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香港社会的公民道德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剧烈社会运动和由此引起的港府社会建设之后形成的主要内容与市场自由、法治等观念相关。1997年香港回归后选择留在香港的国民放弃了“难民”“过客”的心理开始关心本土居民。2003年初爆发的SRAS强化了香港人的连带意识和共同利益感加速了“我们香港人”意识的形成。进入21世纪以来后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开始流行这导致当代香港公民道德日益强调民主、自主、地方文化等主题。
关键词：香港人意识；公民道德；法治；社会建设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5）04-0017-06
Civil Morality in Modern Hong Kong
LI Ping
（School of Philosoph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Beijing，China）
Abstract：Civil morality in modern Hong Kong has been formed since 1970 when several social movements took place and the government started social constructions in the end of 1960.It is mainly related to the concepts of market liberty and rule by law.After Hong Kong’s return to China in 1997， most Hong Kong people who chose to live in Hong Kong have gradually abstained the attitude of being“refugees”or“bystanders”， and they became more concerned about Hong Kong local people.The breakout of SARS in early 2003 strengthened the sense of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and common interests among Hong Kong citizens， which accelerate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identity of“We Hong Kongers.”As post- industrial social value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issue of civil morality in Hong Kong began to highlight on the topics of democracy， self-autonomy， locality and the like.
Keywords：sense of“We Hong Kongers”；civil morality；Rule by Law；social construction
“公民道德”主要包括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社会公德规范、职业及家庭道德规范与价值观念等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公民所应履行和遵守的道德规范的总和广义上涵盖了一般公民的基本道德共识与认知。这种共识或认知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具有时代特色。我国香港地区公民道德主题的演进就凸显了这一点。清政府在鸦片战争（1842年）失败后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被迫割让香港岛；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败（1860年）签订了《北京条约》，又被迫割让九龙半岛南端；1898年英国强行租借新界北部及附近岛屿租期为99年。自此整个香港全境划入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政策意在将它变成自由港以增进自身在远东的长远利益因此港府对香港本土文化和地方社会结构都未做过多干预也未在民生、社会福利等方面有太大作为但为了保证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秩序港府通过独立司法、总督负责制等确立了“以法治港”的原则之后守法、重契约、一心赚钱不谈政治的经济主义等价值观就在香港扎下根来这些也沉淀为香港社会的主流道德观念其中包含了诸多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因素。1997年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道德开始引入香港但受到了较大阻力这也为香港公民道德的发展增添了变数。
第4期李萍：当代香港社会的公民道德主题
一、香港社会公民道德的产生
殖民统治时期的港府最初定下了这样一条政策：“华人可以自由的进出香港与内地不管他是否是香港原居民。”迟至1934年香港才首次实行入境管制各国人士都要有签证才能入境但华人依然可以免签并自由进出香港和内地。这种向华人示好的开放政策使得香港成为了大陆华人避战乱、逃灾荒的最后庇护所特别是文化名人、各界精英的涌入使得20世纪30-40年代年代的香港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与上海“孤岛”“大后方”重庆、昆明、沦陷区的北平和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并重的中国文化中心。新中国建立之后的1951年港府开始设立边界规定没有合法签证的内地人不得进入香港但又留下了一个缺口：成功偷渡入境的内地人只要不被抓到到达市区后就可以在香港居留。后因偷渡者太多1980年香港政府终于做出新规定以阻挡不计其数的偷渡者：“不管偷渡者到了香港的什么地方都将立即遣送回内地。”[1]25-37
