲁迅都躲在母亲屋中看书，朱安在新房中独自作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无名的痛苦使她不知所措。
鲁迅的痛苦无疑是绝望性的，这种痛苦影响了他的思想和生活。婚后第五天，他就借口“不能荒废学业”，带着周作人去日本了。一走就是三年。
与鲁迅相比，朱安更加不幸。鲁迅忍受了漫长的煎熬，最终等到了他的“月亮”——许广平：而朱安，却真的“做一世的牺牲”，她一直在想着改善与鲁迅的关系，只是差距实在太大，渐渐也就没有了机会。
老房东的妹妹俞芳曾问她：“先生与许广平姐姐要是结婚了，你以后怎么办?”她凄凉地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儿一点儿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鲁迅的遗物
鲁迅在上海逝世后，朱安很想南下参加鲁迅的葬礼，终因周老太太年已八旬，身体不好，无人照顾而未成行。她将西三条胡同21号鲁迅离京前的书房辟为灵堂，一身孝服，为鲁迅守灵。
鲁迅的母亲病逝后，只剩朱安一个人了。她拒绝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虽然许广平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给朱安寄生活费，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很多时候，就连这样的生活也不能保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好“卖书还债，维持生命”。
朱安登报要把鲁迅的藏书卖掉，许广平得知消息，委托朋友去向朱安面谈：不能把书卖掉，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朱安尖锐地说：“你们总说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为什么不好好保存?”
当来人向她讲到许广平在上海被监禁、并受到酷刑折磨的事情后，朱安态度改变了，从此她再未提出过卖书，而且明确表示，愿把鲁迅的遗物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
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出，各界不乏慷慨解囊者，但朱安分文未取。
1947年6月29日，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她下遗嘱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_另外，再给她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她还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朱安生前反复对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
她死后葬在西直门外保福寺，没有墓碑。
鲁迅的月亮
迁到西三条后，表面看来，鲁迅与朱安的生活似乎很正常：鲁迅挣钱养家，朱安料理家务。然而，他们却终日无话，形同路人，日子就是在这样无奈的沉默中持续着。直到有一天，一个新的女性出现在鲁迅面前，这个女性就是当时26岁的许广平——鲁迅的学生。
1923年，鲁迅被聘为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的讲师，讲授小说史和文艺理论等课程。在他的小说《高老夫子》里，有一些文字也许就是初登女师大讲台时他自己内心感受的间接反映：“他不禁向台下一看，情形和原先已经很不同：半屋子都是眼睛……”
那“半屋子的眼睛”里，有一双格外专注，那是许广平的眼睛。许广平始终是鲁迅的崇拜者，她已经不满足于和其他同学一样。于是，她鼓起勇气，给先生写信：
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首盼着听讲《小说史略》的，是当你授课时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蕾于中的话；这时许是按捺不住了吧，所以向先生陈述……
这是许广平于1925年3月11日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
3月13日一早许广平收到了鲁迅的复信。展开信笺，“广平兄”三字赫然在目。鲁迅的信写得很长，谈了学风，谈了女师大校中的事，又着重谈了他的处世方法。关于“加糖”的问题，鲁迅也写到了：“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只好交白卷了。”感动之余，许广平立即写第二封信。一个月中，她给鲁迅写了6封信。鲁迅几乎是每接一信当天即复。
仅仅写信仍无法使许广平满足，她还好奇地想知道鲁迅是如何生活的。在彼此通信一个月后，她大胆地拉着一位好朋友，闯进了西三条鲁迅的家。
她看到了那座“神秘的”小院，看到了那仰慕已久的“老虎尾巴”，看到了在香烟的迷雾中显得有些朦胧、既庄重又和蔼的“先生”，自然，也看到了那位个子矮矮的小脚中年妇女——“先生”的妻子朱安。
鲁迅在1925年4月12日的日记中记道：“许广平、林卓凤来。”就是这简单的一笔，记下了许广平走进“老虎尾巴”的那一瞬间。谁也没有想到，这就是他新生活的开始。
我可以爱
“我可以爱!”这是鲁迅给许广平情书中的一句话!
1924年6月底端午节，鲁迅请许广平等六个女学生来家里吃饭。许广平她们轮番敬酒，最后换成白酒。鲁迅喝多了，开怀大乐，甚至用手轻扣许广平的头。这以后，两个人通信的语气更亲密了。
1925年夏天，鲁迅和许广平越走越近，鲁迅的内心却也越来越矛盾“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他向许广平坦陈了自己“不配”的种种因素，最后问：“为什么还要爱呢?”许广平却干脆地回答：“神未必这样想!”
《神未必这样想》是英国诗人勃朗宁的一首诗，它描写一对忘年恋人的遭遇，男人顾虑年龄差异，没有勇气结婚，女人十年后委身于一个不爱的人，男人依旧单身，交往了一个女演员，结果四个人都很不幸。这时男人才悟到：当初他的顾虑才是违反天意的——“神未必这样想”。这是鲁迅在女师大讲授过的课程，许广平拿来还给老师。
鲁迅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只说许广平“中毒太深”。
9月，鲁迅肺病复发，吐血，连绵数月不愈。病中，鲁迅用不到一周的时间，接连写下两篇小说，《孤独者》和《伤逝》。一 个年轻女性的爱情所给予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无论如何，鲁迅试图从孤独黑暗的深渊中振奋过来，把灰烬点燃。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相爱的细节，许广平后来做过这样的描述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在鲁迅寓所的“老虎尾巴”书房，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报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终于，鲁迅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年底，鲁迅在散文《腊叶》中将自己比作“将坠的病叶”，有幸被人怜惜，摘下来夹进书页保存。学生孙伏园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题材，鲁迅回答：“许公很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松懈，不要怠忽：但又很爱护我，希望我多加保养，不要过劳，不要发狠。这是不能两全的。”鲁迅提到的“许公”，正是许广平。
1923年到1926年期间，对鲁迅来说，他是创作力最为饱满的一个时期，发挥得最好的一个时期，与此同时也是个人生活最混乱不堪、最痛苦不堪的一个时期，他最后和许广平的爱情确认，真是走过千山万水般的不易。
北京鲁迅中学
前身是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近西单商业区，是一个融西欧古典风格与中国园林特色于一体的建筑群。建有“鲁迅生平展室”。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原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两位烈士的纪念碑仍完好地矗立在校园的青松翠柏之间。
飞扬的骂将
鲁迅似乎是骂人最多的人，被他指名道姓骂过的，少有百人左右，与之“交战”的重要人物，也有二三十名。如此之多，在中国现代文坛和学界，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的。如胡适、章士钊、杨荫榆，陈源、林语堂、梅兰芳、李四光、徐志摩、梁实秋、马寅初、沈从文、郭沫若、老舍，周作人、成仿吾、施蛰存、顾颉刚、邵飘萍、钱玄同、茅盾、吴佩孚、段祺瑞、蔡元培、康有为、梁启超……
从“五四”开始，一直到现在，历史环境让鲁迅刻毒，围绕着鲁迅的“骂人”，有许多公开的、私下的议论，也曾打过多少笔墨“官司”。一些人对鲁迅之“骂人”，深恶痛绝，以为太不讲情面，不够“绅士”，一些被鲁迅骂过的人则始终耿耿于怀，心有余悸；不过，也有人巴不得被鲁迅骂，想借此名垂千古。
告别旧京
北京生活的最后两年，鲁迅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世界语学校兼任课程，青年学生们时常三五成群地到西三条来拜访他，使过去十分偏僻的胡同一时热闹起来。在这期间，北京爆发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鲁迅不仅与青年学生并肩战斗，而且为了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还在家中掩护过几名女师大学生骨干。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不久写过的话，3月18日，被称为“民国以来最为黑暗的一天”。鲁迅被章士钊免职，女师大被非法解散。
1926年夏，鲁迅离京去了厦门。
“要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
厦门这座海滨小城自有其独特韵味，鲁迅初到时也不禁称赞“此地背山面海，风景佳绝”。而当时的厦门大学远没有现在这么阔气，学校地处荒僻、设施缺乏，连给教员住的宿舍也捉襟见肘。
鲁迅开设了两门课程：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文学史需要新编讲义，由于涉及的范围太大，厦门图书资料又很缺乏，编起来很费事。若利用厦大旧存的讲义去讲，自然是毫不费力，可鲁迅绝不肯这样做，他要“自己好好的来编一编，功罪在所不计。”于是有了《汉文学史纲要》。至于小说史，他用的是北京的讲稿，贯穿了一种要借助对小说这种在历史上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形式的研究来发现其所含的与正统价值相背离的民间价值的思路。这一切，鲁迅都是以学术姿态来“说”和“做”的。
“好事之徒”与“傻子”
鲁迅不拘于埋头做些研究，他绝不会放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厦门的演讲之风，在他来了以后日渐兴盛。
1926年10月14日，鲁迅在厦大群贤楼礼堂作了来厦后的第一次演讲，题目是：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
针对时局，他把“少读中国书”同“救中国”联系起来，提出青年学生要救国，并不在读中国书，而是要勇于做改革社会的“好事之徒”。
他说，世人于好事之徒往往不满，其实不然，“今日之中国，这种‘好事之徒’却不妨多”，因为社会一切事物，就是要有好事的人，然后才可以推陈出新，日渐发达。他深知做好事之徒不容易，所以最后说，万一不能做到，则人们对于“好事之徒”，应该不可随俗加以笑骂，尤其对于失败的“好事之徒”，更不要讥笑轻蔑。
一个月后，在集美中学的演讲中鲁迅又把这个话题深入下去，提出世上聪明人很多，却往往不能办事，因为他们过于计较个人得失，即使肯做有利于社会别人的事情，也常常不真诚，不彻底。于是“世界是傻子的世界”。做“好事之徒”和“傻子”，是鲁迅对国人的呼唤，而他自己，正是这么去实践的。
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
鲁迅曾住在集美楼。
1952年，集美楼被辟为鲁迅纪念室，1956年宋庆龄、郭沫若先后为该室题词。1976年10月，进行全面整修和充实，扩展后命名为“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正式对外展出。
厦大的鲁迅纪念馆，是全国五所鲁迅纪念馆中惟一设置“鲁迅与许广平”专题展厅的。走进展厅，鲁迅与许广平深沉热烈的爱情，在来往于两地的书信中呼之欲出。
专题展室以《两地书》为中心，对他们的感情生活作了回顾。展览由四个部分构成，分别是“我可以爱”、十年携手共艰危、锲而不舍和跟着鲁迅的足迹。
相思树
爱情让鲁迅变成一个顽童。厦门大学里种有相思树，一天，看到一头猪跑来吃相思叶，正在热恋中的鲁迅看到代表爱情的相思树叶被猪吃，正叉感油然而生，当场和猪“展开决斗”。当时有位教员看到，鲁迅对那位教员说，他与猪斗的理由是不能告人的。
两地书
在厦门的日子是寂寞的，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一书中写到，从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和他的回忆文字中，人们可以体味到他那一时期的寂寞与哀愁。鲁迅本来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不甘寂寞，不一定“热衷”，“热衷”不一定是想做官。为了恋爱和人世间的挣扎，也可以热衷的。
恋爱中的许广平写下的《风子是我的爱……》这情绪激昂的散文诗，无异一篇爱情宣言：“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 干，于你们无关系……”点燃了鲁迅的激情，让他明白了爱的真谛，许广平帮助鲁迅摆脱了绑在他身上的最后一道封建锁链。
鲁迅到厦门任教前曾与许广平相约，奋斗两年打下基础，将来能够生活在一起。不过分处两地四个多月，两人饱尝了人间的相思之苦。
厦大时期正是鲁迅与许广平两人确立恋爱关系的关键时期，他和许广平频频通信，四个月里往返书信多达80多封，差不多平均36个小时就写一封信。著名的《两地书》主要写于这个时期。《两地书》是一本情书。公开出版自己的情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创举。这里面有许多亲密的称呼，许多私密的情话，虽然更多的是两个师生在讨论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而爱情就是这样产生的。
