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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战败后，五千多名日本孤儿与双亲离散，被遗弃在中国。五千多个善良的中国家庭不顾自己窘困的生活，向这些日本孤儿伸出了关爱之手，并用心血和博爱把他们养育成人——
“失去养母，我现在成了真正的孤儿”
在长春市平阳街46号，住着8位日本遗孤的养父母。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战争的硝烟已被和平鸽的洁白和遍地的鲜花所覆盖，但历史留给人类的隐痛却无法消失。
长春曾是“伪满洲国”的“首府”，被日本定为“新京”特别市。14年的沦陷，这里的人民受尽了苦难，直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苏联红军进驻东北，彻底摧毁了日本关东军，东北全境才宣告光复。
人民欢庆胜利，日军全面溃退。大批的日本伤妇和儿童被自己的亲人抛弃在火车站、街道边、甚至倒塌的破房子里。据不完全统计，当年日方约有五千多名孤儿被抛弃在中国东北，其中三分之一在吉林省，最大的13岁，最小的刚刚出生几天。
面对成千上万敌人的孤儿弃子，中国的母亲们表现出了极大的人性之爱和道德之爱。她们伸出关爱之手，不计前嫌，把伤病的日本弃儿从垃圾堆、从泥坑中抱出来，带回家抚养。五千多个孤儿，由五千多个家庭来抚养；五千多名孤儿，就有五千多个中国母亲！
收养小林惠子（中文名王雅君）的养母姜树云大娘，当年自己在长春开了一间小铺。小林惠子6个月时来到她身边，为了她，姜树云一生没有生养孩子。后来，小林惠子长大了，成了家，又有了后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孤儿和他们的后代纷纷返回日本，可小林惠子望着失去了老伴、瘫痪在床的母亲，说什么也不肯回去。姜大娘曾说：“小林惠子是我的肉，我心上的肉。”但老人又很矛盾：别的孤儿都纷纷回日本了，女儿不该因为自己不回去。
1996年夏天姜大娘去世时，小林惠子扑在母亲的灵床前哭喊着：“母亲，我现在成了真正的孤儿了！”她的哭声震撼着所有人的心。
母爱——世上最伟大的爱
田山昭子，又名孙艳平，现居日本东京。谈起自己的中国养母，她充满了深情：“对我来说，给我生命的母亲的面孔早已模糊，养育我的母亲的形象却是那么清晰。田山昭子只是我梦中的一个记忆，孙艳平才是我生命中的全部。”
田山昭子是当年的日本遗孤之一。如今每隔几年，她都要来东北，看望生活在长春市“中日友好楼”里的养母曾秀兰。1945年她被曾秀兰收养时，只有8岁。在长春这座城市里，她生活了41年，直到1986年回日本定居。如今，养母已经85岁，田山昭子自己也是66岁的老人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1932年，溥仪在长春登基，成立伪满洲国。
曾秀兰说：“日本让中国老百姓遭老罪了。那时我们家生活特困难，我哥哥是个木匠，他挣钱回来，家里就有饭吃。没有好的，过年吃顿高粱米那是最好的了。平时就吃橡子面，吃得大便都拉不出来呀。”
为达到长期占领中国东北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侵略东北的同时，加紧了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掠夺，开始向中国东北大量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是日本国内的普通百姓，对他们来说，加入“满蒙开拓团”就是去一个遍地大豆、高粱，如同天堂般的地方。
1945年，中国军队对日军开始了全面反攻，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溃败的日本兵对日本妇女和儿童进行了残酷的杀戮，甚至逼迫母亲杀死亲生骨肉。许多日本人为了所谓的效忠天皇，把手榴弹绑在身上引爆，幸存下来的士兵和平民如潮水般拥入长春，准备取道通化、大连等地逃回日本。日本遗孤中村清子说：“妇女、老人、孩子都跑到车站去。按照日本的规定，又不能携带很多行李，只能一人一件，有的日本人就把孩子扔了，有的把孩子掐死了，也有的把孩子扔到井里头。有能讲汉语的，就哀求中国老百姓收养他的孩子，没有这种能力的就干脆扔到路上。”
