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2年创立的播威表创始人爱德华有一则广为流传的传奇故事：他曾销售了四只表给广州行商，据说总价值高达1万法郎。由于成功销售出高价的表款，所以他要求英国和瑞士的兄弟再多寄一些来，以发展他们在广州的事业。但一开始，海外的兄弟们还表示怀疑，后来在每人收到一个沉甸甸的金块后很快就相信了爱德华的说法。关于这个故事，我们无法确定爱德华是在什么时候销售的，也不知道具体是哪几只表，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八件”这个独特的门类将为播威商行赚取巨大的财富。这类表不是由中国钟表匠制作的，而是指由欧洲（大部分是瑞士）制造的销往中国市场的表款。
　　在中西钟表文化交流史中，100多年前独占庞大中国市场时间最长、最多中文品牌、销量惊人的各式“大八件”怀表，以其质量之精、造型之美、变化之奇、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广，创造了最大的钟表奇迹——这是著名钟表收藏家矫大羽先生对“大八件”的评价。
　　面对这样的钟表奇迹，现代中国人是否已经遗忘？还是希望把这段历史重新梳理？
　　英国人的尝试
　　为什么“大八件”会出现在中国，这主要与清王朝的国力与帝王的意志分不开，由于帝王对于钟表的喜爱，不惜重金购买西洋表，而西方钟表商在开拓中国这个新市场的同时，也感受到与其他市场截然不同的需求，比如中国人喜爱成双成对的传统，使对表的销售在中国成为可能。装饰材料多以珍珠为点缀，表盘多以大秒针搭配罗马数字（或中国时辰汉字）的刻度。最绝的是，在细腻的装饰和简洁的显示之下，表款中还藏有装饰艺术的各类机芯，美不胜收。
　　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钟表为例，英国钟表占有很大比例，缘于18世纪的英国钟表业比较强盛，极力将钟表推销到海外市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贸易过程中几乎处于垄断的地位，这都有利于英国的钟表厂商。1766年12月英国的《Gentleman’s Magazine》有一段描写：东印度公司把两件新奇的钟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的皇帝，钟面上写着“JAs Cox/London”的字样。就是这种自动装置以及各类钟表使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1723年至约1791年）名声大振。
　　威廉·伊伯利（William Ilbery，约1760年至1839年）受到考克斯成功的启发，于是专门为中国市场制造怀表，他也从法国钟表师让·安托万·莱皮纳（Jean Antoine Lépine，1720年至1814年）研制的“莱皮纳式机芯”中获得灵感，不仅采用了独立式发条盒（free-standing barrel），而且专门装配了经过雕刻花纹的鎏金机芯，被称为“中国式机芯”（Chinese Calibre）。因此，他为销往中国市场的怀表树立了一种新的典范，从而被后人尊称为“中国表之父”。
　　瑞士人的发展
　　当以詹姆斯·考克斯产品为代表的英国钟表在中国盛行的时候，来自瑞士钟表匠的产品也开始从18世纪中后期进入中国市场。1779年，瑞士人勒贝克（Charles de Constant de Rebecque，1762年至1835年）就来到中国，他主要是在澳门与广州两地销售钟表。在长期的实践当中，他摸索出中国顾客的口味，为瑞士表在中国的成功提供了信息条件。而第一个成功进入中国市场的瑞士制表家族就是皮埃尔·雅克德罗（Pierre Jaquet Droz，1721年至1790年）和亨利-路易·雅克德罗（Henri-Louis Jaquet Droz，1752年至1791年）父子。
　　如果说英国人开辟了一条“大八件”之路，那么瑞士人则通过自己的制表师与工艺师为“大八件”赋予了最辉煌的光彩。在这些名贵的表款以及制造者的名单里，尤其要指出的是作为“中国表之父”后继者的爱德华·播威（Edouard Bovet，1797年至1849年），他不仅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而且为“大八件”制定了最终的标准模式。他与兄弟们于1822年成立的钟表公司，成为当时在华最成功的瑞士表商，这个家族企业也建立了从中国获取了巨大财富的钟表王朝。
　　技术与艺术的结晶