有一次，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提到，自己教的课堂上来了两个教育系的女生，但自己是“目不斜视”的。许广平则回信说：“斜视有什么要紧，惯常倒不是斜视，许是冷不防地一瞪……”鲁迅再回信：“斜视尚不敢，何况瞪呢”。像这样的细节在《两地书》中常可见到，两人表达爱意的方式既微妙又有趣。这个时期，鲁迅的心情是温暖的，笔致是温婉的，“沉静”、“安宁”是在厦期间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
荒坟前的留影
“我决计要走了，……年假中我必到广州走一遭，……又我近来忽然对于做教员发生厌恶，于学生也不愿意亲近起来，接见这里的学生时，自己觉得很不热心，不诚恳。”
鲁迅于1927年1月离开了厦门，他在本质上是不属于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因为他更关心的是现实而不是历史，是人生而不是书本，是人的情感意志而不是学理。
临走前他特地到南普陀的一座荒坟前留影，周围有平日他最喜欢的龙舌兰，高大，强壮，在铅灰色的丛冢和枯黄的坡地上，剑形叶竖起一簇簇绿色的苗焰。
他选择了一个写着“许”字的墓碑在前面留影，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表现他对许广平的爱。
柔软时期
“最终，我想是祖父受不了两年约定的折磨，于1927年1月18日辞去厦大的工作来到广州和祖母聚会，当然，最终是在这里奠定了他们爱情的归宿……这是鲁迅一生最柔软的时期，也是他最浪漫的时期。”鲁迅长孙周令飞这样评说。
就在鲁迅终于确信了许广平的爱情的同时，中山大学接连来信，热情地邀他去担任国文系的教授和主任。这无疑从另一面增强了他的勇气。人世间不但真有值得信赖的爱情，他自己也还有可以阔步的生路。鲁迅鼓励许广平到中山大学给他当助教：“不必连助教都怕做，对语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了。”
与在是非之地北京不同，鲁迅和许广平恋情在广州基本公开，不仅接连外出游览、看电影，有来客来访时许广平也不再回避。开始鲁迅与好友许寿裳同住大钟楼，后共租白云楼二楼，许广平也搬过去同住。这可以看作是两人爱情的正式宣言。
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二十年后，鲁迅总算逃出来了。
身边有了许广平，他似乎年轻了许多。整个心灵都因此变得松弛了。
1927年旧历初三，他和许广平等人漫步越秀山，也许是想表现一下身手，他执意从土堆上跳下来，却碰伤了脚。半个月后他去香港演讲，还是一拐一拐的，走得很费力。这似乎是一个象征，尤其当人们读到他在广州的那些激昂的言辞，既表现了他心情的活泼，更暗示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45岁才尝到爱情，已经太晚了，他无法像小伙子那样忘情地拥抱它。即使他决意和许广平同居了，即便他努力显示一种勇敢的姿态，他内心还是相当紧张。他承担着旧道德的负担，同时又追求新道德的自由和爱情：当他受着旧道德体系的责难，却又无力做到新道德体系的决绝。
“愿听大炮声”
在广州的最初几个月，无论说话做事，他的态度都那样积极，和在厦大不同。有活力的人不但应该对将来抱有信心，更应该投入实际的革命。于是鲁迅藏起他先前那个彻底的怀疑意识，热烈地赞扬北伐，赞扬革命。尤其是对青年人发表演讲，他更是慷慨激昂。他称赞广州是“革命策源地”，而现在已是“革命的后方”：他向中山大学的学生呼吁，要他们用“革命的精神”，“弥漫”自己的生活“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他更说自己“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
一次演讲会上，他甚至提高了嗓门，大声号召说：“广东实在太平静了，我们应该找刺激去!不要以为目的已达，任务已完，像革命成功时说的，可以过着很舒服的日子!”“在这样沉静的环境下面，要想生出什么文艺的新运动是不容易的。大家这样子懒下去是不行的，我们要紧张一点，革新一点……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了，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现在是可以动了，是活动的时候了。”
外江佬
“……广州人以我为‘外江佬’，孤孑特立，无从考查。而最大的阻碍则是言语、直到我离开广州的时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语，除一二三四……等数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几乎无不因为特别而记住的H&nb&r&n(统统)和一句几有学习异地言语者几乎无不最容易学得而记住的骂人话Tiu-na-ma而已。”——(鲁迅《在钟楼上》)
很惊讶鲁迅居然会讲广州的粗话。他在一篇奇妙横生的文章中模仿老广州骂街——“大约是因为屋外的电灯几乎Hanbaran被他偷去，所以要Tiu-na-ma了。于是就仿佛解决了一件大问题似的，即刻安心归坐，自去再编我的《唐宋传奇集》。”
虽然鲁迅曾撰文认为广州“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而“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仍“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
“最爱吃的是‘杨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头的，完全失却了本味。汕头的一种较大，却是‘三廉’，不中吃了。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绩。”鲁迅还特意写过一篇《如此广州》，他认为广州人迷信风气过盛，却蕴涵着一种很认真的精神，不像别处“迷信迷得没出息了”，他认为这点非常可贵。
“无话可说”
爱情并不能使鲁迅摆脱困境。他到广州才一个月，就有人以《鲁迅先生往那里躲》的标题，在《新时代》报纸上批评他。指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变得“无话可说”。与此同时，广州的文学界也开始有人批评他“落伍”。面对种种不满，后来鲁迅声明“我虽不呐喊，却正在辩论和开会”。
“我已经自觉到自己久已不动笔，但这事却应该归罪于匆忙”。后来他写《在钟楼上》一文，追忆了居住在钟楼期间受到种种环境和人事干扰的往事——
“在钟楼上的第二月，即戴 了‘教务主任’的纸冠的时候，是忙碌的时期……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分数多寡的辩论，及格与否的辩论，教员有无私心的辩论，优待革命青年，优待的程度，我说已优，他说未优的辩论，补救落第，我说权不在我，他说在我，我说无法，他说有法的辩论；试题的难易，我说不难，他说太难的辩论……现在想起那时的辩论来，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呵。然而那时却并无怨尤”。
鲁迅当然不愿意青年人误解他，但是，他又很知道，他其实无法向这些青年解释清楚，他们尚还不能理解他那“无话可说”的深刻的迷惘!
血的游戏
接着是中山大学内部的人事纠纷。鲁迅虽是教务长，学校的实权却操在教务委员会手中。这委员会的几个主要人物，像戴季陶，朱家哗等人，都是国民党的要人，官场上的老手，他们绝不愿意将中山大学办成北大那样的学校，鲁迅和他们自然不会有多好的交情。
然而，更令他震惊的是“四·一五”大搜捕。在北京，是段棋瑞的卫队屠杀请愿学生，到广州，却又看见国民党更大规模地杀戮昔日的盟友，偌大一个中国，难道就逃不脱这样的惨剧7他尤其震惊的，是那屠杀者中间，竟也有许多青年人不但有年轻的目不识丁的赳赳武夫，更有年轻的戴着眼镜的大学生，投书告密，助官捕人，且还格外起劲。
他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在南方的温暖、生机和光亮当中，竟看见了更为严重的寒冷、死地和黑暗，他简直目瞪口呆了。
国民党的“清党”不但在精神上给他严重的打击，而且在人身安全上，也似乎要对他造成威胁。9月27日，他和许广平登船离穗，
不要枪的战士
上海滩这条黄金大马路是鲁迅的精神磨石。当挂着太阳旗的炮舰游弋过黄浦江，东方图书馆的黑烟翻滚起来，斜对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北川公寓书桌被“1·29”的子弹所洞穿，商务印书馆成了废墟。民族的思想家同60万难民一起，流过租界的铁门去南京路周围避难。黄金大马路的每次穿越都是砥砺。
这条黄金大马路又是伟大思想家的堑壕。
1930年5月7日，还是在南京路西藏路这个大十字星座上，爵禄饭店，一个思想家与一个革命家秘密会面。革命家要发给思想家一枝手枪。革命家：法国作家巴比塞曾经发表过一个宣言。思想家：这很容易，我在中国就会住不下去，到
外国当寓公，个人倒是舒服的。革命家：党要在上海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搞武装斗争。
思想家：我不赞成赤膊打仗，我留在中国，还能打一枪二枪，继续战斗。
革命家：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所以发给你一枝枪。
思想家：我没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
这位革命家是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李立三，思想家是鲁迅。
他是思想的战士，以他自己的方式坚守哨位。
“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这真是非常精确的预言，鲁迅生命的最后九年间的大致的生活状况，几乎全包括在这段话中。他不愿过安闲的桃源生活，他希望自己的呐喊能有人呼应。尽管处处是生意经尽管还有盯梢、绑架……鲁迅仍留在了上海。
居上海不足十年，出版杂文集十余本，翻译专著十余本，整理美术图籍多本，自认成绩两倍于前二十年。
“景云深处是吾家”
到上海第一站，即许广平笔下“景云深处是我家”。鲁迅偕许广平一住近3年，
鲁迅毕竟是小时候接受过完整的礼教训练的人，而且又是盛名之下，在他心理上造成的压力可想而知。但在他个人的精神世界，这份婚姻之外的感情生活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可是以什么姿态面对社会舆论，他却长时间张惺无措?巨大的压力产生了心理畸变。
鲁迅和许广平到了上海开始同居生活很久后，鲁迅在向朋友介绍许广平时，依然只说是自己的助手。
一年后，为了表示庆贺，也为了让他们放松紧张的神经，鲁迅的学生许钦文等邀请他们二人去杭州游玩，事实上等于让他们补度蜜月。但鲁迅却让人预定了一个三人间，到杭州后又告诉许钦文：“钦文，你留在这里。以后白天有事，你尽管做去，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他让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把自己和许广平隔开!演出一幕让第三者蜜月陪睡的喜剧。
结婚以后，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是超于一般夫妻之上的。许广平自己说：“我自己之于他，与其说是夫妇的关系，倒不如说不自觉地还时刻保持着一种师生之谊。这说法，我以为是妥切的。”
景云深处的新家里，鲁迅教许广平日语；为了鲁迅的写作，许广平千方百计查资料抄稿，找参考书籍；鲁迅的文章写成，她总是第一个读者与批评者；鲁迅重要的谈话，她注意记录与整理，以便编辑成书，对鲁迅的文稿，她精心保管，哪怕是弃置的零章片页，也要保存下来。
怜子如何不丈夫
1929年9月27日清晨，经过二十七八个小时的阵痛，他们的儿子海婴诞生了。此前当许广平难产时，医生曾征求过他的意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他毫不犹豫地说：“留大人。”看到母子俩都平安，他感到非常幸运和高兴。鲁迅欣慰而又恢谐地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
第二天，他满面欢悦地到医院，手里拿着一棵小巧玲珑的松树，轻轻地放在许广平床边的小桌上，既象征着他的性格，又象征着那个刚刚降生的新生命，象征着新人家庭生活的开始。
孩子出生时，医生建议请乳母，但鲁迅一定要自己照料。他和许广平都没有育儿的经验，从哺乳到洗洛，完全按照书本行事，结果适得其反，弄得小海婴忽而挨饿，忽而受冻。这才又请教医生，雇了看护为孩子洗浴。鲁迅有些气馁地对许广平说：“还是让她洗罢，我们洗病了不是还要花更多的钱吗?我多写两篇文章就好了。”
有了海婴，鲁迅就搬到楼下的会客厅去工作了，以免抽烟、会客打扰母子的休养。朋友来了，鲁迅总会抱着海婴给他们看，日常聊天也总是不自觉地谈到孩子的话题上来。
给海婴看病的日本医生坪井也觉得这位父亲过于宠爱孩子，鲁迅便写了《答客诮》，赠给医生：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诗的后一句是说，老虎也怜爱自己的幼仔。他也对许广平说，有了他们母子的牵累，做事的胆子比较小，时常有更多的顾虑。
与梁实秋论战
鲁迅刚到上海不久，一场著名的论战成为当时论坛的重要话题。
梁实秋从美国回来之后。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文中，梁实秋把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当时景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但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扩展到“人性论”的问题，相隔仅两天，他又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一个多月后，在《拟豫言》一文中，他还以杂文笔法把梁实秋着实嘲弄了一番。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余，不能不接受这一严重的挑战。
使梁实秋隐隐感到不安并且很不服气的，是鲁迅进行争论时的“态度”。在上列三篇杂文里，鲁迅的文笔毫不客气，像“梁实秋教授”、“上海的教授”、“美国开演《玉堂春》的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绝非卢梭所及”一类语言，确乎会使梁感到极大的不舒服。
梁实秋反击鲁迅时所抓到的问题，正是鲁迅相当敏感的一个问题。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鲁迅明白终于碰上了一个理想的“敌手”，情绪立即亢奋起来。论战进入最高潮的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在这之前，创造社的冯乃超曾著文称：“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老辣的梁实秋马上回敬了一枪：“《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话说得俏皮，而且包含了用心甚深的余意。据说，鲁迅读到此文后的反应是，先是冷冷一笑，随后道：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写下了这篇影响深远、多年来被奉为典范之作的名文。文中，鲁迅充分调动起他作为杂文圣手的一切潜能，以形象化的，又是逻辑推理式的方式，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的套子，稳稳地戴到了梁实秋的脖颈上，