今年86岁的李淑贤，在日本统治长春时，被日本士兵踢中腹部，丧失了生育能力。她痛恨日本侵略者，但她看到流落街头的日本遗孤青山百惠时，却伸出了友善的双手。几十年后，病床上的李淑贤谈起这段经历时平淡地说：“我是个女人，是个母亲啊！”她的养女青山百惠（又名徐桂兰）现居日本横滨。
今年63岁的盐原初美（又名杜冬梅）回忆说：“养父母对我确实挺好，刚到家时，他们给我换了新衣服。当时我因为有结核病很瘦小，生命垂危，养父母觉得我可怜，第二天就抱我去看病。四五年当中一共做了4次手术，到我10多岁的时候，中国有了进口链霉素，父亲就给我买那个药治病。养父母对我比对自己亲生的孩子还好。中国号召知青上山下乡时，学生都去劳动。我要是下乡劳动，只一个礼拜他们就坐立不安，特别不放心。我父亲是个电工，经常到外地。家里只有妈妈和祖母。她们省吃俭用，给我打牛奶，喂饼干，反正好的东西都给我吃。我的养父养母把钱都花在我身上了。”
20世纪50年代，中国百废待兴，人民生活困难，但是中国的养父母们宁肯自己受苦受累，节衣缩食，也要把日本遗孤养育成人。盐原初美说：“我祖母吃酒糟，把高粱米磨成面烙成小饼给我吃。当时我不懂事，还要大果子（油条）吃，我母亲没办法，就拿着自己的戒指，走了整个长春市，也没有找到大果子，就用半个戒指换了个麻花回来。我永生难忘养父养母的恩情。当时我的祖母吃粗粮拉血，也不舍得吃一口细粮，把细粮都省给我。”“我母亲1955年开始上班。上班她都经常走丢，但她坐着车却能找到我的学校，从来没丢过。在父母的培养下，我上了大学，成了一名医生。”
守望孤独——中国母亲的失落
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后，一些已在中国生活了三四十年的日本遗孤告别了他们的中国养父母，陆续回了日本。
从几个月抚养到成人，禹桂荣从来没想过从她的养子吉田达男身上得到任何回报。她所想的，就是好好养大孩子，让他生活得更好一点。可是她却没想到儿子有要走的一天。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一天，她的儿子下班回来说：“妈，我要回日本定居了。”禹桂荣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心里受不了，拉住他的手说：‘儿子你不能走呀。’他是我的命，我的心！”可是考虑了很久，一天，禹桂荣还是对吉田达男说：“孩子，你走吧。”
在五千多名日本遗孤中，如今已有二千四百多名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由于政策和经济原因，能够与子女继续生活在一起的中国养父母很少。孩子回国后，这些人注定要经受孤独和思念的折磨。
如今盐原初美和90岁的养母于世芳生活在一起，她是为数不多的把养父母接到日本的孤儿之一。为了让老人叶落归根，最近她在长春市买了房子，带着老人回老家安度晚年。她说：“我当初将养父母接到日本时就下定决心，在中国没吃到的东西都要让他们吃到，不管有多贵。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在中国要吃甲鱼是很困难的，在日本也很贵，但我都买给他们吃。在中国，肉多，虾蟹特别少。我一周买两次，给他们做盐水大虾。还有桔子，只要有了就马上买，因为我怕我妈今年活过去了，明年没了吃不着怎么办？我一直这样对他们。要是没有他们我绝不会有今天。就是在我自己亲生父母身边，我也不一定能念大学，因为我的父亲回日本后又有了两个儿子，他们都不是大学生。亲生父母没有供一个女孩子念大学，可是我的养父养母做到了。我不能忘了他们，走到哪把他们带到哪。我养母现在90岁了，我要让她归根中国，所以今年5月就把我养母带回来了。我说妈你想吃什么就说，想吃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老太太吃别的咬不动了，就乐意吃鸡蛋。她说我就没吃够鸡蛋。行，那就顿顿鸡蛋。她爱吃葡萄，我就给她买葡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不能忘，永远也不能忘。”