上述政策直接影响了香港的人口构成状况。除了极少数的原住民绝大多数的香港华人都是内地移民及其后代。由于香港只是面积狭小的岛屿早期很少华人会有“扎根”居留的想法他们来此的初衷或者是逃避战乱或者是等待转道第三国或者是寻找个人发展机会后再返乡。作为移民人口他们大多抱有难民心态既没有长远打算也没有融入本地社会的意识所以对当地一般性的政治事务、公关活动不感兴趣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个人营生、买卖、学问、修身养性等事项上出于能在异地他乡获得互助的目的宗亲会、宗乡会、同友会等组织得到普遍支持参与者众多华人大多借助这些民间组织完成了经济救助、社会同化、文化传承等任务。香港发达的民间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港府“有所不为”的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责。特别是对华人而言这些民间组织一方面将传统的“社”“会”“帮”的结社惯例保留下来相应的地方文化、行业传统、帮会意识也有所发展；另一方面这又进一步限制了许多华人对香港公共事务的投入盛行的是“香港的广东人”或“香港的上海人”式的地方认同或血亲认同“香港人”意识却非常淡薄。香港华人有了自己的世界他们与港府、外籍人士各自为政互不存在于对方的视野中港府和外籍人士都被华人当作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关联不大的“他们”。 香港的最高行政长官——总督是由英国女王直接任命因此他必须效忠于英皇室他所领导的香港也必须维护英国的利益所以英殖民者并不鼓励香港人的国家意识（与大陆融为一体的政治归属意识）和本土意识（对本地身份认同和本地事务参与的文化主体意识）对当时香港社会通行的家族主义、自利主义听之任之。港府迟至20世纪50年代才提出在学校开设“公民科”的要求内容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价值体系的讲授与阐述。20世纪70年代“公民科”被改为“经济及公共事务科”重点介绍市场经济活动及其规则同时强调公民守法和服从意识的培养。港英政府以“保护民主”为名义对香港居民的政治自由进行了法律上的限制例如《治安条例》（The Public Order Ordinance）就被认为是“抵制共产主义入侵”并“守护香港安全”的必要措施。殖民时期香港社会道德的突出特点就是淡化政治观念、淡化国家民族意识也不鼓励对本土社会的认同感。
斯各特认为港英政府每次解决在港统治合法性危机时都采取了扩大精英圈范围的方式逐渐地就建立起了具有一定包容性的合作式政体[2]。“合作主义”（corporatism）作为合法性共识曾经成为香港地方研究的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二战”后结束的十年间正是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中国大陆、朝鲜、越南、印度、以色列等都是在那个时期建立新式政权或独立建国的。然而香港少数华人领袖和地方精英被吸纳进政府咨询、智囊机构部分满足了华人政治表达和公共参与的热情从而为英国政府在“二战”后重返香港提供了群众基础也带来了香港战后的经济平稳和快速发展。“合作主义”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接纳。
“香港梦”就产生于香港殖民时期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香港社会道德的缩影。简单地说“香港梦”就是“水涨船高大家明天都更好”。对普通香港人来说别人好了并不意味着自己就差了；相反别人好了或“发迹”了就有更多消费就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自己也就会好起来。借助市场的自发调节财富、机会、个人成就等目标在同为本港居民的无数陌生人之间传递。殖民地时期的自由放任政策使香港人无法向政府伸手更不会坐等他人施舍每个人都不得不投身市场向市场要效益和产出殖民时期的香港社会道德——实干精神、港式精明、效率观念就孕育而生它们也成为了许多普通香港人对本地社会的态度和确认自身价值的根据。
由移民逃难或避难而形成的香港的“难民社会”状况在“六七暴动”之后被动摇。有人认为正是在1967年的政治风暴中诞生了香港的“公民社会”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觉醒虽然它当时还没有成为多数香港人的道德意识而且这一公民社会的萌芽并未得到持续的发展。但不可否认它初步显示了民主诉求对香港人来说是真实的普通香港人同样关心政治事务。这一状况也改变了香港华人政治冷漠的传统印象。“六七暴动”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港英政府调整了对香港的统治方式和政策方向开始注重社会建设和本地化建设香港人的自我认同——“我们香港人”意识由此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受大陆极左思潮影响所导致的暴力冲突也令部分香港民众产生反感与大陆的亲近感急剧下降大陆社会和大陆人开始受到排斥陆、港之间变得相互猜忌和隔阂起来两地在价值观和文化取向上的分离乃至对立由此产生。
香港社会公民道德的产生并非政府有意引导的结果而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其间宗教机构、民间组织、实业界人士、文化界人士等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与内地和港府的关系、港民间的相处等是其公民道德产生过程中涉及的重要话题。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香港早期公民道德的内容主要事关如何维护市场秩序和礼俗世界的生活这两个方面。
二、香港人还是中国人：“一国两制”下的公民道德[BT）]
从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到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这一时期被称为过渡时期或转换时期。在过渡期内港府有意突出了社会建设“推出民政署计划加强官民沟通消弭双方隔膜并积极推行社区建设提供社会服务改善生活条件以建立市民对香港的归属感。1969年以后举办的‘香港节’一系列的歌舞巡游和以香港为题的国际展览会加速香港意识的定性”[3]13。港府也加速了政治发展进程特别是民主化进程先后推出了“去殖民化”“行政改革”“开放社会空间”“增大市民参政领域”等方面的改革。这既为香港社会注入了新的共同体道德概念如民主、参与、协商等矫正了过往经济主义价值主导一切的倾向公众对政治事务的广泛关心开始出现；同时也为日后香港居民对新的执政者——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府更高的期待以及由此产生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生机勃勃的社会建设加速了香港人对本土社会的认同形成了非国籍、非族籍的“城籍”意识——香港人意识。很多人都认为20世纪70年代是香港本土文化和香港人本土身份认同的萌芽期“香港人意识”正是在此时酝酿成形的。香港被形象地描述为“in the between”既不完全中国化又不完全西方化中式、西式、欧式、旧式、新式等都被兼收并蓄。因此在内容上“香港人意识”既有别于对宗主国——英国的归顺或臣服意识也有别于承接自大陆传统文化的华人宗乡观念更不同于新中国的革命理想。香港人开始寻找并确实构建起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印记。这一方面得益于港府直接推动的社会建设和本地化运动它们提供并推动了香港人重新获得自我身份的现实载体——本地文化的形成。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之后大量财富和人力资源开始向精神、文化、信仰等宏观事物或终极价值领域转移本土文化的挖掘、整理、培育和对新生代香港人的系统教育投资都大大增强。