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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概括一個民族的精神氣質，會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大量異見，但是把對官位的崇拜作為我們民族一個持久的精神特徵，應該是不會有太大分歧的。它貫穿於我們的歷史中，也滲透於我們的現實中，我們太熟悉它了，它就在我們中間。它死死地糾纏著我們，控制著我們的頭腦。
在人類情感中，崇拜與鄙夷、恐懼一樣，是一種自然產生的心理現象，英雄崇拜更是一種健康向上的有益情感。每個人的心目中都可能有自己推崇的英雄。人們之所以為自己的英雄在內心深處保留一個神聖的位置，是因為他們的事業、他們的品質超出常人的境界，從內心裡把他們供奉起來，以作為自己學習的榜樣，從他們身上獲取激勵自己前進的動力。偉大的英雄，能夠成為萬人景仰的英雄，除了他們才智和膽識出眾外，更加重要的是，他們具有獻身人類整體利益的情懷，目光遠大，品質超凡，並因此站到了時代的制高點上。人們本能地膜拜英雄，這並不是人類弱點和過失，相反，這是很大的優點和優勢，它表明人們對高尚和非凡的嚮往，人們通過對偉大人物的學習來提升其精神水准。
官位崇拜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它崇拜的對象不是具體的人，而是具體的官位。任何人佔住某個顯要官位，不管是張三李四，都能贏得人們的崇敬。它之所以惡劣之極，可鄙之極，是因為它反映了人們潛藏於內心的貪欲和陰暗。官員淩駕於社會和民眾之上的身份與地位，以及在獲取財富方面的非法優勢，才是人們神往不已的真正原因。與對英雄充滿敬畏、淨化心靈的崇拜大相徑庭，官位崇拜始終散發出腐朽的氣息。它是心靈腐敗的表徵。權力本身並不是壞事，它是社會的中樞神經，公共服務靠它維持。但在我們的現實中，權力的公共性質實際上已經不多。試問，那些在通向權力的崎嶇小徑上艱難沷涉的人們，有多少是為了實現自己服務公眾的理想呢？誰會相信，那些不惜重金買官、不擇手段謀官、不顧一切維護權力的人，為的只是取得服務人民的權力？
官權至上的地方，必然沒有人權。當世人向這樣的權力頂禮膜拜時，它意味著什麼？它難道不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毒瘤嗎？它不是每時每刻都在腐蝕著我們民族的肌體嗎？
“文化大革命”這場文化災難結束後不久，我們民族在短暫的時間內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精神世界。在此前的10年，甚至更長時間裡，民眾不但在空間上與外界隔絕了，而且在時間上也與過去隔絕開來。書籍被禁止閱讀，人類既往無限豐富的知識寶藏已被逐出人們的生活，每一個人的大腦被反復清洗，直到只適合於接受簡單的教條和命令。對知識的長期禁令終於在上世紀80年代初解除時，民眾壓抑了很久的對知識的渴求，變成全國上下湧動的崇拜知識和科學的熱潮。這是古老的中國從未出現過的新氣象。數學家陳景潤成為億萬人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名字家喻戶曉，人們津津樂道地談論他的軼事。“五四”時期被引進的賽先生，第一次走進中國億萬個普通的家庭。大學校園成了最神聖的殿堂，步入其中必是天之驕子！“知識就是力量”的新信條，真實地佔據了人們的心靈。全民崇尚科學的風氣，使這個東方之國突然出現了勃勃生機和光芒萬丈的前景。