“失去养母，我现在成了真正的孤儿”
在长春市平阳街46号，住着8位日本遗孤的养父母。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战争的硝烟已被和平鸽的洁白和遍地的鲜花所覆盖，但历史留给人类的隐痛却无法消失。
长春曾是“伪满洲国”的“首府”，被日本定为“新京”特别市。14年的沦陷，这里的人民受尽了苦难，直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苏联红军进驻东北，彻底摧毁了日本关东军，东北全境才宣告光复。
人民欢庆胜利，日军全面溃退。大批的日本伤妇和儿童被自己的亲人抛弃在火车站、街道边、甚至倒塌的破房子里。据不完全统计，当年日方约有五千多名孤儿被抛弃在中国东北，其中三分之一在吉林省，最大的13岁，最小的刚刚出生几天。
面对成千上万敌人的孤儿弃子，中国的母亲们表现出了极大的人性之爱和道德之爱。她们伸出关爱之手，不计前嫌，把伤病的日本弃儿从垃圾堆、从泥坑中抱出来，带回家抚养。五千多个孤儿，由五千多个家庭来抚养；五千多名孤儿，就有五千多个中国母亲！
收养小林惠子（中文名王雅君）的养母姜树云大娘，当年自己在长春开了一间小铺。小林惠子6个月时来到她身边，为了她，姜树云一生没有生养孩子。后来，小林惠子长大了，成了家，又有了后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孤儿和他们的后代纷纷返回日本，可小林惠子望着失去了老伴、瘫痪在床的母亲，说什么也不肯回去。姜大娘曾说：“小林惠子是我的肉，我心上的肉。”但老人又很矛盾：别的孤儿都纷纷回日本了，女儿不该因为自己不回去。
1996年夏天姜大娘去世时，小林惠子扑在母亲的灵床前哭喊着：“母亲，我现在成了真正的孤儿了！”她的哭声震撼着所有人的心。
母爱——世上最伟大的爱
田山昭子，又名孙艳平，现居日本东京。谈起自己的中国养母，她充满了深情：“对我来说，给我生命的母亲的面孔早已模糊，养育我的母亲的形象却是那么清晰。田山昭子只是我梦中的一个记忆，孙艳平才是我生命中的全部。”
田山昭子是当年的日本遗孤之一。如今每隔几年，她都要来东北，看望生活在长春市“中日友好楼”里的养母曾秀兰。1945年她被曾秀兰收养时，只有8岁。在长春这座城市里，她生活了41年，直到1986年回日本定居。如今，养母已经85岁，田山昭子自己也是66岁的老人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1932年，溥仪在长春登基，成立伪满洲国。
曾秀兰说：“日本让中国老百姓遭老罪了。那时我们家生活特困难，我哥哥是个木匠，他挣钱回来，家里就有饭吃。没有好的，过年吃顿高粱米那是最好的了。平时就吃橡子面，吃得大便都拉不出来呀。”
为达到长期占领中国东北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侵略东北的同时，加紧了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掠夺，开始向中国东北大量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是日本国内的普通百姓，对他们来说，加入“满蒙开拓团”就是去一个遍地大豆、高粱，如同天堂般的地方。
1945年，中国军队对日军开始了全面反攻，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溃败的日本兵对日本妇女和儿童进行了残酷的杀戮，甚至逼迫母亲杀死亲生骨肉。许多日本人为了所谓的效忠天皇，把手榴弹绑在身上引爆，幸存下来的士兵和平民如潮水般拥入长春，准备取道通化、大连等地逃回日本。日本遗孤中村清子说：“妇女、老人、孩子都跑到车站去。按照日本的规定，又不能携带很多行李，只能一人一件，有的日本人就把孩子扔了，有的把孩子掐死了，也有的把孩子扔到井里头。有能讲汉语的，就哀求中国老百姓收养他的孩子，没有这种能力的就干脆扔到路上。”