特别是一些热心于文化事业的人士勇于担当不计得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借助各种平台为共同的传统和历史而呼吁唤醒了香港人身临其境的连带感曾经一盘散沙、无心公共事务的普通香港人开始在意和关注自己居住并生活着的城市他们开始经常为事关香港人的对外形象和切身利益的事情而聚集起来。随之香港出现了许多社区运动、文化遗址保护运动、香港口述史的民间拯救运动等各种社会运动。“我们香港人”越来越多成为香港居民的共同观念。“尽管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非常浅薄公众大多不信任政府但是香港居民仍然关心政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会参加投票香港社会没有冷漠政治。”[4] 然而“香港人意识”自诞生之初就命运多舛。一方面它受到国际上全球化趋势的冲击与全球化相适应的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观念持有者质疑香港人意识的狭隘性同时中国大陆也希望削弱香港意识中的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倾向；另一方面香港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城市病也在吞噬香港意识中的地方记忆物理家园在经济大潮冲击下不断被拆除熟悉感逐渐消失。在20世纪“从五六十年代的匮乏到八九十年代富裕的消费社会市政建设越具规模也开发了更多资源（空间）和环境在急剧的城市化过程中香港岛乡郊也所余无几城市发展重建往往破坏和瓦解了已存的社区文化（communal culture）和社区关系也大大减低了居民的归属感直接造成人际关系的疏离。”[3]24面积狭小的香港在急剧全球化的经济大潮下左支右绌难以招架好不容易萌芽的香港意识尚未积淀、传承下去就遭遇到碎片化的冲击。
在与英政府谈判以收回香港主权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香港人更愿意强调“两制”而不是“一国”。他们之所以倾心“两制”即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大陆社会主义制度之别就是要刻意主张自身的独特性极力维护有别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制度设置。而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和部分人士则更在意“一国”即一个中国认为“一国”才是根本香港的差异和特殊性都必须服从“一国”这一基本要求。这种差异也体现了当代香港人只认族籍（中华民族、华人、华裔）却不认国籍（中国人）的现实。
简·雅各布斯在他1961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美国伟大城市的死与生》里扼要列出了一个好的生机蓬勃的城市在形态上的四个要点即用途要混杂、街区（街廓）要小、不同年龄建筑物要并存、密度要够高。香港曾经符合这些特点成为了最有活力、最自由的城市。然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大资本利益集团的形成和政府发展主义的行政理念都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撕裂日益繁荣的富人区、金融区和加速衰落的穷人区、边远郊区日益对立这也给香港人的社会融合及其“我们香港人”意识投下了阴影。“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不仅没有很好解决由贫富对立、发展主义弊端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反而因过于强调“政治忠诚”“政治站队”而严重忽视了独立、系统地处理社会问题的重要性。
应当看到在一个主权国家内“一国两制”只是过渡性政策最终是实现一国内全体国民在基本法律体系、政治制度、社会交往上的无条件同等对待即全体国民在同一个国体下的一律平等。仅仅假借“一国两制”的名义满足于维持现状或者单方面的强制地方（香港）服从中央（内地）都是不合适的。中央政府应从长计议给出具体的路线图消除一国内长期存在的根本制度层面的不一致因为这会造成公民间的严重不平等、对立和误解并进一步削弱公民道德的生长并挤压其发挥有效作用的空间。
三、市民还是公民：后工业时代的公民道德
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曾指出现代发达社会在价值观变迁上出现了一个重要趋势即正在从“物质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香港社会也正在经历这样的变迁香港社会的公民道德主题也出现了重大调整。不过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香港社会在价值观的转变上明显要晚得多。尽管香港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生长于富裕时代的年轻一代本应该较少关注经济安全而更多关注后物质主义价值。但是20世纪90年代多次举行的全港价值观调查都发现只有很少一部分受访者可以划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持有者之列。发生于2003年上半年的SARS（非典型性肺炎）才改变了这一点这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夺走了299名香港人的性命让香港一度陷入经济困境和心理恐惧之中但它却意外唤起了香港人的共同体意识媒体和各种社会组织开始动员起来去帮助医疗机构和患者人们也深刻意识到患难与共的必要性。2004年进行的全港价值观调查显示许多受访者同意SARS促使他们更多关心生活中非物质主义的方面例如人身健康、公共卫生、友情、生命的意义等有81%的人同意“正是SARS让香港人更加相互关心”还有535%的人同意“（2003年开始的）7月1日游行让香港人更团结”[5]。2003年的突发性疫情让香港人经历了“成年礼”开始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之后的社会运动之所以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支持和参与其原因之一就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已经成为多数中青年香港人的普遍意识这样的价值观使得香港人更在意生活质量更追求精神自由和民主目标他们自然会更加关注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话题。
特区政府于2006年迁移天星码头时引发了大批市民的抗议一些激进人士连日彻夜驻扎在现场阻挡推土机清拆码头。2007年特区政府计划清拆皇后码头时同样遇到了市民的顽强抵抗。对参与上述活动的香港人士而言保护原貌旧民居、古建筑、老城区实际上是对城市记忆和共有历史传统的营造与坚守是一种对“香港意识”的“国民”认同。“在地方认同与公民身份建构的过程中需要大量论述、故事、神话、共同记忆、重叠的共识。这里面有大叙事也有微叙事需要借用别人的话语来看自己也要从自己主位出发自创话语。”[1]115然而必须看到的是由于缺乏系统、持续的意识形态渗透香港市民中并不存在完整、齐一的政治观念他们的政治理想各有不同甚至他们所持有的社会价值观念也因社会阶层地位、经济收入差距和居港时间长短等而被分成三六九等。上述反抗活动也并非香港全民意志的体现严格说来只是一些公民社会组织和文化界人士参加其中许多普通市民深受发展主义的浸淫而非常认同经济发展优先、就业增长优先的逻辑；也有一些痛恨殖民地的左派力图消除一切殖民痕迹支持拆除旧建筑等。
