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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乐历史著作的使命，最终乃是探究人和音乐的历史。本文将中国近代音乐家的现代命运大致分为了五种类型，总而言之，中国近代音乐家的现代命运，实际上是中国知识界命运的一个投影。近代音乐家无论遭遇何等人生命运，他们创造的音乐文化都将穿透时空的扑朔迷离，超越人生的悲欢离合，载于史册的真相假象，永远为后人所铭记，历史之魅力正在于此。而中国音乐的前途，有待于未来，更有待于音乐家们化腐朽为神奇的集体努力与奋斗！
[关键词]近代音乐家；音乐历史；现代命运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6）11-0001-03
历史已经穿越了百年时空，曾经在近代舞台上轮番登场的音乐家人生命运绝大多数现今已有了归宿。音乐历史著作的使命，最终乃是探究人和音乐的历史。恰如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亦如郭乃安所说：“音乐，作为一种人文现象，创作它的是人，享有它的也是人。音乐的意义、价值皆取决于人。因此，音乐学的研究，总离不开人的因素。”[2]当我们读完一部近代音乐史，掩卷而思，多数近代音乐家的命运，善其始而不能善其终。现代谚语云：东方人讲命运，西方人讲机遇，马列主义讲偶然与必然。中国近代之音乐家，命运耶？机遇耶？偶然耶？仿佛皆不能得其要领。思之再三，恍然悟曰：时代之遽变也！陈寅恪曾云：“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3]多数从近代走到现代的音乐家，均未能摆脱此种时代性之纠结。
一批为数不少的近代音乐家尚未走到现代即英年早逝，离开人世。聂耳溺海而亡于日本，23岁；麦新在东北解放区任开鲁县委组织部、宣传部部长时，一次参加县委会议返回途中遭土匪袭击身亡，33岁；黄自患伤寒病带着壮志未酬遗恨而去，34岁；刘天华死于赴北京天桥采风染上猩红热，37岁；谭小麟刚学成归国尚未完全展露才华因教学劳累加之家庭纠纷心情苦闷，死于高烧引发下肢麻痹症，37岁；王光祈胸怀“音乐救国”豪情在德国苦读，成绩斐然，因长期营养不良突发脑溢血病逝于波恩医院，38岁；冼星海苦难一生，以《黄河大合唱》享誉海内外，抗战胜利前夕因肺炎病逝于克里姆林宫医院，40岁；任光以电影主题歌《渔光曲》一举成名，应叶挺将军之邀到新四军军部负责音乐工作，皖南事变中为流弹击中而牺牲，41岁；吴伯超作为中国著名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和指挥家，不幸在赴台途中沉船身亡，未能实现他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宏伟目标，46岁；萧友梅为我国音乐文化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积劳成疾而病逝于上海体仁医院，苏石林在追悼会上唱他的遗作《问》，唱到“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泪”时，听者莫不垂泪，享年56岁。这些音乐家都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脊梁式的历史人物，在音乐文化领域均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过早地去世是中国音乐事业的莫大损失，或死于偶然，或死于偶然中的必然，令人扼腕叹息。有人问，如果这些音乐家有更长寿数一直生活到现代，将会做出一番怎样轰轰烈烈的事业呢！历史不存在假设，就像文学界有人问鲁迅如果活到共和国成立后会写出什么样的杂文一样，其实这一问题早就有了极富于历史幽默感的回答。一个时代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任何人都绕越不过去的巨大屏障。从近代音乐家的现代命运中，即可折射出这些音乐家若更为长寿将会在新时代遭遇的凶吉祸福。
近代音乐家的现代命运，大致有五种典型之遭遇：
一类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于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音乐家，他们以音乐为生命，极少干预政治，大致能够追随时代步伐行进，为新中国培育了大批优秀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江定仙（1912—2000）和丁善德（1911—1995）是这类音乐家的楷模，有着“南丁北江”之盛誉，他们保持着平和的心态，教书育人，桃李天下，即便遇到批判性风浪，也宠辱不惊，坦然处之。缪天瑞（1908—2009）是近代音乐家的“老寿星”，人生境界犹如一座跨世纪的历史丰碑。廖辅叔（1907—2002）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是音乐界的一部“活字典”，他在社会改革开放后撰写的一系列文论，对中国现代音乐史学的转型有筚路蓝缕之功。或者说，很大一部分从近代步入现代的音乐家，多数都有着这种人生命运与经历，洁身自好，默默奉献，颐养天年，克己善终。
