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许多珍贵的民间手工艺正在被现代化的科技和机械所淘汰，面临着濒临失传的尴尬境地。一帮来自都市的人，选择用不同的方式，拾起这些被遗忘的记忆，记录、守护并延续着中国最后的民间手工艺。他们并不都是手艺人，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守艺人。
　　策划|林夏生
　　老蔡站在了一堵墙面前。
　　红砖的坯子上横七竖八地抹过已变色的灰漆，左侧的墙面被烟火熏得乌黑，一条“彩韵剪纸坊欢迎您购买国画剪纸”的横幅从乌黑处伸出来；横幅下面是一张没有宣示来源的招贴画，上面是一只在红花中开屏的绿色孔雀，孔雀上印着“和谐”两个大字，而孔雀的脚则被一个手写的办证号码覆盖；招贴画的右边是另一条横幅，上面用红黑毛笔字写着：“老艺人剪纸”；墙根上除了尿渍、垃圾污痕、办证和收废品的号码、一张男科泌尿和皮肤科的小广告，还有正午的阳光打在突出的墙墩上的笔直的阴影。
　　2012年3月14日，农历癸巳年二月初二，河北蔚县闻名遐迩的暖泉镇“打铁花”已在半个月前结束，游人稀落，空气清冷，13点47分，老蔡站在距离“景仙门”不远的这面墙前，用手机发了一条微博：“蔚县-赵权师傅家入口”，句末跟了三个“。。。”。
　　老蔡是蔡仕伟，一个旅居大陆20年的台湾人，一个清瘦而脑门锃亮的光头设计师，一个在设计界获奖无数之后、反而转向民间艺术记录和保护的独立出版人；而赵权师傅，就是横幅上的那个“老艺人”、“彩韵剪纸坊”的主人，蔡仕伟眼中的“守艺人”。
　　在2012年8月出版的独立刊物《守艺人》一书中，蔡仕伟这样写道：“他（赵权）继承了家传的剪纸守艺，在面对环境的更迭以及现实生活的变化，仍能始终保持一份热情、执著而努力耕耘着，这更映射出一位剪纸老艺人，在追求艺术、倾心传承以及面对现实生活之时，那份值得我们学习并珍惜的心态，这应该就是‘守艺精神’的最佳体现。”
　　蔡仕伟 台湾平面设计师，近年致力于采访、拍摄、记录中国濒临失传的民间手工艺，并出版民间手工艺杂志书《首抄本》、《守艺人》，前者记载的是浙江瑞安的木活字印刷，后者则记录河北张家口市蔚县剪纸艺人赵权的故事。
　　不能丢掉的手艺
　　即便那些濒临失传的民间手工艺让蔡仕伟痛心，他也不是一个为民呐喊的悲情式人物。台湾古老乡镇的历史环境、宗教氛围和民俗活动，对他日后从事民艺保护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说，之所以要把这些传统民艺用图片和文字记录下来，是为了让后人看见它们曾经的辉煌印记。
　　如果用大光圈的镜头拍摄成照片，你甚至会觉得赵权的工作台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所在：构图简洁的玻璃窗占据半面墙的空间，窗台两旁各放一盆叶片厚实的绿植，桌上摆着数不清的斑驳而有质感的物件—数十把大同小异的刻纸刀、数十支蘸着颜料的毛笔、数十瓶将尽未尽的颜料、若干个装着酒精的吊瓶、钉书机、小铁锤、打火机、墨盒砚台、大小剪刀、台灯、火柴、将扫未扫的纸屑
　　但如果真的身处其中，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工作台的右侧是床，左侧是烧煤的炉子，后面除了凳子就是吃饭的圆桌，圆桌后的方桌上放着一台老得不能再老的电视机—那是家里仅有的三件“现代化电器”之一。这个卧室兼工作室，加上旁边的前屋，总面积也不过十来平方米。而赵权，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刻出一代剪纸名师的大名。
　　赵权1952年出生于剪纸世家，爷爷赵羽是一个戏迷，因此所刻制的剪纸多为戏剧“金沙滩”、“算粮”、“回荆州”、“打金枝”、“哭殿”等；父亲赵有才赶上“文革”，刻的便多是“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歌”等样板戏；赵权子承父业，在忆及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时，他对前来采访的蔡仕伟说：“我父亲的要求特别严格，无论是人物、花鸟或静物、风景，在造型和色彩上都会亲自教导。虽然他没有念过多少书，但那份对剪纸的热爱与执著却深深地影响了我。”