鲁迅的骂人，从来一语中的，花样百出，无人能及。但是人们并不因为自己骂不精彩而不骂他。鲁迅说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再他的骂词中要算厉害的，再看别人的骂他就知道不过小巫了。梁在供给他的文章里也有过到××党去领卢布之类的凶恶之词。随手翻，有把鲁迅比作老女人的，封建余孽的，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蒂，说他被共产党屈服的，说他的文章渗有毒汁，散布妖言的，说他愿作汉奸的。
只有他房间还亮着灯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我又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这篇为人熟悉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写于拉摩斯公寓。1930年5月12日，为躲避通缉，鲁迅一家迁至由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出面租的拉摩斯公寓。这幢因建造者英国人拉摩斯得名的大楼，今天仍伫立在四川北路多伦路口，只是名字换成了川北公寓。
1930年，中国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几乎同时，左联成立。
加入左联以后，鲁迅照例打他的“壕堑战”，从事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工作 面培养青年，继续新文艺的建设。这时他开始倡导现代木刻；办世界版画展览会。
1931年1月17日，柔石、李伟森、胡也频、殷夫、冯铿五位左翼青年作家在沪被捕。鲁迅也上了搜捕名单，不得已二次避难，举家移居花园庄旅馆。避难的一个深夜，他获悉柔石等人被害的消息，悲愤难抑，独自在院中徘徊沉吟：“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1933年，鲁迅的社会活动和写作都极频繁。他与宋庆龄等人联名签署《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他参加了国际反帝反战大会远东会议，他的通讯集《两地书》出版，杂文集《伪自由书》出版……日本友人增田涉曾经回忆：“有一次，夜里二点钟的时候，我走过他所住的大楼下面，只有他的房间还亮着灯，那是青色的灯光，在漆黑的夜里，只有一个窗门照耀着。”
职业作家
鲁迅在上海生活的9年，也是他一生中作为职业作家生活的时期一此前，他一直以做官教书为业，写作不过是业余的事。自1927年12月起，因蔡元培推荐，鲁迅出任南京政府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能按时领取三百元的津贴，且不必去上班，加上版税和稿费，作为职业作家，鲁迅在上海的日子是他成年后物质生活较为宽裕的惟一时期。
鲁迅辞世不久，女作家苏雪林大肆讨伐他。她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中，颇为愤慨地谈到了鲁迅在上海的生活状况：“当上海书业景气时代，鲁迅个人版税，年达万元。其人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缠则久已累累”，“治病则谒日医，疗养则赴镰仓”。
鲁迅自己说：“我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
儿时曾经是富家子，又经历了这样刻骨铭心的大半生贫困生活，他对钱该是有深刻的认识了。早在1924年他就说：“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重要了。”(《娜拉走后怎样》)所以，他到上海后，虽然逐渐有了几个余钱，然而又怎敢摆阔呢?
在中国第一代新文学家当中，鲁迅是最早走上职业作家道路的一个。不仅如此，鲁迅做职业作家也是最优秀的一个——无论作为职业作家所进行的文化活动还是作为职业作家所取得的世俗价值及其处理物质生活的态度和方式方法，他都成为了他那个时代及其后的杰出代表和导师。
坐在地狱写天堂
1933年4月11日，鲁迅搬入大陆新村9号。
这时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肺结核与肋膜 炎一直纠缠着他。他经常发烧，咳嗽，开始还能靠服药抑制，后来服药也无济于事。他的体重降到38公斤，穿着棉袍子在街上走，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
一位日本朋友这样描述病重时的鲁迅：“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气是凝然的，尽管是非常战斗的，却显得很可怜，像受伤的狼了”。
在鲁迅一生中的很多时候，他都像受伤的狼，面对无边的旷野，发出自己的愤怒和悲哀。瞿秋白把他称作“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狼”，鲁迅自己也喜欢这样说自己：痛苦时索性躺在荒山里，在草莽中，舔着自己的伤口。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这是1936年春天鲁迅写的一篇文字。文章取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题目《这也是生活》，病痛已经成为鲁迅这几年的生存常态，他说：“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言语间，充满了对生活的留恋和对未来的不祥预感。
姑活的心态，在鲁迅蛰居上海期间，是很强烈的。在致友人信中，这种心态若隐若现地流露着：中国恐怕难以安定。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猖獗，青年常失踪。我仍在家里，不知是因为没有线索呢，还是嫌我老了，不要我，总之我是平安无事。只要是平安无事，就姑且活下去罢。1936年3月8日致杨晋豪信中，说到自己的病时，写道：“不过这回大约也不至于死。”
赶紧做
“赶紧做”这是鲁迅最后的日子最强烈的念头。烦躁和急切常常充斥着他的内心，开始对生活的琐碎表现出不耐烦。“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
到1935年春天，他甚至连母亲想到上海来住一段时间也感觉麻烦，对朋友抱怨说：“不久，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会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就是一个人关系太多，许多时间都不是自己的。”
在孤独黑暗的环境里，鲁迅喜欢每日的晨昏、昼午与几个青年朋友海阔天空地谈论社会、人生与文艺，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父爱般的感情。从柔石到冯雪峰，在许多照片里都可以看到生动温馨的情景。看电影、游公园、逛书店、看画展，这些青年一直在陪伴着鲁迅，可是，这样的友谊经常被统治者的血腥所笼罩。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他写道：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这30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电影迷”
鲁迅在上海生活的九年，最初只是偶尔看电影，后来几年却常看，当时一些书店的老板常常议论说：“鲁迅真阔气，出入汽车，时常看电影。”许广平也说：“如果作为挥霍或浪费的话，鲁迅先生一生最奢华的生活怕是坐汽车，看电影。”鲁迅生命的最后20年，一共看了149部电影，而定居上海的10年间看了142部之多，其中美国片121部。
鲁迅当时很推崇进步的外国电影。他对前苏联的早期革命电影也情有独钟，如《夏伯阳》等。逝世前10天，他还观看了由普希金小说改编的《复仇艳遇》，鲁迅把它视为“最大慰藉、最深喜爱、最有纪念的临死前的快意”影片，并向友人推荐“不可不看”。
鲁迅尤其喜欢美国电影，他对好莱坞的探险片、喜剧片、侦探片、歌舞片都作了公允的评价，特别对卓别林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城市之光》给以热烈的赞赏。他看得最多的是美国纪录片学派实地拍摄的探险片，计有37部之多，如《南极探险》、《人兽奇观》等等。
鲁迅热情扶持中国电影事业，特别是对早期进步演员阮玲玉的自杀和“左翼剧联”盟员艾霞之死，鲁迅写下了怒不可遏的檄文《论人言可畏》。
随着上海的电影竞夸“风情、浪漫、香艳、肉感、滑稽、恋爱、热情、冒险、勇壮、武侠、神怪……”之时，鲁迅对国产的片子也兴趣索然。针对无聊的片子，鲁迅曾当头棒喝：“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很受着‘才子加流氓’式的影响……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
“忘记我，管自己生活”
“不克厥敌，战则不止。”对鲁迅来说，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战胜的敌人。但是，现在，有一个敌人是他无法对付的，那就是死亡。
1936年3月，鲁迅患气喘，此后日渐消瘦，身体大不如前。但他照常工作，并不特别注重休息，除了翻译《死魂灵》第二部以外，还为殷夫诗集作序，写下《写于深夜里》、《三月的租界》、《出关的“关”》等很有分量的文章。尤其是《写于深夜里》，全文充满激情的呼喊，透着彻骨的讽刺的力量，史沫特莱称之为“一篇显示一切天才迹象的散文”。
到了5月，他整个精神显现出极度衰惫的状态，后来连日记也写不下去了。从许广平到许多关心他的友人，包括宋庆龄，都劝他休息和治疗，到底被拒绝了。他用了责问的口气说：
“当别人正在斗争，吃苦，死，而你们却要我在床上安安静静地躺上一年，对么?”
所有言辞恳切的劝说都全无效力，易地疗养的计划也没有实行。一直给他看病的日本医生须藤警告他不要多动，只要静静躺着。他的答复是：“我一生没有养成那样的习惯，不做事，不看书，我一天都生活不下去。”
他告诉须藤：“我请你看病是有条件的。第一，是要把病治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动不动的一个月可以治好，我宁愿动动，花两个月治好。第三，假如治不好，就想法把生命拖延着。”他几次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么躺着过日子是会无聊得使自己不像活着的。我总是想，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为结果还是一样，多几年也是白活的。”
只要病情稍愈，他立即恢复写作。7月，他开始写了一篇《<呐喊>捷克译本序言》，8月继续写作，9月的成绩超过8月，10月又写了好几篇。文章依然笔意纵横，强劲如昔。
此间，一面的主题是怀旧，如《我的第一个师父》，还有两篇关于章太炎的回忆文章：另一面的主题是复仇，有《半夏小集》、《女吊》，甚至连《死》也是不妥协的态度。
一个都不宽恕
1936年10月18日凌晨，鲁迅的气喘病突然发作。医生和看护的人们用了各种办法，都不能缓解病情。这一天晚上，许广平每次给他揩手汗，他都紧握她的手，仿佛是要握住自己的生命到第二天凌晨，在苦苦地跋涉了56年之后，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大陆新村2楼卧室里，月历牌至今翻在十月十九日这一张，梳妆柜上的铁皮闹钟，指针指向5点25分。而窗前书桌上，笔筒中仍斜斜插着3支毛笔。一篇《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写了一半，墨迹似未干。这是鲁迅未完成的遗作。
鲁迅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一个伟大的灵魂离去了。
一万人瞻仰遗容，六七千人送葬，这民众葬的仪式，在中国是破天荒的总动员。
挽歌声中，覆盖着一面“民族魂”旗帜的鲁迅灵柩，葬入墓穴。
——毛泽东《新民主主史论》(1940年)
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
——毛泽东(1966年)
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毛泽东(1971年)
绍兴
鲁迅小时候的绍兴，除了官僚、工匠、市民，有名的师爷外，只有无数农民、渔人、乞丐混杂。在这个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相叠合的中间地带，鲁迅有机会从小接受相当完好的教育。
他对故乡怀着复杂而矛盾的心情。他的作品一方面对故乡表现出热爱、崇敬，甚至终生的眷恋，故乡的山水，习俗，戏曲文化等等，几乎成了他一生中仅有的诗意；另一面又对它充满了憎恶、决绝，甚至诅咒。
绍兴，在后来他的许多作品中取名“S城”。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以1881年生于浙江之绍兴城内姓周的一个大家族里”，许多年后，鲁迅在他的自传里写下了这第一句话。
1881年9月25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欢天喜地迎接这个家族长孙诞生。
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鲁迅的祖父周介孚既是翰林，又做京官。鲁迅很幸运，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学而优则仕，似乎是可以预见的人生坦途。
在鲁迅的记忆里，周家新台门后园是一个大自然的乐园，几代中国人至今仍然可以通过吟诵这些脍炙人口的篇章，感受到鲁迅童年的欢欣——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
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周介孚甚至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的雄心，期冀在门上悬一块“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匾额，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
从六岁开始，鲁迅就开蒙读书，先随本家亲戚学识字，后来又被送到三味书屋去读经书。绍兴有名的三味书屋与周家大院隔河相望，老师寿镜吾质朴博学，为人方正，三味书屋是那个年代绍兴最开明的私塾，鲁迅和他的兄弟们在那里度过了最初的读书生涯。《论语》、《孟子》……甚至连古旧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也在指导下读了一遍。
四书五经之类的正经书并不能满足鲁迅的求知欲，看杂书成了他儿时的习惯，从《山海经》一类画着奇形怪状人物的传说，到《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的神话，凡是他觉得有趣的，都千方百计搜来读。抄杂书，描绘画，把绣像本的《荡寇志》里一百多张绣像全都描下来!