　　除了制表师，艺术工匠为“大八件”打造了华丽的外衣，即使是当年为中国制造钟表的英国品牌，也与日内瓦的各类艺术家合作，其中制造表壳的金匠有让-乔治·瑞蒙德（Jean-Georges Rémond，1752年至1820年后）、路易-大卫-本杰明·奥瑞马（Louis-David-Benjamin Oltramare，1781年至1851年）和让-休斯·奥瑞马（Jean-Hugues Oltramare，1786年至不详）兄弟，以及让-弗朗索瓦·波特（Jean-Fran？ois Bautte，1772年至1837年）等。而著名的珐琅师则有让-亚伯拉罕·黎思诺（Jean Abraham Lissignol，1749年至1819年）、让-路易·里什泰（Jean Louis Richter，1766年至1841年）、让-费朗索瓦-维克托·杜邦（Jean-Franois-Victor Dupont，1785年至1863年）等。
　　2008年11月19日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曾经被乔治三世国王赠送给嘉庆皇帝的一对珐琅表，在拍卖会上以145万英镑的价格被中国藏家拍得。两枚怀表之底壳上的珐琅彩绘题为“温馨与纯真”（Affection & Innocence），相传为19世纪初期珐琅名画师让-亚伯拉罕·黎思诺，参照意大利著名雕刻家弗朗西斯科·巴托洛兹（Francesco Bartolozzi，1727年至1815年）之作品所画，是目前为止镜像珐琅彩绘怀表中极其精彩的珍品。表壳为19世纪著名治金工匠路易-大卫-本杰明·奥瑞马和让-休斯·奥瑞马兄弟所制，编号分别为9703及9704，黄金表壳边上缀上珍珠。独特的三色机芯以蓝钢、镜面钢及镀金组成，并具有两问报时功能。
　　“大八件”机芯经常通过手工雕刻纹路被赋予特殊的外貌，其中的雕刻图案以唐草纹居多，但也有小鸟、蝴蝶、花卉等具象的造型，有些会使夹板边缘呈现波浪的线条。特殊的机芯还采用珐琅、漆绘、贴花等工艺进行修饰，形成极具艺术化的表现力，对于喜欢欣赏机芯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在工艺层面的极大提升是独具匠心的。例如，采用珐琅在机芯上进行填充，因为这个工艺还需要烧结，所以经常会使机芯的定位细节变形，因此这类机芯成品率极低，也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为了迎合中国人的欣赏需要，“大八件”逐渐在机芯设计上衍生出不同的类别，这些设计主要是针对上夹板而言，如俗称的“龙凤夹板”、“云纹夹板”以及“满花夹板”等等。制表师让·蒂克西埃（Jean Tixier）是这种机芯的始作俑者。此外，还有一些是简化的夹板造型，比如猴头造型的夹板就充满着意趣。对于八天动力储存机芯，有时也会采用两个发条盒的设计，在机芯设计上往往是中轴对称，发条盒分别位于中轴两边，极容易辨识。
　　钟表收藏的巅峰
　　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表类发展大致有四个阶段，经历了欧洲本土市场、拓展东方市场、美国市场崛起以及全球化的过程；如果以今天的收藏眼光来看，不同阶段的实物可以简单的概括为早期雏形表、“中国表”、复杂功能怀表以及手表。
　　2016年1月，“大八件”文化巡礼北京揭幕展启动了。早在10年前，矫大羽先生就出版了《大八件怀表》一书，成为研究“大八件”的圭臬。10年之后，笔者所策划的“大八件”文化巡礼如期举办，既是对收藏前辈的真诚致敬，也是对“大八件”文化研究的继续。
　　此次展览就是希望通过藏家的展品、专家的研究、行家的实践，将已经远去却又近在咫尺的历史续写，还原中国人与西方钟表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史实。展览分为五个主题，有机地将时间和空间两条主线贯穿在一起：一方面，勾勒出“大八件“的形成、发展、成熟的脉络；另一方面，阐释了“大八件”在西方的独特地位，以及在中国的本土融合，这些表款无愧是技术与艺术的结晶。此次展览邀请了钟表专家许昆先生联合策展，同时聘请珐琅师熊松涛、雕刻师刘栋两位匠师作为学术顾问，这也是笔者在出版“大八件”文化书籍《播威与中国》后，首次从收藏理论到藏品实践的一次集合展示，力图讲述中国人曾经拥有的钟表话语权，同时启迪当今中国钟表收藏的新思考。
　　当我们欣赏这一件件展品时，自成一体、风格迥异的“大八件”总是能让人眼前一亮，而如今这些本属于中国人的物件又纷纷回到了我们的怀抱，这绝对不是一种单纯的情怀，而是精于钟表审美的国人对于“大八件”内在价值的无条件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