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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诗经》之弃妇诗与汉乐府弃妇诗有着各自鲜明的特色，從弃妇自身形象，在爱情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恋爱的方式和被弃的态度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从先秦到后汉，中国古代弃妇诗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诗中的女性形象也有显著的转变。以《诗经·氓》与《孔雀东南飞》为例，将《诗经》时代和汉乐府时代诗歌中的弃妇形象作比，使读者了解作为弱势群体的妇女中最不幸的部分——弃妇的生活感受，洞察当时的婚姻家庭状况，了解当时妇女的社会地位，体会上古时代女子的整体风貌和美德以及婚姻给她们带来的悲哀。
[关键词]《诗经·氓》 汉乐府 弃妇形象
[中图分类号] G633.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058（2016）310028
从《诗经》到汉乐府时代，弃妇诗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诗中的弃妇形象也有显著的转变。笔者试以《诗经·氓》和汉乐府中的《孔雀东南飞》为代表将二者中的弃妇形象作对比，从诗中女主人公所处的时代背景，在爱情生活中的地位以及被弃的态度等方面，简述诗经时代到汉乐府时代中国妇女所经历的苦难历程。
一、激情燃烧化为理性制约
激情是爱情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诗经》时代，妇女在爱情上还没有受到封建礼教的严格束缚，吟唱热烈爱情的诗篇比比皆是。《诗经·氓》中的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执著以及被弃的那种决绝的态度正是激情燃烧的真实流露。“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不见复关，涕泣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形象地刻画了一个对爱情执著得不顾后果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社会，她的决定是违背礼教的，可是这个对爱情的追求大胆、率真、执著的女子却不顾后果，毅然决然地维护她神圣纯洁的爱情，冒着危险，冲破了礼教的罗网，私下定下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她对爱情的追求像燃烧的火焰般猛烈，恐怕她对爱情的率真、大胆，现在的女子也比不上的。激情燃烧过后留下的是悔是怨亦是恨，痛定思痛后的决绝，更看出她的敢爱敢恨，异常刚强的性格。
而汉代重诗教，“汉代之初，王泽未竭，诗教在焉”。[1]诗教的重心在理性，即使在最能表现人之情感的爱情诗中，也处处透露出理性的影子。《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更是遵循礼教，任由礼教对她的束缚。她与其他弃妇不同的是受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的迫害。 “三纲五常”的教育，“三从四德”的束缚，使汉代女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刘兰芝为了严守礼的约束，牺牲了自己而不是与礼教正面相对，做出抗争。从这可以看出，诗教礼学温厚平和、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思想对中国妇女的影响，已从外部所谓强制施行渐渐渗到妇女自身的思想中。失去了人格尊严和人性正当要求的妇女们，已沦为儒家“思无邪”思想教化的受害者和默许者。
二、主动求爱化为曲折求生
《诗经》中的很多女性更具有原始初民的特质——主体意识的自然流露。这种意识主要表现在她们对于感情的自由表达上。她们的思想是开放的，其性格是泼辣的，其行为是主动的。如《诗经·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她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私自答应了与氓“秋以为期”的婚事，这体现了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对自由婚姻的主动渴求。她的主体意识使她有了决定自己一切的权利，有了起码的作为人的独立的人格 。马克思曾经说过：“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就像繁殖出来的奴隶和马一样，完全成为主人的附属品。”[2]
如果说《诗经·氓》中的弃妇是大胆开放的火红玫瑰，那么汉乐府民歌中的弃妇就是曲折求生、忍辱负重的荒芥草藤。到了汉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已经逐渐能够独立完成耕种等一系列农业劳动，妇女在生产劳动中的地位下降了，这就不可能避免地造成了男子在生产生活中的统治地位。汉儒认为：“阳刚而阴柔，乾健而坤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乃天之道，是人类不得不遵守的自仁法则。”[3]妇女在被幽禁于闺阁的同时也就失去了最起码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时代的弃妇已成了汉乐府时期爱情诗里吟唱的主人公。