鲁迅故居
绍兴鲁迅故居位于都昌坊口周家新台门西。鲁迅18岁前一直住在这里，1910年7月至1912年2月回故乡任教也居于此。
新台门是周家多年聚族而居的深宅大院，是清嘉庆年间购地兴建的，后整个周氏房族逐渐衰落，1918年，这群屋宇连同屋后的百草园卖给了东邻朱姓。房屋易主后，原屋大部分拆掉重建，但鲁迅家主要部分幸得保存。
鲁迅故居占地4000平方米，坐北朝南，砖木结构，房舍多达百间。进门有小天井和厅堂，厅堂北面隔天井是5间楼房，鲁迅诞生于西梢间楼下。楼上东面一间是鲁迅与朱安的新房。楼下有鲁迅母亲鲁瑞及祖母蒋氏的房间。再往北是灶间，鲁迅在此认识章运水(即闰土)。
百草园
百草园在鲁迅故居后面，占地近2000平方米，原是周姓十来户人家共有的菜园，平时种一些瓜菜，秋后用来晒谷。这是鲁迅童年时代的乐园。鲁迅在百草园最早接触到的自然景色，曾引起他对一些有绘图的植物书和花草树木进行观察研究的兴趣。
百草园里虽无明显界线，却有大园小国之分。小园在北，占地较小，向西北角突出，面积约为大园的四分之一，大园在南，占地较大，西边有一垛长达四十四米、高约一米的泥墙，作为与西邻梁家后园的分界线。在泥墙的南端，即与鲁迅家后门墙角接壤处，有块刻有“梁界”两字的界碑。这块界石和这垛被鲁迅称为“有无限趣味”的“短短的泥墙根”至今仍留存如故。
绍兴鲁迅纪念馆
鲁迅纪念馆坐落在绍兴市城南的都昌坊口，现名鲁迅中路。院内种植鲁迅生前喜爱的和作品中提及的花木，其中枣树和丁香是1976年从北京鲁迅故居后园分迁过来的。
三味书屋
三味书屋是三开间的小花厅，书房正中悬挂着“三味书屋”匾额。所谓“三味”，是取“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之义。匾额下方是一张松鹿图，两旁屋柱上有“至乐无声唯孝弟，大囊有味是诗书”抱对。
鲁迅的座位在书房东北角，这张硬木书桌是鲁迅使用过的原物，桌面右边有鲁迅亲手刻下的“早”字。一次鲁迅上课迟到，受到先生的严厉责备，他就在自己课桌的右边桌沿上刻了这个“早”字，时时提醒自己。
三味书屋后面有一个小园，种有两棵桂树和一棵腊梅树，腊梅树已种有一百多年。
故园别恋
除了众多诗书经传，还有同样紧连着乡土中国固有文化血脉的民俗民风。浙东一直是民间鬼神信仰兴盛之所，各类迎神赛会等民俗活动丰富多采，构成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气氛。家族，祭祀，仪式，服装，称谓，婚俗，葬俗，钱币，求神拜佛等，是他幼年和少年时代的文化教育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独特的氛围不仅慰籍他的内心，更成为孕育他作品民族风格的源泉，这是他的作品赢得人民喜闻乐见的重要原因，鲁迅由此被称为中国乡土文学第一人。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在《阿长与(山海经>》的结尾，很少直接抒情的鲁迅表现出温情的一面，鲁迅对故乡民间世界的依恋也颇类似于此。
后来去北京，他对乡邦文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整理辑录了诸如《会稽郡故书杂集》、《谢沈后汉书》、《嵇康集》等与故乡相关的书，1926年，到达厦门大学后，鲁迅开始集中《朝花夕拾》的写作，书中充满了对故乡民间文化的依恋之情：1936年，在他去世的前夕，他连续写作了《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等与民间记忆相关联的散文。在其生命的三个低潮期，鲁迅的目光总是投向故乡的民间世界。
独特的民间文化氛囤慰籍他的内心，但同时，鲁迅总是忍不住要在哪怕是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上投上怀疑的目光，一 方面立足于乡土，另一方面又超越乡土，将笔触伸展到更深远的文化传统上。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也正如始终思乡却无法返乡的游子与故乡的关系一样——在最深的依念中仍有最彻底的绝决。从民间礼俗来看国民性，成了他常取的思路。例如他的《送灶日漫笔》，从中国人给灶君嘴上抹糖的习俗来看国民性中的瞒与骗。可见鲁迅对民间文化的关注，一直是与他的文化乃至社会变革的总体思路相联系的。
咸亨酒店
“咸亨”二字源出《易经·坤卦》“品物咸亨”，取意生意兴隆，万事亨通。咸亨酒店原是鲁迅的一位远房本家所开的小酒店，鲁迅从小耳闻目睹小酒店的情景，后来将它移入小说，成亨酒店也因此驰名中外。
走进酒香扑鼻的咸亨酒店，悉如鲁迅小说《孔乙己》所状。酒店三开间平屋，无窗、无分隔墙，西首朝外摆开曲尺型柜台，柜台上放的“过酒坯”(下酒菜)风味纯正，有豆腐干、百叶包、烩鸡蛋、熟蟹，以及猪内脏等价格低廉的菜肴，自然少不了当年孔乙己尝过的茴香豆。“太白遗凤”青龙牌高竖台上。东问沿街设齐腰短墙，与中间相连成坐吃大堂。堂内酒座均为长三尺、宽约二尺的条桌，每桌配二根长凳，桌凳一式漆成荠色。
现在，每天络绎不绝的各地游客来此，捧着瓷碗，津津有味地呷着醇香的黄酒。
鲁迅笔下的风情园
鲁迅纪念馆西北侧，有一朱家台门，环境幽雅，且属古迹，为古城绍兴保存最完整的典型的花园台门建筑。朱家台门原为越王望花宫故址，系明初名将胡大海官宅的一部分。2003年鲁迅故里改造，以鲁迅笔下人物、风俗为载体，建成风情园，总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依次设立“绍俗祝福”、“越俗漫话”、“迎神赛会”、“男婚女嫁”等几个主题陈列馆。
长庆寺
长庆寺位于绍兴城南塔子桥南堍，距离鲁迅故居不到二百米，初建于唐永徽二年(651)，旧为绍兴八大寺之一。寺院主要建筑有前殿和后殿，前殿有高达丈余的如来大佛和数尺长的十八罗汉，后殿是观音。“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希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因鲁迅曾著文记述这段往事，长庆寺声名远播。
土古祠
土谷祠坐落在长庆寺斜对面。那时一年至少要演两台戏，正月一台灯头戏，五月一台平安戏。另外，坊里遭天灾人祸，也临时演戏。鲁迅幼时曾到这里看过戏，笔下曾对这里作了较多的描绘。说起土谷祠，人们就会联想到《阿Q正传》。
恒济当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鲁迅在文章中所说的质铺，主要的是指东成欢河沿夏家开设的恒济当。
“乌烟瘴气”
走进江南水师学堂，鲁迅给自己取了个颇有励志报国意味的学名一周树人。
他到南京不久，向家中的弟弟描述南京的感受：“斜阳将坠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遏。”寂寞和孤独，使他既没有奔赴新世界的兴奋，也没有开辟新生路的欣喜。
江南水师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似乎比较新派，而在一般绍兴人看来，和科举取士相比，走进新式学堂，这是坠入了穷途，是被迫走一条没出息的离乡背井的路。
新的学校和新的环境并没有让鲁迅找到新的气象。号称现代学校的课程不过是所谓“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的“折衷”，不过是要“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在学校呆久了，他逐渐发现，这里名为“新学”，骨子里却处处是“旧”的。对鲁迅来说，好不容易冲出了等级森严的封建大家庭，现在又重新落入学校的等级制度，不仅令他难以忍受，而且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失望。鲁迅以“乌烟瘴气”概括了学校的一切，终于愤而离开水师学堂，转入陆军矿路学堂。
《天演论》
转入矿路学堂那年，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风行一时，鲁迅也怀着急迫而兴奋的心情阅读。20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奋心情“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那本小册子就是《天演论》。
这期间鲁迅刻过三枚印章，分别是“文章误我”，“戎马书生”和“戛剑生”，由此不难看出青年鲁迅那种感喟时难，恨不上阵杀敌的书生意气和热血奔涌。
他说，失望于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如果想寻求新的知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1902年，鲁迅以第1等第3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作为官费生，鲁迅由学校选派到日本留学。
矿路学堂遗迹
矿路学堂遗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南京市中山北路285号。占地面积275平方米。矿路学堂附属于江南陆师学堂，由两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六年(1890)奏请创办。现存原矿路学堂德籍教员楼等遗迹。
江南水师学堂遗址
位于南京市区中山北路346号，建于1890年，该学堂是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开办的军事学校，作为培养科技人才的基地，教员大多为英国人。辛亥革命后，江南水师学堂停办，改为海军部的办公地，今存总办提督楼、英籍教员办公楼和国民政府海军部大门等建筑。
东渡日本
1903年，鲁迅剪掉辫子，并留下了一张照片，决意参加反清革命。照片是送给好友许寿裳的，在照片背后，鲁迅激昂地写下“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来到日本，新生的社会文明那样坚实而鲜活地呈现在年轻的鲁迅面前，这种刺激太强烈了。一方面，鲁迅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歧视。更痛苦的是，回望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发现大家仍然在那里抱残守缺，自相残杀，他总觉得耻辱，这个耻辱感形成了鲁迅以后的文学的一个力量，他的笔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几乎无所不至。
从为父亲治病，鲁迅便认为“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于是，他从东京去仙台学医了，他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
时隔不久，这个选择便被一个偶然的刺激改变了。
一次课问，鲁迅看到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一群中国人围观一个中国人被处死的场景深深震动了他。眼看着同胞被日军砍头处刑的时候无动于衷，他感到耻辱。鲁迅后来写道“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 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认为，医治精神的麻木更急于医治肉体的病弱，而文艺是改变精神的利器。他决定改治文艺。
1909年8月，为了成全弟弟的学业和家庭幸福，鲁迅放弃去德国深造的机会，结束了求学生涯。这10年所挣扎所经历的一切，最终完成了一个文学思想家的基本训练和学术积累。
日本的鲁迅故居位于东北大学的正门附近，是一座二层普通日本旧式民居，周围多是现代的公寓，鲁迅故居夹杂其间显得有些破旧。故居的右侧矗立着鲁迅故居碑，碑上写着“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年轻时在仙台学习最初居住在这里。”
而立之年的彷徨
鲁迅刚到北京就职不久，政局就发生许多变化。加上蔡元培因痛恶袁世凯的野心，断然辞职离京，挚友范爱农又不幸溺水身亡，鲁迅心寒如冰。
刚过“而立之年”的鲁迅，当时正处于一生中情绪最为低沉的时期，他无法像蔡元培那样一走了之，他还负有资助兄弟、供养老母与妻子的重任。六年前遵母命与朱安成婚，实属无奈，惟一能采取的办法就是躲避。
鲁迅初进绍兴会馆时，先是被安排住在西北面的藤花馆，在这里一住就是4年，后来又移到西南面的补树书屋。从前，这个院子里长着一棵大楝树，被风刮倒，补种了槐树，故得“补树”名号。鲁迅在《呐喊》“序”中曾经述说过住进补树书屋的缘由：那院中的槐树上曾缢死过一个女人，所以始终没有人住。而他正想借此获得静寂。
夏夜，鲁迅常在树下独坐。社会的黑暗，人世的混沌，让他感到窒息。万般寂寞之中，鲁迅只能靠抄录、研究佛学典籍或古碑拓片这些东西来麻醉自己的灵魂。
他常去琉璃厂的广文斋、李竹泉等古玩铺书铺，还经常到小市一带的地摊上收集古钱币，差不多每个星期日都要在那里盘桓半日，有时下班早一些也去逛逛，经常可以购到几本喜欢的书。
从日记上看，鲁迅大概两个多月才理一次发，洗澡则更是敷衍，有时三个多月才洗一次澡。如此疏于洗理，在外表上给人以不修边幅的印象，他那短发如戟的“刺猬式”发型，想必就是为了免去需要经常理发的麻烦。