一类是正直善良、爱国有心且对音乐一往情深，有的甚至是不知“政治”为何物的音乐家，然而，命运偏偏捉弄他们。这些音乐家即便躲过挺过了“反右”也躲不过“文革”。刘雪庵（1905—1985）和马思聪（1912—1987）则是此类音乐家的代表。刘雪庵以一曲《何日君再来》被错划为右派，在“文革”中再次备受磨难，导致双目失明，瘫痪在床；马思聪在疯狂年代受尽侮辱，横遭蹂躏，被迫逃亡美国，客死异乡。这样的音乐家何止一二！青主（廖尚果，1893—1959）是我国现代音乐美学之开拓者，因“音乐是上界的语言”和“你要知道什么是音乐，你还是要向西方乞灵”等话语而被批判一生；黎锦晖（1891—1967）因创作“时代曲”（爱情歌曲）掉进了时代的夹缝，被定性为“黄色音乐鼻祖”加以批判。在“文革”中，上海文化界乃是重灾区，在一个接连一个的政治风暴中，许许多多音乐家难逃厄运，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1919—1968）因言论获罪，死于非命，1979年9月被落实政策平反；天才钢琴家顾圣婴[4]因不堪遭受迫害，打开家中煤气阀，和母亲秦慎义、弟弟顾握奇同时安详地离开尘世，1979年1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们一个个都为痴情于音乐而以“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文人精神付出了生命的庄重代价。一类是钢筋铁骨、敢于斗争，即便在狂风暴雨中依然昂首屹立、力挽狂澜的音乐家。贺绿汀（1903—1999）即是近代音乐家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杰出代表。在多次批判黄自“走资产阶级道路”的政治风波中，他一再重申“黄自是我最大的恩师”，即便到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垒较量中，依然光明磊落，一身正气，捍卫着音乐和人格的尊严。他的“硬骨头”精神，鼓舞与震撼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音乐家的心灵，也是在正义和邪恶的决斗中值得人们崇敬与仿效的榜样性力量。 一类是青年时代即怀有远大理想，以音乐为武器矢志不渝地为实现人类伟大事业而奋斗的音乐家，当他们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犹如真理和谎言一样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时，开始严肃的哲理思考。瞿希贤（1919—2008）是这类“反思型”音乐家代表。她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在上海入国立音专学习钢琴、作曲两个专业，师从弗兰克尔和谭小麟学习作曲，1948年毕业。学生时代就被国民党列入逮捕的黑名单。建国后创作了大量影响广泛的革命歌曲。“文革”初期突然被逮捕，投进监狱6年零7个月，获释后于1978年7月彻底平反。她说：“‘文革’把我一刀斩断。”音乐创作开始由“革命性”向“人性”转化，创作了《把我的奶名叫》《布谷鸟叫了》《飞来的花瓣》等优秀声乐作品。1995年中央合唱团要演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找她商议时，她说：“这首歌已经过时了，再唱不合适了。”当中央合唱团坚持要唱时，她态度坚定地说：“我坚决不同意你们唱这首歌。如果你们坚决要唱，我要和你们打官司。”这是多么掷地有声的话语！瞿希贤人生由大起大落到大彻大悟，反思音乐创作的美学倾向和人生命运的深层内涵，值得人们加以思考。[5]一类是在意识形态机制下基本上坚持着党的文艺方针与路线的音乐家。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创作了一些形式新颖、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音乐观念方面则接受左联的“左”倾机械论主张，忽略了艺术的特殊性。吕骥（1909—2002）作为鲁艺音乐系领导人和李凌（1903—2003）、赵沨（1916—2001）作为“新音乐社”和《新音乐月刊》领导者，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中国音协领导职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伤害了一大批原本可以广泛团结的音乐家。他们的思想观念保守固执又常常与新生代音乐理论家发生争论、碰撞。同时，在“文革”中自身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斗伤害。吕骥被“造反派”称为“反共老手”[6]。赵沨也被戴上“三反分子”“走资派”“文艺黑线”“破坏文艺革命”等大帽子，曾在体育场上万人批斗“彭、陆、罗、杨”大会上作为陪斗者之一。[7]李凌更因为1958年起写了《轻音乐杂谈》等几篇文章，就连这些观点也不能为同道所容，1964年中国音协将他作为“修正主义言论”者批判，“文革”十年中也被管制、监督劳动。[8]这些长期坚持执行党的文艺方针、路线的“革命音乐家”，在政治运动中也难免受到冲击。
所有这一切，恰如《红楼梦·鸟飞各投林》所唱：“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因此，几乎所有近代音乐家在现代都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厄运。阶级斗争理论、路线和方针犹如一张无形的天罗地网一样笼罩着华夏大地，密不透风，令人窒息。有人深有体会地说：“‘文革’是一场悲剧。”[9]“文化大革命”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悲剧，人类优秀文化在十年浩劫中毁于一旦。文化的毁灭，将给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一个漫长历史阶段中带来挥之不去的浓重阴影。