　　刚开始学剪纸的时候，由于掌握不好力度，手被划出口子是经常的事，也时常把图样刻坏。但赵权勤奋用功，1972年考入蔚县剪纸厂后，又经常向老一辈的剪纸艺人周永明、魏占鳌、仰继等请教学习，因此很快便掌握了全盘的技术，也迅速成为剪纸厂的技术骨干。可惜改革开放后剪纸厂经营不善，很多剪纸艺人纷纷下海单干，赵权也自不能免，1995年，赵权离开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剪纸厂，在家开设剪纸作坊，开始自产自销。
　　蔚县毕竟不是一个热点旅游城市，自清代才开始在该地发达的剪纸在很多人看来，自然未能“登大雅之堂”，所以向游客推销剪纸，也仅仅能维持家用和供两个孩子上学而已。“其实我父亲也没有要求我必须干这个，只是那个时代的各方面条件都相对落后，把手艺接下来也可以养家糊口，更何况这是从祖辈就开始的手艺，自然不能在我这里结束啊！”赵权说。
　　由于技艺高超，赵权的作品经常受邀参加展览，包括1978年参加全国工艺品展览会，1994年其花鸟图在张家口市工艺品展览会上获一等奖，2009年则连同多位剪纸名家在纽约唐人街举办展览，广受好评。
　　在蔡仕伟眼中，像赵权这样的老艺人便是“守艺人”的代表，他把“守艺精神”概括为“这是一种具有涵盖‘刻苦钻研精神’、‘坚持执著精神’、‘传替承续精神’以及‘怡美生活精神’的综合人文精神”。也正因为如此，他把赵权选为《守艺人》的第一期人选，全方位介绍赵权所代表的蔚县剪纸的工艺和风格，就这样，蔚县剪纸的画、订、浸、刻、染、包以及熏样等工序得以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任何一个读者，如果想要复原这份民间艺术，应该都不是难事。更特别的是，书中还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推介赵权的代表作，包括赵权的“压箱宝”—三十多年前由蔚县剪纸大家任玉德设计、赵权刻制的第一版人物底稿。
　　蔡仕伟绝不是一个为民呐喊的悲情式的人物。2013年11月19日在北京的时尚廊书店见面，他光头黑衣，左耳戴一耳环，有时候会把那副半边框眼镜摘下来，“平光镜”，他笑说戴着只是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帅一点。
　　比赵权小将近20岁的蔡仕伟1971年出生于台南小镇盐水镇。盐水旧称月津，是台湾最古老的乡镇之一，据称在郑芝龙、颜思齐来台之前就已有汉人移居此地，到了清雍正年间设盐水港堡，繁华一时，曾有“一府二鹿三艋四月津”的说法。今日虽然已经成为台南市的一个区，但东南沿海特有的古厝、庙宇，仍然处处见于其间。 　　这些年，他才慢慢意识到，台湾社会普遍的宗教氛围和民俗活动，对他日后从事民艺保护产生了怎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台湾民间多信仰佛教和道教，家家户户皆供奉有佛龛或观音、妈祖、关帝、城隍和各姓王爷等等，蔡仕伟曾举庙会为例，“并非如内地那种商贩聚集的庙会，而是像做醮祈福、进香、绕境等真正的宗教活动”，如大甲镇澜宫的“妈祖回娘家”、东港东隆宫的“王船祭”、城隍绕境，等等；而平时如遇神佛节日，家中也要准备牲礼和贡品，按时供于厅堂。蔡仕伟说自己自小喜欢看那些神怪传奇、神佛故事与民间典故的书，甚至亦要跟着大人诵习佛经，“久而久之耳濡目染，这些儿时的生活记忆便是根深蒂固的了”。
　　大学毕业之后，蔡仕伟服了两年的义务兵役，又工作了半年，家人希望他出去看看，恰好他有一位伯父在北京居住，因此1992年便到达北京，结果一住就是20年。
　　那时候的北京，三环还没有修好，故宫的门票也不过才五块钱。蔡仕伟住在景山东街，因此时不时就去逛逛故宫，数下来竟也逛了一百多次。1995年正式工作之前，他去中央工艺美院旁听过课，全国各地的风景名胜几乎走了个遍，因此，他也看过尚未开发时的苏州周庄、安徽西递宏村、福建客家土楼、湖南凤凰他还记得，有一次包车从湖南怀化进了一个极其偏僻的村子，进去之后才发现是一个偌大的苗寨，苗人都保持着原始的生活状态，但有趣的是，很多人的家里除了贴有毛主席像和孩子的奖状之外，小燕子和紫薇的海报也见诸其间，可见《还珠格格》当年影响力辐射之远。
