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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只要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奖，“西方目光以猎奇心态看待中国”的观点就会被重提一次。但很显然，在三大电影节弥久恒香的电影维度中，中国电影仍只是一丛支流。
恐怕人们只有从影像记录中，才能回忆起1951年6月6日，首届柏林电影节上的女主角琼·芳登，她娇羞的微笑荡出柏林人心中的第一抹春潮。到了今年的柏林，很多人已经第一时间通过各种方式，分享了刁亦男和廖凡带着典型东方隐忍的《白日焰火》捧起桂冠时刻。这是柏林影史上第二部包揽金熊奖和影帝的电影，之前那次是伊朗神片《一次别离》。至此，中国人终于完成了柏林、戛纳和威尼斯三大世界电影节的主要奖项全满贯。
要和政治沾点边
几乎得到公认的是，坚硬的柏林比其他地方更喜欢政治和战争题材，但这里却是最早化解冷战疑云的先驱，它是最早放映、颁奖给苏联、捷克作品的西方电影节。
对于中国导演而言，柏林可谓他们的福地。1988年，张艺谋凭《红高粱》在这里捧起金熊奖，一些观众却认为它“靠丑化中国老百姓，博得了西方人的赏识”。由此，只要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奖，“西方目光以猎奇心态看待中国”的观点就会被重提一次。
除了老谋子外，谢飞、李安（2次）、王全安，加上今次的刁亦男，中国人一共6次在柏林折桂。有意思的是，这里面除了李安，其他4个都是陕西人。他们的大部分电影不是政治，就是內敛的东方文化。
在40岁的廖凡今届封帝之前，大家或许因《让子弹飞》还记住过那个麻匪形象，意外的是，《白日焰火》没讲政治，讲的是碎尸案中颓废的警察故事和残酷的现实境遇。当然，张曼玉和萧芳芳曾分别凭借《阮玲玉》和《女人四十》摘走影后殊荣时，后者也没讲太多的政治。
除了柏林，戛纳和威尼斯其实照样爱政治，前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就曾接受过威尼斯的邀请，来这里为一部美国人拍的他的一部纪录片走秀站台。
而早在红色思想驰骋欧洲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威尼斯就让贝罗奇奥的《中国已近》和戈达尔的《中国姑娘》分享了评委会大奖。1972年，意大利名导安东尼奥尼甚至来华拍摄了纪录片《中国》。不过直到1989年，水城的狮子终于开始真正说中国话，一部《悲情城市》让世界记住了侯孝贤，更记住了宝岛的政治片段。
朝中有人“好办事”
2008年的时候，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曾被同乡诘难：你对中国电影的溺爱是不是到了无原则地步？
中国电影在这里所向披靡，胜于柏林和戛纳。张艺谋和李安分别两次擒狮，贾樟柯、蔡明亮的持续佳作，都不折不扣在向世人们证明东方的魅力。
1994年，18岁的夏雨凭《阳光灿烂的日子》获得金狮影帝，按他的说法，“站在这么高的位置，剩下的就只能下坡路了”，他的感受，对如今中国电影在水城而言，同样适用。
入围其实就是肯定，能否得奖则要看天意。有“熟人”，自然会多一点印象分。如李安《色·戒》折桂那次，主席则是不拘言笑的张艺谋，与他两年前凭《断背山》获得金狮奖不同，水城新闻中心的口哨声多过了掌声。要知道，1993年，李安在柏林电影节上凭借《喜宴》拿到金熊奖的时候，评审团主席刚好也是张艺谋。李安当时更是开玩笑说：“希望他能多多做评审。”
不过随着马可·穆勒的卸任，华语片在威尼斯显得举步维艰，除了叶德娴以精湛演技独力撑起《桃姐》，近几年是几乎颗粒无收，威尼斯似乎也急了，只好发个终身成就奖给吴宇森，好歹也是个大奖了。
电影节颁奖，大家最爱看的就是爆冷。还记得内敛、沉稳的梁朝伟在电影节开幕点评今年入围的中国影片时，夸完娄烨夸宁浩，唯独说到《白日焰火》时，男神一时语塞，满脸抱歉地说自己不是很熟悉导演及其风格。
有事没事混个脸熟
对成熟的电影工业而言，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味道其实是很寡淡的，但在很多国家眼里，尤其是戛纳那一片植物叶子，仍像月桂之于诗人般具有巨大诱惑。中国影人在戛纳的征战，是要稍逊于柏林和威尼斯的。唯一收获的一次金棕榈奖，还是和别人分享的“双黄蛋”。虽然陈凯歌以后再没有拍出过《霸王别姬》这样的佳作，但却并不妨碍他日后老是祥林嫂般回忆：“中国电影是拿过世界冠军的”。因为戛纳所肯定的，除了电影本身，还有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
三大电影节既是通往天堂之门的入口，也是连接叹息之墙的迷途。当年张国荣因一票之差错失影帝，据说是一位评委恶作剧般投了他一个最佳女主角。而葛优当年以《活着》问鼎戛纳影帝时，那还是1994年，资讯传播尚不发达，也就是报纸上一则豆腐块了。等到好不容易《花样年华》的旗袍在这里风靡时，最终得奖的却是梁朝伟而非张曼玉。
异乡有悟，居乡不觉。最近三年，中国电影在三大电影节上能入围主竞赛单元的都屈指可数，众多影人虽说都是因电影而去，但却是各怀心思，老板忙着卖片、女星是为了走秀、导演则能混个脸熟。人们不知道有些人在这里得过什么奖，但还是记得那几身妖孽又华丽丽的仙鹤服和龙袍。