中国近代音乐家的现代命运，实际上是中国知识界命运的一个投影。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创造中，知识分子始终是中坚力量并且起着中流砥柱作用。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兴盛衰败，首先取决于文化的创造与破坏。一般说来，盛世时代是知识界最具创造力的时代，同时，文人也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乱世时代，统治者将知识分子视为仇敌，知识分子成为最无知识的“代名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诚然，文化创造与社会发展也有并不完全同步的特例，在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的相持阶段，恰恰是国民政府文化建设最有成效的时期。但是，文明和野蛮的对峙及其对待人类文明态度的选择，始终是衡量中国社会进步与倒退的试金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人格内核。然而，共和国成立后的每一次政治运动，矛头所向几乎都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因此，一部现代音乐的历史，很大一部分是近代音乐家在大脑洗涤的同时进行着音乐文化创造的历史，无论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理论、音乐表演、音乐社会活动，无不烙上这样的时代印记。翻阅现代音乐文献资料，在一片歌功颂德的吹捧之同时，知识分子自我人格否定与相互攻讦之声，不堪入目，不绝于耳。
近代音乐家无论遭遇何等人生命运，他们创造的音乐文化都将穿透时空的扑朔迷离，超越人生的悲欢离合，载于史册的真相假象，永远为后人所铭记，历史之魅力正在于此。
人类文明的火种不会熄灭。中国社会深化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在觉醒，民族在觉醒，知识界在觉醒，并且都思考这样的问题：文明时代塑造着文明人国民素质，野性时代造就野性人的民众习气，信仰不同，泾渭分明。这种时代现象已经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但是，抗战期间建立的“西南联大”曾在物资条件极其贫乏的背景下建设成世界第一流高等学府，为人类输送了一批杰出科学家。近代音乐家的现代命运，不也告诉我们，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我们今天又应该做些什么这样一种平凡而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吗？
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化复兴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莫过于“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的一段精彩论述，兹抄录于下，作为本书对中国近代教育精神以及文人骨气的敬慕与颂扬之情：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著名学者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历史丰碑，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强敌侵虏、山河破碎、面临亡国之际，爱国家、争民主、争自由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优良传统，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一页。）
中国音乐文化的走向，无疑是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音乐家，尤其是值得青年一代深思的命题。近百年前，王光祈所说“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10]的抱负，言犹在耳；田汉词、聂耳曲《毕业歌》中情绪激昂的“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11]之歌声，尚在回响。音乐家们的灵魂往往是孤独的，因为他们把丰富的感情世界和生命全部献给了音乐。但是，当作为具有时代属性的13亿中国人人性由利己、冷漠、野性转化为互爱、尊重、文明时，表明一个新时代之必然来临。此时此刻，中国音乐家点燃的音乐火花将足以燃烧整个地球和人类。中国音乐的前途，有待于未来，更有待于音乐家们化腐朽为神奇的集体努力与奋斗！
〔本文为作者著《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修订版）“近代音乐卷”之“结语”，初稿曾由《音乐大观》刊用，此稿为作者修改后的终定稿，特予说明。〕
[参 考 文 献]
[1]阴法鲁.古文观止译注（上册）[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401.
[2]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1.
[3]陈寅恪.王国维经典学术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497.
[4]曹利群.被背叛的遗嘱——怀念顾圣婴[M].北京：时代书屋，2016.
[5]刘再生.嘤鸣集——刘再生音乐评论文集[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210—211.
[6]伍雍谊.人民音乐家吕骥传[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219.
[7][9]吴锡麟，牟洪元.赵沨的故事——纪念赵沨同志诞辰90周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67—269.
