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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明史，三星堆遗址，历史发展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4）09-0003-05
在世界文明史上，有过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举世闻名的特洛伊古城、埃及金字塔、古巴比伦城堡、意大利庞培古城……都被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而千载传颂。但是，在中国西南四川省广汉市境内发现的三星堆遗址，却并没有引起世人太多的注意。最近，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教授对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我一直觉得，三星堆发现的重大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计。实际上，这一发现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与特洛伊或者尼尼微相比。尤其是特洛伊，大家知道见于荷马史诗，然而长期以来被指为神话虚构。19世纪晚期，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力排众议，对其遗址进行了发掘，获得了震惊一世的成果。三星堆的遭际与之颇为相似，《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文献关于古蜀的记载，久被怀疑是子虚乌有，甚至在月亮湾玉石器出现以后，没有人相信当地文化有这样久远。由此看来，古代历史文化还有许多未知的奥蕴，有待我们通过科学的工作来探讨揭示。①
作为三星堆遗址发掘者之一，我深深感到李学勤先生的评价是具有世界[光的，也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才可能真正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不仅对于中国古代文明，而且对于世界古代文明，都具有前所未有的重大意义。
西蜀大地，风光秀丽，土地肥沃，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位于成都平原东北面的广汉，更是这片土地上的风水宝地，黑油油的泥土厚实地覆盖着原野，一丛丛茂密的树木和翠竹之间，散布着一家家农舍，构成川西平原特有的景观，三星堆遗址便坐落其中。遗址的北面，有一条东西流向的河流，长年放养成群的鸭子，名为鸭子河，遗址内有一个个高出地平面的台地，其中位于北面的一个台地形态如同一轮弯月，被当地人们称为“月亮湾”，与之相距不远处，残存着三个高起的土堆，形同伴月的群星，富于想象力的蜀人就把这三个土堆称之为“三星堆”，不知从何时开始，“三星伴月”的传说便已经赋予这片土地独有的神韵。
1929年初春的一天，居住在月亮湾的燕道诚一家打破了这里的沉寂。为了修一条灌溉自家田地的沟渠，他们一家人和雇来的短工一起劳作。突然，锄头在地底下碰到了坚硬的石块，挖出来一看，竟是一堆码放得十分整齐的圆形石块，无论大小中间都带有一个圆孔。反应灵敏、颇有心机的主人燕道诚立即停工，遣散了短工们。随后，再悄悄带着他的儿子燕青保等重新开始挖掘。[前不断出现的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让他们[花缭乱，虽然不知其究竟为何物，但这是地下埋藏的“宝贝古董”，倒是燕家人心里有数的。他们将这批东西珍藏起来，不时地拿出一些到广汉的古董市场变卖，甚至还作为礼物送给当地的达官显贵。到了1931年春天，正在广汉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牧师”（他的真实名字为V.H.Donnithorne）无意之中获得了几件燕家挖出的“宝物”，他立刻想到他的朋友、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受过考古学的训练，应当找他看看。当葛维汉目验了这几件器物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睛，这竟然是一批加工精良的石器和玉器，中间带有圆孔的石器称为石璧，其他还有玉琮、玉璧、玉凿等各类玉器，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都应当属于与祭祀天地山川有关的礼器。1933年秋，葛维汉和他的助手林名钧再次来到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确认了出土地点，完全肯定了他的判断：这应当是一处年代久远的古遗址。1934年，在获得中国政府批准之后，葛维汉率领考古队以燕家院子挖出的这条水渠为基点布置考古探方，开始了正式的考古试掘工作。这次工作获得了大量的石器、玉器和陶器的残片，所有出土物都被移送到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内进行初步的整理与研究。后来，林名钧将其中的一些器物照片寄给了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先生，郭沫若以他独到的考古学[光判断，这很可能是商周时期的出土物，并回给林名钧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高度评价这次考古发掘是“华西考古的先锋”，揭开了中国西南古史神秘的一角。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政局动荡，中国学术界还来不及对月亮湾出土的这批玉石器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及其背后隐藏的古蜀历史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仅仅在华西协和大学编辑的《华西边疆研究协会杂志》发表了发掘工作的考古报告。①但既使如此，广汉“月亮湾”这个名字，也迅速传遍了神州大地，为后来三星堆遗址的重大考古发掘揭开了序幕。