很显然，在三大电影节弥久恒香的电影维度中，中国电影仍只是一丛支流。难怪周迅当年走过一次戛纳红毯后，回国就能立马抛出一句“我还坚持电影精神”，引得媒体争相热炒。
恐怕人们只有从影像记录中，才能回忆起1951年6月6日，首届柏林电影节上的女主角琼·芳登，她娇羞的微笑荡出柏林人心中的第一抹春潮。到了今年的柏林，很多人已经第一时间通过各种方式，分享了刁亦男和廖凡带着典型东方隐忍的《白日焰火》捧起桂冠时刻。这是柏林影史上第二部包揽金熊奖和影帝的电影，之前那次是伊朗神片《一次别离》。至此，中国人终于完成了柏林、戛纳和威尼斯三大世界电影节的主要奖项全满贯。
要和政治沾点边
几乎得到公认的是，坚硬的柏林比其他地方更喜欢政治和战争题材，但这里却是最早化解冷战疑云的先驱，它是最早放映、颁奖给苏联、捷克作品的西方电影节。
对于中国导演而言，柏林可谓他们的福地。1988年，张艺谋凭《红高粱》在这里捧起金熊奖，一些观众却认为它“靠丑化中国老百姓，博得了西方人的赏识”。由此，只要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奖，“西方目光以猎奇心态看待中国”的观点就会被重提一次。
除了老谋子外，谢飞、李安（2次）、王全安，加上今次的刁亦男，中国人一共6次在柏林折桂。有意思的是，这里面除了李安，其他4个都是陕西人。他们的大部分电影不是政治，就是內敛的东方文化。
在40岁的廖凡今届封帝之前，大家或许因《让子弹飞》还记住过那个麻匪形象，意外的是，《白日焰火》没讲政治，讲的是碎尸案中颓废的警察故事和残酷的现实境遇。当然，张曼玉和萧芳芳曾分别凭借《阮玲玉》和《女人四十》摘走影后殊荣时，后者也没讲太多的政治。
除了柏林，戛纳和威尼斯其实照样爱政治，前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就曾接受过威尼斯的邀请，来这里为一部美国人拍的他的一部纪录片走秀站台。
而早在红色思想驰骋欧洲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威尼斯就让贝罗奇奥的《中国已近》和戈达尔的《中国姑娘》分享了评委会大奖。1972年，意大利名导安东尼奥尼甚至来华拍摄了纪录片《中国》。不过直到1989年，水城的狮子终于开始真正说中国话，一部《悲情城市》让世界记住了侯孝贤，更记住了宝岛的政治片段。
朝中有人“好办事”
2008年的时候，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曾被同乡诘难：你对中国电影的溺爱是不是到了无原则地步？
中国电影在这里所向披靡，胜于柏林和戛纳。张艺谋和李安分别两次擒狮，贾樟柯、蔡明亮的持续佳作，都不折不扣在向世人们证明东方的魅力。
1994年，18岁的夏雨凭《阳光灿烂的日子》获得金狮影帝，按他的说法，“站在这么高的位置，剩下的就只能下坡路了”，他的感受，对如今中国电影在水城而言，同样适用。
入围其实就是肯定，能否得奖则要看天意。有“熟人”，自然会多一点印象分。如李安《色·戒》折桂那次，主席则是不拘言笑的张艺谋，与他两年前凭《断背山》获得金狮奖不同，水城新闻中心的口哨声多过了掌声。要知道，1993年，李安在柏林电影节上凭借《喜宴》拿到金熊奖的时候，评审团主席刚好也是张艺谋。李安当时更是开玩笑说：“希望他能多多做评审。”
不过随着马可·穆勒的卸任，华语片在威尼斯显得举步维艰，除了叶德娴以精湛演技独力撑起《桃姐》，近几年是几乎颗粒无收，威尼斯似乎也急了，只好发个终身成就奖给吴宇森，好歹也是个大奖了。
电影节颁奖，大家最爱看的就是爆冷。还记得内敛、沉稳的梁朝伟在电影节开幕点评今年入围的中国影片时，夸完娄烨夸宁浩，唯独说到《白日焰火》时，男神一时语塞，满脸抱歉地说自己不是很熟悉导演及其风格。
有事没事混个脸熟
对成熟的电影工业而言，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味道其实是很寡淡的，但在很多国家眼里，尤其是戛纳那一片植物叶子，仍像月桂之于诗人般具有巨大诱惑。中国影人在戛纳的征战，是要稍逊于柏林和威尼斯的。唯一收获的一次金棕榈奖，还是和别人分享的“双黄蛋”。虽然陈凯歌以后再没有拍出过《霸王别姬》这样的佳作，但却并不妨碍他日后老是祥林嫂般回忆：“中国电影是拿过世界冠军的”。因为戛纳所肯定的，除了电影本身，还有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
三大电影节既是通往天堂之门的入口，也是连接叹息之墙的迷途。当年张国荣因一票之差错失影帝，据说是一位评委恶作剧般投了他一个最佳女主角。而葛优当年以《活着》问鼎戛纳影帝时，那还是1994年，资讯传播尚不发达，也就是报纸上一则豆腐块了。等到好不容易《花样年华》的旗袍在这里风靡时，最终得奖的却是梁朝伟而非张曼玉。
异乡有悟，居乡不觉。最近三年，中国电影在三大电影节上能入围主竞赛单元的都屈指可数，众多影人虽说都是因电影而去，但却是各怀心思，老板忙着卖片、女星是为了走秀、导演则能混个脸熟。人们不知道有些人在这里得过什么奖，但还是记得那几身妖孽又华丽丽的仙鹤服和龙袍。
很显然，在三大电影节弥久恒香的电影维度中，中国电影仍只是一丛支流。难怪周迅当年走过一次戛纳红毯后，回国就能立马抛出一句“我还坚持电影精神”，引得媒体争相热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