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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纷纭糟杂的婚姻烦恼，其实充满乏味的老戏码。春节前，杭州媳妇肖艳琴难以消化前夫的出轨，选择在结婚纪念日“自杀身亡”，留下“万言遗书”。网友一边倒地“人肉”和痛责其前夫与第三者——这一幕已经在几年前的姜岩自杀事件中上演过一次。不过，由于肖艳琴后来在电视专访节目中“死而复生”，舆论顿时转向对她的炮轰。
这个转折意味深长。这等于说，女性在婚姻中只配给予“哀悼的同情”，当你并没有成为彻底的牺牲品，你就不配得到这种“哀荣”。这真是对婚姻关系中道德义愤的反讽。
性道德的幻觉
肖艳琴的遗书有很多典型的婚姻迷信论述。她非常确定婚姻中真实存在公平的“（性）道德”。她说：“在现在这个社会，男人出轨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在我这里，我永远都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情……违背道德和原则的错误永远都是错误……是不正常和不应该被接受的。”
是的，妻子们遇到出轨时，往往是盯梢、抓奸、一哭二闹三上吊，到处开诉苦会，不就是因为肯定道德站在自己这一边，群众会惩罚失德之人吗？不过，仔细思量，几千年来，又有哪个男人因为跟妻子之外的女人睡觉，而受到道德惩罚、遗臭万年呢？ 除了台湾的通奸罪还没去除刑责，起诉权利算是被背叛的原配分家析产的砝码，中国女人无法指望外界的责罚。
有个诚实的男人100多年前说了实话——恩格斯在他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一夫一妻的专偶制只是限制了女性的性自由，而男性则实际上可以继续淫游（纳妾、嫖娼和滥交），“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男子对妇女的无条件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也就是说，婚姻中的忠贞只是针对女人，男人豁免。
王功权的“微博私奔”是个好例子。王在“私奔”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爱情是一个问题，婚姻又是另外一个事情，或者说爱情、婚姻、忠贞是3个层面的事情。这不是什么惊人之语，男性多半心有戚戚，然而，女人们一直在接受相反的教化，怎能面对对方出轨，不痛苦万分？可是，要把男性千百年来从未被约束过的性，局限在一段婚姻里，这是信念，还是自欺欺人的想象？
肖艳琴的遗书写道：“我想起他曾经说我就像是住在一个童话城堡的公主，而他要当我与外界世俗社会沟通的唯一桥梁，这样他就可以成为我的全部和唯一的依靠了。是的，他确实成为了我唯一的依靠，成为了我童话城堡的大门。”
肖艳琴和之前自杀的姜岩，经济上对丈夫并没有依赖，甚至都在不同阶段独担家计。但她们对婚姻有着严重的精神依赖。但有几个女性可以摆脱这种依赖呢？从懂事开始，关于性、爱和婚姻，男性和女性从来都是在两套不同的教化体系中。
婚姻，通常被形容为女性的“归宿”，在各类妇女心理辅导类读物中，作者们要求女性将婚姻当成“终身事业”来经营。但对于男性，他们人生的目标在于“做一个男人”，升官发财，成名成家。结婚，只是“立业”之前一个必经的小程序；不结婚，哪里有一个终身免费的优质全能劳动力，给他搞定家庭内部的一切——拿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劳动力再生产（吃饭、睡觉、娱乐、休闲）和人的再生产（照料养育下一代）？诚然，婚姻对于两性都是重要的，但对于女性，婚姻更具有宗教性（因为她投入巨大、再婚即“贬值”），而男性则采取更为实用主义的态度（只是人生配置之一，再婚是“第二春”）。
被误导的女性