历史越过无数沧海巨变，转[到了20世纪80年代。自从1934年月亮湾考古发掘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这一区域内的考古调查工作实际上一直没有停息过。50年代修筑宝（鸡）成（都）铁路、川陕公路，都曾组织过对四川境内新繁水观音、广汉三星堆遗址的调查。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也曾经多次在三星堆遗址内开展考古工作，先后发现了多处石器、玉器、陶器的出土地点，最为重要的是还发现了东、西、南三面的夯土城垣和小型的墓葬区，证明包括当年发现的月亮湾遗址在内，这是一个规模十分巨大的古代城市聚落遗址，时代可以上溯到商代甚至更早。①
1985年，我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留校任助教。次年，学校派我任考古专业林向教授的助手，和李永宪助教一起协助指导考古专业的学生实习，实习的地点恰好就选在三星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度联合进行考古发掘。这次发掘的面积是历年来最大的一次，共分为三个发掘区，我任第二发掘区的带队老师，后来发现的两个祭祀坑，距离这个发掘区是最近的。1986年7月18日这一天，是令人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学生的田野实习已近尾声，进入到室内整理阶段。忽然，当地的一位农民神情激动地跑到工作站报告：“在烧砖取土时，挖出了一批玉石器，其数量之大是以往从未有过的！”赶到现场一看，[前的情景令人震撼：在一个新被挖开的断壁上，约距离地面50至80厘米的深度，暴露出一个大洞，洞里面塞满了象牙、玉器和青铜器的残件。随后，正式的考古发掘立即展开，在这个长442厘米、宽370厘米、深30至40厘米的长方形土坑内，竟然出土了400多件各类器物，当中有黄金制作的面具、青铜人头像、大量的象牙和玉器、石器，混杂在这些器物当中的，是大量经过焚烧的黑红色灰烬，当中还包含有一些白色的骨渣。联系到古代文献当中祭祀仪式有“燎燔”之礼的做法，这个坑被命名为“一号祭祀坑”。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4）09-0003-05
在世界文明史上，有过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举世闻名的特洛伊古城、埃及金字塔、古巴比伦城堡、意大利庞培古城……都被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而千载传颂。但是，在中国西南四川省广汉市境内发现的三星堆遗址，却并没有引起世人太多的注意。最近，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教授对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我一直觉得，三星堆发现的重大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计。实际上，这一发现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与特洛伊或者尼尼微相比。尤其是特洛伊，大家知道见于荷马史诗，然而长期以来被指为神话虚构。19世纪晚期，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力排众议，对其遗址进行了发掘，获得了震惊一世的成果。三星堆的遭际与之颇为相似，《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文献关于古蜀的记载，久被怀疑是子虚乌有，甚至在月亮湾玉石器出现以后，没有人相信当地文化有这样久远。由此看来，古代历史文化还有许多未知的奥蕴，有待我们通过科学的工作来探讨揭示。①
作为三星堆遗址发掘者之一，我深深感到李学勤先生的评价是具有世界[光的，也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才可能真正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不仅对于中国古代文明，而且对于世界古代文明，都具有前所未有的重大意义。
西蜀大地，风光秀丽，土地肥沃，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位于成都平原东北面的广汉，更是这片土地上的风水宝地，黑油油的泥土厚实地覆盖着原野，一丛丛茂密的树木和翠竹之间，散布着一家家农舍，构成川西平原特有的景观，三星堆遗址便坐落其中。遗址的北面，有一条东西流向的河流，长年放养成群的鸭子，名为鸭子河，遗址内有一个个高出地平面的台地，其中位于北面的一个台地形态如同一轮弯月，被当地人们称为“月亮湾”，与之相距不远处，残存着三个高起的土堆，形同伴月的群星，富于想象力的蜀人就把这三个土堆称之为“三星堆”，不知从何时开始，“三星伴月”的传说便已经赋予这片土地独有的神韵。
