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相信‘对生活的真实记录’是观众需求的新趋势”
李双双之子被产科主任李家福从母亲的子宫里拿出，蜷缩在医生的手掌，像只小猫。他的父亲立在通道口，目送护士抱着他走进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接着，门重重关上，镜头里再也没有李双双之子。
李双双之子没有名字，是个被当地优生科判定为“先天不足”的早产儿。在2016年12月公映的纪录片《生门》中，他是唯一夭折的孩子。
“这孩子在世上只留下9秒钟的影像啊。”剪辑台上，导演陈为军、剪辑师萧汝冠和出品人戴年文因这句话沉默了半晌，最后戴年文说：“我们给他写首歌吧。”
歌名是《妈妈爱你》，响在李双双之子诞生那一刻。主创想借此表达：一个早夭生命并非不完整，因为人世对他有温情。
戴年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也许你不会注意到这首歌，《生门》里类似这样包含很大信息量的瞬间有很多，它不缺乏故事，所以看上去才跌宕。”
在这部“产房悲喜录”式的纪录片里，增加配乐、强调故事性都是“为了适应电影规律”。
但是，真正将院线作为目标，对拍摄过《好死不如赖活着》《请为我投票》、作品曾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导演陈为军来说，这还是首次。
“我相信‘对生活的真实记录’是观众需求的新趋势，我想给院线观众提供多一种可能。”陈为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是个小情怀，也是对我这个想法的试验。”
“你只能随时随地去守”
2013年初，陈为军的摄制组找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宣传部门，表示要拍摄一部反映妇产科工作的纪录片，项目暂名“人民医院妇产科”。
“反映本民族深层次关于生老病死的文化内核”，这主题很大，但他不想拍那种供白领在咖啡厅欣赏的“高大上的纪录片”。
要打动普通中国人，风格不能沉闷，拍摄对象也不能过分边缘化——陈为军需要一个主场景拍摄“不端着”的故事，“妇产科”选题应运而生。
“‘儿伴生娘伴死’，切口放在产科，是既关注生的问题，也关注死的问题。”产科有悲有喜，“是高度浓缩的滚滚红尘”，陈为军和戴年文一拍即合。
但产科主任李家福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拍摄，觉得摄像机或多或少会干扰手术。
“机位安排会听从医生意见，绝不影响手术。”陈为军对李家福解释，“想呈现医护人员的工作状态，以及新生命孕育诞生过程中的人间温暖和人性百态。”
李家福考虑了两天，同意了。
2013年下半年达成拍摄协议后，摄像师在医院附近的招待所住了下来，两台摄像机进入产科，可以自由出入门诊、病房和手术室。
曾有外国同行问陈为军为何拍摄对象在镜头前显得自然，他开玩笑：“因为我们穷，团队人很少。”这次的摄制组，导演加摄像一共四人，“干扰因素不能太多，否则别人就把心门都关上了。”
成片中，四川产妇陈小凤家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医生告知他们要筹集5万元的手术费保住一大两小三条命。医生离开后，镜头对着拿不出钱的男主人——他眼圈有点红，蹲下身洗了洗水盆中的毛巾，然后为妻子擦拭身体，夫妻二人都没有说话。
展现陈小凤家的无力和内心冲突，靠的就是这样的细节。摄像师赵骅和陈为军合作了15年，知道陈为军需要细节。
更重要的是长时间跟拍。700多天里，摄像师每天8点多开始拍摄，到晚上实在没素材可拍时才结束，回到招待所，“放下机器就抬不起手了，超越了体力极限。”
另外，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闯入生活的摄像机。在两孩政策还未全面放开时，一些偷生二胎的产妇担心曝光；也有拍摄产妇一周后，产妇公婆突然拒绝继续拍摄的。
摄制组得到80多个家庭的拍摄许可，而最终签过授权协议、保留影像的家庭是40个。
陈为军说自己的拍摄手法很“笨”：“就是守，随时随地去守，讨巧就永远跟不到故事，故事一直是默默发生的。”
镜头前的一切都不可预知，也不能像剧情片拍摄一样重来，“守到最后跟那些家庭都熟了，所以才拿到了那么多授权。”
“我们做白居易吧”