對財富的熱切期盼和追逐，成為隨之而來的又一爆發性的社會現象。在人民公社、鬥私批修的政治高壓下，國人對財富的正常欲望，視為罪惡之源被壓制了。但對於一種強烈的本能和天性，壓制只能取得一時的成功，它終歸要找到突破口，現在，它像野火一樣四處燃燒。本來，這不是一件壞事，而是一件非常令人欣喜的大好事，因為對財富的強烈欲望是推動財富創造的強烈動力。它是一種創造力。被財富所吸引的人們，為了節約成本，提高效率，獲取競爭優勢，就會千方百計地利用新知識、新技術，並從事新發明。
但好景不長，新的國民精神尚在繈褓中就已夭折，剛剛起步就已顛覆。在追求財富的大潮中，一開始就裹挾著不祥的徵兆，權力獲取財富的能量，大大超過了勞動和智慧創造財財富的能量，少數人利用權力（時稱“官倒”）一夜暴富。對科學、創造的崇尚之風曇花一現，官位崇拜重新回到社會主流意識中。更確切地說，官位崇拜從來沒有從我們這社會中消失過，它只不過是在文革結束後的幾年光景中減少了一點強勁的勢頭。“官倒”不久式微，“倒官”開始盛行。同時權勢者也開始向政壇輸送自己的後代，“官二代”逐步嶄露頭角。運用權力不僅可以獲取財富，而且可以獲取其他一切社會稀缺資源。無權的人要依靠權力的恩賜和蔭庇，權力睥睨一切。國家機器努力製造並保持大眾對官員這一群體的尊崇，它會利用各種宣傳手段達到目的。文人用他們妙筆生花的筆譜寫頌歌，藝人用他們動聽的歌喉為權力獻歌。全民圍繞著權力起舞。
從一個民族所尊崇的對象，可以分析出這個民族的精神特性，解釋其文明發展的程度。過分關注物質的民族，對精神的關注就會太少。中國皇帝以及他的官僚很少有人具備超越物質的精神氣質，因此，他們中從來沒有產生過偉大的領袖。即使那些開疆辟土、戰功赫赫、改朝換代的一世之雄，在華盛頓面前也只是一個小僕從。後者不是靠他的戰功，也不是靠他的開國之功永垂不朽的，而是靠他的偉大精神永垂不朽，他徹底地、永遠地終結了帝王將相和一切統治者自我授權的合法性。他告訴後人在權勢之外去追求偉大和崇高。他的精神之光照射人類的心靈。一個偉大的心靈所擁有的無形權力的影響，比世界上所有獨裁權力的總和都要大得多。
在偉大的思想寶庫中，自由的思想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聳立於其他偉大思想山峰上的燈塔。歷史確有這樣的時刻：時代期盼著偉大思想登場。偉大思想一定是奠基於自由思想之上的。對普遍自由的真誠追求，表現出對人類懷有的普遍摯愛。獨裁思想並不是獨裁者才有的思想，它有其民眾的思想土壤，它就紮根在普通人的思想意識中，只要有了適當的時機，它就會從隨便某個人的身上冒出來。當然，他不是不需要自由；他需要自由，但他需要的不是普遍自由，而只是自己的自由。他會以自由為武器，向對手要求自由，但如果有一天他處於支配地位，他的“自由”實現了，支配他人就成了他的下一個目標。他夢寐以求的是獲得支配他人的自由。這種人心裡從來就沒有過自由思想，他的自由觀念是冒牌貨，只不過是各種私心的大雜燴。
權力階級一直不合理地居於社會的頂端，民眾對它則表現出習慣性依順。它沒有向人民展示高尚的一面，它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存在物，僅為自己而存在。但是，權力作為社會生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它不應該如此墮落，如此空虛，它應該有其理想形態。理想形態的權力追求公眾利益，並通過自身的影響力來向社會提供領導，它依靠精神力量而引領時代前進，而不是依靠物質力量迫使社會接受自己。 雖然理想與實現的差距是很明顯的，理想主義總有超越現實的特點，但現實若不能向理想接近，它就不能向人類展示希望，它的明天也就暗淡無光。理想不但可以為人類的明天指明出路，而且還能矯正現實中的偏差和謬誤。一個社會可能很難擁有超凡入聖的偉大人物，那種堅持用真理領導民眾、創造歷史的人物，但應該有追求偉大和卓越的人物，他志在追求永恆的精神和不朽的榮譽。沒有這樣的人物，而只有那些追逐實利和現時享受的官員甚囂塵上，喧鬧一時，社會就沒有領導者，人們生活就失去有價值的目標。