[8]李 凌.跋涉人生——李凌音乐人生回忆录[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人民出版社，2013：154.[10]王光祈.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下）[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105.
[11]聂 耳.聂耳全集·上卷·音乐编（增订版）[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47—49.
（责任编辑：章若艺）
[关键词]近代音乐家；音乐历史；现代命运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6）11-0001-03
历史已经穿越了百年时空，曾经在近代舞台上轮番登场的音乐家人生命运绝大多数现今已有了归宿。音乐历史著作的使命，最终乃是探究人和音乐的历史。恰如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亦如郭乃安所说：“音乐，作为一种人文现象，创作它的是人，享有它的也是人。音乐的意义、价值皆取决于人。因此，音乐学的研究，总离不开人的因素。”[2]当我们读完一部近代音乐史，掩卷而思，多数近代音乐家的命运，善其始而不能善其终。现代谚语云：东方人讲命运，西方人讲机遇，马列主义讲偶然与必然。中国近代之音乐家，命运耶？机遇耶？偶然耶？仿佛皆不能得其要领。思之再三，恍然悟曰：时代之遽变也！陈寅恪曾云：“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3]多数从近代走到现代的音乐家，均未能摆脱此种时代性之纠结。
一批为数不少的近代音乐家尚未走到现代即英年早逝，离开人世。聂耳溺海而亡于日本，23岁；麦新在东北解放区任开鲁县委组织部、宣传部部长时，一次参加县委会议返回途中遭土匪袭击身亡，33岁；黄自患伤寒病带着壮志未酬遗恨而去，34岁；刘天华死于赴北京天桥采风染上猩红热，37岁；谭小麟刚学成归国尚未完全展露才华因教学劳累加之家庭纠纷心情苦闷，死于高烧引发下肢麻痹症，37岁；王光祈胸怀“音乐救国”豪情在德国苦读，成绩斐然，因长期营养不良突发脑溢血病逝于波恩医院，38岁；冼星海苦难一生，以《黄河大合唱》享誉海内外，抗战胜利前夕因肺炎病逝于克里姆林宫医院，40岁；任光以电影主题歌《渔光曲》一举成名，应叶挺将军之邀到新四军军部负责音乐工作，皖南事变中为流弹击中而牺牲，41岁；吴伯超作为中国著名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和指挥家，不幸在赴台途中沉船身亡，未能实现他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宏伟目标，46岁；萧友梅为我国音乐文化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积劳成疾而病逝于上海体仁医院，苏石林在追悼会上唱他的遗作《问》，唱到“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泪”时，听者莫不垂泪，享年56岁。这些音乐家都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脊梁式的历史人物，在音乐文化领域均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过早地去世是中国音乐事业的莫大损失，或死于偶然，或死于偶然中的必然，令人扼腕叹息。有人问，如果这些音乐家有更长寿数一直生活到现代，将会做出一番怎样轰轰烈烈的事业呢！历史不存在假设，就像文学界有人问鲁迅如果活到共和国成立后会写出什么样的杂文一样，其实这一问题早就有了极富于历史幽默感的回答。一个时代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任何人都绕越不过去的巨大屏障。从近代音乐家的现代命运中，即可折射出这些音乐家若更为长寿将会在新时代遭遇的凶吉祸福。
近代音乐家的现代命运，大致有五种典型之遭遇：
一类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于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音乐家，他们以音乐为生命，极少干预政治，大致能够追随时代步伐行进，为新中国培育了大批优秀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江定仙（1912—2000）和丁善德（1911—1995）是这类音乐家的楷模，有着“南丁北江”之盛誉，他们保持着平和的心态，教书育人，桃李天下，即便遇到批判性风浪，也宠辱不惊，坦然处之。缪天瑞（1908—2009）是近代音乐家的“老寿星”，人生境界犹如一座跨世纪的历史丰碑。廖辅叔（1907—2002）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是音乐界的一部“活字典”，他在社会改革开放后撰写的一系列文论，对中国现代音乐史学的转型有筚路蓝缕之功。或者说，很大一部分从近代步入现代的音乐家，多数都有着这种人生命运与经历，洁身自好，默默奉献，颐养天年，克己善终。