　　做了二十多年的平面设计师，在台湾国华、北京奥美、观唐、电通等大广告公司担任过创意总监，作品也在国际和亚太地区获得过百余项设计和广告的大奖，其中还包括多项华人设计师第一次荣膺的奖项，如芝加哥雅典神殿博物馆的GOOD DESIGN年奖、德国红点概念设计奖、AIGA美国专业设计学会年鉴奖，以及纽约ONE SHOW设计奖之金铅笔奖等等，但到了2011年，蔡仕伟却决定暂时放下商业设计，开始深入传统民艺领域，与合伙人独立出资创办和发行《首抄本》、《守艺人》、《集物志》等三本关注、记录、推介濒临消亡及珍贵民间手工艺、民间美术的独立刊物。
　　2011年8月，蔡仕伟从媒体上了解到浙江东源村的木活字印刷后，三次进入该地采访，最终形成《首抄本》一书，详细地介绍了木活字印刷的发明和流传、东源木活字印刷与谱牒制作记录、活字印刷的种类工艺与技术等等。
　　他从国家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入手，逐步确定自己的选题。东源采访完成之后，他接着探访了河北蔚县剪纸、湖北襄樊老河口市古版年画、贵州惠水县雅口镇小岩脚村的枫香染，除了已经出版的蔚县剪纸专辑，老河口的古版年画和贵州的枫香染，都已经进入编辑设计阶段。
　　至于《集物志》一书，则更多是体现他自己的收藏，以图鉴的方式讲述火花的历史和其中蕴含的时代审美。
　　蔡仕伟认为，传统民艺中有60%到70%甚至更高比例的东西将来是要进博物馆的，但用现代的手段去记录下来，“为它们曾经的辉煌留下印记，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过这些好东西，甚至可以据此去复原。这也是我做《首抄本》、《守艺人》、《集物志》这几本系列刊物最本源的想法。”蔡仕伟说。
　　创办这几本杂志，从选题到采访，从编辑设计到最后印刷制作乃至包装售卖，这一切都需要蔡仕伟亲力亲为，幸好，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人关注他的工作，杂志也基本上能做到收支平衡。
　　2012年春节过后，蔡仕伟离开北京，迁居苏州，租住在怡园附近。这一年中秋节，他看着天上的月亮，不知为何心念一动，于是刮了个光头，从此每个星期就到怡园旁边的老理发店整理一次光头造型，也算是帮衬了一门平凡的老手艺。
　　在第一期《守艺人》中，他在封面和封底，以及封二封三都采用了手的照片，那是蔚县剪纸老艺人的手，手心手背皮肤干燥，纹路如细细的沟壑纵横，指甲上则染着洗不掉的颜料—那些并不是干净、漂亮的手，却是经年累月练就熟练工夫且永不放弃平生所学的“守艺”之手。
　　杨福喜 民间手艺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清朝乾隆时期皇家御用弓箭“聚元号”第十代传人。“聚元号”弓箭铺有近三百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唯一完整保存传统弓箭制作技艺的弓箭铺。
　　一个人的复兴
　　杨福喜也许不是蔡仕伟关注的那一类手艺人。坦白讲，他的生活过得比很多民间艺人要好——聚元号弓箭的生意很旺，国家也会定期给他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拨款作为支持。对很多民间艺人来说，过上这样的生活，只能是个奢侈而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杨福喜也有自己的担忧。
　　在京城，许多搞艺术收藏的人都知道杨福喜做的弓箭一把动辄价值过万。聚元号的店铺设在人流量极大的潘家园，生意很旺。“这一把弓是四万八，这一把弓是两万八”聚元号弓箭铺的田女士热络地向铺子里的客人介绍。