以官為本的社會孕育和製造出來的官本位文化，使我們這個民族成為物質利益的俘虜，而無法超越物質。人們對權力的欲望以及與之形影相隨的物質欲望，壓倒了對其他諸如精神、榮譽、責任的欲求。對自由之精神失去追求興趣的民族，無論如何是它的最大悲哀。它失去了進步的原動力，沒有了思想源泉，即使它還顯露出某些看似強大的表像，它的強大是虛幻的，不堪一擊。甲午戰爭前的中國，還擁有欺騙性的虛幻的強國外表，至少看似比日本強大。官場與科學領域遵循完全不同的行為規則。官場講順從，做機構的馴服工具，當要在真理與服從機構之間不得不做出取捨時，官場人會普遍選擇對機構的服從而放棄真理。一般來說，誠實不是他們的品質，真理也不是他們的追求。迄今為止，人類的所有重要發明中，沒有一項來自官場。官本位文化培養的國民循規蹈矩，成功地把人們的思想控制在休眠狀態，他們最大的心願就是千萬不能鬧出亂子來，歷來麻木不仁、渾渾噩噩、無所作為的國民最有益於穩定。
在科學領域中，精神反叛是常規狀態，一切創新都來自於標新立異，每一次科學飛躍都是一次成功的精神起義。科學進步需要這樣的國民，他們不亢不卑，做自己主人；他們並非無所畏懼，但絕不屈從不義；他們懂得自己的義務，但絕不放棄自己的權利。只有這樣，他們的精神才能現實真正的自由，精神自由使他們始終保持活躍的智力活動。
製造愚民比造就公民要容易得多，製造愚民就是要讓民眾的心靈充斥對官帽的敬畏和對自由的排斥。衡量國民素質高低的真正標準，不是他們認字的能力，而是他們對自由的理解程度。生活在18世紀的柏克談到英國國民素質的情況，不能不令人油然感歎英國的幸運：“許多關於政府的偉大原則、許多關於自由的思想，在我們出生之前很久就已經為人所理解了。”當中國精英們把文化水平不高的國民當作素質低下的證明時，他們不過是在強調自身在書本知識上的優越感。但是，書本知識不能塑造出高素質的人，因為它不能使人走出精神愚昧狀態。從今天的情況看，我們不如人意的國民素質，與其說是由於下層階級缺乏知識，不如說是精英階層缺乏現代觀念，他們與現代文明的普遍疏離。
官員主導型社會，其價值取向只能是以權力為中心，它與以公民權利為中心的現代社會格格不入。前一社會的官員幾乎不可能成為改革的力量，除非現時體制已經損害他們大多數人的利益，他們才會拋棄它，就像清末政府不明智的改革使漢族官員終止了對滿清皇族的效忠。那次改革，政府為了加強已削弱了的滿族集團的權力，選擇了與其祖先背道而馳的策略，對漢族官員實行打壓政策。從其建國之初，清朝統治者為了駕馭人數上有很大優勢的漢族人民，一直採取邀請漢族精英入夥的籠絡政策，與自己分享統治特權。收買政策大獲成功，因為對漢族精英來說，只要自身利益有保證，服務于滿清皇帝與服務於漢人皇帝毫無二致。
中華民族處在官位崇拜的桎梏中已經太久，它變得頹廢，萎頓，缺乏創造的活力。有幾次，它看起來似乎就要崛起，到頭來卻發現只不過是海市蜃樓。清政府的洋務運動好象實現了自強，甲午一戰把它的虛弱本質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朝鮮戰場上對美一戰，以巨大的傷亡換來了平局，中國好象又強大起來，緊接著的大饑荒製造了一次空前的自我毀滅。
中國的未來與希望，在於一次徹底精神起義，掙脫權力的鐐銬，把自己溶匯到世界中，與世界一同進步。現代世界是一個多元世界。人們多元的價值觀念，指導他們追求多元的夢想。在一個多元世界中，政治權力不具備領導一切的資格，沒有神聖的光環，從無特殊的地位。人民不用畏懼它，不用對它畢恭畢敬。只有當有一天，我們這個古老社會的掌權者降到公民的位置上，回到他們本該待的地方，把從人民手裡篡奪的權力交還人民，我們民族才會從權力崇拜的夢魘中掙脫出來，才會獲得解放——精神解放。真正的解放，只能是精神的解放。
