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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外长的重任众望所归地落在总理周恩来肩上。他有一批得力的股肱。
在新中国初期的外交部，先后有六位副外长。其中，最早任命的是王稼祥(任职时间，下同，1949年10月～1959年9月)、李克农(1949年10月～1954年10月)和章汉夫(1949年10月～1972年1月)，次年是伍修权(1950年12月～1955年1月)，1954年张闻天接替李克农出任副外长(1954年12月～1960年11月)，随后姬鹏飞也披任命为副外长(1955年1月～1972年1月)。这些副外长大多有留学经历，长期从事地下、统战或外事工作，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
其中，王稼祥和姬鹏飞既是副外长，又是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王稼祥作为新中国首任驻外大使，其出使受到了空前的礼遇和关注，这在当时是一段美谈。王稼祥在30年代曾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他年轻时曾留学苏联，后又几度前往莫斯科工作或治伤疗养，1949年7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秘密访问苏联，商谈筹建大使馆事宜。所以说，1949年出使苏联对王稼祥来说可谓轻车熟路，他很快便进入了角色。1949年12月，毛主席出访苏联。不过一开始，中苏两国领导人并未进行实质性的磋商，当时毛主席含蓄地提出中苏应搞个“又好吃又好看”的东西，让苏方摸不着头脑。这时，王稼祥起了作用。他去摸毛主席的底，毛说把我弄来就为祝寿，未免太简单了嘛，应该搞个政治文件。得知这一意向后，王稼祥便以大使身份去苏外交部点破毛的来意。苏方很快表示同意。而后，王稼祥又随同赶来莫斯科的周恩来参加了《中苏友好同盟瓦助条约》的谈判和签订工作。1951年2月，王稼祥卸任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一直到1966年。
姬鹏飞接到外交部调令时，是第三野战军七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驰骋疆场已20年。1949年11月，周恩来亲自“点将”调姬鹏飞入京，原意是让他出任驻英大使，无奈中英建交谈判久拖不决，于是改派他出任驻民主德国大使衔使团长。行前，周恩来特意嘱咐：“你到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工作，任重道远啊!”大使衔使团长相当于特命全权大使，但并不称为大使，这是因为当时民主德国的外交权受控于苏联军事管制委员会，苏联驻德使节即称外交使团团长。1953年11月，苏联管制委员会撤销后，使团长改称大使。在姬鹏飞出使民主德国期间，中德关系得到全面的发展。在民主德国，毛泽东的名字家喻户晓，有的工厂、农机站、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少年先锋队等还以毛主席的名字命名。到1955年姬鹏飞卸任回国之时，中国共有60余个代表团访问了民主德国。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曾是中共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出生于中华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苏南，曾经留学日本、美国和苏联(是王稼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通晓日语，能用英语演讲，也有很高的俄语水平。1950年，在苏联的建议和支持下，新中国组团准备出使联合国，任命张闻天为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然而遗憾的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张闻天最终没能在联合国施展才华。翌年，张闻天接替王稼祥出任第二任驻苏大使。期间，一直爱好搞理论工作的张闻天建立了中国驻外使馆第一个研究室。在当时照搬老大哥模式的形势下，张闻天建立的研究室意义深远。也正是在张闻天出使苏联期间，中国请苏联帮忙印制了人民币。从1953年至1957年，苏联代印人民币(币值大都是十元及十元以内)的工作持续了五年。1954年，张闻天随周恩来出席了日内瓦会议，同行的还有时任副外长李克农。正是在张闻天领导下，外交部先后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外交学院， 《世界知识》也由人民出版社转入外交部。
1955年，中央授予52名将领上将军衔，其中有一位将军从未领过兵打过仗，他就是李克农。但是，李克农在外事领域有着与战功相媲美的重大贡献。他曾长期潜伏在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民。毛泽东曾说：“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朝鲜停战谈判时，具有丰富谈判经验的李克农和乔冠华是幕后指挥者。当时，在一线与美国人正面交锋的是朝鲜的南日将军，李克农和乔冠华则在二线指挥。 “李克农就坐在离会场只有百米远的一个小房子里”，秦叔瑾(停战谈判代表团参谋)曾回忆说，“谈判桌上有什么问题，联络官柴成文就跑出来向李克农汇报”。