鲁迅虽然开明，主张自由，但自己却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他懂得医学常识，穿薄棉裤，盖薄被子。郁达夫却引一位学生的话，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压抑性欲的意思。”
琉璃厂
鲁迅住绍兴会馆时，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这是北京著名的文化街，它起源起于清代，当时各地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大多集中住在这一带，因此在这里出售书籍和笔墨纸砚的店铺较多，形成了较浓的文化氛围。
这里有许多著名老店，如槐荫山房、古艺斋、瑞成斋、萃文阁、一得阁、李福寿笔庄等，还有中国最大的古旧书店中国书店，以及西琉璃厂原有的三大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
如今的琉璃厂文化街，成为广集天下图书、字画、古玩、文房四宝的所在，被世人誉为“九市精华苹一衢”。
短暂好心情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内政局有一定变化。在诸多社会名人的极力推荐下，1917年1月，蔡元培由国外归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上任之始，蔡元培便立即开展大刀阔斧的整顿与改革。他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担任文学院长，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也随之迁来北京。接着，蔡元培又邀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诸多名人进入北大，以“兼容并包”的原则聘用各有所长者。
北大立时成为人材济济、思想活跃、充溢着革新之风的理想之地。蔡元培与鲁迅是多年挚交，受蔡元培委托，鲁迅还亲自设计了北京大学的校徽图案。为支持蔡元培的工作，鲁迅介绍弟弟周作人到北大教书。当年4月1日，周作人也住进了补树书屋。
兄弟二人多年天各一方，如今在异乡相遇，自然兴奋异常。当夜翻书谈说，至凌晨方睡。接下来的几天，他陪弟弟逛琉璃厂书肆，去广和居饮酒，赴青云阁品茗，至好友家夜访，甚是忙碌。
蔡元培的复出、弟弟的到来，使鲁迅的心情有所好转，但并不能彻底改变他的情绪。
第一次呐喊
同年7月，张勋复辟，段祺瑞以拥护共和为名誓师起兵，讨伐张勋。7月7日，还出动飞机轰炸皇宫，城内居民纷纷逃难。
为避战祸，鲁迅与弟弟在朋友的帮助下离开绍兴会馆，暂住到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而“复辟”与“反复辟”最终演变成一场闹剧，野心勃勃的段祺瑞趁机掌握政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讨伐段祺瑞，却连遭败绩……
如此动乱，使鲁迅更加迷惘失望，他对所谓的“革命”实在不能再抱任何幻想，对中国的前途愈加失去信心。
他的一些老朋友来了，说：“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拿起笔，开始写：“……我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他充满希望地仰天长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他满怀悲愤地大声呼喊：“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发表于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它像一声惊雷，震动了中国文坛。发表的时候，他第一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后来有人戏称补树书屋是“鲁迅的诞生之地”。据统计，鲁迅在补树书屋的作品有50余篇，包括《孔乙已》、《明天》、《一件小事》等。
《狂人日记》的创作是鲁迅在经历了沉默与思索之后的第一声呐喊，其中自然而然地融八了他多年来的愤怒、怨恨、不满、焦虑，以及希望、企求等各种复杂的情绪，是鲁迅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
花环里的梦
自绍兴会馆北行不远，就是著名的清朝刑场菜市口。这里的寸寸土地，都曾被鲜血所浸染。而那血腥的砍头场面，竟往往被愚昧的民众视为富有刺激性的闹剧!鲁迅每行至此，不能不想到当年在日本学医时促使他改变人生选择的那部幻灯片。
鲁迅在绍兴时，清末革命党人徐锡麟被杀，其心肝竟被清兵烹而食之!这是一个何等麻木的民族!
鲁迅写下了《药》一位被砍头的革命青年，颈上的鲜血竟被他所欲解放的人蘸了馒头而当作治病的药!
哲人与先知是痛苦的，因为他立于远高于常人的地方，能看到其他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却又常常不被他人理解和接受。
鲁迅《药》中为被害的革命者坟上“平添上一个花环”，尽管他认为那也许只是一个“梦”。
就在《药》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的当月，“五四运动”爆发!
怡兄弟情怡
1919年冬天，鲁迅与周作人结束了长期的寄 居生活，借钱买下了八道湾11号。经历了多年骨肉分离，鲁迅终于兑现了青年时代的誓言：兄弟三人大团圆，有钱同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同赡养辛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
此时，三弟周建人虽无收入，但是鲁迅和周作人都已是“思想界明星”，两人的月薪加起来，超过500块大洋，相当于今天的5万多元。
从少年时代，直到1923年，近40年的岁月，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翻看两人早年的日记、文章，常常可以看到兄弟二人的“怡怡之情”。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鲁迅与周作人是颇有分量的名字。“五四”时代，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把他们称为“周氏兄弟”，把两人视为一体，对他们的才华，颇为赞佩，谈及文坛人物，往往把他们推为“领袖”。
周作人的文笔出众，即使在兄弟失和后，当有人问到鲁迅“中国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有哪些”的时候，鲁迅列出的名单中第一位还是周作人。
鲁迅在上海病逝后，周作人没去上海，但在北大法学院礼堂参加了纪念会。
鲁迅病逝第2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地走进教室。在长达1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下课铃响了，周作人挟起书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才看到周教授的脸色是如此幽黯，叫人觉得他的悲痛和忧伤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他不哭，所以没有泪，但眼圈却是红热的。
白塔寺
位于八道湾旁，是一座巨大的藏式白塔，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大的藏式佛塔，乾隆皇帝曾命人在塔刹内放置一批镇塔之物，均为佛教稀世之宝。
兄弟决裂之谜
鲁迅和周作人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双子星座”，并不只是形容。鲁迅又名“长庚”，周作人又名“启明”，都是星名。
据鲁迅母亲回忆，鲁迅出生时，胎盘比人先下来，当地乡俗认为，这样的男孩将来会有出息，但命薄，易早夭。因而，鲁迅不到一岁，由长庆寺龙祖师傅取法名“长庚”，那是一颗在黄昏出现的星。后来，周作人出生，也取了个别名，叫“启明”，但启明星出现的时分与长庚相反，恰在黎明。按鲁迅母亲的说法，这意味着两颗星后来会“永不相见”。
历史正是如此。1923年7月，本来情深意笃、发誓“永不分家”的两兄弟，突然失和，再全无一丝往来。
周氏兄弟失和之谜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
鲁迅在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几天后，周作人拿着一封信走进鲁迅的房间，一言不发地放在桌上，转身就走。那封信开头的称呼就显出一种冷漠与隔阂：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7月18日，作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鲁迅的日记向来十分简略，关于此事的记述仅有寥寥十五字：“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也许是“家丑不宜外扬”吧，此后鲁迅从来也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谈到过这件事的缘由。不过，有一点是比较清楚的，兄弟失和的主因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
全家搬来北京后，在钱财方面向来不很计较的鲁迅，把所有的薪水都交与信子支配。鲁迅兄弟收入不薄，但信子天性奢侈，从不节俭，有时甚至要借债度日。鲁迅是大哥，难免会在弟弟面前责备几句，不料竟酿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信子反目成仇，居然说他有“非礼”行为。
如此侮辱是鲁迅万万不能忍受的。但这又的确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他只能“牙齿打落咽进自己肚子里”，惟一的办法就是躲避。
窘迫落寞
1923年8月2日，鲁迅携朱安迁至砖塔胡同61号。这处院落是作家许钦文的妹妹许羡苏等人帮助联系租住的，如今的门牌是84号。由于院子太小，难免吵闹，鲁迅的写作和思考受到很大影响。
鲁迅的个人收入并不算少。除了在教育部任职的三百元月俸，还有在一些学校兼课的讲课费及著书的版税、为报刊写文章的稿费等等，应当说，承担一个家庭的开支是绰绰有余的。然而实际上许多收入并不能及时得到，有时也仅获一、二成。
鲁迅离开八道湾的前一个月，完全没有收入，因此在他搬入砖塔胡同时，几乎是身无分文。他在8月13日的日记中记道：“母亲来视，交来三太太(即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三弟周建人妻子)笺，假十元，如数给之，其五元从母亲转借。”弟媳向他借十元钱，他居然不得不由母亲那里转借五元，窘迫之状，略见一斑。
借居他人檐下毕竟十分不便，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庭》中主人公的居住环境，简直就是他自己当时状况的真实写照：“就在他背后的书架旁边，已经出现了一座白菜堆，下层三株，顶上一株，向他叠成一个很大的A字。”“自己的床下，劈柴已经用完了，只有一条稻草绳，却还死蛇似的懒懒的躺着。”
鲁迅的身体状况也相当不好，搬到砖塔胡同后不久便肺病复发，咳嗽、发高烧，连续一个多月只能以稀粥为食，虽经治疗得以痊愈，却就此种下了病根，最后他也亡于肺病。
鲁镇的祝福
说《祝福》是对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妇女悲惨无助境况的无奈，也许仅仅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为数众多，而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也许就是这《祝福》中的祥林嫂了。实际上，祥林嫂只是一个象征，代表着特定的妇女群体。而在这妇女群体中，离鲁迅最近的一个是他的母亲，另一个是他的妻子朱安。“祥林嫂”是母亲与朱安的“影子”。
1924年2月4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也许就是在那个晚上，他摊平了一摞稿纸，缓缓拿起笔来，蘸饱墨汁，开始写：“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
他把这篇小说的背景仍然放在自己最熟悉的“故乡”——“鲁镇”。这个春节是比较清静的，鲁迅可以静下心来从容写作。但他的心中无法从容，那一手提着竹篮、一手拄着破杆的祥林嫂，如幽灵般浮现在纸上，在切切地向他发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鲁迅慢慢地喝着酒，写完了这一传世名篇。当他收笔的时候，天已微明，他随手署明日期：“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
他略加斟酌，挥笔写下了文章的名字：“祝福”。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这小说的名字居然正与“朱安”暗合：“朱”、“祝”同音，“安”既是“福”。他也许正是借此为朱安、为母亲、为无数与她们同样的妇女而“祝福”!
