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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造核盾的“科技众帅之帅”
从20世纪50年代末投身于核武器研制工作，到2005年以年过八旬的高龄退休，朱光亚与核“打交道”长达近半个世纪。
“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朱光亚曾回顾说。
1959年7月1日，宋任穷等人把35岁的朱光亚请去，邀请他到核武器研究所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当时朱光亚内心十分激动。1946年8月，22岁的他被物理学家吴大猷选中，与李政道等人一起赴美留学，他当时选择进入了密执安大学攻读核物理博士学位。学生时代漂洋过海去追求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此后，从核武器研究所创业开始，朱光亚就担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技术组织和领导工作，也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计划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
当时中央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爆炸原子弹？在关键时刻，1962年，朱光亚等人起草上报了一个报告，提出一个两年左右就可以爆炸原子弹的规划。之后根据两年规划，在集中了其他专家和领导意见之后，他又编写了两份很重要的文件，对原子弹的突破起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当事人评价，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到朱光亚对原子弹研制各个环节的深刻洞察与杰出的组织才能。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在我国的西北戈壁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国之核盾终于铸就。朱光亚一行人还没来得及赶到山头的观测站，转过身来看着正在升腾的蘑菇云，不禁潸然泪下。
据说，朱光亚这辈子喝酒只醉过一次，就在这个晚上。
1966年12月，氢弹原理实验获得圆满成功，这距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仅仅两年两个月。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研制速度之快，国际上惊叹万分。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惊叹中国在原子弹和氢弹上获得的巨大而迅速的成功，也对此深感好奇。后来李政道了解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一支了不起的科学家团队。好友朱光亚在这个科学家团队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2年后，李政道每年回到祖国都能见到朱光亚，但他的这个“莫逆之交”对自己的成就和贡献从来只字不提。
“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曾称赞朱光亚“细致安排争好省，全盘计划善沟通，周旋内外现玲珑”，上级领导则说朱光亚是“杰出的科技帅才”。
对朱光亚，李政道曾写下这样一番评价：他十分精心地组织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于敏、黄祖洽、陆祖荫等成千上万的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两弹”研制，他在“两弹”的研制中是“科技众帅之帅”……
2 为民造福的核物理学家
朱光亚曾说，中国拥有核武器，是针对核垄断和核威慑，中国人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最终有一天彻底消灭核武器。和平开发利用核能造福人类，这也是核物理学家朱光亚怀揣的梦想。
朱光亚的长子朱明远记得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父亲出差回来，很少出差时买食品的他带回了几袋香肠之类的小食品，并把一小袋一小袋的食品摆在饭桌上，饶有兴致地对孩子们说：尝尝看，这是用伽马射线处理过的食品，可以放心直接食用。
“把核技术用到核电上，这也是在他的领导下一步一步进行的。”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潘云鹤院士说。
1971年，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筹建，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并组织力量进行关键技术攻关。1991年12月，秦山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技术的重大突破，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
人们这样说：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朱光亚的亲切关怀和指导分不开，凝聚了他的心血与智慧。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这些都是朱光亚担任过甚至有一段时间身兼数职的工作职务。为呼吁全社会尊重科学，重视科学知识普及，在中国科协的5年，也许是他一生中发表公开讲话最多的一个时期。
说话不多的朱光亚为何“多说”？大概是源于一份爱国爱民的责任心。就像他在全票当选首任中国工程院院长时候的发言：“让我们团结工程技术界为国家做好多事情……”
3 淡泊名利的科学巨匠
由于事业的特殊性，朱光亚的经历鲜为人知。曾经他的孩子们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
但这和朱光亚极为低调也有关系。人们很少能够看到有关他的报告文学、新闻报道或者书籍。其实不是没有人写，而是写了文章到他那里过不了关，不是被扣下来，就是因不同意发表而被退回。他总说，先写别人吧，我的以后再说。
即便是抹不开面子一定要写点东西的时候，他往往写的不是自己，而是陈述当年中央怎么决策，科学家怎么攻关。
在“朱光亚星”的命名仪式上，80岁的他曾经说：以我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我很不敢当……我个人只是集体中的一员，做了一些工作。我忘不了信任和关心我的党组织，忘不了支持和帮助我的老领导，以及同舟共济的同事们。
朱光亚淡泊名利。时任中国工程院秘书长的葛能全回忆，1996年，朱光亚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100万元港币奖励。他拿到奖金支票后，马上捐给了中国工程科技界的工程科技奖奖励基金。
葛能全建议留一部分，朱光亚坚持不要，并且说这件事对内对外都不要讲。他攒了4.6万多元稿费，也捐给了中国科协的一个基金会。自己则非常节省，经常拿台历反面写东西，如果只需要写一句话，他会撕那么一条下来，而不是用整张纸。
生活中的朱光亚曾喜欢穿一套旧的布军服，虽然旧，却干净利索。他自己也是一个利索的人，在美国留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全是A，连续4年获得奖学金。据朱光亚夫人许慧君回忆，当时的美国教授们觉得看朱光亚的答卷是种享受，因为他一贯卷面清楚干净。
斯人已去，浩气长存。朱光亚逝世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师昌绪院士怀念说：“我知道光亚的为人可以说是没有挑剔的。我觉得光亚去世对中国科学界、科技界，甚至于对我们国家整个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左铁镛来说，他终生难忘朱光亚那种宁静而致远的境界，“他不大说话，笑一笑，那种低调和不摆架子、实事求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希望我们能够真正学到他一点东西，认认真真、老老实实为我们国家做点实事儿。” 余建斌