　　时间是十月。杨福喜正在和稍纵即逝的秋天赛跑，赶着在冬天来到前将订货本上那些密密麻麻的人名销去几个。“一提起这事儿我就头皮发麻，不敢看那本子”，土生土长的北京爷们儿杨福喜边说边揉了揉太阳穴，白花花的大胡子和长头发，随着身体的动静跟着动了动，再加上埋在头发胡子里的那张脸，像极了同是披发虬髯的张纪中。
　　杨福喜是田女士的丈夫，聚元号弓箭铺的第十代传人。“招牌是1998年重新做的，老的早就没了。”杨福喜指着聚元号弓箭铺通州作坊墙上的那块“聚元号”牌匾说道。聚元号往上追溯几代，是隶属清廷造办处的弓作，原来在西华门内北侧的几个院子内，道光三年，又搬到了东四弓箭大院。这些大大小小的弓箭铺子，吃的都是按时按例的铁杆庄稼。“清朝没了，到了各凭本事吃饭的时候，原来四十多家弓箭铺都开始走下坡，卖的卖，关门的关门。”到了清末民初，杨福喜的爷爷杨瑞林用四十块袁大头，从第七代王姓人家的手里将这家老店盘了下来，成了第八代传人。那会儿，算上聚元号，整个弓箭大院里就剩下了十七家铺子。
　　铺子是东四弓箭大院里最靠南大门的好位子。除了做的最多的竹制弓箭和牛角弓，杨瑞林增加了弩弓、弹弓、袖箭、箭枪等等新品种。原本跟着第七代王家制箭的老人们，奔着杨瑞林的这股子经营的势头和热乎劲儿，也纷纷都留在了聚元号。 　　不久后，抗战开始了。靠着贝满女中体育老师徐良济的帮衬，聚元号不仅捱了过去，还迎来了铺子的黄金时期。当时， 不光是京城顽主爱光顾，洋鬼子也喜欢买弓箭回去当纪念。最兴隆的时候，聚元号的弓箭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了奖。当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就是现在世博会的前身。
　　公私合营的时候，杨瑞林是北京第一个响应国家号召的手艺人。“他带着我爸爸和叔伯，一家八口进了体育用品合作联社。父亲还给毛主席做过一张弓。毛主席很喜欢，自掏腰包付了那张弓40元钱的制作费。”一开始还能做做弓箭的杨家人，后来做的更多的是乒乓球拍和羽毛球拍。空有一身手艺不得志，再加上因为薪水比当时同事高出三四倍而遭人排挤，杨家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体育用品合作联社。例如杨福喜的父亲杨文通，就去了水利局，做起了和自己以前手艺完全没有关系的工作。“我被分配进了北京市化工二厂，父亲也不做弓箭了。我和他搭伙，给亲戚朋友们打家具，做嫁妆或者彩礼。”做木工，反倒成了杨福喜距离祖传手艺最近的时候。
　　杨福喜重新接手聚元号的时候，已是不惑之年。在这之前，他下了岗也下过海，帮着亲戚朋友们做过木工打家具，也做过五年的出租车司机，拉着天南海北的客人在偌大的京城里奔波，做箭的自己反倒像是一只离弦的箭，东西南北地四处跑着，却总也找不到自己的靶心。
　　1998年，杨文通已年逾古稀。“我觉得我要是再不把这门手艺学下来，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机会了。”杨福喜说，自打决定了要重开自己家的老铺子，接手从爷爷和父亲那里传承下来的老手艺，杨福喜才觉得真的找到了自己的“靶心”。
　　“复兴”这个词第一次在杨福喜脑海里蹦出，源于1998年在潘家园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杨福喜拿着一张没有绷上弦的弓在潘家园里逛。一位老先生在半道上拦住了他，问“您手上拿着的是什么东西”，杨福喜一愣，跟老先生解释起手上的弓。一位八十五岁的老人家，居然没有见过弓。这让杨福喜非常震惊。“在中国，打仗不再使用弓箭也不过只是百年，没想到这样的传统文化居然消亡得那么厉害。”这是杨福喜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要复兴，也算是一种责任吧。”
　　1998年，聚元号新张，重新挂上了牌匾，结果那两年做的七八十套弓，全部成了库存—直到1999年的春天，京广中心的老板成了聚元号老铺新张的第一位大主顾。当时聚元号的每一副弓箭均价在两千元左右，包括一张弓，五只箭。“经朋友介绍，他来我这里买弓，回去做收藏用。”杨福喜说着大笑起来，“凭良心说，我当时卖的弓箭比正价还要便宜，主要是考虑到我也太久没进项了。”那一张正经八百的传统牛角弓换回的不到两千块钱，成了第十代聚元号的第一笔进项。