后院的蜗牛
朱安，也许是上帝特意安排到鲁迅身边的。她维系了鲁迅一生的沉重。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接到“母病速回”电报，匆匆赶回去，却发现家里一片张灯结彩，惊愕之余很快就明白了。
头盖被揭去了。鲁迅静静地看了一眼新娘，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
在热闹的婚礼中，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一场漫长的婚姻灾难开始了。
婚礼的当天晚上，鲁迅彻夜未眠。朱安数次小心地说“睡吧。”鲁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一连三天，鲁迅都躲在母亲屋中看书，朱安在新房中独自作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无名的痛苦使她不知所措。
鲁迅的痛苦无疑是绝望性的，这种痛苦影响了他的思想和生活。婚后第五天，他就借口“不能荒废学业”，带着周作人去日本了。一走就是三年。
与鲁迅相比，朱安更加不幸。鲁迅忍受了漫长的煎熬，最终等到了他的“月亮”——许广平：而朱安，却真的“做一世的牺牲”，她一直在想着改善与鲁迅的关系，只是差距实在太大，渐渐也就没有了机会。
老房东的妹妹俞芳曾问她：“先生与许广平姐姐要是结婚了，你以后怎么办?”她凄凉地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儿一点儿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鲁迅的遗物
鲁迅在上海逝世后，朱安很想南下参加鲁迅的葬礼，终因周老太太年已八旬，身体不好，无人照顾而未成行。她将西三条胡同21号鲁迅离京前的书房辟为灵堂，一身孝服，为鲁迅守灵。
鲁迅的母亲病逝后，只剩朱安一个人了。她拒绝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虽然许广平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给朱安寄生活费，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很多时候，就连这样的生活也不能保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好“卖书还债，维持生命”。
朱安登报要把鲁迅的藏书卖掉，许广平得知消息，委托朋友去向朱安面谈：不能把书卖掉，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朱安尖锐地说：“你们总说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为什么不好好保存?”
当来人向她讲到许广平在上海被监禁、并受到酷刑折磨的事情后，朱安态度改变了，从此她再未提出过卖书，而且明确表示，愿把鲁迅的遗物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
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出，各界不乏慷慨解囊者，但朱安分文未取。
1947年6月29日，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她下遗嘱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_另外，再给她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她还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朱安生前反复对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
她死后葬在西直门外保福寺，没有墓碑。
鲁迅的月亮
迁到西三条后，表面看来，鲁迅与朱安的生活似乎很正常：鲁迅挣钱养家，朱安料理家务。然而，他们却终日无话，形同路人，日子就是在这样无奈的沉默中持续着。直到有一天，一个新的女性出现在鲁迅面前，这个女性就是当时26岁的许广平——鲁迅的学生。
1923年，鲁迅被聘为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的讲师，讲授小说史和文艺理论等课程。在他的小说《高老夫子》里，有一些文字也许就是初登女师大讲台时他自己内心感受的间接反映：“他不禁向台下一看，情形和原先已经很不同：半屋子都是眼睛……”
那“半屋子的眼睛”里，有一双格外专注，那是许广平的眼睛。许广平始终是鲁迅的崇拜者，她已经不满足于和其他同学一样。于是，她鼓起勇气，给先生写信：
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首盼着听讲《小说史略》的，是当你授课时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蕾于中的话；这时许是按捺不住了吧，所以向先生陈述……
这是许广平于1925年3月11日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
3月13日一早许广平收到了鲁迅的复信。展开信笺，“广平兄”三字赫然在目。鲁迅的信写得很长，谈了学风，谈了女师大校中的事，又着重谈了他的处世方法。关于“加糖”的问题，鲁迅也写到了：“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只好交白卷了。”感动之余，许广平立即写第二封信。一个月中，她给鲁迅写了6封信。鲁迅几乎是每接一信当天即复。
仅仅写信仍无法使许广平满足，她还好奇地想知道鲁迅是如何生活的。在彼此通信一个月后，她大胆地拉着一位好朋友，闯进了西三条鲁迅的家。
她看到了那座“神秘的”小院，看到了那仰慕已久的“老虎尾巴”，看到了在香烟的迷雾中显得有些朦胧、既庄重又和蔼的“先生”，自然，也看到了那位个子矮矮的小脚中年妇女——“先生”的妻子朱安。
鲁迅在1925年4月12日的日记中记道：“许广平、林卓凤来。”就是这简单的一笔，记下了许广平走进“老虎尾巴”的那一瞬间。谁也没有想到，这就是他新生活的开始。
我可以爱
“我可以爱!”这是鲁迅给许广平情书中的一句话!
1924年6月底端午节，鲁迅请许广平等六个女学生来家里吃饭。许广平她们轮番敬酒，最后换成白酒。鲁迅喝多了，开怀大乐，甚至用手轻扣许广平的头。这以后，两个人通信的语气更亲密了。
1925年夏天，鲁迅和许广平越走越近，鲁迅的内心却也越来越矛盾“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他向许广平坦陈了自己“不配”的种种因素，最后问：“为什么还要爱呢?”许广平却干脆地回答：“神未必这样想!”
《神未必这样想》是英国诗人勃朗宁的一首诗，它描写一对忘年恋人的遭遇，男人顾虑年龄差异，没有勇气结婚，女人十年后委身于一个不爱的人，男人依旧单身，交往了一个女演员，结果四个人都很不幸。这时男人才悟到：当初他的顾虑才是违反天意的——“神未必这样想”。这是鲁迅在女师大讲授过的课程，许广平拿来还给老师。
鲁迅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只说许广平“中毒太深”。
9月，鲁迅肺病复发，吐血，连绵数月不愈。病中，鲁迅用不到一周的时间，接连写下两篇小说，《孤独者》和《伤逝》。一 个年轻女性的爱情所给予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无论如何，鲁迅试图从孤独黑暗的深渊中振奋过来，把灰烬点燃。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相爱的细节，许广平后来做过这样的描述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在鲁迅寓所的“老虎尾巴”书房，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报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终于，鲁迅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年底，鲁迅在散文《腊叶》中将自己比作“将坠的病叶”，有幸被人怜惜，摘下来夹进书页保存。学生孙伏园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题材，鲁迅回答：“许公很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松懈，不要怠忽：但又很爱护我，希望我多加保养，不要过劳，不要发狠。这是不能两全的。”鲁迅提到的“许公”，正是许广平。
1923年到1926年期间，对鲁迅来说，他是创作力最为饱满的一个时期，发挥得最好的一个时期，与此同时也是个人生活最混乱不堪、最痛苦不堪的一个时期，他最后和许广平的爱情确认，真是走过千山万水般的不易。
北京鲁迅中学
前身是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近西单商业区，是一个融西欧古典风格与中国园林特色于一体的建筑群。建有“鲁迅生平展室”。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原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两位烈士的纪念碑仍完好地矗立在校园的青松翠柏之间。
飞扬的骂将
鲁迅似乎是骂人最多的人，被他指名道姓骂过的，少有百人左右，与之“交战”的重要人物，也有二三十名。如此之多，在中国现代文坛和学界，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的。如胡适、章士钊、杨荫榆，陈源、林语堂、梅兰芳、李四光、徐志摩、梁实秋、马寅初、沈从文、郭沫若、老舍，周作人、成仿吾、施蛰存、顾颉刚、邵飘萍、钱玄同、茅盾、吴佩孚、段祺瑞、蔡元培、康有为、梁启超……
从“五四”开始，一直到现在，历史环境让鲁迅刻毒，围绕着鲁迅的“骂人”，有许多公开的、私下的议论，也曾打过多少笔墨“官司”。一些人对鲁迅之“骂人”，深恶痛绝，以为太不讲情面，不够“绅士”，一些被鲁迅骂过的人则始终耿耿于怀，心有余悸；不过，也有人巴不得被鲁迅骂，想借此名垂千古。
告别旧京
北京生活的最后两年，鲁迅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世界语学校兼任课程，青年学生们时常三五成群地到西三条来拜访他，使过去十分偏僻的胡同一时热闹起来。在这期间，北京爆发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鲁迅不仅与青年学生并肩战斗，而且为了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还在家中掩护过几名女师大学生骨干。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不久写过的话，3月18日，被称为“民国以来最为黑暗的一天”。鲁迅被章士钊免职，女师大被非法解散。
1926年夏，鲁迅离京去了厦门。
“要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
厦门这座海滨小城自有其独特韵味，鲁迅初到时也不禁称赞“此地背山面海，风景佳绝”。而当时的厦门大学远没有现在这么阔气，学校地处荒僻、设施缺乏，连给教员住的宿舍也捉襟见肘。
鲁迅开设了两门课程：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文学史需要新编讲义，由于涉及的范围太大，厦门图书资料又很缺乏，编起来很费事。若利用厦大旧存的讲义去讲，自然是毫不费力，可鲁迅绝不肯这样做，他要“自己好好的来编一编，功罪在所不计。”于是有了《汉文学史纲要》。至于小说史，他用的是北京的讲稿，贯穿了一种要借助对小说这种在历史上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形式的研究来发现其所含的与正统价值相背离的民间价值的思路。这一切，鲁迅都是以学术姿态来“说”和“做”的。
“好事之徒”与“傻子”
鲁迅不拘于埋头做些研究，他绝不会放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厦门的演讲之风，在他来了以后日渐兴盛。
1926年10月14日，鲁迅在厦大群贤楼礼堂作了来厦后的第一次演讲，题目是：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
针对时局，他把“少读中国书”同“救中国”联系起来，提出青年学生要救国，并不在读中国书，而是要勇于做改革社会的“好事之徒”。
他说，世人于好事之徒往往不满，其实不然，“今日之中国，这种‘好事之徒’却不妨多”，因为社会一切事物，就是要有好事的人，然后才可以推陈出新，日渐发达。他深知做好事之徒不容易，所以最后说，万一不能做到，则人们对于“好事之徒”，应该不可随俗加以笑骂，尤其对于失败的“好事之徒”，更不要讥笑轻蔑。
一个月后，在集美中学的演讲中鲁迅又把这个话题深入下去，提出世上聪明人很多，却往往不能办事，因为他们过于计较个人得失，即使肯做有利于社会别人的事情，也常常不真诚，不彻底。于是“世界是傻子的世界”。做“好事之徒”和“傻子”，是鲁迅对国人的呼唤，而他自己，正是这么去实践的。
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
鲁迅曾住在集美楼。
1952年，集美楼被辟为鲁迅纪念室，1956年宋庆龄、郭沫若先后为该室题词。1976年10月，进行全面整修和充实，扩展后命名为“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正式对外展出。
厦大的鲁迅纪念馆，是全国五所鲁迅纪念馆中惟一设置“鲁迅与许广平”专题展厅的。走进展厅，鲁迅与许广平深沉热烈的爱情，在来往于两地的书信中呼之欲出。
专题展室以《两地书》为中心，对他们的感情生活作了回顾。展览由四个部分构成，分别是“我可以爱”、十年携手共艰危、锲而不舍和跟着鲁迅的足迹。
相思树
爱情让鲁迅变成一个顽童。厦门大学里种有相思树，一天，看到一头猪跑来吃相思叶，正在热恋中的鲁迅看到代表爱情的相思树叶被猪吃，正叉感油然而生，当场和猪“展开决斗”。当时有位教员看到，鲁迅对那位教员说，他与猪斗的理由是不能告人的。
两地书
在厦门的日子是寂寞的，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一书中写到，从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和他的回忆文字中，人们可以体味到他那一时期的寂寞与哀愁。鲁迅本来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不甘寂寞，不一定“热衷”，“热衷”不一定是想做官。为了恋爱和人世间的挣扎，也可以热衷的。