从20世纪50年代末投身于核武器研制工作，到2005年以年过八旬的高龄退休，朱光亚与核“打交道”长达近半个世纪。
“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朱光亚曾回顾说。
1959年7月1日，宋任穷等人把35岁的朱光亚请去，邀请他到核武器研究所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当时朱光亚内心十分激动。1946年8月，22岁的他被物理学家吴大猷选中，与李政道等人一起赴美留学，他当时选择进入了密执安大学攻读核物理博士学位。学生时代漂洋过海去追求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此后，从核武器研究所创业开始，朱光亚就担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技术组织和领导工作，也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计划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
当时中央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爆炸原子弹？在关键时刻，1962年，朱光亚等人起草上报了一个报告，提出一个两年左右就可以爆炸原子弹的规划。之后根据两年规划，在集中了其他专家和领导意见之后，他又编写了两份很重要的文件，对原子弹的突破起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当事人评价，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到朱光亚对原子弹研制各个环节的深刻洞察与杰出的组织才能。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在我国的西北戈壁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国之核盾终于铸就。朱光亚一行人还没来得及赶到山头的观测站，转过身来看着正在升腾的蘑菇云，不禁潸然泪下。
据说，朱光亚这辈子喝酒只醉过一次，就在这个晚上。
1966年12月，氢弹原理实验获得圆满成功，这距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仅仅两年两个月。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研制速度之快，国际上惊叹万分。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惊叹中国在原子弹和氢弹上获得的巨大而迅速的成功，也对此深感好奇。后来李政道了解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一支了不起的科学家团队。好友朱光亚在这个科学家团队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2年后，李政道每年回到祖国都能见到朱光亚，但他的这个“莫逆之交”对自己的成就和贡献从来只字不提。
“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曾称赞朱光亚“细致安排争好省，全盘计划善沟通，周旋内外现玲珑”，上级领导则说朱光亚是“杰出的科技帅才”。
对朱光亚，李政道曾写下这样一番评价：他十分精心地组织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于敏、黄祖洽、陆祖荫等成千上万的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两弹”研制，他在“两弹”的研制中是“科技众帅之帅”……
2 为民造福的核物理学家
朱光亚曾说，中国拥有核武器，是针对核垄断和核威慑，中国人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最终有一天彻底消灭核武器。和平开发利用核能造福人类，这也是核物理学家朱光亚怀揣的梦想。
朱光亚的长子朱明远记得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父亲出差回来，很少出差时买食品的他带回了几袋香肠之类的小食品，并把一小袋一小袋的食品摆在饭桌上，饶有兴致地对孩子们说：尝尝看，这是用伽马射线处理过的食品，可以放心直接食用。
“把核技术用到核电上，这也是在他的领导下一步一步进行的。”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潘云鹤院士说。
1971年，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筹建，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并组织力量进行关键技术攻关。1991年12月，秦山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技术的重大突破，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
人们这样说：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朱光亚的亲切关怀和指导分不开，凝聚了他的心血与智慧。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这些都是朱光亚担任过甚至有一段时间身兼数职的工作职务。为呼吁全社会尊重科学，重视科学知识普及，在中国科协的5年，也许是他一生中发表公开讲话最多的一个时期。
说话不多的朱光亚为何“多说”？大概是源于一份爱国爱民的责任心。就像他在全票当选首任中国工程院院长时候的发言：“让我们团结工程技术界为国家做好多事情……”
3 淡泊名利的科学巨匠
由于事业的特殊性，朱光亚的经历鲜为人知。曾经他的孩子们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
但这和朱光亚极为低调也有关系。人们很少能够看到有关他的报告文学、新闻报道或者书籍。其实不是没有人写，而是写了文章到他那里过不了关，不是被扣下来，就是因不同意发表而被退回。他总说，先写别人吧，我的以后再说。
即便是抹不开面子一定要写点东西的时候，他往往写的不是自己，而是陈述当年中央怎么决策，科学家怎么攻关。
在“朱光亚星”的命名仪式上，80岁的他曾经说：以我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我很不敢当……我个人只是集体中的一员，做了一些工作。我忘不了信任和关心我的党组织，忘不了支持和帮助我的老领导，以及同舟共济的同事们。
朱光亚淡泊名利。时任中国工程院秘书长的葛能全回忆，1996年，朱光亚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100万元港币奖励。他拿到奖金支票后，马上捐给了中国工程科技界的工程科技奖奖励基金。
葛能全建议留一部分，朱光亚坚持不要，并且说这件事对内对外都不要讲。他攒了4.6万多元稿费，也捐给了中国科协的一个基金会。自己则非常节省，经常拿台历反面写东西，如果只需要写一句话，他会撕那么一条下来，而不是用整张纸。
生活中的朱光亚曾喜欢穿一套旧的布军服，虽然旧，却干净利索。他自己也是一个利索的人，在美国留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全是A，连续4年获得奖学金。据朱光亚夫人许慧君回忆，当时的美国教授们觉得看朱光亚的答卷是种享受，因为他一贯卷面清楚干净。
斯人已去，浩气长存。朱光亚逝世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师昌绪院士怀念说：“我知道光亚的为人可以说是没有挑剔的。我觉得光亚去世对中国科学界、科技界，甚至于对我们国家整个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左铁镛来说，他终生难忘朱光亚那种宁静而致远的境界，“他不大说话，笑一笑，那种低调和不摆架子、实事求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希望我们能够真正学到他一点东西，认认真真、老老实实为我们国家做点实事儿。” 余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