在人類情感中，崇拜與鄙夷、恐懼一樣，是一種自然產生的心理現象，英雄崇拜更是一種健康向上的有益情感。每個人的心目中都可能有自己推崇的英雄。人們之所以為自己的英雄在內心深處保留一個神聖的位置，是因為他們的事業、他們的品質超出常人的境界，從內心裡把他們供奉起來，以作為自己學習的榜樣，從他們身上獲取激勵自己前進的動力。偉大的英雄，能夠成為萬人景仰的英雄，除了他們才智和膽識出眾外，更加重要的是，他們具有獻身人類整體利益的情懷，目光遠大，品質超凡，並因此站到了時代的制高點上。人們本能地膜拜英雄，這並不是人類弱點和過失，相反，這是很大的優點和優勢，它表明人們對高尚和非凡的嚮往，人們通過對偉大人物的學習來提升其精神水准。
官位崇拜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它崇拜的對象不是具體的人，而是具體的官位。任何人佔住某個顯要官位，不管是張三李四，都能贏得人們的崇敬。它之所以惡劣之極，可鄙之極，是因為它反映了人們潛藏於內心的貪欲和陰暗。官員淩駕於社會和民眾之上的身份與地位，以及在獲取財富方面的非法優勢，才是人們神往不已的真正原因。與對英雄充滿敬畏、淨化心靈的崇拜大相徑庭，官位崇拜始終散發出腐朽的氣息。它是心靈腐敗的表徵。權力本身並不是壞事，它是社會的中樞神經，公共服務靠它維持。但在我們的現實中，權力的公共性質實際上已經不多。試問，那些在通向權力的崎嶇小徑上艱難沷涉的人們，有多少是為了實現自己服務公眾的理想呢？誰會相信，那些不惜重金買官、不擇手段謀官、不顧一切維護權力的人，為的只是取得服務人民的權力？
官權至上的地方，必然沒有人權。當世人向這樣的權力頂禮膜拜時，它意味著什麼？它難道不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毒瘤嗎？它不是每時每刻都在腐蝕著我們民族的肌體嗎？
“文化大革命”這場文化災難結束後不久，我們民族在短暫的時間內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精神世界。在此前的10年，甚至更長時間裡，民眾不但在空間上與外界隔絕了，而且在時間上也與過去隔絕開來。書籍被禁止閱讀，人類既往無限豐富的知識寶藏已被逐出人們的生活，每一個人的大腦被反復清洗，直到只適合於接受簡單的教條和命令。對知識的長期禁令終於在上世紀80年代初解除時，民眾壓抑了很久的對知識的渴求，變成全國上下湧動的崇拜知識和科學的熱潮。這是古老的中國從未出現過的新氣象。數學家陳景潤成為億萬人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名字家喻戶曉，人們津津樂道地談論他的軼事。“五四”時期被引進的賽先生，第一次走進中國億萬個普通的家庭。大學校園成了最神聖的殿堂，步入其中必是天之驕子！“知識就是力量”的新信條，真實地佔據了人們的心靈。全民崇尚科學的風氣，使這個東方之國突然出現了勃勃生機和光芒萬丈的前景。
對財富的熱切期盼和追逐，成為隨之而來的又一爆發性的社會現象。在人民公社、鬥私批修的政治高壓下，國人對財富的正常欲望，視為罪惡之源被壓制了。但對於一種強烈的本能和天性，壓制只能取得一時的成功，它終歸要找到突破口，現在，它像野火一樣四處燃燒。本來，這不是一件壞事，而是一件非常令人欣喜的大好事，因為對財富的強烈欲望是推動財富創造的強烈動力。它是一種創造力。被財富所吸引的人們，為了節約成本，提高效率，獲取競爭優勢，就會千方百計地利用新知識、新技術，並從事新發明。
