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航班从南欧的暖阳中起飞。跨越阿尔卑斯，掠过平坦的西欧，这趟旅程的终点是北方泽国——芬兰。波罗的海南缘，白色的星斑是积雪，湛蓝或翠绿的是湖泊，及至越过了这片海，舷窗外时节渐退，仿佛回到隆冬：茫茫的雪覆盖过山河田野，草场森林，将一切用严寒包裹。扯了扯毛衣的领口，不由自主地缩起脖子，好像那冷空气已经从四面八方侵袭肌骨似的。
　　即使如此，在降落芬兰中部的坦佩雷机场时，零下12度的“晴天”还是在一瞬间让人打了好几个寒战。然后就是直冲脑门的清醒感。眼前的小机场，穿毛呢裙和反光背心的地勤空姐，乃至被大铲车清扫集中的，小山一样的积雪，都一下一下地敲打着视神经：这遥远陌生的国度，的确有着不同于你我惯常的运行规则。
　　终身运动的田径赛
　　带着新鲜感出关，迅速小跑过积雪，瑟缩着钻进机场巴士50座的标准空调大巴干燥温暖。叽叽喳喳说笑的是一群意大利朋友团，塞着耳机安静极了的另一半，大概都是芬兰人。舒国治就曾说过，大概是因为北欧寒冷的天气，北欧人亦是冷冰冰，严肃不苟言笑。等到司机掐灭了烟头，上车，坐在我前面，才发现她的右耳竟然密密麻麻地扎了6、7个耳洞，免不了心头一紧。等到她发动汽车踩下油门，我又为刚才毫无道理的偏见感到惭愧：她驾车的轻盈稳妥娴熟，一定是让最娇气的婴儿也能安然入睡的。抬头瞥见后视镜里她专注的样子，本来普通的眉眼竟然显得格外美。
　　赶到于韦斯莱尔，马不停蹄杀向这次旅行的目的地：国际老人田径运动会的赛场。坐镇媒体中心的亚娜是于镇旅游局的媒体主管，50开外，身材丰满，话音亲切，在4种语言间转换自如。环顾四周，在这场倡导终身运动的赛事中，摒除年龄与性别障碍的观念渗透到每一个细节：这边跳远比赛场计分的志愿者是头发花白的奶奶，那头推着装在运动员背包的小车的，是一群10岁开外的小姑娘。赛场上，女子80岁以上组60米短跑决赛正在进行，一个矮小结实的奶奶跑在最前面，黑发中的一簇银丝分外引人注目。她是瑟尼，芬兰队最年长的女选手。
　　“比起‘老运动员’，我更喜欢被称为‘资深运动员’”。瑟尼一边整理她鲜明的白色中筒袜，一边笑着“纠正”我。她刚刚夺得了80岁组女子60米的银牌，在接下来的3天里还将参加跳高、跳远、三级跳和2公斤铅球的比赛。从赛场上下来的她，似乎依然精力充沛，让人难以想象她将要在这个夏天度过85岁的生日。
　　“你看起来最多只有65岁！”我一边回放她跑步的照片，一边咕哝。“哦，65岁吗？那是20年前的事了，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男人追我，现在他们可能追不上啰！”我被她的一语双关逗笑。
　　作为芬兰最活跃的“资深女运动员”之一，她的生活和我们想象中85岁的生活完全不同：近年来瑟尼几乎全年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赛场上，参加专为老年人举办的体育赛事。而事实上，她的“职业运动员”生涯是从76岁退休才开始的。03年，瑟尼从斯德哥尔摩儿童医院的护士岗位退休，回到故乡芬兰。得益于完善的社会保障与退休金制度，她意识到自己终于过上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人生”。然而早年失去了伴侣，亦不和子女同住，所以光荣退休之后摆在瑟尼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应对不再有陌生人、也很难有新朋友的、越来越狭窄的生活？于是她参加了本地的健身俱乐部，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自己的社交活动。