“人民医院妇产科”项目原定只做一部纪实剧，2015年下半年进入剪辑流程后，陈为军开始萌生做电影版的想法。
“我发现电影的形式开始易于被人接受。”陈为军说，“更大的想法”是院线观众用脚投票，直接验证现阶段观众是否足够渴求真实记录的形式：“你也知道现在电视的收视率不太客观。”
陈为军从40个故事里挑了6个初剪出来，但还缺一个合适的剪辑师。
“我们要找到能理解中国文化、熟悉剧情片结构的剪辑师。”戴年文找到了熟识的台湾电影界大佬胡仲光，胡仲光亲自参与后期制作，并推荐有20余年的剧情片剪辑经验、同时担任过金马奖评委的萧汝冠担任剪辑师。
萧汝冠花了几次时间才看完初剪素材，因为每看过一个故事就要停下来喘口气。他和陈为军在上海见面，显得“心潮澎湃”：“我一定要剪。”
他们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默契：一个影视作品没有观众参与就不完整，核心是引起共鸣。
在这个默契之下，两人讲起话来都非常快。“李白、杜甫、李商隐……他们是那个年代的‘导演’。”萧汝冠忽然和陈为军细数起唐代诗人，然后说，“那我们来做白居易，用最浅显、平易近人的方法将观众带进来。”
陈为军很认同：“我一直觉得纪录片不是导演完全自我的表达。如果不顾及一般观众的观影感受，或拍一些很边缘的人物和题材，你的观众群体就很小。”
最终，放在电影中的是4个早产儿家庭，每个故事都释放了足够的戏剧张力。
陈小凤随时可能大出血，但家庭面临经济压力，异地就医无法享受农村合作医疗；夏锦菊子宫出血，心跳停了两次，全身换血四次，被送进重症监护室；曾宪春来自重男轻女的农村，第三胎怀了儿子，但妊娠晚期子宫穿透，一度命悬一线；李双双重度子痫，胎儿宫内缺氧，一家人面对“孩子要不要保”的艰难抉择。 这些充满危机的现实事件本就有足够紧张感，在剪辑上，萧汝冠调动商业剧情片常用的“制造悬念”：“吊胃口，一个故事到了最危险或无法解决时却不告诉结果，让下一个故事进来。你为了知道结果，怎么办？你就离不开影院。”
另一个方法是合理使用音乐。夏金菊在手术台上心脏停跳，渲染紧张感的音乐“把弦绷得更紧”，萧汝冠说：“利用商业剧情片的手法，在真实性和戏剧性之间找平衡，让更多人能够起共鸣。”
“不干涉真实”
剪辑过程里，戴年文定下了片名《生门》。这两个字化用于《道德经》：“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意指“玄妙母体的生育之门，是天地的根本”。
“门”是进与出的临界，意味着新生命的诞生和相关人群社会角色的改变。于是，片中每个孩子的诞生带来的不只是喜悦，还有鲜血淋漓。贫困、乡村重男轻女的生育观……不同阶层所面临的不同问题，透过“生门”而展开，引发深刻的社会思考。
当镜头逼近了陈小凤家的贫困与苦难，导演陈为军则面临着道德拷问的风险。甚至有人说，这样的纪实拍摄如同凯文·卡特的照片《女孩和秃鹫》，太过残酷。
“我不能做任何一点干预镜头前面的事情，影响事件走向，否则观众看到以后，会质疑某个情节是被我操作的。”陈为军信奉着这个“不干涉真实”的原则。
电影中出现的所有家庭，后来都和陈为军失去了联系，对陈为军来说，这段关系已经封存在影像里：“我们做的就是他们人生一段路的陪跑者。”
而李家福还在武汉中南医院的产科里忙着一台又一台手术：“有同事去看了，说我上镜，我还没看，只希望社会借此关注早产儿问题，这比我在镜头前如何重要得多。”
片中，因病情凶险而被多家医院拒收的产妇曾宪春，从河南信阳一路辗转到李家福的科室。李家福说：“我不收她，她没有退路啊。”
“我们也没有退路。”戴年文说，“《生门》这部电影本身，比电影里的人物命运还要多舛艰难。”
除了创作本身的艰难，更大的坎是纪录片的院线发行。戴年文承认，《生门》确实没有可以参考的营销套路来撬动排片，一切摸着石头过河。
号称“院线三剑客”的时代金典院线总经理吴鹤沪、国盛影业总经理高军和唐德院线董事长赵军看过《生门》后，多次站台力挺，并在上映前发起“先看片后买票”的全国100场点映活动，希望以此积累“自来水”。
“这部电影是一种全新的类型，同时也具有非常高的社会意义。”赵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自己愿意站台的原因。
“我们就想做一个尝试，看看这样的东西会不会被接受。大家都猜年轻人喜欢看什么片子，然后照那个方向去，但我发现年轻人接受这个电影。”戴年文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对年轻人是不是有偏见呢？”