章汉夫是新中国初期任期最长的副外长。他曾留学美国和苏联，民期从事党的组织、宣传、统战和国际联络工作，并活跃于新闻界。1945年，章汉夫曾随同中共代表董必武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上海解放后，章汉夫出任上海市外事处处长。正是由于他丰富的外事经验，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便被委任副外长一职。1954年，章汉夫还代表中国政府与印度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并第一次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写进国际条约。次年，章汉夫又随周恩来出席了万隆会议。章汉夫有很高的外交才能，即灵活又细心，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周恩来也很器重章汉夫。据说，中印边界冲突结束后，中国曾派代表前往科伦坡向正在开会商讨调解中印冲突的六个亚非国家解释真相，周恩来事后说，没有派汉夫去科伦坡做工作，是外交上的一大失策。
说起另一位副外长伍修权，人们都会想起新中国在联合国的第一次亮相。1950年底，正是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出席安理会，谴责美国武装侵略台湾。伍修权早年留学苏联，曾担任共产国际李德的翻译，也曾多次参加与美军、国民党军代表的谈判。外交部成立时，伍修权出任苏联东欧司司长，并以这一身份随周恩来前往苏联参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工作。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参战，而后美国又悍然派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在苏联的支持下，新中国派伍修权等人出席安理会控诉美国。而美国则是试图利用联合国让中国成为被告，甚至要求将苏联提议的邀请中国与会的“邀请”二字改为“召唤”。对于伍修权来说，这是第二次接受前往联合国的任务。第一次是在1945年联合国召开制宪会议之际，国民党百般阻挠中共代表与会，最滑稽的是，国民党称伍修权患有“沙眼”，所以不能参加代表团。时隔五年，代表新中国的伍修权终于实现了联合国之行。当时在“美帝国主义的地盘”上行事，伍修权一行颇有种“深入虎穴”的感觉，一路极为谨慎，就连看到地毯上因静电擦起的火花都会怀疑是不是特务装置。1950年11月28日，伍修权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言，严厉控诉了美国的罪行，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位美国黑人说：“你们这次发言，是有色人种第一次指着美国的鼻子谴责他们，告诉他们地球上不仅只有美国人存在。”
(图片为本刊资料)
在新中国初期的外交部，先后有六位副外长。其中，最早任命的是王稼祥(任职时间，下同，1949年10月～1959年9月)、李克农(1949年10月～1954年10月)和章汉夫(1949年10月～1972年1月)，次年是伍修权(1950年12月～1955年1月)，1954年张闻天接替李克农出任副外长(1954年12月～1960年11月)，随后姬鹏飞也披任命为副外长(1955年1月～1972年1月)。这些副外长大多有留学经历，长期从事地下、统战或外事工作，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
其中，王稼祥和姬鹏飞既是副外长，又是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王稼祥作为新中国首任驻外大使，其出使受到了空前的礼遇和关注，这在当时是一段美谈。王稼祥在30年代曾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他年轻时曾留学苏联，后又几度前往莫斯科工作或治伤疗养，1949年7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秘密访问苏联，商谈筹建大使馆事宜。所以说，1949年出使苏联对王稼祥来说可谓轻车熟路，他很快便进入了角色。1949年12月，毛主席出访苏联。不过一开始，中苏两国领导人并未进行实质性的磋商，当时毛主席含蓄地提出中苏应搞个“又好吃又好看”的东西，让苏方摸不着头脑。这时，王稼祥起了作用。他去摸毛主席的底，毛说把我弄来就为祝寿，未免太简单了嘛，应该搞个政治文件。得知这一意向后，王稼祥便以大使身份去苏外交部点破毛的来意。苏方很快表示同意。而后，王稼祥又随同赶来莫斯科的周恩来参加了《中苏友好同盟瓦助条约》的谈判和签订工作。1951年2月，王稼祥卸任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一直到1966年。