2009年至2010年间发生的反对香港—广州间的高铁建设运动导致高铁建设被迫停止。反对者认为高铁除了增益房地产业、拉动大陆经济对香港的害处更加明显例如占用公地、带来噪音、加重本地运输负担、破坏生态等。这些年来香港社会运动有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的趋势这主要源于特区政府在政治上发展艰难又与港民缺少有效沟通导致“逢特区政府必反”的极端化“民意”倾向。另一方面这些年的社会运动使得香港人的地域性身份认同在加速香港大学2014年6月所做的公众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市民为402%比2013年底上升了54%；而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仅为195%比2013年底下降了23%。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香港经济自由是人们最看重的自由。香港证券业与房地产业高度发达赌马、六合彩、赌球、弹子房等赌博性质的娱乐业十分普及这些也导致了为数不少的香港人形成了投机的心理和行为习惯。但是这也可以看作经济自由下各负其责的一个缩影只要是成年人的自愿行为不对具体他人造成直接伤害用自己的钱财进行即便不那么高尚、励志的活动也得到了公开默许。经济自由下的长久生活使得香港人不仅看重经济方面的自由也由此生发出对政治自由的向往。恰恰是这后一个方面港人与大陆人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鸿沟。在港人心目中在经济价值方面香港人与内地人差距不断缩小但在政治价值方面如自由、批评、对差异的高度容忍等方面的差异依然明显港人尤其是中产阶级特别珍视“自由”并最怕这一优势会被大陆削弱[6]。这不仅加强了港人对中央政府的警觉意识也使得港人对特区政府不信任。
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仍然坚持经济优先、经济发展主导的政策但与市民沟通不够及时也不顺畅。例如特区政府于2008年启动新界北新市镇的发展计划并接受公众咨询。由于待开发的地块邻近深圳该计划就被港民贴上“割地卖港”“深圳后花园”的标签甚至有人要求撤回整个发展计划。目前仍在论证中的香港机场第三条跑道建设项目也因受到环保等民间组织的阻击而迟迟无法启动。从经济上看推迟或中止上述发展项目香港整体上是受损的因为邻近香港的深圳机场将在数年内建成第三条跑道广州白云机场也将于2015年启用第三条跑道这些都将导致香港机场的地位严重下滑有香港人士估计到2015年香港的经济规模将落后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内地城市。然而对自由价值的珍视使相当一部分的香港人突破了狭隘的经济主义强调香港人在市政、社会发展、个人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自主决定权即便付出经济增速放缓的代价他们也愿意承受换句话说他们愿意承担自由理念下的自负其责。
不可否认普通香港人的社会参与程度较低。根据20世纪90年代初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各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至少加入一个社会组织的比例分别是：美国人82%、新西兰人85%、西德人67%、加拿大人65%、英国人54%。与此相对在香港十个人中只有四个人至少加入到一个社会组织之中[7]。不过参加了义工活动的香港人频率更高、付出的时间更多全港90%以上的社会福利由NGO（非政府组织）提供每年服务人次超过9 010万人——志愿服务文化是现代香港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绝大多数香港人（854%）认为自己有值得信任的朋友这表明香港人尽管不是社会组织的热情参加者他们也绝对不是游离社会之外的无关看客他们与更加宏观的社会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直接的人际交往而非借助正式组织的方式进行的。
谁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内地人常常想当然的认为答案很明显：大陆才是真正的中国。然而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惯例、制度又有多少留存在今日大陆呢？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并未被殖民政府系统改造也没有经历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更未受到1949年后针对传统文化的破除性运动的侵扰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保留得更多。例如国民政府早在1920年就颁令使用白话文香港却到了1929年坊间仍大量使用文言文写作；民国一成立就废除了清律而在香港最后一条有关婚姻习俗的大清律例迟至1971年才被成文法取代。目前以香港中文大学为代表的文化机构已经成为海内外公认的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镇。
香港著名作家西西的小说《我城》之所以受到广泛欢迎就是因为该小说深刻揭示了今日香港人在文化身份上的困境即香港人只有“城籍”而无“国籍”这既折射了香港国际大都会的独特魅力和港人由此产生的自豪感；同时也充分表明普通香港人在政治和文化认同上与内地同胞存在难以消弭的隔阂。“香港文化的解殖化过程是‘本土意识’的萌长而不是‘民族意识’或‘国族身份’的代时而起。换句话说解除殖民的统治并不意味回归国族的统一与民族身份的认同而是归向认同本土独特的文化体系与生活形式。”
参考文献：
[1]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2]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M].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3.
[3]谢均才.历史视野下的香港社会[M]//我们的地方、我们的时间：香港社会新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4]JOSEPH CHAN，ELAINE CHAN. Charting the State of Social Cohesion in Hong Kong[J]. The China Quarterly2006187：657.
[5]MA NAOK.Value Changes and Legitimacy Crisis in Post-industrial Hong Kong[J].Asian Survey， 201151（4）：706.