　　自打有了进项，那位老板又来聚元号买过一回，带走了二十张竹弓，但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杨福喜知道，要复兴，仅靠自己的人脉是不够的。他曾经尝试拿着自己的弓去北京最集中的民俗品销售地—新东安市场、王府井工艺美术大楼等地方推销，均未果。他也准备按照爷爷杨瑞林的老路子，拿着弓箭找外国人推销，最后也是不了了之。“我面皮儿薄，害怕被城管追着满街跑。要是我再一急，把城管打了可就麻烦了。”最后，杨福喜的新出路，竟然从他新结识的国家射箭队总教练徐开才那里打开了。
　　当时北京八大处射击场新开了一个弓箭射杀活禽的娱乐项目，好奇的杨福喜带着老父亲杨文通驱车前去，后车厢里放着自家的传统弓。徐开才当时的办公室就在射击场边上，当杨福喜拿着自己家的传统弓，向不懂行的工作人员介绍什么才是真正的传统弓之时，他从办公室窗户里看到了杨福喜手上的那把弓，正是自己少年时学箭用的传统弓。他兴冲冲跑到杨福喜父子跟前，请他们去办公室好好聊一聊，顺道跟老朋友—传统弓叙叙旧。那次一见如故的会面，让两个情系传统弓的“箭痴”结为了好友。
　　交谈后，徐开才对于聚元号的窘境也感到焦虑。不管是从国家保护传统技艺的角度，还是从徐开才对传统弓的个人情感来说，他都不希望最后一家传统弓铺子就这样没落。最后，徐开才约来了谢肃方。
　　见了谢肃方，杨福喜才惊讶地发现对方是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谢肃方除了是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之外，还是马术和传统弓射艺的好手。这个在香港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中国通，第一次去聚元号的时候完美演绎了英国人冷冰冰的距离感，等到第二次再去聚元号，又像个中国人似的，热络异常。
　　“我一开始还纳闷，后来才知道他是回去核实我身份去了。”杨福喜说道。确认杨福喜真的是几代家传的制箭师后，谢肃方自己一次就买下了十来张弓箭，又不断介绍自己的射艺同好前来聚元号选购，还给聚元号开办了英文网页。
　　之前囤积的弓箭一把接着一把的从中国去往了世界各地，“法国的，加拿大的，土耳其的，斯里兰卡的，都到我这里来买。”买的人多了，谢肃方还建议杨福喜提高弓箭的单价，“其他国家制作的传统弓箭，每副卖六千到八千元，你才卖两千，这样是不公平竞争。”2004年的亚洲传统制箭师研讨会上，谢肃方这样提醒杨福喜。于是，杨福喜的弓从两千涨到了两千八，而后一千一千地往上爬，最后到了现在的三五万的单价。
　　徐开才带来的第二个人，叫仪德刚。2003年，正在中科院读博士生的仪德刚为了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弓箭的论文找到徐开才。徐开才给他介绍了杨福喜。自此，仪德刚每天都准时去杨福喜的弓箭铺子“报到”，有时跟他聊聚元号，有时也帮着打打下手做弓箭。2004年年底，仪德刚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仪德刚将论文放在了网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媒体也开始关注起聚元号的生存—除了国内新华网之类的主流媒体，还包括BBC、CNN、法新社和路透社。
　　2005年正月初一，杨福喜一家人正在下馆子吃年饭，接到了有人要购买弓箭的电话。他扔下筷子跑回家给客人看弓箭，结果不到五分钟，那个打电话的客人就买走了杨福喜最后一副囤积的弓箭。“我真正翻身了。”
　　后来，客人再来买弓箭，都得排队订做。一开始只需要等三个月，现在则要等上一年甚至更久。订做弓箭的流程和服装的高级定制如出一辙，需要本人到现场，根据不同的身高、力气、用途，来选用不同的材料制作不同拉力的弓箭。杨福喜喜欢像父辈那样，将做好的弓箭留在身边一个四季，随时修补因为不同季节的温湿度而产生的问题，最后交给客户一把相对稳定的弓箭。“有不懂行的人爱催，我就告诉他，催出来的没有好东西。” 　　仪德刚做完论文不久，赶上了朝阳区选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他请来了自己的导师张伯春，请他帮忙看看聚元号申报非遗的可能性有多大。张伯春看完就说了一句话，“直接找华老”。于是，仪德刚和杨福喜去见了华天明—社科院的资深研究员，同时也是申遗专家论证会里的专家之一。