1929年初春的一天，居住在月亮湾的燕道诚一家打破了这里的沉寂。为了修一条灌溉自家田地的沟渠，他们一家人和雇来的短工一起劳作。突然，锄头在地底下碰到了坚硬的石块，挖出来一看，竟是一堆码放得十分整齐的圆形石块，无论大小中间都带有一个圆孔。反应灵敏、颇有心机的主人燕道诚立即停工，遣散了短工们。随后，再悄悄带着他的儿子燕青保等重新开始挖掘。[前不断出现的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让他们[花缭乱，虽然不知其究竟为何物，但这是地下埋藏的“宝贝古董”，倒是燕家人心里有数的。他们将这批东西珍藏起来，不时地拿出一些到广汉的古董市场变卖，甚至还作为礼物送给当地的达官显贵。到了1931年春天，正在广汉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牧师”（他的真实名字为V.H.Donnithorne）无意之中获得了几件燕家挖出的“宝物”，他立刻想到他的朋友、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受过考古学的训练，应当找他看看。当葛维汉目验了这几件器物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睛，这竟然是一批加工精良的石器和玉器，中间带有圆孔的石器称为石璧，其他还有玉琮、玉璧、玉凿等各类玉器，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都应当属于与祭祀天地山川有关的礼器。1933年秋，葛维汉和他的助手林名钧再次来到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确认了出土地点，完全肯定了他的判断：这应当是一处年代久远的古遗址。1934年，在获得中国政府批准之后，葛维汉率领考古队以燕家院子挖出的这条水渠为基点布置考古探方，开始了正式的考古试掘工作。这次工作获得了大量的石器、玉器和陶器的残片，所有出土物都被移送到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内进行初步的整理与研究。后来，林名钧将其中的一些器物照片寄给了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先生，郭沫若以他独到的考古学[光判断，这很可能是商周时期的出土物，并回给林名钧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高度评价这次考古发掘是“华西考古的先锋”，揭开了中国西南古史神秘的一角。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政局动荡，中国学术界还来不及对月亮湾出土的这批玉石器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及其背后隐藏的古蜀历史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仅仅在华西协和大学编辑的《华西边疆研究协会杂志》发表了发掘工作的考古报告。①但既使如此，广汉“月亮湾”这个名字，也迅速传遍了神州大地，为后来三星堆遗址的重大考古发掘揭开了序幕。
历史越过无数沧海巨变，转[到了20世纪80年代。自从1934年月亮湾考古发掘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这一区域内的考古调查工作实际上一直没有停息过。50年代修筑宝（鸡）成（都）铁路、川陕公路，都曾组织过对四川境内新繁水观音、广汉三星堆遗址的调查。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也曾经多次在三星堆遗址内开展考古工作，先后发现了多处石器、玉器、陶器的出土地点，最为重要的是还发现了东、西、南三面的夯土城垣和小型的墓葬区，证明包括当年发现的月亮湾遗址在内，这是一个规模十分巨大的古代城市聚落遗址，时代可以上溯到商代甚至更早。①
1985年，我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留校任助教。次年，学校派我任考古专业林向教授的助手，和李永宪助教一起协助指导考古专业的学生实习，实习的地点恰好就选在三星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度联合进行考古发掘。这次发掘的面积是历年来最大的一次，共分为三个发掘区，我任第二发掘区的带队老师，后来发现的两个祭祀坑，距离这个发掘区是最近的。1986年7月18日这一天，是令人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学生的田野实习已近尾声，进入到室内整理阶段。忽然，当地的一位农民神情激动地跑到工作站报告：“在烧砖取土时，挖出了一批玉石器，其数量之大是以往从未有过的！”赶到现场一看，[前的情景令人震撼：在一个新被挖开的断壁上，约距离地面50至80厘米的深度，暴露出一个大洞，洞里面塞满了象牙、玉器和青铜器的残件。随后，正式的考古发掘立即展开，在这个长442厘米、宽370厘米、深30至40厘米的长方形土坑内，竟然出土了400多件各类器物，当中有黄金制作的面具、青铜人头像、大量的象牙和玉器、石器，混杂在这些器物当中的，是大量经过焚烧的黑红色灰烬，当中还包含有一些白色的骨渣。联系到古代文献当中祭祀仪式有“燎燔”之礼的做法，这个坑被命名为“一号祭祀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