[6]马杰伟冯应谦.香港人本土身份和国族身份的角力：1996—2006香港身份调查[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3）：115-131.
[7]EVERETT CARLL LADD. The Ladd Report[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9：133.
[8]洛枫.流动风景——香港文化的时代记认[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4.
关键词：香港人意识；公民道德；法治；社会建设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5）04-0017-06
Civil Morality in Modern Hong Kong
LI Ping
（School of Philosoph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Beijing，China）
Abstract：Civil morality in modern Hong Kong has been formed since 1970 when several social movements took place and the government started social constructions in the end of 1960.It is mainly related to the concepts of market liberty and rule by law.After Hong Kong’s return to China in 1997， most Hong Kong people who chose to live in Hong Kong have gradually abstained the attitude of being“refugees”or“bystanders”， and they became more concerned about Hong Kong local people.The breakout of SARS in early 2003 strengthened the sense of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and common interests among Hong Kong citizens， which accelerate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identity of“We Hong Kongers.”As post- industrial social value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issue of civil morality in Hong Kong began to highlight on the topics of democracy， self-autonomy， locality and the like.
Keywords：sense of“We Hong Kongers”；civil morality；Rule by Law；social construction
“公民道德”主要包括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社会公德规范、职业及家庭道德规范与价值观念等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公民所应履行和遵守的道德规范的总和广义上涵盖了一般公民的基本道德共识与认知。这种共识或认知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具有时代特色。我国香港地区公民道德主题的演进就凸显了这一点。清政府在鸦片战争（1842年）失败后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被迫割让香港岛；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败（1860年）签订了《北京条约》，又被迫割让九龙半岛南端；1898年英国强行租借新界北部及附近岛屿租期为99年。自此整个香港全境划入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政策意在将它变成自由港以增进自身在远东的长远利益因此港府对香港本土文化和地方社会结构都未做过多干预也未在民生、社会福利等方面有太大作为但为了保证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秩序港府通过独立司法、总督负责制等确立了“以法治港”的原则之后守法、重契约、一心赚钱不谈政治的经济主义等价值观就在香港扎下根来这些也沉淀为香港社会的主流道德观念其中包含了诸多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因素。1997年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道德开始引入香港但受到了较大阻力这也为香港公民道德的发展增添了变数。
第4期李萍：当代香港社会的公民道德主题
一、香港社会公民道德的产生
殖民统治时期的港府最初定下了这样一条政策：“华人可以自由的进出香港与内地不管他是否是香港原居民。”迟至1934年香港才首次实行入境管制各国人士都要有签证才能入境但华人依然可以免签并自由进出香港和内地。这种向华人示好的开放政策使得香港成为了大陆华人避战乱、逃灾荒的最后庇护所特别是文化名人、各界精英的涌入使得20世纪30-40年代年代的香港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与上海“孤岛”“大后方”重庆、昆明、沦陷区的北平和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并重的中国文化中心。新中国建立之后的1951年港府开始设立边界规定没有合法签证的内地人不得进入香港但又留下了一个缺口：成功偷渡入境的内地人只要不被抓到到达市区后就可以在香港居留。后因偷渡者太多1980年香港政府终于做出新规定以阻挡不计其数的偷渡者：“不管偷渡者到了香港的什么地方都将立即遣送回内地。”[1]25-37
