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6日至18日，第41届伦敦书展在英国伦敦伯爵宫（Earls Court）展览中心举行。作为今年中英两国庆祝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0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中国担任本届伦敦书展“市场焦点”主宾国。中国出版的“国家队”——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组成以总裁谭跃为团长的45人代表团参展，本人也有幸随团参展。
　　为了做好图书对外推广工作，根据惯常的经验，会前我们准备的参展图书以中国历史文化类为主。这些图书中，除了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重点推介图书——《国宝档案》（青铜器案）(英文版）赶在书展前出版，并选择在此次展会上首次与国内外的读者见面外，还有一些在国内获得读者好评的图书，如《中国古都北京》（英文版）、《于丹〈庄子〉心得》、《郦波评说曾国藩家训》、《末代皇帝溥仪》、《读人与读世》、《黄埔军校》等。此外，为了体现我社的特色，我们还准备了一些法律学术精品图书参展，如《全球化时代犯罪与刑罚新理念》（上、下）、《全球化时代有组织犯罪与对策》、《刑法的结构与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修订版）等。
　　由于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展会期间，我们应邀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进行了会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是全美最大的大学出版社，自1891年成立至今，已经出版了11000种图书，包括《芝加哥格式手册》《科学革命的结构》《大河之恋》《通往奴役之路》等。依托芝加哥大学，该出版社在社科、人文、教育、生物、医学、数理等多个领域的学术出版方面均有不俗表现，出版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图书。这些学术图书的中美交流，成为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与我社合作的基础。如在2011年，我社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引进了美国著名法学家莱尔斯（Annelise Riles）《全球金融市场中关于担保的法律推理》（Collateral knowledge legal reasoning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一书，获得了国内法学界知名学者的好评。在会谈期间，我们就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引进学术图书的工作进行了洽谈，也重点向对方介绍了我社人文图书的出版情况，以及法律图书和学术图书的出版情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对我社出版的图书，特别是学术图书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认为，我社是中国法律图书出版的一个重要的出版社。读者通过读这些图书，可以很好地了解中国法律发展的进程，并能了解很多中国法律学术研究的最新情况。
　　4月20日，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参展团应邀参观考察剑桥大学出版社，我也随团前往。剑桥大学出版社总裁潘仕勋(Stephen Bourne)亲自接待了参展团。潘仕勋向我们介绍了“剑桥中国文库”的出版情况。目前该文库已经出版了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华文明史》四卷本、厉以宁先生的《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和华罗庚先生的《高等数学》二卷本等书。这些图书的出版树立了该文库在全球学术界的品牌影响力。因此，文库还将加大与中国出版界合作的力度，加强与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联系，继续推进该文库的出版工作。除了要加大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旗下的品牌出版机构的合作外，潘仕勋还专门指出，对我社出版的法律、政治等学术图书感兴趣。
　　这些洽谈和考察活动给我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在目前学术交流日益国际化的潮流下，国外对中国学术的关注也在日益加强，这就为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国际大环境。因此，出版单位在学术图书“走出去”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并大有可为。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观点，我在进行了一些调查和研究后，发现国内有些出版单位已经在学术图书版权输出工作上走在了前面，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资料显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十一五”期间，共输出版权400多种，其中反映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前沿成果的高端学术著作占80%以上。这样大比例的学术著作版权输出说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图书“走出去”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进一步扩宽与国外知名出版机构的合作，目前已经与培生教育出版集团、圣智学习出版公司等一批国际出版集团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也与劳特里奇出版公司、博睿出版公司等独具特色的国外学术出版机构建立了紧密联系。由此证明，中国学术图书在国外出版有很大的吸引力。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今后的实践工作中应继续不断学习和摸索“走出去”工作的途径和方式，不断扩宽“走出去”图书的品种和种类；在推广工作中，看到学术图书输出的良好前景，重视学术图书的版权输出工作；加强诸如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等国外知名出版机构的联系，向他们推荐高水平的中国学者和著作，在“走出去”工作上，开辟一个输出的增长点，最终将“走出去”工作提高到新的高度。
　　（作者单位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