回到70后的青春期，可能当某位女中学生手捧罗曼史小说时，她未来的男朋友也许正窝在一间乌烟瘴气的录像厅，看着粗制滥造的“毛片”。即便男孩子们确实清纯到对录像厅的剧目没有兴趣，如一般青春期孩子那样爱好文学，1980年代以后的文学作品，一大主题就是解放了男人的性。“寻根热”文学和“第5代电影”中，从《红高粱》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再到《白鹿原》和《废都》，那些露骨的性表现，彰显的是男性的征服、享用和收藏癖。21世纪，在《康熙王朝》之类的肥皂剧中，阳具已经成为开疆拓土的铁蹄。总之，男性的性，总是正面的、被肯定的。但女性的性，在文学作品中永远遮遮掩掩，如果一个女作家像男人那么写性，她就会因此而出名——作为荡妇或者美女作家被标记出来，这既让她的作家身份大打折扣，又警示女人们不可逾越的雷区：性于女人，是不可言说的、危险的，是好女人和坏女人之间的那条高压线。
70后女青年的青春期，不幸遇见了琼瑶之类的罗曼史作家。那些弥漫着诗词意境的小说，把一种浅薄、没志气的人生经验无限上纲：事业对于女性是累赘，执著于事业、聪明能干的女子，其男友终将会把目光投向其温柔、纯洁而心事重重的妹妹。女人的敌人是其他女人（婆婆或第三者），她们永远为男人争夺，不共戴天。
最要命的是，罗曼史让少女们误以为世间存在这样完善的男性品种：高帅（也许富）、体贴、浪漫，会跟女性一样情感丰富并且喜欢语言交流，为爱忽忽如狂，喃喃地告白或独白；而女性只需等待那个人把自己从不完整的人生中解救出来——女孩们的成长经历中，有各种声音告诉她们，没有那个理想的男人，她们的人生便是残缺的。
罗曼史描绘的乌托邦，和生活中各种老生常谈与监视机制纠缠在一起，让女人们相信，爱是生活的目的，情感是性的前提，交媾是属于婚姻的神圣仪式——性、爱、婚姻三者合而为一，才是完美的人生。并且，以男性为中心的性的“定价系统”，规定性经验使女性“吃亏”，并在婚姻市场上贬值，因此要“守身如玉”，直到有合算的婚姻买卖再出手。恩格斯的描述是：“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处，只是她不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性出卖成为奴隶。”
而男人们成长于另一套性的规则。对于他们，性没有神圣性可言，AV无非“爱情动作”，性是“占便宜”， 更有征服、占有等象征意义，因此多多益善。此外，女孩们看罗曼史的时候，他们在看武侠小说和《三国演义》，男性的世界永远充满征战，无论是婚姻还是某一个女人，只是驿站而已。在一个男人的成长史中，他的任何地位提高、收入增加等进步，都使他“更像一个男人”，这些社会资本是他越来越强大的“阳具”，备而不用是不可想象的。从高中卧谈会开始，男人的社交圈子就是一个分享、吹嘘性享乐的共同体，性的共同冒险可能让他们关系更为紧密。但争相认同自己是“好女人”的努力，让女人跟女人之间往往相互监视性越轨。
性爱观念中的性别差异，造成中国式婚姻中永远的对立和矛盾。
不平等的各种规则，永远自相矛盾。女人被要求纯洁和专一，越是纯洁专一的妻子越不能原谅丈夫的逢场作戏。男人必须在外面吃得开，按时回家的男人没面子——越是不爱回家越有机会在外滥交。好女人应该料理好家庭杂务——可这样丈夫更有闲暇温饱思淫欲，而妻子则没有社交机会。“嫁得好”是女性之福，但这也意味着男方更有资源对妻子不忠，要么无惧净身出户，要么能轻而易举金屋藏娇，或隐匿财产。如果遇上一个体贴老实的丈夫，那么可能就不算“嫁得好”，因为他通常不是一个成功人士。你越是像一个典型的好妻子，那么在性方面你可能就越乏味。作为第三者打跑了原配，或者原配打跑了第三者，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还是严防死守新的女人。
很显然，徒劳的歹戏拖棚（闽南语，指一部难看的戏还一直演下去），是因为女人们自觉扮演注定要绝望的角色，兢兢业业一辈子。这是一个搭了几千年的台，要改变终局，只能拆解舞台，打乱剧本。除了男女仍然存在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困境最深层的原因是性的不平等。只要女性的性权利还是被各种戒律封锁，被当成危险品，她们就无法在自己的人生中，主动使用它，用它开发出更多可能。