三、彼此互恋化为孤独哀鸣
《诗经》时代，各类情诗平衡发展，男女两性在情诗创作数量和情感强度上难见差别。78首爱情诗，吟唱了炽热幸福的男女恋情，表达了青年男女之间“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热烈思念。诗中既有少女的渴望，也有“爱而不见，搔首踟躇”的“人约黄昏后”的幽期密约。许多诗中，男女彼此相爱，互诉情衷，不掩不饰，洋溢着自由祥和的气氛。《诗经·氓》中的女主人公和氓曾经相爱时是那么纯真挚诚，氓对她也是那么和蔼亲热，还发出了永以为好的旦旦誓言。
而《诗经》之后，爱情诗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的现象。特别是到了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心诚惶诚恐，和谐之声、幸福之乐恰似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在汉乐府民歌中我们很少读到像《诗经》“国风”所常见的那种轻松愉快的男女相悦之词。这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汉代自罢黜百家，尊从儒术，封建礼教的压迫也就随之加重。在‘三从’、‘四德’、‘七去’等一系列封建条文的束缚下，妇女的命运更加可悲。”[4]在汉乐府情诗中，很少见男子对女性的大胆痴情的追求。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虽然深爱妻子，可面对妻子的被逐，虽然进行过斗争，但其实他只是有一点幻想和期待，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办法。留下的只是女性不尽的孤独和无穷的哀鸣。在汉乐府时代，男女之间两情相悦，至真至诚的爱已成绝响。
虽然《诗经》时代离我们很远，但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当时的女子爱得彻底，爱得大胆，而离我们较近的汉代女子却少了一份洒脱，多了一副枷锁。从《诗经》到汉乐府民歌，我们清晰地看到，封建礼教在中国女性的爱情路上慢慢竖起了一道沉重的界碑，直到今天女性已经成为社会的半边天，思想领域中充斥着女权至上的观念，但女性的天空尚未升腾到湛蓝，那儿依然有黑色的残云，新时代的女性有着使妇女彻底解放的重任，完全消除妇女歧视、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从根本上实现女性独立，走上女性解放的道路。
[ 参 考 文 献 ]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A].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
[3]尹建章，萧月贤.诗经名篇详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4]余冠英.乐府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5]李文禄，宋绪连.古代爱情诗词鉴赏词典[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韦淑红）
[关键词]《诗经·氓》 汉乐府 弃妇形象
[中图分类号] G633.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058（2016）310028
从《诗经》到汉乐府时代，弃妇诗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诗中的弃妇形象也有显著的转变。笔者试以《诗经·氓》和汉乐府中的《孔雀东南飞》为代表将二者中的弃妇形象作对比，从诗中女主人公所处的时代背景，在爱情生活中的地位以及被弃的态度等方面，简述诗经时代到汉乐府时代中国妇女所经历的苦难历程。
一、激情燃烧化为理性制约
激情是爱情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诗经》时代，妇女在爱情上还没有受到封建礼教的严格束缚，吟唱热烈爱情的诗篇比比皆是。《诗经·氓》中的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执著以及被弃的那种决绝的态度正是激情燃烧的真实流露。“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不见复关，涕泣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形象地刻画了一个对爱情执著得不顾后果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社会，她的决定是违背礼教的，可是这个对爱情的追求大胆、率真、执著的女子却不顾后果，毅然决然地维护她神圣纯洁的爱情，冒着危险，冲破了礼教的罗网，私下定下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她对爱情的追求像燃烧的火焰般猛烈，恐怕她对爱情的率真、大胆，现在的女子也比不上的。激情燃烧过后留下的是悔是怨亦是恨，痛定思痛后的决绝，更看出她的敢爱敢恨，异常刚强的性格。