李双双之子被产科主任李家福从母亲的子宫里拿出，蜷缩在医生的手掌，像只小猫。他的父亲立在通道口，目送护士抱着他走进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接着，门重重关上，镜头里再也没有李双双之子。
李双双之子没有名字，是个被当地优生科判定为“先天不足”的早产儿。在2016年12月公映的纪录片《生门》中，他是唯一夭折的孩子。
“这孩子在世上只留下9秒钟的影像啊。”剪辑台上，导演陈为军、剪辑师萧汝冠和出品人戴年文因这句话沉默了半晌，最后戴年文说：“我们给他写首歌吧。”
歌名是《妈妈爱你》，响在李双双之子诞生那一刻。主创想借此表达：一个早夭生命并非不完整，因为人世对他有温情。
戴年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也许你不会注意到这首歌，《生门》里类似这样包含很大信息量的瞬间有很多，它不缺乏故事，所以看上去才跌宕。”
在这部“产房悲喜录”式的纪录片里，增加配乐、强调故事性都是“为了适应电影规律”。
但是，真正将院线作为目标，对拍摄过《好死不如赖活着》《请为我投票》、作品曾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导演陈为军来说，这还是首次。
“我相信‘对生活的真实记录’是观众需求的新趋势，我想给院线观众提供多一种可能。”陈为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是个小情怀，也是对我这个想法的试验。”
“你只能随时随地去守”
2013年初，陈为军的摄制组找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宣传部门，表示要拍摄一部反映妇产科工作的纪录片，项目暂名“人民医院妇产科”。
“反映本民族深层次关于生老病死的文化内核”，这主题很大，但他不想拍那种供白领在咖啡厅欣赏的“高大上的纪录片”。
要打动普通中国人，风格不能沉闷，拍摄对象也不能过分边缘化——陈为军需要一个主场景拍摄“不端着”的故事，“妇产科”选题应运而生。
“‘儿伴生娘伴死’，切口放在产科，是既关注生的问题，也关注死的问题。”产科有悲有喜，“是高度浓缩的滚滚红尘”，陈为军和戴年文一拍即合。
但产科主任李家福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拍摄，觉得摄像机或多或少会干扰手术。
“机位安排会听从医生意见，绝不影响手术。”陈为军对李家福解释，“想呈现医护人员的工作状态，以及新生命孕育诞生过程中的人间温暖和人性百态。”
李家福考虑了两天，同意了。
2013年下半年达成拍摄协议后，摄像师在医院附近的招待所住了下来，两台摄像机进入产科，可以自由出入门诊、病房和手术室。
曾有外国同行问陈为军为何拍摄对象在镜头前显得自然，他开玩笑：“因为我们穷，团队人很少。”这次的摄制组，导演加摄像一共四人，“干扰因素不能太多，否则别人就把心门都关上了。”
成片中，四川产妇陈小凤家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医生告知他们要筹集5万元的手术费保住一大两小三条命。医生离开后，镜头对着拿不出钱的男主人——他眼圈有点红，蹲下身洗了洗水盆中的毛巾，然后为妻子擦拭身体，夫妻二人都没有说话。
展现陈小凤家的无力和内心冲突，靠的就是这样的细节。摄像师赵骅和陈为军合作了15年，知道陈为军需要细节。
更重要的是长时间跟拍。700多天里，摄像师每天8点多开始拍摄，到晚上实在没素材可拍时才结束，回到招待所，“放下机器就抬不起手了，超越了体力极限。”
另外，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闯入生活的摄像机。在两孩政策还未全面放开时，一些偷生二胎的产妇担心曝光；也有拍摄产妇一周后，产妇公婆突然拒绝继续拍摄的。
摄制组得到80多个家庭的拍摄许可，而最终签过授权协议、保留影像的家庭是40个。
陈为军说自己的拍摄手法很“笨”：“就是守，随时随地去守，讨巧就永远跟不到故事，故事一直是默默发生的。”
镜头前的一切都不可预知，也不能像剧情片拍摄一样重来，“守到最后跟那些家庭都熟了，所以才拿到了那么多授权。”
“我们做白居易吧”
“人民医院妇产科”项目原定只做一部纪实剧，2015年下半年进入剪辑流程后，陈为军开始萌生做电影版的想法。