恋爱中的许广平写下的《风子是我的爱……》这情绪激昂的散文诗，无异一篇爱情宣言：“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 干，于你们无关系……”点燃了鲁迅的激情，让他明白了爱的真谛，许广平帮助鲁迅摆脱了绑在他身上的最后一道封建锁链。
鲁迅到厦门任教前曾与许广平相约，奋斗两年打下基础，将来能够生活在一起。不过分处两地四个多月，两人饱尝了人间的相思之苦。
厦大时期正是鲁迅与许广平两人确立恋爱关系的关键时期，他和许广平频频通信，四个月里往返书信多达80多封，差不多平均36个小时就写一封信。著名的《两地书》主要写于这个时期。《两地书》是一本情书。公开出版自己的情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创举。这里面有许多亲密的称呼，许多私密的情话，虽然更多的是两个师生在讨论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而爱情就是这样产生的。
有一次，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提到，自己教的课堂上来了两个教育系的女生，但自己是“目不斜视”的。许广平则回信说：“斜视有什么要紧，惯常倒不是斜视，许是冷不防地一瞪……”鲁迅再回信：“斜视尚不敢，何况瞪呢”。像这样的细节在《两地书》中常可见到，两人表达爱意的方式既微妙又有趣。这个时期，鲁迅的心情是温暖的，笔致是温婉的，“沉静”、“安宁”是在厦期间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
荒坟前的留影
“我决计要走了，……年假中我必到广州走一遭，……又我近来忽然对于做教员发生厌恶，于学生也不愿意亲近起来，接见这里的学生时，自己觉得很不热心，不诚恳。”
鲁迅于1927年1月离开了厦门，他在本质上是不属于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因为他更关心的是现实而不是历史，是人生而不是书本，是人的情感意志而不是学理。
临走前他特地到南普陀的一座荒坟前留影，周围有平日他最喜欢的龙舌兰，高大，强壮，在铅灰色的丛冢和枯黄的坡地上，剑形叶竖起一簇簇绿色的苗焰。
他选择了一个写着“许”字的墓碑在前面留影，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表现他对许广平的爱。
柔软时期
“最终，我想是祖父受不了两年约定的折磨，于1927年1月18日辞去厦大的工作来到广州和祖母聚会，当然，最终是在这里奠定了他们爱情的归宿……这是鲁迅一生最柔软的时期，也是他最浪漫的时期。”鲁迅长孙周令飞这样评说。
就在鲁迅终于确信了许广平的爱情的同时，中山大学接连来信，热情地邀他去担任国文系的教授和主任。这无疑从另一面增强了他的勇气。人世间不但真有值得信赖的爱情，他自己也还有可以阔步的生路。鲁迅鼓励许广平到中山大学给他当助教：“不必连助教都怕做，对语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了。”
与在是非之地北京不同，鲁迅和许广平恋情在广州基本公开，不仅接连外出游览、看电影，有来客来访时许广平也不再回避。开始鲁迅与好友许寿裳同住大钟楼，后共租白云楼二楼，许广平也搬过去同住。这可以看作是两人爱情的正式宣言。
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二十年后，鲁迅总算逃出来了。
身边有了许广平，他似乎年轻了许多。整个心灵都因此变得松弛了。
1927年旧历初三，他和许广平等人漫步越秀山，也许是想表现一下身手，他执意从土堆上跳下来，却碰伤了脚。半个月后他去香港演讲，还是一拐一拐的，走得很费力。这似乎是一个象征，尤其当人们读到他在广州的那些激昂的言辞，既表现了他心情的活泼，更暗示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45岁才尝到爱情，已经太晚了，他无法像小伙子那样忘情地拥抱它。即使他决意和许广平同居了，即便他努力显示一种勇敢的姿态，他内心还是相当紧张。他承担着旧道德的负担，同时又追求新道德的自由和爱情：当他受着旧道德体系的责难，却又无力做到新道德体系的决绝。
“愿听大炮声”
在广州的最初几个月，无论说话做事，他的态度都那样积极，和在厦大不同。有活力的人不但应该对将来抱有信心，更应该投入实际的革命。于是鲁迅藏起他先前那个彻底的怀疑意识，热烈地赞扬北伐，赞扬革命。尤其是对青年人发表演讲，他更是慷慨激昂。他称赞广州是“革命策源地”，而现在已是“革命的后方”：他向中山大学的学生呼吁，要他们用“革命的精神”，“弥漫”自己的生活“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他更说自己“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
一次演讲会上，他甚至提高了嗓门，大声号召说：“广东实在太平静了，我们应该找刺激去!不要以为目的已达，任务已完，像革命成功时说的，可以过着很舒服的日子!”“在这样沉静的环境下面，要想生出什么文艺的新运动是不容易的。大家这样子懒下去是不行的，我们要紧张一点，革新一点……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了，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现在是可以动了，是活动的时候了。”
外江佬
“……广州人以我为‘外江佬’，孤孑特立，无从考查。而最大的阻碍则是言语、直到我离开广州的时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语，除一二三四……等数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几乎无不因为特别而记住的H&nb&r&n(统统)和一句几有学习异地言语者几乎无不最容易学得而记住的骂人话Tiu-na-ma而已。”——(鲁迅《在钟楼上》)
很惊讶鲁迅居然会讲广州的粗话。他在一篇奇妙横生的文章中模仿老广州骂街——“大约是因为屋外的电灯几乎Hanbaran被他偷去，所以要Tiu-na-ma了。于是就仿佛解决了一件大问题似的，即刻安心归坐，自去再编我的《唐宋传奇集》。”
虽然鲁迅曾撰文认为广州“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而“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仍“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
“最爱吃的是‘杨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头的，完全失却了本味。汕头的一种较大，却是‘三廉’，不中吃了。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绩。”鲁迅还特意写过一篇《如此广州》，他认为广州人迷信风气过盛，却蕴涵着一种很认真的精神，不像别处“迷信迷得没出息了”，他认为这点非常可贵。
“无话可说”
爱情并不能使鲁迅摆脱困境。他到广州才一个月，就有人以《鲁迅先生往那里躲》的标题，在《新时代》报纸上批评他。指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变得“无话可说”。与此同时，广州的文学界也开始有人批评他“落伍”。面对种种不满，后来鲁迅声明“我虽不呐喊，却正在辩论和开会”。
“我已经自觉到自己久已不动笔，但这事却应该归罪于匆忙”。后来他写《在钟楼上》一文，追忆了居住在钟楼期间受到种种环境和人事干扰的往事——
“在钟楼上的第二月，即戴 了‘教务主任’的纸冠的时候，是忙碌的时期……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分数多寡的辩论，及格与否的辩论，教员有无私心的辩论，优待革命青年，优待的程度，我说已优，他说未优的辩论，补救落第，我说权不在我，他说在我，我说无法，他说有法的辩论；试题的难易，我说不难，他说太难的辩论……现在想起那时的辩论来，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呵。然而那时却并无怨尤”。
鲁迅当然不愿意青年人误解他，但是，他又很知道，他其实无法向这些青年解释清楚，他们尚还不能理解他那“无话可说”的深刻的迷惘!
血的游戏
接着是中山大学内部的人事纠纷。鲁迅虽是教务长，学校的实权却操在教务委员会手中。这委员会的几个主要人物，像戴季陶，朱家哗等人，都是国民党的要人，官场上的老手，他们绝不愿意将中山大学办成北大那样的学校，鲁迅和他们自然不会有多好的交情。
然而，更令他震惊的是“四·一五”大搜捕。在北京，是段棋瑞的卫队屠杀请愿学生，到广州，却又看见国民党更大规模地杀戮昔日的盟友，偌大一个中国，难道就逃不脱这样的惨剧7他尤其震惊的，是那屠杀者中间，竟也有许多青年人不但有年轻的目不识丁的赳赳武夫，更有年轻的戴着眼镜的大学生，投书告密，助官捕人，且还格外起劲。
他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在南方的温暖、生机和光亮当中，竟看见了更为严重的寒冷、死地和黑暗，他简直目瞪口呆了。
国民党的“清党”不但在精神上给他严重的打击，而且在人身安全上，也似乎要对他造成威胁。9月27日，他和许广平登船离穗，
不要枪的战士
上海滩这条黄金大马路是鲁迅的精神磨石。当挂着太阳旗的炮舰游弋过黄浦江，东方图书馆的黑烟翻滚起来，斜对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北川公寓书桌被“1·29”的子弹所洞穿，商务印书馆成了废墟。民族的思想家同60万难民一起，流过租界的铁门去南京路周围避难。黄金大马路的每次穿越都是砥砺。
这条黄金大马路又是伟大思想家的堑壕。
1930年5月7日，还是在南京路西藏路这个大十字星座上，爵禄饭店，一个思想家与一个革命家秘密会面。革命家要发给思想家一枝手枪。革命家：法国作家巴比塞曾经发表过一个宣言。思想家：这很容易，我在中国就会住不下去，到
外国当寓公，个人倒是舒服的。革命家：党要在上海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搞武装斗争。
思想家：我不赞成赤膊打仗，我留在中国，还能打一枪二枪，继续战斗。
革命家：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所以发给你一枝枪。
思想家：我没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
这位革命家是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李立三，思想家是鲁迅。
他是思想的战士，以他自己的方式坚守哨位。
“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这真是非常精确的预言，鲁迅生命的最后九年间的大致的生活状况，几乎全包括在这段话中。他不愿过安闲的桃源生活，他希望自己的呐喊能有人呼应。尽管处处是生意经尽管还有盯梢、绑架……鲁迅仍留在了上海。
居上海不足十年，出版杂文集十余本，翻译专著十余本，整理美术图籍多本，自认成绩两倍于前二十年。
“景云深处是吾家”
到上海第一站，即许广平笔下“景云深处是我家”。鲁迅偕许广平一住近3年，
鲁迅毕竟是小时候接受过完整的礼教训练的人，而且又是盛名之下，在他心理上造成的压力可想而知。但在他个人的精神世界，这份婚姻之外的感情生活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可是以什么姿态面对社会舆论，他却长时间张惺无措?巨大的压力产生了心理畸变。
鲁迅和许广平到了上海开始同居生活很久后，鲁迅在向朋友介绍许广平时，依然只说是自己的助手。
一年后，为了表示庆贺，也为了让他们放松紧张的神经，鲁迅的学生许钦文等邀请他们二人去杭州游玩，事实上等于让他们补度蜜月。但鲁迅却让人预定了一个三人间，到杭州后又告诉许钦文：“钦文，你留在这里。以后白天有事，你尽管做去，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他让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把自己和许广平隔开!演出一幕让第三者蜜月陪睡的喜剧。
结婚以后，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是超于一般夫妻之上的。许广平自己说：“我自己之于他，与其说是夫妇的关系，倒不如说不自觉地还时刻保持着一种师生之谊。这说法，我以为是妥切的。”
景云深处的新家里，鲁迅教许广平日语；为了鲁迅的写作，许广平千方百计查资料抄稿，找参考书籍；鲁迅的文章写成，她总是第一个读者与批评者；鲁迅重要的谈话，她注意记录与整理，以便编辑成书，对鲁迅的文稿，她精心保管，哪怕是弃置的零章片页，也要保存下来。
怜子如何不丈夫
1929年9月27日清晨，经过二十七八个小时的阵痛，他们的儿子海婴诞生了。此前当许广平难产时，医生曾征求过他的意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他毫不犹豫地说：“留大人。”看到母子俩都平安，他感到非常幸运和高兴。鲁迅欣慰而又恢谐地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
第二天，他满面欢悦地到医院，手里拿着一棵小巧玲珑的松树，轻轻地放在许广平床边的小桌上，既象征着他的性格，又象征着那个刚刚降生的新生命，象征着新人家庭生活的开始。
孩子出生时，医生建议请乳母，但鲁迅一定要自己照料。他和许广平都没有育儿的经验，从哺乳到洗洛，完全按照书本行事，结果适得其反，弄得小海婴忽而挨饿，忽而受冻。这才又请教医生，雇了看护为孩子洗浴。鲁迅有些气馁地对许广平说：“还是让她洗罢，我们洗病了不是还要花更多的钱吗?我多写两篇文章就好了。”
有了海婴，鲁迅就搬到楼下的会客厅去工作了，以免抽烟、会客打扰母子的休养。朋友来了，鲁迅总会抱着海婴给他们看，日常聊天也总是不自觉地谈到孩子的话题上来。
给海婴看病的日本医生坪井也觉得这位父亲过于宠爱孩子，鲁迅便写了《答客诮》，赠给医生：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诗的后一句是说，老虎也怜爱自己的幼仔。他也对许广平说，有了他们母子的牵累，做事的胆子比较小，时常有更多的顾虑。
与梁实秋论战
鲁迅刚到上海不久，一场著名的论战成为当时论坛的重要话题。
