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是以血缘为基础、以父家长制为中心的家国同构的宗法体制，中国社会传统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人格理想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齐家治国”成为历代封建士人的人生追求。对于怎样建立一个合乎封建伦理规范的家庭，封建礼教一方面认为夫妻为人伦之始、风化之源，夫妻相处若谨守本分“夫义妇顺”，就能使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又特别看重女人在家庭中的伦理作用，正所谓：“妇者，家之所由盛衰也。①”所以“贤妻是男人最珍贵的财产”。②明代小说《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就认为君子“第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贤德妻房”，这样才能享受人生至乐。但是，在明中后期的世情小说中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恶姻缘”，而女人就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这些所谓的“恶姻缘”是以怎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些“恶姻缘”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又该怎样看待“恶姻缘”中的女人?本文试以明中后期三部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金瓶梅》和《醋葫芦》为例，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
　　
　　一
　　
　　西周生在其《醒世姻缘传》中对“好姻缘”和“恶姻缘”作了界定。他所谓的“好姻缘”是指妻子“善会持家，孝顺翁姑，敬待夫子，和睦妯娌”；如果夫妻间充满了“憎嫌”、“凌虐”和放纵致使夫妇如仇雠，家庭变地狱，那就是“恶姻缘”，其中的“悍妻恶妾”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士人君子遭遇此等姻缘，那就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在这三部小说中，我们很难见到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西周生所憧憬的“好姻缘”，相反倒是那些大量存在的“恶姻缘”中的夫妻争斗、家庭痛苦因为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社会的现实生活和作者内心的焦虑关切，故而构成了这些小说最生动鲜活的部分。那么，这几部小说的作者花费大量篇幅描写的“恶姻缘”都有哪些类型呢?
　　夫妇共同纵欲肆恶，导致身亡家破，此为小说中描写的第一种“恶姻缘”。此类典型当数《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和潘金莲、花子虚和李瓶儿及《醒世姻缘传》中的晁源和珍哥。《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一个疯狂追逐声色和金钱的暴发户，他在用种种卑劣的手段拥有一妻五妾之后，仍在妓院包占妓女长期不归，在家里奸占仆妇、丫头、奶妈，最后在如日中天的壮年纵欲身亡，致使一夫多妻的家庭妻妾风飘云散，家业衰败。潘金莲和西门庆因性的吸引而苟合，嫁入西门庆家后，她为满足淫欲给西门庆服食过量性药致他死亡，她自己也终被为兄报仇的武松杀死。花子虚是西门庆“热结”的十兄弟之一，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他在外使钱嫖妓，其妻李瓶儿在家和西门庆“隔墙密约”，迎奸赴会，最终，花子虚落了个身死财空。李瓶儿如愿做了西门庆的妾并为他生下儿子，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就在妻妾争宠彼此倾轧中母子先后命归黄泉。晁源娶戏子珍哥为妾，二人为非作歹各逞私欲，最终双双死于非命。作者认为这类家庭中的男人女人放纵自己的欲望，寡廉鲜耻，导致了身亡家败的可怕后果，丝毫不值得同情。
　　“恶姻缘”的第二种表现是夫妻一方因种种原因嫌憎凌虐另一方，致使夫妻矛盾激化，造成家反宅乱的严重后果。此类夫妻当推《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和武大郎、《醒世姻缘传》前世姻缘中的晁源和计氏及后世姻缘中的薛素姐和狄希陈最为典型。如潘金莲对外貌丑陋性格懦弱的丈夫武大郎“甚是嫌憎，常与他合气”，并最终为满足私欲将他害死。晁源与计氏新婚时爱如珍宝，视若天仙。后来家业兴旺，就开始嫌憎计氏“鄙琐”，“恨不得叫计氏即时促灭了，再好另娶名门艳女”。他对计氏打骂冷落，断绝衣食供给，身心饱受折磨的计氏负气自缢身亡。
　　在描写这类“恶姻缘”时，作者往往怀着女人本恶的成见，用夸张和漫画式的手法突出放大小说中女人的泼悍乖戾、种种悖逆以及给整个家庭带来的灾难，以彰显女人在家庭矛盾中不可推却之责任。实际上，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肆恶是一柄双刃剑，她们在伤害别人的同时自己不仅并未从中得到快乐和解脱，反而陷入更深的苦难中。
　　因夫妻双方的人生目标完全错位而同床异梦，彼此折磨，这是“恶姻缘”的第三种类型。此类典型当以《醋葫芦》中的都氏和成夫妇为最。都氏夫妻同心协力挣下“千数家业”，只是年近六旬，没有儿子。成以此为借口，千方百计要纳妾，他把求子当成人生的目标和唯一乐趣，为此他不惜撒谎欺骗、寻死觅活、忍受妻子的种种惩罚；而都氏也把防范丈夫染指别的女人当成生活的全部内容，想方设法限制丈夫的外出和自由。夫妻双方都为自己的利益殚精竭虑，机关算尽，苦不堪言。他们在外人眼中是笑柄，在彼此眼中是冤家，家庭成了夫妻间斗智斗勇的战场，人生成了无尽的苦役。
　　
　　二
　　
　　《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在此书第一回前“姻缘传引起”中曾以可怕的比喻形容“恶姻缘”给人带来的痛苦：“就如脖项上瘿袋一样，去了愈要伤命，留着大是苦人”，就像是“将一把累世不磨的钝刀在你颈上锯来锯去，教你零敲碎受”，这等痛苦甚至“胜如那阎王的刀山、剑树、捣、磨挨，十八重阿鼻地狱”。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既无法挣脱也无处逃避，只有默默地忍受，因为作者荒唐地解释姻缘是“前生注定”，“恶姻缘”更是前世的“冤孽寇仇”势不能报，今世配成夫妇以示报复。那么，明中叶以后世情小说中出现大量的“恶姻缘”其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女人在恶姻缘中的表现呢?