但好景不長，新的國民精神尚在繈褓中就已夭折，剛剛起步就已顛覆。在追求財富的大潮中，一開始就裹挾著不祥的徵兆，權力獲取財富的能量，大大超過了勞動和智慧創造財財富的能量，少數人利用權力（時稱“官倒”）一夜暴富。對科學、創造的崇尚之風曇花一現，官位崇拜重新回到社會主流意識中。更確切地說，官位崇拜從來沒有從我們這社會中消失過，它只不過是在文革結束後的幾年光景中減少了一點強勁的勢頭。“官倒”不久式微，“倒官”開始盛行。同時權勢者也開始向政壇輸送自己的後代，“官二代”逐步嶄露頭角。運用權力不僅可以獲取財富，而且可以獲取其他一切社會稀缺資源。無權的人要依靠權力的恩賜和蔭庇，權力睥睨一切。國家機器努力製造並保持大眾對官員這一群體的尊崇，它會利用各種宣傳手段達到目的。文人用他們妙筆生花的筆譜寫頌歌，藝人用他們動聽的歌喉為權力獻歌。全民圍繞著權力起舞。
從一個民族所尊崇的對象，可以分析出這個民族的精神特性，解釋其文明發展的程度。過分關注物質的民族，對精神的關注就會太少。中國皇帝以及他的官僚很少有人具備超越物質的精神氣質，因此，他們中從來沒有產生過偉大的領袖。即使那些開疆辟土、戰功赫赫、改朝換代的一世之雄，在華盛頓面前也只是一個小僕從。後者不是靠他的戰功，也不是靠他的開國之功永垂不朽的，而是靠他的偉大精神永垂不朽，他徹底地、永遠地終結了帝王將相和一切統治者自我授權的合法性。他告訴後人在權勢之外去追求偉大和崇高。他的精神之光照射人類的心靈。一個偉大的心靈所擁有的無形權力的影響，比世界上所有獨裁權力的總和都要大得多。
在偉大的思想寶庫中，自由的思想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聳立於其他偉大思想山峰上的燈塔。歷史確有這樣的時刻：時代期盼著偉大思想登場。偉大思想一定是奠基於自由思想之上的。對普遍自由的真誠追求，表現出對人類懷有的普遍摯愛。獨裁思想並不是獨裁者才有的思想，它有其民眾的思想土壤，它就紮根在普通人的思想意識中，只要有了適當的時機，它就會從隨便某個人的身上冒出來。當然，他不是不需要自由；他需要自由，但他需要的不是普遍自由，而只是自己的自由。他會以自由為武器，向對手要求自由，但如果有一天他處於支配地位，他的“自由”實現了，支配他人就成了他的下一個目標。他夢寐以求的是獲得支配他人的自由。這種人心裡從來就沒有過自由思想，他的自由觀念是冒牌貨，只不過是各種私心的大雜燴。
權力階級一直不合理地居於社會的頂端，民眾對它則表現出習慣性依順。它沒有向人民展示高尚的一面，它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存在物，僅為自己而存在。但是，權力作為社會生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它不應該如此墮落，如此空虛，它應該有其理想形態。理想形態的權力追求公眾利益，並通過自身的影響力來向社會提供領導，它依靠精神力量而引領時代前進，而不是依靠物質力量迫使社會接受自己。 雖然理想與實現的差距是很明顯的，理想主義總有超越現實的特點，但現實若不能向理想接近，它就不能向人類展示希望，它的明天也就暗淡無光。理想不但可以為人類的明天指明出路，而且還能矯正現實中的偏差和謬誤。一個社會可能很難擁有超凡入聖的偉大人物，那種堅持用真理領導民眾、創造歷史的人物，但應該有追求偉大和卓越的人物，他志在追求永恆的精神和不朽的榮譽。沒有這樣的人物，而只有那些追逐實利和現時享受的官員甚囂塵上，喧鬧一時，社會就沒有領導者，人們生活就失去有價值的目標。