梁实秋从美国回来之后。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文中，梁实秋把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当时景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但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扩展到“人性论”的问题，相隔仅两天，他又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一个多月后，在《拟豫言》一文中，他还以杂文笔法把梁实秋着实嘲弄了一番。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余，不能不接受这一严重的挑战。
使梁实秋隐隐感到不安并且很不服气的，是鲁迅进行争论时的“态度”。在上列三篇杂文里，鲁迅的文笔毫不客气，像“梁实秋教授”、“上海的教授”、“美国开演《玉堂春》的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绝非卢梭所及”一类语言，确乎会使梁感到极大的不舒服。
梁实秋反击鲁迅时所抓到的问题，正是鲁迅相当敏感的一个问题。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鲁迅明白终于碰上了一个理想的“敌手”，情绪立即亢奋起来。论战进入最高潮的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在这之前，创造社的冯乃超曾著文称：“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老辣的梁实秋马上回敬了一枪：“《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话说得俏皮，而且包含了用心甚深的余意。据说，鲁迅读到此文后的反应是，先是冷冷一笑，随后道：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写下了这篇影响深远、多年来被奉为典范之作的名文。文中，鲁迅充分调动起他作为杂文圣手的一切潜能，以形象化的，又是逻辑推理式的方式，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的套子，稳稳地戴到了梁实秋的脖颈上，
鲁迅的骂人，从来一语中的，花样百出，无人能及。但是人们并不因为自己骂不精彩而不骂他。鲁迅说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再他的骂词中要算厉害的，再看别人的骂他就知道不过小巫了。梁在供给他的文章里也有过到××党去领卢布之类的凶恶之词。随手翻，有把鲁迅比作老女人的，封建余孽的，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蒂，说他被共产党屈服的，说他的文章渗有毒汁，散布妖言的，说他愿作汉奸的。
只有他房间还亮着灯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我又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这篇为人熟悉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写于拉摩斯公寓。1930年5月12日，为躲避通缉，鲁迅一家迁至由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出面租的拉摩斯公寓。这幢因建造者英国人拉摩斯得名的大楼，今天仍伫立在四川北路多伦路口，只是名字换成了川北公寓。
1930年，中国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几乎同时，左联成立。
加入左联以后，鲁迅照例打他的“壕堑战”，从事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工作 面培养青年，继续新文艺的建设。这时他开始倡导现代木刻；办世界版画展览会。
1931年1月17日，柔石、李伟森、胡也频、殷夫、冯铿五位左翼青年作家在沪被捕。鲁迅也上了搜捕名单，不得已二次避难，举家移居花园庄旅馆。避难的一个深夜，他获悉柔石等人被害的消息，悲愤难抑，独自在院中徘徊沉吟：“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1933年，鲁迅的社会活动和写作都极频繁。他与宋庆龄等人联名签署《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他参加了国际反帝反战大会远东会议，他的通讯集《两地书》出版，杂文集《伪自由书》出版……日本友人增田涉曾经回忆：“有一次，夜里二点钟的时候，我走过他所住的大楼下面，只有他的房间还亮着灯，那是青色的灯光，在漆黑的夜里，只有一个窗门照耀着。”
职业作家
鲁迅在上海生活的9年，也是他一生中作为职业作家生活的时期一此前，他一直以做官教书为业，写作不过是业余的事。自1927年12月起，因蔡元培推荐，鲁迅出任南京政府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能按时领取三百元的津贴，且不必去上班，加上版税和稿费，作为职业作家，鲁迅在上海的日子是他成年后物质生活较为宽裕的惟一时期。
鲁迅辞世不久，女作家苏雪林大肆讨伐他。她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中，颇为愤慨地谈到了鲁迅在上海的生活状况：“当上海书业景气时代，鲁迅个人版税，年达万元。其人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缠则久已累累”，“治病则谒日医，疗养则赴镰仓”。
鲁迅自己说：“我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
儿时曾经是富家子，又经历了这样刻骨铭心的大半生贫困生活，他对钱该是有深刻的认识了。早在1924年他就说：“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重要了。”(《娜拉走后怎样》)所以，他到上海后，虽然逐渐有了几个余钱，然而又怎敢摆阔呢?
在中国第一代新文学家当中，鲁迅是最早走上职业作家道路的一个。不仅如此，鲁迅做职业作家也是最优秀的一个——无论作为职业作家所进行的文化活动还是作为职业作家所取得的世俗价值及其处理物质生活的态度和方式方法，他都成为了他那个时代及其后的杰出代表和导师。
坐在地狱写天堂
1933年4月11日，鲁迅搬入大陆新村9号。
这时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肺结核与肋膜 炎一直纠缠着他。他经常发烧，咳嗽，开始还能靠服药抑制，后来服药也无济于事。他的体重降到38公斤，穿着棉袍子在街上走，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
一位日本朋友这样描述病重时的鲁迅：“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气是凝然的，尽管是非常战斗的，却显得很可怜，像受伤的狼了”。
在鲁迅一生中的很多时候，他都像受伤的狼，面对无边的旷野，发出自己的愤怒和悲哀。瞿秋白把他称作“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狼”，鲁迅自己也喜欢这样说自己：痛苦时索性躺在荒山里，在草莽中，舔着自己的伤口。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这是1936年春天鲁迅写的一篇文字。文章取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题目《这也是生活》，病痛已经成为鲁迅这几年的生存常态，他说：“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言语间，充满了对生活的留恋和对未来的不祥预感。
姑活的心态，在鲁迅蛰居上海期间，是很强烈的。在致友人信中，这种心态若隐若现地流露着：中国恐怕难以安定。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猖獗，青年常失踪。我仍在家里，不知是因为没有线索呢，还是嫌我老了，不要我，总之我是平安无事。只要是平安无事，就姑且活下去罢。1936年3月8日致杨晋豪信中，说到自己的病时，写道：“不过这回大约也不至于死。”
赶紧做
“赶紧做”这是鲁迅最后的日子最强烈的念头。烦躁和急切常常充斥着他的内心，开始对生活的琐碎表现出不耐烦。“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
到1935年春天，他甚至连母亲想到上海来住一段时间也感觉麻烦，对朋友抱怨说：“不久，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会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就是一个人关系太多，许多时间都不是自己的。”
在孤独黑暗的环境里，鲁迅喜欢每日的晨昏、昼午与几个青年朋友海阔天空地谈论社会、人生与文艺，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父爱般的感情。从柔石到冯雪峰，在许多照片里都可以看到生动温馨的情景。看电影、游公园、逛书店、看画展，这些青年一直在陪伴着鲁迅，可是，这样的友谊经常被统治者的血腥所笼罩。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他写道：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这30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电影迷”
鲁迅在上海生活的九年，最初只是偶尔看电影，后来几年却常看，当时一些书店的老板常常议论说：“鲁迅真阔气，出入汽车，时常看电影。”许广平也说：“如果作为挥霍或浪费的话，鲁迅先生一生最奢华的生活怕是坐汽车，看电影。”鲁迅生命的最后20年，一共看了149部电影，而定居上海的10年间看了142部之多，其中美国片121部。
鲁迅当时很推崇进步的外国电影。他对前苏联的早期革命电影也情有独钟，如《夏伯阳》等。逝世前10天，他还观看了由普希金小说改编的《复仇艳遇》，鲁迅把它视为“最大慰藉、最深喜爱、最有纪念的临死前的快意”影片，并向友人推荐“不可不看”。
鲁迅尤其喜欢美国电影，他对好莱坞的探险片、喜剧片、侦探片、歌舞片都作了公允的评价，特别对卓别林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城市之光》给以热烈的赞赏。他看得最多的是美国纪录片学派实地拍摄的探险片，计有37部之多，如《南极探险》、《人兽奇观》等等。
鲁迅热情扶持中国电影事业，特别是对早期进步演员阮玲玉的自杀和“左翼剧联”盟员艾霞之死，鲁迅写下了怒不可遏的檄文《论人言可畏》。
随着上海的电影竞夸“风情、浪漫、香艳、肉感、滑稽、恋爱、热情、冒险、勇壮、武侠、神怪……”之时，鲁迅对国产的片子也兴趣索然。针对无聊的片子，鲁迅曾当头棒喝：“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很受着‘才子加流氓’式的影响……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
“忘记我，管自己生活”
“不克厥敌，战则不止。”对鲁迅来说，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战胜的敌人。但是，现在，有一个敌人是他无法对付的，那就是死亡。
1936年3月，鲁迅患气喘，此后日渐消瘦，身体大不如前。但他照常工作，并不特别注重休息，除了翻译《死魂灵》第二部以外，还为殷夫诗集作序，写下《写于深夜里》、《三月的租界》、《出关的“关”》等很有分量的文章。尤其是《写于深夜里》，全文充满激情的呼喊，透着彻骨的讽刺的力量，史沫特莱称之为“一篇显示一切天才迹象的散文”。
到了5月，他整个精神显现出极度衰惫的状态，后来连日记也写不下去了。从许广平到许多关心他的友人，包括宋庆龄，都劝他休息和治疗，到底被拒绝了。他用了责问的口气说：
“当别人正在斗争，吃苦，死，而你们却要我在床上安安静静地躺上一年，对么?”
所有言辞恳切的劝说都全无效力，易地疗养的计划也没有实行。一直给他看病的日本医生须藤警告他不要多动，只要静静躺着。他的答复是：“我一生没有养成那样的习惯，不做事，不看书，我一天都生活不下去。”
他告诉须藤：“我请你看病是有条件的。第一，是要把病治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动不动的一个月可以治好，我宁愿动动，花两个月治好。第三，假如治不好，就想法把生命拖延着。”他几次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么躺着过日子是会无聊得使自己不像活着的。我总是想，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为结果还是一样，多几年也是白活的。”
只要病情稍愈，他立即恢复写作。7月，他开始写了一篇《<呐喊>捷克译本序言》，8月继续写作，9月的成绩超过8月，10月又写了好几篇。文章依然笔意纵横，强劲如昔。
此间，一面的主题是怀旧，如《我的第一个师父》，还有两篇关于章太炎的回忆文章：另一面的主题是复仇，有《半夏小集》、《女吊》，甚至连《死》也是不妥协的态度。
一个都不宽恕
1936年10月18日凌晨，鲁迅的气喘病突然发作。医生和看护的人们用了各种办法，都不能缓解病情。这一天晚上，许广平每次给他揩手汗，他都紧握她的手，仿佛是要握住自己的生命到第二天凌晨，在苦苦地跋涉了56年之后，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大陆新村2楼卧室里，月历牌至今翻在十月十九日这一张，梳妆柜上的铁皮闹钟，指针指向5点25分。而窗前书桌上，笔筒中仍斜斜插着3支毛笔。一篇《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写了一半，墨迹似未干。这是鲁迅未完成的遗作。
鲁迅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一个伟大的灵魂离去了。
一万人瞻仰遗容，六七千人送葬，这民众葬的仪式，在中国是破天荒的总动员。
挽歌声中，覆盖着一面“民族魂”旗帜的鲁迅灵柩，葬入墓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