一切都值得尝试……包括性，包括打破一切基于不平等的烂规则，包括对婚姻去魅——总之，只有女性有了跟男性一样的出轨的机会、文化支持和实践，男性作为一个整体，才会去反思婚姻道德的自律。
给坏女人一点掌声，她们终将改变世界。
（摘自《南都周刊》）
这个转折意味深长。这等于说，女性在婚姻中只配给予“哀悼的同情”，当你并没有成为彻底的牺牲品，你就不配得到这种“哀荣”。这真是对婚姻关系中道德义愤的反讽。
性道德的幻觉
肖艳琴的遗书有很多典型的婚姻迷信论述。她非常确定婚姻中真实存在公平的“（性）道德”。她说：“在现在这个社会，男人出轨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在我这里，我永远都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情……违背道德和原则的错误永远都是错误……是不正常和不应该被接受的。”
是的，妻子们遇到出轨时，往往是盯梢、抓奸、一哭二闹三上吊，到处开诉苦会，不就是因为肯定道德站在自己这一边，群众会惩罚失德之人吗？不过，仔细思量，几千年来，又有哪个男人因为跟妻子之外的女人睡觉，而受到道德惩罚、遗臭万年呢？ 除了台湾的通奸罪还没去除刑责，起诉权利算是被背叛的原配分家析产的砝码，中国女人无法指望外界的责罚。
有个诚实的男人100多年前说了实话——恩格斯在他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一夫一妻的专偶制只是限制了女性的性自由，而男性则实际上可以继续淫游（纳妾、嫖娼和滥交），“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男子对妇女的无条件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也就是说，婚姻中的忠贞只是针对女人，男人豁免。
王功权的“微博私奔”是个好例子。王在“私奔”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爱情是一个问题，婚姻又是另外一个事情，或者说爱情、婚姻、忠贞是3个层面的事情。这不是什么惊人之语，男性多半心有戚戚，然而，女人们一直在接受相反的教化，怎能面对对方出轨，不痛苦万分？可是，要把男性千百年来从未被约束过的性，局限在一段婚姻里，这是信念，还是自欺欺人的想象？
肖艳琴的遗书写道：“我想起他曾经说我就像是住在一个童话城堡的公主，而他要当我与外界世俗社会沟通的唯一桥梁，这样他就可以成为我的全部和唯一的依靠了。是的，他确实成为了我唯一的依靠，成为了我童话城堡的大门。”
肖艳琴和之前自杀的姜岩，经济上对丈夫并没有依赖，甚至都在不同阶段独担家计。但她们对婚姻有着严重的精神依赖。但有几个女性可以摆脱这种依赖呢？从懂事开始，关于性、爱和婚姻，男性和女性从来都是在两套不同的教化体系中。
婚姻，通常被形容为女性的“归宿”，在各类妇女心理辅导类读物中，作者们要求女性将婚姻当成“终身事业”来经营。但对于男性，他们人生的目标在于“做一个男人”，升官发财，成名成家。结婚，只是“立业”之前一个必经的小程序；不结婚，哪里有一个终身免费的优质全能劳动力，给他搞定家庭内部的一切——拿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劳动力再生产（吃饭、睡觉、娱乐、休闲）和人的再生产（照料养育下一代）？诚然，婚姻对于两性都是重要的，但对于女性，婚姻更具有宗教性（因为她投入巨大、再婚即“贬值”），而男性则采取更为实用主义的态度（只是人生配置之一，再婚是“第二春”）。
被误导的女性
回到70后的青春期，可能当某位女中学生手捧罗曼史小说时，她未来的男朋友也许正窝在一间乌烟瘴气的录像厅，看着粗制滥造的“毛片”。即便男孩子们确实清纯到对录像厅的剧目没有兴趣，如一般青春期孩子那样爱好文学，1980年代以后的文学作品，一大主题就是解放了男人的性。“寻根热”文学和“第5代电影”中，从《红高粱》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再到《白鹿原》和《废都》，那些露骨的性表现，彰显的是男性的征服、享用和收藏癖。21世纪，在《康熙王朝》之类的肥皂剧中，阳具已经成为开疆拓土的铁蹄。总之，男性的性，总是正面的、被肯定的。但女性的性，在文学作品中永远遮遮掩掩，如果一个女作家像男人那么写性，她就会因此而出名——作为荡妇或者美女作家被标记出来，这既让她的作家身份大打折扣，又警示女人们不可逾越的雷区：性于女人，是不可言说的、危险的，是好女人和坏女人之间的那条高压线。