而汉代重诗教，“汉代之初，王泽未竭，诗教在焉”。[1]诗教的重心在理性，即使在最能表现人之情感的爱情诗中，也处处透露出理性的影子。《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更是遵循礼教，任由礼教对她的束缚。她与其他弃妇不同的是受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的迫害。 “三纲五常”的教育，“三从四德”的束缚，使汉代女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刘兰芝为了严守礼的约束，牺牲了自己而不是与礼教正面相对，做出抗争。从这可以看出，诗教礼学温厚平和、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思想对中国妇女的影响，已从外部所谓强制施行渐渐渗到妇女自身的思想中。失去了人格尊严和人性正当要求的妇女们，已沦为儒家“思无邪”思想教化的受害者和默许者。
二、主动求爱化为曲折求生
《诗经》中的很多女性更具有原始初民的特质——主体意识的自然流露。这种意识主要表现在她们对于感情的自由表达上。她们的思想是开放的，其性格是泼辣的，其行为是主动的。如《诗经·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她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私自答应了与氓“秋以为期”的婚事，这体现了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对自由婚姻的主动渴求。她的主体意识使她有了决定自己一切的权利，有了起码的作为人的独立的人格 。马克思曾经说过：“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就像繁殖出来的奴隶和马一样，完全成为主人的附属品。”[2]
如果说《诗经·氓》中的弃妇是大胆开放的火红玫瑰，那么汉乐府民歌中的弃妇就是曲折求生、忍辱负重的荒芥草藤。到了汉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已经逐渐能够独立完成耕种等一系列农业劳动，妇女在生产劳动中的地位下降了，这就不可能避免地造成了男子在生产生活中的统治地位。汉儒认为：“阳刚而阴柔，乾健而坤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乃天之道，是人类不得不遵守的自仁法则。”[3]妇女在被幽禁于闺阁的同时也就失去了最起码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时代的弃妇已成了汉乐府时期爱情诗里吟唱的主人公。
三、彼此互恋化为孤独哀鸣
《诗经》时代，各类情诗平衡发展，男女两性在情诗创作数量和情感强度上难见差别。78首爱情诗，吟唱了炽热幸福的男女恋情，表达了青年男女之间“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热烈思念。诗中既有少女的渴望，也有“爱而不见，搔首踟躇”的“人约黄昏后”的幽期密约。许多诗中，男女彼此相爱，互诉情衷，不掩不饰，洋溢着自由祥和的气氛。《诗经·氓》中的女主人公和氓曾经相爱时是那么纯真挚诚，氓对她也是那么和蔼亲热，还发出了永以为好的旦旦誓言。
而《诗经》之后，爱情诗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的现象。特别是到了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心诚惶诚恐，和谐之声、幸福之乐恰似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在汉乐府民歌中我们很少读到像《诗经》“国风”所常见的那种轻松愉快的男女相悦之词。这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汉代自罢黜百家，尊从儒术，封建礼教的压迫也就随之加重。在‘三从’、‘四德’、‘七去’等一系列封建条文的束缚下，妇女的命运更加可悲。”[4]在汉乐府情诗中，很少见男子对女性的大胆痴情的追求。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虽然深爱妻子，可面对妻子的被逐，虽然进行过斗争，但其实他只是有一点幻想和期待，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办法。留下的只是女性不尽的孤独和无穷的哀鸣。在汉乐府时代，男女之间两情相悦，至真至诚的爱已成绝响。
虽然《诗经》时代离我们很远，但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当时的女子爱得彻底，爱得大胆，而离我们较近的汉代女子却少了一份洒脱，多了一副枷锁。从《诗经》到汉乐府民歌，我们清晰地看到，封建礼教在中国女性的爱情路上慢慢竖起了一道沉重的界碑，直到今天女性已经成为社会的半边天，思想领域中充斥着女权至上的观念，但女性的天空尚未升腾到湛蓝，那儿依然有黑色的残云，新时代的女性有着使妇女彻底解放的重任，完全消除妇女歧视、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从根本上实现女性独立，走上女性解放的道路。
[ 参 考 文 献 ]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A].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
[3]尹建章，萧月贤.诗经名篇详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4]余冠英.乐府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5]李文禄，宋绪连.古代爱情诗词鉴赏词典[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韦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