　　2006年，北京市的第一批非遗项目批了下来，1070个项目中就有聚元号的大名。第二年，政府在这一千多个项目中选出了166个杰出传承人，杨福喜就是其中一个。在中国，这样的选拔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这以后的非遗项目都不再做这种选拔，因为还没来得及选，好多传承人就离世了。
　　上百位传承人中，杨福喜几乎是最年轻的一个。杰出传承人大会上，“大部分是被人搀着进来的，剩下一些是坐轮椅被推进来的，还有一些是被两个人架着进来的。”大会上，中国艺术院院长王文章不得不扯着嗓子用扩音器讲话，才能让全场大多数的人听清楚。 “每四天就有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再不抢救，就来不及了。”这是王文章喊得最多、也是最大声的一句。
　　如今，杨福喜每年都能拿到国家的两万元的非遗资助金，过去成问题的原材料也渐渐在仪德刚等朋友的帮助下解决了：有的竹子用国内湖南的，有的牛角牛筋来自越南、柬埔寨，箭上的翎毛也有从国外进口的，黏合的鳔胶则是杨福喜自己在家调制好。
　　相比起原材料，传承人的问题更让人头疼。杨福喜前前后后收过二十多个徒弟，最长的做了两年，短的待不到一个月就走了。“他们当时都跪在我面前拜师，说不学好手艺绝不走人。”聚元号网站的留言板上，依旧有不少人表示着想要拜师的意愿。面对络绎不绝想要拜师的人们，杨福喜却愈发谨慎，“我都拒绝了，儿子跟着我做就行了。”
　　杨福喜的儿子杨 今年26岁，高中毕业后，他就跟着父亲学起了制箭。和父亲一样，他也反对以现代高科技工艺介入传统工艺。杨福喜认为，有些制箭工艺的步骤根本就是现在的机器乃至未来机器都做不了的，杨 也觉得，如果把手艺交给机器，那就不叫传统弓了。“不过现在有一些技术确实也能够提高效率，比如说打磨竹子的砂轮，比过去我太爷爷那会儿的手工磨制要更快更好。”杨补充道，他说的现代技术，也包括他自己正在网上经营的聚元号主页。
　　杨一米八几的大壮个子，眼镜下是一张胖胖的圆脸，不爱说话。不做弓箭的时候，他就坐在电脑前，抱着猫，旁边再蹲着两只看家护院的大型牧羊犬。“制箭就是会使人沉静。”杨福喜说。他看着儿子，总是在欣慰的同时又感到担忧。“我老担心到时候我不在了，国家政策会不会变了，不让我儿子做弓箭了，他不会做别的。”杨福喜边说边叹气，“就当我拿我儿子打个赌吧，赌赢了固然好，赌输了也没办法，愿赌服输吧。”
　　年华正好的杨 显然没有杨福喜那么悲观。“我觉得政策不会有大的改变。”杨说，“就算不能做弓箭了，我还能去搞电脑。”
　　李漯民 深圳世纪华业非物质文化遗产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世纪华业）总裁。世纪华业成立于2009年底，是国内首家从事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产业化投资的民营企业。至今，世纪华业已为银饰、剪纸、汝瓷、钧瓷、水族马尾绣、内画、烙画、苗族织锦、澄泥砚、杨柳青木板年画、丝绸等多种手工艺品进行包装、设计、推广，并与五十多位非遗传承人达成合作。
　　挖一条通道通向世界
　　民间手工艺的失传，不仅是手艺人智慧结晶的失落，更是民族文化精髓的失落。李漯民正在用自己的行动试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传统民艺如何能在未来得以延续并获得传承？
　　李漯民也在守护着中国的传统手工艺—用与蔡仕伟、杨福喜截然不同的方式。2012年5月，李漯民的公司与贵州省黔东南州达成合作，共同完成了在第八届深圳文博会上对贵州省黔东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展演、展示、展销活动。在那之前，他已经和自己的团队在这些地区考察了许多次。