“我发现电影的形式开始易于被人接受。”陈为军说，“更大的想法”是院线观众用脚投票，直接验证现阶段观众是否足够渴求真实记录的形式：“你也知道现在电视的收视率不太客观。”
陈为军从40个故事里挑了6个初剪出来，但还缺一个合适的剪辑师。
“我们要找到能理解中国文化、熟悉剧情片结构的剪辑师。”戴年文找到了熟识的台湾电影界大佬胡仲光，胡仲光亲自参与后期制作，并推荐有20余年的剧情片剪辑经验、同时担任过金马奖评委的萧汝冠担任剪辑师。
萧汝冠花了几次时间才看完初剪素材，因为每看过一个故事就要停下来喘口气。他和陈为军在上海见面，显得“心潮澎湃”：“我一定要剪。”
他们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默契：一个影视作品没有观众参与就不完整，核心是引起共鸣。
在这个默契之下，两人讲起话来都非常快。“李白、杜甫、李商隐……他们是那个年代的‘导演’。”萧汝冠忽然和陈为军细数起唐代诗人，然后说，“那我们来做白居易，用最浅显、平易近人的方法将观众带进来。”
陈为军很认同：“我一直觉得纪录片不是导演完全自我的表达。如果不顾及一般观众的观影感受，或拍一些很边缘的人物和题材，你的观众群体就很小。”
最终，放在电影中的是4个早产儿家庭，每个故事都释放了足够的戏剧张力。
陈小凤随时可能大出血，但家庭面临经济压力，异地就医无法享受农村合作医疗；夏锦菊子宫出血，心跳停了两次，全身换血四次，被送进重症监护室；曾宪春来自重男轻女的农村，第三胎怀了儿子，但妊娠晚期子宫穿透，一度命悬一线；李双双重度子痫，胎儿宫内缺氧，一家人面对“孩子要不要保”的艰难抉择。 这些充满危机的现实事件本就有足够紧张感，在剪辑上，萧汝冠调动商业剧情片常用的“制造悬念”：“吊胃口，一个故事到了最危险或无法解决时却不告诉结果，让下一个故事进来。你为了知道结果，怎么办？你就离不开影院。”
另一个方法是合理使用音乐。夏金菊在手术台上心脏停跳，渲染紧张感的音乐“把弦绷得更紧”，萧汝冠说：“利用商业剧情片的手法，在真实性和戏剧性之间找平衡，让更多人能够起共鸣。”
“不干涉真实”
剪辑过程里，戴年文定下了片名《生门》。这两个字化用于《道德经》：“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意指“玄妙母体的生育之门，是天地的根本”。
“门”是进与出的临界，意味着新生命的诞生和相关人群社会角色的改变。于是，片中每个孩子的诞生带来的不只是喜悦，还有鲜血淋漓。贫困、乡村重男轻女的生育观……不同阶层所面临的不同问题，透过“生门”而展开，引发深刻的社会思考。
当镜头逼近了陈小凤家的贫困与苦难，导演陈为军则面临着道德拷问的风险。甚至有人说，这样的纪实拍摄如同凯文·卡特的照片《女孩和秃鹫》，太过残酷。
“我不能做任何一点干预镜头前面的事情，影响事件走向，否则观众看到以后，会质疑某个情节是被我操作的。”陈为军信奉着这个“不干涉真实”的原则。
电影中出现的所有家庭，后来都和陈为军失去了联系，对陈为军来说，这段关系已经封存在影像里：“我们做的就是他们人生一段路的陪跑者。”
而李家福还在武汉中南医院的产科里忙着一台又一台手术：“有同事去看了，说我上镜，我还没看，只希望社会借此关注早产儿问题，这比我在镜头前如何重要得多。”
片中，因病情凶险而被多家医院拒收的产妇曾宪春，从河南信阳一路辗转到李家福的科室。李家福说：“我不收她，她没有退路啊。”
“我们也没有退路。”戴年文说，“《生门》这部电影本身，比电影里的人物命运还要多舛艰难。”
除了创作本身的艰难，更大的坎是纪录片的院线发行。戴年文承认，《生门》确实没有可以参考的营销套路来撬动排片，一切摸着石头过河。
号称“院线三剑客”的时代金典院线总经理吴鹤沪、国盛影业总经理高军和唐德院线董事长赵军看过《生门》后，多次站台力挺，并在上映前发起“先看片后买票”的全国100场点映活动，希望以此积累“自来水”。
“这部电影是一种全新的类型，同时也具有非常高的社会意义。”赵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自己愿意站台的原因。
“我们就想做一个尝试，看看这样的东西会不会被接受。大家都猜年轻人喜欢看什么片子，然后照那个方向去，但我发现年轻人接受这个电影。”戴年文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对年轻人是不是有偏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