一类是正直善良、爱国有心且对音乐一往情深，有的甚至是不知“政治”为何物的音乐家，然而，命运偏偏捉弄他们。这些音乐家即便躲过挺过了“反右”也躲不过“文革”。刘雪庵（1905—1985）和马思聪（1912—1987）则是此类音乐家的代表。刘雪庵以一曲《何日君再来》被错划为右派，在“文革”中再次备受磨难，导致双目失明，瘫痪在床；马思聪在疯狂年代受尽侮辱，横遭蹂躏，被迫逃亡美国，客死异乡。这样的音乐家何止一二！青主（廖尚果，1893—1959）是我国现代音乐美学之开拓者，因“音乐是上界的语言”和“你要知道什么是音乐，你还是要向西方乞灵”等话语而被批判一生；黎锦晖（1891—1967）因创作“时代曲”（爱情歌曲）掉进了时代的夹缝，被定性为“黄色音乐鼻祖”加以批判。在“文革”中，上海文化界乃是重灾区，在一个接连一个的政治风暴中，许许多多音乐家难逃厄运，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1919—1968）因言论获罪，死于非命，1979年9月被落实政策平反；天才钢琴家顾圣婴[4]因不堪遭受迫害，打开家中煤气阀，和母亲秦慎义、弟弟顾握奇同时安详地离开尘世，1979年1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们一个个都为痴情于音乐而以“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文人精神付出了生命的庄重代价。一类是钢筋铁骨、敢于斗争，即便在狂风暴雨中依然昂首屹立、力挽狂澜的音乐家。贺绿汀（1903—1999）即是近代音乐家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杰出代表。在多次批判黄自“走资产阶级道路”的政治风波中，他一再重申“黄自是我最大的恩师”，即便到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垒较量中，依然光明磊落，一身正气，捍卫着音乐和人格的尊严。他的“硬骨头”精神，鼓舞与震撼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音乐家的心灵，也是在正义和邪恶的决斗中值得人们崇敬与仿效的榜样性力量。 一类是青年时代即怀有远大理想，以音乐为武器矢志不渝地为实现人类伟大事业而奋斗的音乐家，当他们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犹如真理和谎言一样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时，开始严肃的哲理思考。瞿希贤（1919—2008）是这类“反思型”音乐家代表。她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在上海入国立音专学习钢琴、作曲两个专业，师从弗兰克尔和谭小麟学习作曲，1948年毕业。学生时代就被国民党列入逮捕的黑名单。建国后创作了大量影响广泛的革命歌曲。“文革”初期突然被逮捕，投进监狱6年零7个月，获释后于1978年7月彻底平反。她说：“‘文革’把我一刀斩断。”音乐创作开始由“革命性”向“人性”转化，创作了《把我的奶名叫》《布谷鸟叫了》《飞来的花瓣》等优秀声乐作品。1995年中央合唱团要演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找她商议时，她说：“这首歌已经过时了，再唱不合适了。”当中央合唱团坚持要唱时，她态度坚定地说：“我坚决不同意你们唱这首歌。如果你们坚决要唱，我要和你们打官司。”这是多么掷地有声的话语！瞿希贤人生由大起大落到大彻大悟，反思音乐创作的美学倾向和人生命运的深层内涵，值得人们加以思考。[5]一类是在意识形态机制下基本上坚持着党的文艺方针与路线的音乐家。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创作了一些形式新颖、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音乐观念方面则接受左联的“左”倾机械论主张，忽略了艺术的特殊性。吕骥（1909—2002）作为鲁艺音乐系领导人和李凌（1903—2003）、赵沨（1916—2001）作为“新音乐社”和《新音乐月刊》领导者，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中国音协领导职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伤害了一大批原本可以广泛团结的音乐家。他们的思想观念保守固执又常常与新生代音乐理论家发生争论、碰撞。同时，在“文革”中自身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斗伤害。吕骥被“造反派”称为“反共老手”[6]。赵沨也被戴上“三反分子”“走资派”“文艺黑线”“破坏文艺革命”等大帽子，曾在体育场上万人批斗“彭、陆、罗、杨”大会上作为陪斗者之一。[7]李凌更因为1958年起写了《轻音乐杂谈》等几篇文章，就连这些观点也不能为同道所容，1964年中国音协将他作为“修正主义言论”者批判，“文革”十年中也被管制、监督劳动。[8]这些长期坚持执行党的文艺方针、路线的“革命音乐家”，在政治运动中也难免受到冲击。
所有这一切，恰如《红楼梦·鸟飞各投林》所唱：“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因此，几乎所有近代音乐家在现代都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厄运。阶级斗争理论、路线和方针犹如一张无形的天罗地网一样笼罩着华夏大地，密不透风，令人窒息。有人深有体会地说：“‘文革’是一场悲剧。”[9]“文化大革命”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悲剧，人类优秀文化在十年浩劫中毁于一旦。文化的毁灭，将给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一个漫长历史阶段中带来挥之不去的浓重阴影。
中国近代音乐家的现代命运，实际上是中国知识界命运的一个投影。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创造中，知识分子始终是中坚力量并且起着中流砥柱作用。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兴盛衰败，首先取决于文化的创造与破坏。一般说来，盛世时代是知识界最具创造力的时代，同时，文人也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乱世时代，统治者将知识分子视为仇敌，知识分子成为最无知识的“代名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诚然，文化创造与社会发展也有并不完全同步的特例，在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的相持阶段，恰恰是国民政府文化建设最有成效的时期。但是，文明和野蛮的对峙及其对待人类文明态度的选择，始终是衡量中国社会进步与倒退的试金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人格内核。然而，共和国成立后的每一次政治运动，矛头所向几乎都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因此，一部现代音乐的历史，很大一部分是近代音乐家在大脑洗涤的同时进行着音乐文化创造的历史，无论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理论、音乐表演、音乐社会活动，无不烙上这样的时代印记。翻阅现代音乐文献资料，在一片歌功颂德的吹捧之同时，知识分子自我人格否定与相互攻讦之声，不堪入目，不绝于耳。