　　也许是性格，也许是天意，也许是她血液中北方萨米人天生的能量，瑟尼很快成为了俱乐部的核心人物。在教练赫里拉的鼓励之下，她开始参加运动会，并很快在75岁组别崭露头角。运动给予她声誉，也赋予她新的社会责任。作为“四代同堂”基金的资助人之一，如今萨米奶奶在参赛之余，还努力推动旨在消减社会生活中代沟问题的活动。她带孩子们滑雪，也和60岁的“姑娘”谈心，甚至在电视采访中畅谈自己的梦想：“明年我还要去巴西参赛，那个时候就得升级到85岁组了——噢，但愿我的对手们都健康。”
　　天生的强悍因子
　　一天的比赛结束后，亚娜为运动员及亲属们安排了探访芬兰传统村庄的行程。说是村庄，不过是几栋可爱的木屋，火塘与芬兰浴设施，坐落在冰封的塞马湖边。
　　4、5点钟的太阳已经偏西，其实这里的一年，只有两季：夏天是所有人的狂欢，和转瞬即逝的黑夜；冬天是零下30度的严寒，和3、4个小时的白天。于是在漫长的冬夜，芬兰的女人们守着火塘，编织蕾丝，喂养牲畜，料理家务，仿佛一切自然而然都是围绕她们展开。而在夏天捕鱼或狩猎的男人，在这个时候变成了桑拿房里、炉火旁的孩子。
　　关于夏天，还有另一个古老的传说：过去男人们清晨天不亮就要出门捕鱼。这一天会有多少收获，都取决于妻子在他醒来时候的睡姿：如果她的脸朝着他，那么今天将会带回满满一船鱼。如果她的背朝着他，那么今天就需要小心翼翼地出港，甚至干脆休息一天。
　　导游说完这个典故，坐在我旁边的劳米接茬：“所以说在芬兰，上帝是女人。”自由活动的时候，劳米的两个女儿，7岁的卡尼和3岁的艾琳在房间里脱了袜子疯跑嬉笑，房间里都是又重又硬的家具，气温还十分低，劳米却不以为意，继续参观。突然“砰通”一声，艾琳在追逐中重重跌倒，劳米却故意撇过脸去装没看见。没有熟悉的尖利的哭声，没有“心肝宝贝儿”的安慰，卡尼一把把艾琳从地上拉起来，拖着她转了两圈，小姑娘就止住了快要落下的泪珠儿，回到欢快当中去了。
　　事实上，芬兰女人的“强悍”的确是从出生开始，贯穿整个人生的：幼儿期她们就被允许和男孩子一样“疯”，从没有人被要求“女孩子不可以这样，要乖”；学校里，她们要和男孩子一样考游泳，滑雪，踢足球；等到工作时，她们和男人一起合作，一起竞争，一起担任领导角色；建立家庭之后，和丈夫共享产假，割草修房顶更是不在话下；哪怕到了85岁，还能煞有介事地说出“男人们现在追不上我”这样的俏皮话。
　　她们的“强悍”，是短暂历史带来的高度文明，是从未被轻视的自信，也是融入骨血的坚强与独立。在这片由苔原、森林与湖泊组成的土地上，她们靠这样的“强悍”支撑着自己，支撑着家庭度过一个又一个严冬，甚至在生命中几乎被认定“荒芜”的年岁里，再度开出花来。
　　从于镇返回坦佩雷的火车上，碰巧乘坐了“家庭车厢”——专门为带着孩子旅行的家庭准备的一节列车。邻座的芬兰小男孩金色卷发长睫毛，不过7、8岁的样子，专心地玩着游戏机。他的父亲一眼望过去40开外，莫西干头，标准的朋克打扮，衣服皮带鞋子上都是银光闪闪的铆钉。
　　转眼到了中午，老爸变戏法似地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密封盒，两个密封袋，还有一个锡纸包：打开锡纸，把里面的餐包切开；从密封盒里挖出吞拿鱼酱和起司，抹在餐包上；从一个密封袋里拣出几片生菜，又从另一个里掏出一根削好的小胡萝卜，小心地夹在餐包里，合上；递给打游戏的儿子。自己再拿出一根大一点的胡萝卜，“咔嘣”一口。
　　我被这好笑又温馨的场景逗乐了，咯咯笑出声来，父子俩齐刷刷回头，一瞬间空气似乎凝固住了。我脱口而出：“你妈妈呢？”父子俩异口同声地回答：“She’s working.”我扬了扬手中的记事本，接茬“Me t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