　　首先，无爱的婚姻使家庭变成了牢笼，生活其中的男女用肆恶来表达自己的绝望和反抗。封建社会婚姻的缔结是为了“广家族，继宗嗣”，它同个人性爱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缔结的方式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一种婚姻制度势必会导致大量扼杀人性的“恶姻缘”的产生，正如西周生所言“十个人中倒有八九个不甚相宜”。综观这三部小说中所写的“恶姻缘”，其根源大都是由无爱的婚姻造成的。
　　“恶姻缘”中的丈夫享受不到妻子的敬服和柔情，他们通过纳妾嫖娼及社会活动弥补情感上的空虚；而他们的妻妾既不能得到性爱的满足，也没有通过生育儿女获得较为稳定的家庭地位，连功能价值都无法实现，封建礼教又要求女人从一而终，这就使不幸的婚姻变成了牢笼。无望无爱甚至互相仇视却还要厮守在一起，男人和女人在绝望中放纵沉沦，乖戾悖逆，彼此伤害，无法解脱。
　　其次，男性家长的无德无能，使得他们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被摧毁，他们已然在道德上和行动上丧失了统治管理家庭和为妻儿表率的能力，却依然享有父权文化赋予的种种特权，这就使得心有不甘的女人起来抗争，引起了家庭的震荡。
　　在男权制社会中，角色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丈夫是妻子敬奉倚仗的“天”，他既有役使妻子的权力也有赡养保护的责任。在这三部小说中，作者也写到了因丈夫的无能导致的家反宅乱。像武大郎接受了张大户的恩赐便默许其对潘金莲的占有，这种懦弱苟且，换来的只能是妻子对他的鄙视和无情。薛素姐折磨丈夫被作者解释为怨冤相报，实际上源于妻子对他所作所为的失望和怨恨：既无才又无德，考秀才靠作弊，婚前婚后都不安分。连狄希陈偷娶的妾也说：“似这么杂情的汉子，有不如无!”当“男权制已经确立，男性已经将自己树立为人的规范，将自己当作一种主体和参照物”。③当男性家长或因道德沦丧或因懦弱无能无法承担此责任时，他的权威自然就被摧毁了。妻子反抗丈夫的独占统治，在某种意义上是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做家中的主人，正如他不知道怎样做国家的主人一样，所以，他的妻子有充分权力夺取不配由他掌握的权柄”。④
　　最后，时代的变化和个人生活环境的影响，使得人们更看中俗世的享乐而漠视礼教闺范。明中后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生空前变化的历史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已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开始孕育资本主义的萌芽。与此相应的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兴起了一股启蒙思潮，这种思潮强调个人的重要，肯定人情和人欲的合理。好货好色，在当时已蔚然成风，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对以父权为核心的扼杀人性的婚姻家庭制度产生强烈的冲击和破坏作用。
　　在这三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主人公大都生活在市民家庭，像西门庆、成、武大郎等从事商业活动，潘金莲、薛素姐、都氏等都生长在商人之家，他们属于新兴的市民阶层，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在这些小说里，男人要么放纵着自己的欲望放弃了对家庭的责任，要么因缺乏竞争和理家的能力而削弱了其在家中的权力和地位；女人们受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影响，不愿为恪守封建妇德规范而牺牲尘世的享乐，甚至为了获取现实的利益和享乐，她们宁愿置封建礼教于不顾，不怕背负“淫”、“妒”、“悍”、“不孝”等罪名。薛素姐面对婆婆和娘家人对她上庙看会参加社会活动的阻拦，“扬扬不睬，竟自出门”，母亲责骂她打女婿骂婆婆都是犯了凌迟的罪，素姐不屑地说：“狗!破着一身剐，皇帝也对打!”其行为表现出对权威及礼法的极大蔑视。都氏为了防止丈夫以求子为借口抛弃自己，从而使自己辛苦挣下的家业为他人所有，坚决不许丈夫娶妾，为此她不怕被人诟骂指责，甚至承受地狱的种种极刑。在她们看来，自身的生存和现世的享乐比礼教的褒扬更重要，在她们身上，表现出对自我、对家庭、对社会伦理价值观的重新审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参考文献：
　　①张福清编著：《女诫——女性的枷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西蒙娜·德·波伏娃[法]著、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③凯特·米利特[美]著、宋文伟译：《性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④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
　　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项目(05JZD00030)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