姬鹏飞接到外交部调令时，是第三野战军七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驰骋疆场已20年。1949年11月，周恩来亲自“点将”调姬鹏飞入京，原意是让他出任驻英大使，无奈中英建交谈判久拖不决，于是改派他出任驻民主德国大使衔使团长。行前，周恩来特意嘱咐：“你到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工作，任重道远啊!”大使衔使团长相当于特命全权大使，但并不称为大使，这是因为当时民主德国的外交权受控于苏联军事管制委员会，苏联驻德使节即称外交使团团长。1953年11月，苏联管制委员会撤销后，使团长改称大使。在姬鹏飞出使民主德国期间，中德关系得到全面的发展。在民主德国，毛泽东的名字家喻户晓，有的工厂、农机站、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少年先锋队等还以毛主席的名字命名。到1955年姬鹏飞卸任回国之时，中国共有60余个代表团访问了民主德国。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曾是中共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出生于中华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苏南，曾经留学日本、美国和苏联(是王稼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通晓日语，能用英语演讲，也有很高的俄语水平。1950年，在苏联的建议和支持下，新中国组团准备出使联合国，任命张闻天为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然而遗憾的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张闻天最终没能在联合国施展才华。翌年，张闻天接替王稼祥出任第二任驻苏大使。期间，一直爱好搞理论工作的张闻天建立了中国驻外使馆第一个研究室。在当时照搬老大哥模式的形势下，张闻天建立的研究室意义深远。也正是在张闻天出使苏联期间，中国请苏联帮忙印制了人民币。从1953年至1957年，苏联代印人民币(币值大都是十元及十元以内)的工作持续了五年。1954年，张闻天随周恩来出席了日内瓦会议，同行的还有时任副外长李克农。正是在张闻天领导下，外交部先后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外交学院， 《世界知识》也由人民出版社转入外交部。
1955年，中央授予52名将领上将军衔，其中有一位将军从未领过兵打过仗，他就是李克农。但是，李克农在外事领域有着与战功相媲美的重大贡献。他曾长期潜伏在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民。毛泽东曾说：“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朝鲜停战谈判时，具有丰富谈判经验的李克农和乔冠华是幕后指挥者。当时，在一线与美国人正面交锋的是朝鲜的南日将军，李克农和乔冠华则在二线指挥。 “李克农就坐在离会场只有百米远的一个小房子里”，秦叔瑾(停战谈判代表团参谋)曾回忆说，“谈判桌上有什么问题，联络官柴成文就跑出来向李克农汇报”。
章汉夫是新中国初期任期最长的副外长。他曾留学美国和苏联，民期从事党的组织、宣传、统战和国际联络工作，并活跃于新闻界。1945年，章汉夫曾随同中共代表董必武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上海解放后，章汉夫出任上海市外事处处长。正是由于他丰富的外事经验，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便被委任副外长一职。1954年，章汉夫还代表中国政府与印度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并第一次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写进国际条约。次年，章汉夫又随周恩来出席了万隆会议。章汉夫有很高的外交才能，即灵活又细心，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周恩来也很器重章汉夫。据说，中印边界冲突结束后，中国曾派代表前往科伦坡向正在开会商讨调解中印冲突的六个亚非国家解释真相，周恩来事后说，没有派汉夫去科伦坡做工作，是外交上的一大失策。
说起另一位副外长伍修权，人们都会想起新中国在联合国的第一次亮相。1950年底，正是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出席安理会，谴责美国武装侵略台湾。伍修权早年留学苏联，曾担任共产国际李德的翻译，也曾多次参加与美军、国民党军代表的谈判。外交部成立时，伍修权出任苏联东欧司司长，并以这一身份随周恩来前往苏联参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工作。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参战，而后美国又悍然派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在苏联的支持下，新中国派伍修权等人出席安理会控诉美国。而美国则是试图利用联合国让中国成为被告，甚至要求将苏联提议的邀请中国与会的“邀请”二字改为“召唤”。对于伍修权来说，这是第二次接受前往联合国的任务。第一次是在1945年联合国召开制宪会议之际，国民党百般阻挠中共代表与会，最滑稽的是，国民党称伍修权患有“沙眼”，所以不能参加代表团。时隔五年，代表新中国的伍修权终于实现了联合国之行。当时在“美帝国主义的地盘”上行事，伍修权一行颇有种“深入虎穴”的感觉，一路极为谨慎，就连看到地毯上因静电擦起的火花都会怀疑是不是特务装置。1950年11月28日，伍修权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言，严厉控诉了美国的罪行，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位美国黑人说：“你们这次发言，是有色人种第一次指着美国的鼻子谴责他们，告诉他们地球上不仅只有美国人存在。”
(图片为本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