　　在贵州，他看到了水族妇女做的纯手工水族马尾绣—这种刺绣技艺，被广泛运用在当地人的生活中：小孩背带、翘尖绣花鞋、围腰、胸牌，甚至是荷包和刀鞘护套在当地，人们把是否精通马尾绣作为判断一个姑娘是否心灵手巧的标志。
　　这种被誉为“刺绣活化石”的古老技艺让李漯民大开眼界—取马尾3至4根做芯，将白色丝线紧密缠绕在马尾上，然后将这种白丝马尾芯的绣线盘绣于传统刺绣或剪纸纹样的轮廓上，再用七根彩色丝线编制成扁形彩线，填绣在盘绣花纹的轮廓中间部位，最后以平绣、挑花、乱针、跳针等刺绣工艺绣出其余部分。图案大多是人们对于自然万物和民俗世象的反映，而马尾绣绣出来的成品，更如同浮雕一般立体精致。
　　制作一件纯手工马尾绣背带需耗时年余。马尾绣工艺之复杂决定了它的精致，但这也是马尾绣逐渐在民间衰落的原因。机械生产的绣品逐渐代替了手工制作，人们对于马尾绣的了解，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空白。李漯民当即决定，把马尾绣带进自己的私人博物馆里展览，然后参加展会，通过一系列的包装和开发将其推向市场，让更多人领略这种传统技艺的美。
　　“实际上，这些传统手工有些可以直接开发为商品，有些还可以作为商品上精美的元素附加品。国外许多奢侈品牌，像爱马仕，就把很多传统绣品用在自己的设计上，让其成为亮点。”李漯民认为，这些传统技艺缺少的只是一个通向外界的渠道。而自己，正在挖掘这样一条通道。
　　创办自己的公司之前，李漯民做的是高等教育战略研究。至今，李漯民还有着港澳台高等教育课题组组长的头衔，同时也是香港岭南大学的兼职教授。在高等教育的领域里，他算是个大名人。然而近几年来，公司的创办让他拥有了多一重的身份：文化项目投资人。
　　李漯民的投资方向不仅仅是民间传统手工艺，而是整个非遗产业。位于深圳的坂田手造文化街，就是李漯民投资的一个项目。这是一条以手工艺品以及特色餐饮为主的仿古街，原来是废厂房，后来政府补贴了八千万交给了开发商。据李漯民介绍，至今，这里的店铺已经全部租出去了。但白天的手造街还是静悄悄的，大约开了一半店铺，生活状态静而慢。到了夜晚，下班的白领和周围的居民摩肩接踵，这里才热闹起来。 　　李漯民的中原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就设在这里。他将其看做是坂田手造文化街的核心。2014年开始，博物馆将要扩大规模，所以现在新址的装修正如火如荼。建这个博物馆，李漯民赔了近两百多万元，但他笑说这只是个小项目。
　　这个博物馆背后蕴含的长远价值才是李漯民追求的。与其说这里是个私人博物馆，不如说这里是李漯民聚合资源的平台—跟李漯民打交道的手艺人都信任他，无论签没签约，都愿意把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放到博物馆里。有时候，李漯民也会帮着卖，帮着把手工艺品往国际的平台推。
　　现在，博物馆的执行馆长陶一，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技艺项目传承人。“现在的传播手段很广。我去一个地方考察，只要与一个非遗传承人接触，就会有更多人知道你在做这个事情。通过当地的关系网，资源会迅速向你聚集。就等于前店后厂，你这儿是个店，厂分布在全国各地。”
　　“实际上，民间存在着很多身怀绝技的手工艺人。他们并不富裕，但承担着传承的任务。”李漯民这几年来，走遍全国各地考察，也结交了不少民间艺人。“我跟他们合作，从来不抽成。他们愿意把精品交到我手上，就说明他们很信任我。”李漯民强调：“传承上千年的传统手工艺，留下来到今天的，都是精华。”李漯民认为，哪怕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传统工艺依然是无价之宝。“传统工艺最缺乏的是外在的包装和良好的历史文化深度解读，以及没有很好地与市场、创意结合在一起。”