今年86岁的李淑贤，在日本统治长春时，被日本士兵踢中腹部，丧失了生育能力。她痛恨日本侵略者，但她看到流落街头的日本遗孤青山百惠时，却伸出了友善的双手。几十年后，病床上的李淑贤谈起这段经历时平淡地说：“我是个女人，是个母亲啊！”她的养女青山百惠（又名徐桂兰）现居日本横滨。
今年63岁的盐原初美（又名杜冬梅）回忆说：“养父母对我确实挺好，刚到家时，他们给我换了新衣服。当时我因为有结核病很瘦小，生命垂危，养父母觉得我可怜，第二天就抱我去看病。四五年当中一共做了4次手术，到我10多岁的时候，中国有了进口链霉素，父亲就给我买那个药治病。养父母对我比对自己亲生的孩子还好。中国号召知青上山下乡时，学生都去劳动。我要是下乡劳动，只一个礼拜他们就坐立不安，特别不放心。我父亲是个电工，经常到外地。家里只有妈妈和祖母。她们省吃俭用，给我打牛奶，喂饼干，反正好的东西都给我吃。我的养父养母把钱都花在我身上了。”
20世纪50年代，中国百废待兴，人民生活困难，但是中国的养父母们宁肯自己受苦受累，节衣缩食，也要把日本遗孤养育成人。盐原初美说：“我祖母吃酒糟，把高粱米磨成面烙成小饼给我吃。当时我不懂事，还要大果子（油条）吃，我母亲没办法，就拿着自己的戒指，走了整个长春市，也没有找到大果子，就用半个戒指换了个麻花回来。我永生难忘养父养母的恩情。当时我的祖母吃粗粮拉血，也不舍得吃一口细粮，把细粮都省给我。”“我母亲1955年开始上班。上班她都经常走丢，但她坐着车却能找到我的学校，从来没丢过。在父母的培养下，我上了大学，成了一名医生。”
守望孤独——中国母亲的失落
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后，一些已在中国生活了三四十年的日本遗孤告别了他们的中国养父母，陆续回了日本。
从几个月抚养到成人，禹桂荣从来没想过从她的养子吉田达男身上得到任何回报。她所想的，就是好好养大孩子，让他生活得更好一点。可是她却没想到儿子有要走的一天。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一天，她的儿子下班回来说：“妈，我要回日本定居了。”禹桂荣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心里受不了，拉住他的手说：‘儿子你不能走呀。’他是我的命，我的心！”可是考虑了很久，一天，禹桂荣还是对吉田达男说：“孩子，你走吧。”
在五千多名日本遗孤中，如今已有二千四百多名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由于政策和经济原因，能够与子女继续生活在一起的中国养父母很少。孩子回国后，这些人注定要经受孤独和思念的折磨。
如今盐原初美和90岁的养母于世芳生活在一起，她是为数不多的把养父母接到日本的孤儿之一。为了让老人叶落归根，最近她在长春市买了房子，带着老人回老家安度晚年。她说：“我当初将养父母接到日本时就下定决心，在中国没吃到的东西都要让他们吃到，不管有多贵。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在中国要吃甲鱼是很困难的，在日本也很贵，但我都买给他们吃。在中国，肉多，虾蟹特别少。我一周买两次，给他们做盐水大虾。还有桔子，只要有了就马上买，因为我怕我妈今年活过去了，明年没了吃不着怎么办？我一直这样对他们。要是没有他们我绝不会有今天。就是在我自己亲生父母身边，我也不一定能念大学，因为我的父亲回日本后又有了两个儿子，他们都不是大学生。亲生父母没有供一个女孩子念大学，可是我的养父养母做到了。我不能忘了他们，走到哪把他们带到哪。我养母现在90岁了，我要让她归根中国，所以今年5月就把我养母带回来了。我说妈你想吃什么就说，想吃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老太太吃别的咬不动了，就乐意吃鸡蛋。她说我就没吃够鸡蛋。行，那就顿顿鸡蛋。她爱吃葡萄，我就给她买葡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不能忘，永远也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