上述政策直接影响了香港的人口构成状况。除了极少数的原住民绝大多数的香港华人都是内地移民及其后代。由于香港只是面积狭小的岛屿早期很少华人会有“扎根”居留的想法他们来此的初衷或者是逃避战乱或者是等待转道第三国或者是寻找个人发展机会后再返乡。作为移民人口他们大多抱有难民心态既没有长远打算也没有融入本地社会的意识所以对当地一般性的政治事务、公关活动不感兴趣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个人营生、买卖、学问、修身养性等事项上出于能在异地他乡获得互助的目的宗亲会、宗乡会、同友会等组织得到普遍支持参与者众多华人大多借助这些民间组织完成了经济救助、社会同化、文化传承等任务。香港发达的民间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港府“有所不为”的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责。特别是对华人而言这些民间组织一方面将传统的“社”“会”“帮”的结社惯例保留下来相应的地方文化、行业传统、帮会意识也有所发展；另一方面这又进一步限制了许多华人对香港公共事务的投入盛行的是“香港的广东人”或“香港的上海人”式的地方认同或血亲认同“香港人”意识却非常淡薄。香港华人有了自己的世界他们与港府、外籍人士各自为政互不存在于对方的视野中港府和外籍人士都被华人当作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关联不大的“他们”。 香港的最高行政长官——总督是由英国女王直接任命因此他必须效忠于英皇室他所领导的香港也必须维护英国的利益所以英殖民者并不鼓励香港人的国家意识（与大陆融为一体的政治归属意识）和本土意识（对本地身份认同和本地事务参与的文化主体意识）对当时香港社会通行的家族主义、自利主义听之任之。港府迟至20世纪50年代才提出在学校开设“公民科”的要求内容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价值体系的讲授与阐述。20世纪70年代“公民科”被改为“经济及公共事务科”重点介绍市场经济活动及其规则同时强调公民守法和服从意识的培养。港英政府以“保护民主”为名义对香港居民的政治自由进行了法律上的限制例如《治安条例》（The Public Order Ordinance）就被认为是“抵制共产主义入侵”并“守护香港安全”的必要措施。殖民时期香港社会道德的突出特点就是淡化政治观念、淡化国家民族意识也不鼓励对本土社会的认同感。
斯各特认为港英政府每次解决在港统治合法性危机时都采取了扩大精英圈范围的方式逐渐地就建立起了具有一定包容性的合作式政体[2]。“合作主义”（corporatism）作为合法性共识曾经成为香港地方研究的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二战”后结束的十年间正是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中国大陆、朝鲜、越南、印度、以色列等都是在那个时期建立新式政权或独立建国的。然而香港少数华人领袖和地方精英被吸纳进政府咨询、智囊机构部分满足了华人政治表达和公共参与的热情从而为英国政府在“二战”后重返香港提供了群众基础也带来了香港战后的经济平稳和快速发展。“合作主义”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接纳。
“香港梦”就产生于香港殖民时期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香港社会道德的缩影。简单地说“香港梦”就是“水涨船高大家明天都更好”。对普通香港人来说别人好了并不意味着自己就差了；相反别人好了或“发迹”了就有更多消费就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自己也就会好起来。借助市场的自发调节财富、机会、个人成就等目标在同为本港居民的无数陌生人之间传递。殖民地时期的自由放任政策使香港人无法向政府伸手更不会坐等他人施舍每个人都不得不投身市场向市场要效益和产出殖民时期的香港社会道德——实干精神、港式精明、效率观念就孕育而生它们也成为了许多普通香港人对本地社会的态度和确认自身价值的根据。
由移民逃难或避难而形成的香港的“难民社会”状况在“六七暴动”之后被动摇。有人认为正是在1967年的政治风暴中诞生了香港的“公民社会”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觉醒虽然它当时还没有成为多数香港人的道德意识而且这一公民社会的萌芽并未得到持续的发展。但不可否认它初步显示了民主诉求对香港人来说是真实的普通香港人同样关心政治事务。这一状况也改变了香港华人政治冷漠的传统印象。“六七暴动”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港英政府调整了对香港的统治方式和政策方向开始注重社会建设和本地化建设香港人的自我认同——“我们香港人”意识由此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受大陆极左思潮影响所导致的暴力冲突也令部分香港民众产生反感与大陆的亲近感急剧下降大陆社会和大陆人开始受到排斥陆、港之间变得相互猜忌和隔阂起来两地在价值观和文化取向上的分离乃至对立由此产生。
香港社会公民道德的产生并非政府有意引导的结果而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其间宗教机构、民间组织、实业界人士、文化界人士等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与内地和港府的关系、港民间的相处等是其公民道德产生过程中涉及的重要话题。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香港早期公民道德的内容主要事关如何维护市场秩序和礼俗世界的生活这两个方面。
二、香港人还是中国人：“一国两制”下的公民道德[BT）]
从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到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这一时期被称为过渡时期或转换时期。在过渡期内港府有意突出了社会建设“推出民政署计划加强官民沟通消弭双方隔膜并积极推行社区建设提供社会服务改善生活条件以建立市民对香港的归属感。1969年以后举办的‘香港节’一系列的歌舞巡游和以香港为题的国际展览会加速香港意识的定性”[3]13。港府也加速了政治发展进程特别是民主化进程先后推出了“去殖民化”“行政改革”“开放社会空间”“增大市民参政领域”等方面的改革。这既为香港社会注入了新的共同体道德概念如民主、参与、协商等矫正了过往经济主义价值主导一切的倾向公众对政治事务的广泛关心开始出现；同时也为日后香港居民对新的执政者——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府更高的期待以及由此产生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生机勃勃的社会建设加速了香港人对本土社会的认同形成了非国籍、非族籍的“城籍”意识——香港人意识。很多人都认为20世纪70年代是香港本土文化和香港人本土身份认同的萌芽期“香港人意识”正是在此时酝酿成形的。香港被形象地描述为“in the between”既不完全中国化又不完全西方化中式、西式、欧式、旧式、新式等都被兼收并蓄。因此在内容上“香港人意识”既有别于对宗主国——英国的归顺或臣服意识也有别于承接自大陆传统文化的华人宗乡观念更不同于新中国的革命理想。香港人开始寻找并确实构建起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印记。这一方面得益于港府直接推动的社会建设和本地化运动它们提供并推动了香港人重新获得自我身份的现实载体——本地文化的形成。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之后大量财富和人力资源开始向精神、文化、信仰等宏观事物或终极价值领域转移本土文化的挖掘、整理、培育和对新生代香港人的系统教育投资都大大增强。特别是一些热心于文化事业的人士勇于担当不计得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借助各种平台为共同的传统和历史而呼吁唤醒了香港人身临其境的连带感曾经一盘散沙、无心公共事务的普通香港人开始在意和关注自己居住并生活着的城市他们开始经常为事关香港人的对外形象和切身利益的事情而聚集起来。