　　他还提到前不久，吴仁宝的弟弟来过博物馆，参观过后直接对李漯民表示，馆内的一批藏品，他都打包买下来。李漯民坦言，不管懂不懂，但中国的财富阶层对文化的需求是迫切的。对李漯民这样的投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商机。
　　虽然身份是投资人，但李漯民不仅仅只做资金投放这一项。从非遗的考察、投资、策划，再到相关非遗项目的实施，就由他创办的世纪华业公司来负责。“我们团队一直都在做非遗系统性研究。非遗存在的时间越久，它的文化价值越高。而将文化价值转换为经济价值，要考虑后期的包装、解读、商标、网络、推荐等一系列环节。”
　　银饰、剪纸、汝瓷、钧瓷、水族马尾绣、内画、烙画、苗族织锦、澄泥砚、杨柳青木板年画李漯民的团队与五十多位非遗传承人达成合作，并对这些传统手工艺产品进行了包装、设计和推广。这些产品一部分流向了诸如文博会这样的交易平台上，通过一系列的展演、展示和展销活动，一方面让传统手工艺更加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能实现交易，达成商业合作。李漯民同时也在做另一个尝试—国外市场的开发。
　　李漯民在法国考察当地市场时，曾经有位法国商人对剪纸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李漯民告诉他，全国的两百多个剪纸的民间艺术家，自己大多都熟识。法国商人听了非常高兴：“法国是浪漫之都，而剪纸很浪漫，所以在法国，剪纸的潜在需求很大。老年人约会剪一个，中年人约会也剪一个，就算是年轻人，约会时也会想要用剪纸来作为礼物。”这番话启发了李漯民。他在民间找来很多剪纸手艺人，并将他们制作的剪纸卖给了那位法国商人：一套剪纸的成本不过区区十块钱，而到了法国，对方一开价便是一套五十美金。“中国有两百多个县，最少有十万名妇女在剪纸。如果能把她们都调动起来，这该是多大一笔生意呢！”
　　之所以要将眼光投向国外市场，也是由于传统手工艺的性质所决定。“既能上天，也能下地。”李漯民这样理解。在他看来，目前国内市场对传统手工艺的需要，大多集中在低端市场。“但高端能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因此，他选择把许多产品和项目带到国外去，有了经济效益的支撑，才有机会让传统手工艺在未来得以延续。
　　传统手工艺仅仅是李漯民的非遗事业的一小部分。“人们容易有一个误区，以为非遗就只是传统手工艺品。实际上，传说、音乐、表演、饮食等，这些形式都是非遗。在不同年代、不同区域，非遗会呈现多姿多彩的表现形式。”
　　李漯民的非遗事业已经经营到了第四年。这四年里，李漯民走遍了全国非遗集中的地区，仅机票就花出去一百多万元。虽然看上去文质彬彬，李漯民却说自己跟别的知识分子不一样，更多的是站在投资者的角度看待文化。“文化开发一定要有文化资源。这个资源要根源于国家的历史文化，而且可以被西方文明所接受。比如，东西方政治领域交集的部分是宪政，经济领域交集的部分是市场。而文化交集的部分就是非遗。”
　　“在中国，每两年政府就会公布一批非遗项目和传承人。2009年底，国家文化部公布了一个数据，我国的非遗资源已经达到八十七万种，国家级和省级的非遗项目则有一万项左右。” 李漯民认为，非遗开发的最佳方式，就是先对非遗技艺和原产地进行有效保护，再将其和网络、设计、创意结合起来。“比如说，香云纱是古代传承下来的一种布料。它的原产地在顺德，但后期开发却在深圳。深圳把它从服饰品包装成了奢侈品，一方面，这种保护能够实现商业效益，另一方面也使得这种传统技艺得以延续。”
　　把文化资本转化成文化资产，是李漯民正在做的事情。接下来，李漯民准备在深圳福田保税区里做一个世界非遗总部广场，把世界各国非遗精品引入中国，落点深圳。与此同时，他还准备在深圳做一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贸易基地，并筹建首家非遗专业银行。李漯民认为，非遗将成为人们精神文化追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这项事业，他会一直痴迷下去，永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