以官為本的社會孕育和製造出來的官本位文化，使我們這個民族成為物質利益的俘虜，而無法超越物質。人們對權力的欲望以及與之形影相隨的物質欲望，壓倒了對其他諸如精神、榮譽、責任的欲求。對自由之精神失去追求興趣的民族，無論如何是它的最大悲哀。它失去了進步的原動力，沒有了思想源泉，即使它還顯露出某些看似強大的表像，它的強大是虛幻的，不堪一擊。甲午戰爭前的中國，還擁有欺騙性的虛幻的強國外表，至少看似比日本強大。官場與科學領域遵循完全不同的行為規則。官場講順從，做機構的馴服工具，當要在真理與服從機構之間不得不做出取捨時，官場人會普遍選擇對機構的服從而放棄真理。一般來說，誠實不是他們的品質，真理也不是他們的追求。迄今為止，人類的所有重要發明中，沒有一項來自官場。官本位文化培養的國民循規蹈矩，成功地把人們的思想控制在休眠狀態，他們最大的心願就是千萬不能鬧出亂子來，歷來麻木不仁、渾渾噩噩、無所作為的國民最有益於穩定。
在科學領域中，精神反叛是常規狀態，一切創新都來自於標新立異，每一次科學飛躍都是一次成功的精神起義。科學進步需要這樣的國民，他們不亢不卑，做自己主人；他們並非無所畏懼，但絕不屈從不義；他們懂得自己的義務，但絕不放棄自己的權利。只有這樣，他們的精神才能現實真正的自由，精神自由使他們始終保持活躍的智力活動。
製造愚民比造就公民要容易得多，製造愚民就是要讓民眾的心靈充斥對官帽的敬畏和對自由的排斥。衡量國民素質高低的真正標準，不是他們認字的能力，而是他們對自由的理解程度。生活在18世紀的柏克談到英國國民素質的情況，不能不令人油然感歎英國的幸運：“許多關於政府的偉大原則、許多關於自由的思想，在我們出生之前很久就已經為人所理解了。”當中國精英們把文化水平不高的國民當作素質低下的證明時，他們不過是在強調自身在書本知識上的優越感。但是，書本知識不能塑造出高素質的人，因為它不能使人走出精神愚昧狀態。從今天的情況看，我們不如人意的國民素質，與其說是由於下層階級缺乏知識，不如說是精英階層缺乏現代觀念，他們與現代文明的普遍疏離。
官員主導型社會，其價值取向只能是以權力為中心，它與以公民權利為中心的現代社會格格不入。前一社會的官員幾乎不可能成為改革的力量，除非現時體制已經損害他們大多數人的利益，他們才會拋棄它，就像清末政府不明智的改革使漢族官員終止了對滿清皇族的效忠。那次改革，政府為了加強已削弱了的滿族集團的權力，選擇了與其祖先背道而馳的策略，對漢族官員實行打壓政策。從其建國之初，清朝統治者為了駕馭人數上有很大優勢的漢族人民，一直採取邀請漢族精英入夥的籠絡政策，與自己分享統治特權。收買政策大獲成功，因為對漢族精英來說，只要自身利益有保證，服務于滿清皇帝與服務於漢人皇帝毫無二致。
中華民族處在官位崇拜的桎梏中已經太久，它變得頹廢，萎頓，缺乏創造的活力。有幾次，它看起來似乎就要崛起，到頭來卻發現只不過是海市蜃樓。清政府的洋務運動好象實現了自強，甲午一戰把它的虛弱本質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朝鮮戰場上對美一戰，以巨大的傷亡換來了平局，中國好象又強大起來，緊接著的大饑荒製造了一次空前的自我毀滅。
中國的未來與希望，在於一次徹底精神起義，掙脫權力的鐐銬，把自己溶匯到世界中，與世界一同進步。現代世界是一個多元世界。人們多元的價值觀念，指導他們追求多元的夢想。在一個多元世界中，政治權力不具備領導一切的資格，沒有神聖的光環，從無特殊的地位。人民不用畏懼它，不用對它畢恭畢敬。只有當有一天，我們這個古老社會的掌權者降到公民的位置上，回到他們本該待的地方，把從人民手裡篡奪的權力交還人民，我們民族才會從權力崇拜的夢魘中掙脫出來，才會獲得解放——精神解放。真正的解放，只能是精神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