近代音乐家无论遭遇何等人生命运，他们创造的音乐文化都将穿透时空的扑朔迷离，超越人生的悲欢离合，载于史册的真相假象，永远为后人所铭记，历史之魅力正在于此。
人类文明的火种不会熄灭。中国社会深化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在觉醒，民族在觉醒，知识界在觉醒，并且都思考这样的问题：文明时代塑造着文明人国民素质，野性时代造就野性人的民众习气，信仰不同，泾渭分明。这种时代现象已经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但是，抗战期间建立的“西南联大”曾在物资条件极其贫乏的背景下建设成世界第一流高等学府，为人类输送了一批杰出科学家。近代音乐家的现代命运，不也告诉我们，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我们今天又应该做些什么这样一种平凡而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吗？
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化复兴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莫过于“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的一段精彩论述，兹抄录于下，作为本书对中国近代教育精神以及文人骨气的敬慕与颂扬之情：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著名学者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历史丰碑，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强敌侵虏、山河破碎、面临亡国之际，爱国家、争民主、争自由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优良传统，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一页。）
中国音乐文化的走向，无疑是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音乐家，尤其是值得青年一代深思的命题。近百年前，王光祈所说“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10]的抱负，言犹在耳；田汉词、聂耳曲《毕业歌》中情绪激昂的“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11]之歌声，尚在回响。音乐家们的灵魂往往是孤独的，因为他们把丰富的感情世界和生命全部献给了音乐。但是，当作为具有时代属性的13亿中国人人性由利己、冷漠、野性转化为互爱、尊重、文明时，表明一个新时代之必然来临。此时此刻，中国音乐家点燃的音乐火花将足以燃烧整个地球和人类。中国音乐的前途，有待于未来，更有待于音乐家们化腐朽为神奇的集体努力与奋斗！
〔本文为作者著《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修订版）“近代音乐卷”之“结语”，初稿曾由《音乐大观》刊用，此稿为作者修改后的终定稿，特予说明。〕
[参 考 文 献]
[1]阴法鲁.古文观止译注（上册）[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401.
[2]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1.
[3]陈寅恪.王国维经典学术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497.
[4]曹利群.被背叛的遗嘱——怀念顾圣婴[M].北京：时代书屋，2016.
[5]刘再生.嘤鸣集——刘再生音乐评论文集[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210—211.
[6]伍雍谊.人民音乐家吕骥传[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219.
[7][9]吴锡麟，牟洪元.赵沨的故事——纪念赵沨同志诞辰90周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67—269.
[8]李 凌.跋涉人生——李凌音乐人生回忆录[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人民出版社，2013：154.[10]王光祈.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下）[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105.
[11]聂 耳.聂耳全集·上卷·音乐编（增订版）[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47—49.
（责任编辑：章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