70后女青年的青春期，不幸遇见了琼瑶之类的罗曼史作家。那些弥漫着诗词意境的小说，把一种浅薄、没志气的人生经验无限上纲：事业对于女性是累赘，执著于事业、聪明能干的女子，其男友终将会把目光投向其温柔、纯洁而心事重重的妹妹。女人的敌人是其他女人（婆婆或第三者），她们永远为男人争夺，不共戴天。
最要命的是，罗曼史让少女们误以为世间存在这样完善的男性品种：高帅（也许富）、体贴、浪漫，会跟女性一样情感丰富并且喜欢语言交流，为爱忽忽如狂，喃喃地告白或独白；而女性只需等待那个人把自己从不完整的人生中解救出来——女孩们的成长经历中，有各种声音告诉她们，没有那个理想的男人，她们的人生便是残缺的。
罗曼史描绘的乌托邦，和生活中各种老生常谈与监视机制纠缠在一起，让女人们相信，爱是生活的目的，情感是性的前提，交媾是属于婚姻的神圣仪式——性、爱、婚姻三者合而为一，才是完美的人生。并且，以男性为中心的性的“定价系统”，规定性经验使女性“吃亏”，并在婚姻市场上贬值，因此要“守身如玉”，直到有合算的婚姻买卖再出手。恩格斯的描述是：“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处，只是她不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性出卖成为奴隶。”
而男人们成长于另一套性的规则。对于他们，性没有神圣性可言，AV无非“爱情动作”，性是“占便宜”， 更有征服、占有等象征意义，因此多多益善。此外，女孩们看罗曼史的时候，他们在看武侠小说和《三国演义》，男性的世界永远充满征战，无论是婚姻还是某一个女人，只是驿站而已。在一个男人的成长史中，他的任何地位提高、收入增加等进步，都使他“更像一个男人”，这些社会资本是他越来越强大的“阳具”，备而不用是不可想象的。从高中卧谈会开始，男人的社交圈子就是一个分享、吹嘘性享乐的共同体，性的共同冒险可能让他们关系更为紧密。但争相认同自己是“好女人”的努力，让女人跟女人之间往往相互监视性越轨。
性爱观念中的性别差异，造成中国式婚姻中永远的对立和矛盾。
不平等的各种规则，永远自相矛盾。女人被要求纯洁和专一，越是纯洁专一的妻子越不能原谅丈夫的逢场作戏。男人必须在外面吃得开，按时回家的男人没面子——越是不爱回家越有机会在外滥交。好女人应该料理好家庭杂务——可这样丈夫更有闲暇温饱思淫欲，而妻子则没有社交机会。“嫁得好”是女性之福，但这也意味着男方更有资源对妻子不忠，要么无惧净身出户，要么能轻而易举金屋藏娇，或隐匿财产。如果遇上一个体贴老实的丈夫，那么可能就不算“嫁得好”，因为他通常不是一个成功人士。你越是像一个典型的好妻子，那么在性方面你可能就越乏味。作为第三者打跑了原配，或者原配打跑了第三者，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还是严防死守新的女人。
很显然，徒劳的歹戏拖棚（闽南语，指一部难看的戏还一直演下去），是因为女人们自觉扮演注定要绝望的角色，兢兢业业一辈子。这是一个搭了几千年的台，要改变终局，只能拆解舞台，打乱剧本。除了男女仍然存在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困境最深层的原因是性的不平等。只要女性的性权利还是被各种戒律封锁，被当成危险品，她们就无法在自己的人生中，主动使用它，用它开发出更多可能。
一切都值得尝试……包括性，包括打破一切基于不平等的烂规则，包括对婚姻去魅——总之，只有女性有了跟男性一样的出轨的机会、文化支持和实践，男性作为一个整体，才会去反思婚姻道德的自律。
给坏女人一点掌声，她们终将改变世界。
（摘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