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讨论中国的政商关系，比较复杂。因为，中国的“商”，包含好几种所有权的成分。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弗里德曼多年前访问北京时，曾表示中国的经济非他能力所及。他的一段原话如下：在我一辈子的经济经验中，我知道用自己的钱办事的人遇到事情时会如何反应（如在美国），我也知道用别人的钱办事的人的反应模式（如在苏联）；但老实讲，在中国我没看出来谁在用谁的钱办谁的事。
　　中国的商，有用自己的钱的民营企业主，有完全用银行钱的企业主，有用国家的钱的企业主，相互交织起来，每一张交易网、每一条交易链，都牵涉到不同所有权制度下的成员。使得情况更复杂的是，近年来“混合动力”的商号越来越多，叫人弄不清楚一项交易中，究竟是谁在用谁的钱办谁的事。
　　因而，中国的政商关系是动态的，在所有权制混搭的现实之下，我们很难去说哪种关系绝对是正面的，哪种绝对是负面的。从实务的角度看，比较有意义的讨论，应该聚焦在一个问题上：在当前（某一个时段中）的经济态势下，哪一种政商关系生态更能将中国的经济价值最大化。
　　当前的中国经济状况，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国际的大环境，国内的结构性沉疴，都不让人乐观。政经永远是连动的，经济困难，连带的政府的社会压力也巨大。于是一个关键问题就浮出来了：在这种态势之下，究竟是应该政扶商，还是商帮政？
　　有人或谓，在经济体系内，政商本是鱼水关系，不好分辨主次。然而，那是在经济循环顺利情况下的说法。战略学告诉我们，在困境中，时间及资源都是有限的，只有区分主次才可能突破，面面俱到的做法只能原地打转。
　　让我们回到上述关键问题上：未来三五年之中，究竟是政治、政府应该大幅的政策松手，让商界带头去创造收入及就业，还是商界应该全力配合政府的政治任务，投入政府的社会维稳任务中。哪个方向，才能令经济生产力最大化，以渡过当前难关？
　　若谈企业家议政，恐怕没有比这个更紧要的话题了。若企业家缺少了经济政策影响权，政府就会以它之所以为政府的惯性去行事，结果不一定是对的。从另一方面说，在前述的产权所有制混搭的现实下，许多企业家未必能够清楚区别自己的企业家身份还是政府身份，时而代表企业，时而代表政府，摇摆议政。
　　这就凸现出经济学家在中国的重要性了。道理上，一批既独立于政府也独立于企业家的经济学家，能够以客观的数字及分析，来平衡政商两边的偏颇，使得政商博弈的最终结果更为合于真实。然若经济学家不独立而采予设立场，事情就麻烦了。
　　在不同阶段、不同态势下，中国需要不同的政商关系，政界与商界，都必须有这种弹性的心理准备。唯独不能有任何弹性的是经济学家，若经济学界在测量统计数字、分析现象、提交报告时见风使舵，其结果就是政商之间相互猜忌，各行其是。在今天中国，最需要独立风骨的不是企业家，不是政治家，而是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