随之香港出现了许多社区运动、文化遗址保护运动、香港口述史的民间拯救运动等各种社会运动。“我们香港人”越来越多成为香港居民的共同观念。“尽管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非常浅薄公众大多不信任政府但是香港居民仍然关心政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会参加投票香港社会没有冷漠政治。”[4] 然而“香港人意识”自诞生之初就命运多舛。一方面它受到国际上全球化趋势的冲击与全球化相适应的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观念持有者质疑香港人意识的狭隘性同时中国大陆也希望削弱香港意识中的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倾向；另一方面香港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城市病也在吞噬香港意识中的地方记忆物理家园在经济大潮冲击下不断被拆除熟悉感逐渐消失。在20世纪“从五六十年代的匮乏到八九十年代富裕的消费社会市政建设越具规模也开发了更多资源（空间）和环境在急剧的城市化过程中香港岛乡郊也所余无几城市发展重建往往破坏和瓦解了已存的社区文化（communal culture）和社区关系也大大减低了居民的归属感直接造成人际关系的疏离。”[3]24面积狭小的香港在急剧全球化的经济大潮下左支右绌难以招架好不容易萌芽的香港意识尚未积淀、传承下去就遭遇到碎片化的冲击。
在与英政府谈判以收回香港主权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香港人更愿意强调“两制”而不是“一国”。他们之所以倾心“两制”即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大陆社会主义制度之别就是要刻意主张自身的独特性极力维护有别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制度设置。而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和部分人士则更在意“一国”即一个中国认为“一国”才是根本香港的差异和特殊性都必须服从“一国”这一基本要求。这种差异也体现了当代香港人只认族籍（中华民族、华人、华裔）却不认国籍（中国人）的现实。
简·雅各布斯在他1961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美国伟大城市的死与生》里扼要列出了一个好的生机蓬勃的城市在形态上的四个要点即用途要混杂、街区（街廓）要小、不同年龄建筑物要并存、密度要够高。香港曾经符合这些特点成为了最有活力、最自由的城市。然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大资本利益集团的形成和政府发展主义的行政理念都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撕裂日益繁荣的富人区、金融区和加速衰落的穷人区、边远郊区日益对立这也给香港人的社会融合及其“我们香港人”意识投下了阴影。“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不仅没有很好解决由贫富对立、发展主义弊端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反而因过于强调“政治忠诚”“政治站队”而严重忽视了独立、系统地处理社会问题的重要性。
应当看到在一个主权国家内“一国两制”只是过渡性政策最终是实现一国内全体国民在基本法律体系、政治制度、社会交往上的无条件同等对待即全体国民在同一个国体下的一律平等。仅仅假借“一国两制”的名义满足于维持现状或者单方面的强制地方（香港）服从中央（内地）都是不合适的。中央政府应从长计议给出具体的路线图消除一国内长期存在的根本制度层面的不一致因为这会造成公民间的严重不平等、对立和误解并进一步削弱公民道德的生长并挤压其发挥有效作用的空间。
三、市民还是公民：后工业时代的公民道德
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曾指出现代发达社会在价值观变迁上出现了一个重要趋势即正在从“物质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香港社会也正在经历这样的变迁香港社会的公民道德主题也出现了重大调整。不过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香港社会在价值观的转变上明显要晚得多。尽管香港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生长于富裕时代的年轻一代本应该较少关注经济安全而更多关注后物质主义价值。但是20世纪90年代多次举行的全港价值观调查都发现只有很少一部分受访者可以划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持有者之列。发生于2003年上半年的SARS（非典型性肺炎）才改变了这一点这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夺走了299名香港人的性命让香港一度陷入经济困境和心理恐惧之中但它却意外唤起了香港人的共同体意识媒体和各种社会组织开始动员起来去帮助医疗机构和患者人们也深刻意识到患难与共的必要性。2004年进行的全港价值观调查显示许多受访者同意SARS促使他们更多关心生活中非物质主义的方面例如人身健康、公共卫生、友情、生命的意义等有81%的人同意“正是SARS让香港人更加相互关心”还有535%的人同意“（2003年开始的）7月1日游行让香港人更团结”[5]。2003年的突发性疫情让香港人经历了“成年礼”开始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之后的社会运动之所以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支持和参与其原因之一就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已经成为多数中青年香港人的普遍意识这样的价值观使得香港人更在意生活质量更追求精神自由和民主目标他们自然会更加关注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话题。
特区政府于2006年迁移天星码头时引发了大批市民的抗议一些激进人士连日彻夜驻扎在现场阻挡推土机清拆码头。2007年特区政府计划清拆皇后码头时同样遇到了市民的顽强抵抗。对参与上述活动的香港人士而言保护原貌旧民居、古建筑、老城区实际上是对城市记忆和共有历史传统的营造与坚守是一种对“香港意识”的“国民”认同。“在地方认同与公民身份建构的过程中需要大量论述、故事、神话、共同记忆、重叠的共识。这里面有大叙事也有微叙事需要借用别人的话语来看自己也要从自己主位出发自创话语。”[1]115然而必须看到的是由于缺乏系统、持续的意识形态渗透香港市民中并不存在完整、齐一的政治观念他们的政治理想各有不同甚至他们所持有的社会价值观念也因社会阶层地位、经济收入差距和居港时间长短等而被分成三六九等。上述反抗活动也并非香港全民意志的体现严格说来只是一些公民社会组织和文化界人士参加其中许多普通市民深受发展主义的浸淫而非常认同经济发展优先、就业增长优先的逻辑；也有一些痛恨殖民地的左派力图消除一切殖民痕迹支持拆除旧建筑等。
2009年至2010年间发生的反对香港—广州间的高铁建设运动导致高铁建设被迫停止。反对者认为高铁除了增益房地产业、拉动大陆经济对香港的害处更加明显例如占用公地、带来噪音、加重本地运输负担、破坏生态等。这些年来香港社会运动有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的趋势这主要源于特区政府在政治上发展艰难又与港民缺少有效沟通导致“逢特区政府必反”的极端化“民意”倾向。另一方面这些年的社会运动使得香港人的地域性身份认同在加速香港大学2014年6月所做的公众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市民为402%比2013年底上升了54%；而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仅为195%比2013年底下降了23%。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香港经济自由是人们最看重的自由。香港证券业与房地产业高度发达赌马、六合彩、赌球、弹子房等赌博性质的娱乐业十分普及这些也导致了为数不少的香港人形成了投机的心理和行为习惯。但是这也可以看作经济自由下各负其责的一个缩影只要是成年人的自愿行为不对具体他人造成直接伤害用自己的钱财进行即便不那么高尚、励志的活动也得到了公开默许。经济自由下的长久生活使得香港人不仅看重经济方面的自由也由此生发出对政治自由的向往。恰恰是这后一个方面港人与大陆人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鸿沟。在港人心目中在经济价值方面香港人与内地人差距不断缩小但在政治价值方面如自由、批评、对差异的高度容忍等方面的差异依然明显港人尤其是中产阶级特别珍视“自由”并最怕这一优势会被大陆削弱[6]。这不仅加强了港人对中央政府的警觉意识也使得港人对特区政府不信任。
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仍然坚持经济优先、经济发展主导的政策但与市民沟通不够及时也不顺畅。例如特区政府于2008年启动新界北新市镇的发展计划并接受公众咨询。由于待开发的地块邻近深圳该计划就被港民贴上“割地卖港”“深圳后花园”的标签甚至有人要求撤回整个发展计划。目前仍在论证中的香港机场第三条跑道建设项目也因受到环保等民间组织的阻击而迟迟无法启动。从经济上看推迟或中止上述发展项目香港整体上是受损的因为邻近香港的深圳机场将在数年内建成第三条跑道广州白云机场也将于2015年启用第三条跑道这些都将导致香港机场的地位严重下滑有香港人士估计到2015年香港的经济规模将落后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内地城市。然而对自由价值的珍视使相当一部分的香港人突破了狭隘的经济主义强调香港人在市政、社会发展、个人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自主决定权即便付出经济增速放缓的代价他们也愿意承受换句话说他们愿意承担自由理念下的自负其责。
不可否认普通香港人的社会参与程度较低。根据20世纪90年代初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各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至少加入一个社会组织的比例分别是：美国人82%、新西兰人85%、西德人67%、加拿大人65%、英国人54%。与此相对在香港十个人中只有四个人至少加入到一个社会组织之中[7]。不过参加了义工活动的香港人频率更高、付出的时间更多全港90%以上的社会福利由NGO（非政府组织）提供每年服务人次超过9 010万人——志愿服务文化是现代香港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绝大多数香港人（854%）认为自己有值得信任的朋友这表明香港人尽管不是社会组织的热情参加者他们也绝对不是游离社会之外的无关看客他们与更加宏观的社会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直接的人际交往而非借助正式组织的方式进行的。
谁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内地人常常想当然的认为答案很明显：大陆才是真正的中国。然而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惯例、制度又有多少留存在今日大陆呢？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并未被殖民政府系统改造也没有经历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更未受到1949年后针对传统文化的破除性运动的侵扰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保留得更多。例如国民政府早在1920年就颁令使用白话文香港却到了1929年坊间仍大量使用文言文写作；民国一成立就废除了清律而在香港最后一条有关婚姻习俗的大清律例迟至1971年才被成文法取代。目前以香港中文大学为代表的文化机构已经成为海内外公认的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镇。
香港著名作家西西的小说《我城》之所以受到广泛欢迎就是因为该小说深刻揭示了今日香港人在文化身份上的困境即香港人只有“城籍”而无“国籍”这既折射了香港国际大都会的独特魅力和港人由此产生的自豪感；同时也充分表明普通香港人在政治和文化认同上与内地同胞存在难以消弭的隔阂。“香港文化的解殖化过程是‘本土意识’的萌长而不是‘民族意识’或‘国族身份’的代时而起。换句话说解除殖民的统治并不意味回归国族的统一与民族身份的认同而是归向认同本土独特的文化体系与生活形式。”
参考文献：
[1]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2]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M].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3.
[3]谢均才.历史视野下的香港社会[M]//我们的地方、我们的时间：香港社会新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4]JOSEPH CHAN，ELAINE CHAN. Charting the State of Social Cohesion in Hong Kong[J]. The China Quarterly2006187：657.
[5]MA NAOK.Value Changes and Legitimacy Crisis in Post-industrial Hong Kong[J].Asian Survey， 201151（4）：706.
[6]马杰伟冯应谦.香港人本土身份和国族身份的角力：1996—2006香港身份调查[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3）：115-131.
[7]EVERETT CARLL LADD. The Ladd Report[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9：133.
[8]洛枫.流动风景——香港文化的时代记认[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