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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迹潦草，墨迹斑斑的作文卷竟获第二名
对教育有很多独到见解的爱因斯坦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民国年间，包括北师大附中、南开中学以及过去许多成功的中学，它们之所以成功，无非就是最大限度地实施了人的教育，不是以培养考试能手、习题高手作为首要的教育目标，而是以培养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为目的。
抗战前后的重庆南开中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无法替代的活的先例。
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个秋天，南开举行作文比赛，题目是“论述南开精神”。一位高一学生突然想到南开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允公”就是“民主”，“允能”就是“科学”，“日新月异”就是破旧立新。他“越想越激动，字迹潦草，墨迹斑斑，卷面肮脏”，结果竟获得了第二名。一丝不苟的喻传鉴主任亲自找他谈话，“你知道你写得这样乱为什么还得第二名吗？”“就因为你论述南开精神有独到之处……可见你肯于思索，有头脑……现在的中国就是需要民主、需要科学啊！”
这不仅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的一个例子，也是无时不在实行公民教育的证据。
作为人的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教育的特点就是开放、多元、兼容，允许自由讨论。学校里并排张贴着《中央日报》与《新华日报》，学生可以对照着看。高年级学生经常对各种思想观点开展讨论。
1943年1月。这些少年学子曾就真理标准展开过一场无拘束的讨论。在每周的周会上，学校经常会邀请各种不同观点的社会名流来演讲，周恩来、冯玉祥、马寅初、孔祥熙、何应钦、陈立夫、孙科、翁文灏、王芸生、王云五、胡政之、老舍、曹禺以及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都在其中。“在那个讲台上，你能获得不少虽然零碎但却是课堂上没有的知识。你也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
“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成为学校时事辩论题
时事辩论赛也是南开的家常便饭，“战争促进抑或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等等辩论题让人难忘。一位女生记得，高二那年她参加全校男女生两部举办的一次辩论赛会，题目本来是一件生活琐事，张伯苓校长散步时偶然看见海报，说没出息，什么时候了，净辩论这些小事。
当夜题目就改成了“美国是否应该参战？”其时离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参战已不远。无论他们的翅膀多么稚嫩，他们的思考多么肤浅，他们在校园里获得的这些训练，对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终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结社、演出、办壁报，这一切都是自发的，是他们兴趣、才华、理想的萌动，活跃了他们青春的生命，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会表达，学会独立思考。校园广场上到处张贴着他们自办的壁报，内容五花八门。既有探讨人生，也有关心国事的，《健报》、《公能报》、《曦报》、《晨钟报》、《野猿报》以及以“民间报纸”（区别于班报、校报）自诩的《翔翎报》等竞相争妍，他们甚至通过各种渠道亲自登门采访邵力子等政要。经济学家茅于轼读高三时，也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办过一个名为《旁观者》的英文墙报。
作为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南开学子中有不少国民党政要的子弟，但他们在校园里未受到任何特殊待遇，他们也从不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在同学之间逞威风，一样的穿校服，一样的吃食堂，这也是学校的规定。唯一特殊的是在办壁报时，高一学生王次五曾利用特殊身份直接采访他爸爸王世杰（当时的外交部长），写出了像模像样的独家专访。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在南开就读，在他的记忆中，“一些大官的子女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到了毕业以后才慢慢听别人说起。学校从不趋炎附势，校园里绝对没有任何特权的气氛。”
每天下午不走出课室参加体育活动要记大过
操场上更是南开学子们自由驰骋的场地，每天下午三点半，所有学生都要走出课堂，融入火热的课外活动中（主要是体育活动），如果学生偷偷躲在教室里做功课被发现的话，要立刻记大过一次，对体育的重视已成为南开的特色之一。
当然南开中学对美育和锻炼动手能力的技艺活动也一样重视。音乐教室里，音乐教师阮北英几乎是不分昼夜地教每个班、每个组，从中国民歌、抗战歌曲直到西洋古典乐。20世纪80年代，当几个60多岁的学生在80多岁的阮老师面前，流着热泪唱起他从前教的歌时，已经几十年没有唱过这些歌的老师激动得哭了。
在学业的传授上，南开中学的老师更有独到之处，不拘泥于本本，没有成见，往往没有现成的框架和整齐划一的答案。一位同学作文开头第一句写道：“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国文老师陶光在“的”字后面加了个逗号，变成了“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这样的作文课堂讲评是能让学生终生获益的。
南开中学自编的国文课本，首席语文教师孟志荪是主编之一，蒋介石所喜欢的王阳明一篇也未能入选，曾国藩家书也只选了一篇。顺便说一句，蒋介石几次来看望张伯苓，但张在权势面前不卑不亢，保持学府尊严，这些都显示了老南开中学傲然独立的精神气质。
据说，重庆南开校友中有近40%的人从事与化学有关的事业，就是因为化学老师郑新亭的启迪，他常对学生说：“科学领域内现在仍不为人知的东西很多很多。任何一个问题都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他的课更是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而且与日常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学生又怎么忘得了他讲醋酸铅具有甜味的性质时所举的例子：“在家乡小孩摘吃沒有熟而酸涩的梅、杏时，往往偷来母亲、姐姐的铅粉抹在梅、杏上，梅、杏就由酸变甜了。”
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我虽然只在南开念过两年书，但南开给予我的基本训练方面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除语文、数学等功课外，从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公民’课上关于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表决的训练……都使我终身受用不尽。总之，就我的亲身感受而言，南开教育之所谓的‘高贵’，指的并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无人和颐指气使，而是对于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高素质要求。”
毕业考物理卷交了白卷却“给分六十”
在那里，考试不是衡量一个学生的绝对标准。课业授受也不是衡量一个老师的绝对标准，人本身始终是目的、是尺度、是根本，其他的一切都是从属的、次要的。
遥想当年。重庆南开中学物理老师魏荣爵教学水平之高、教学态度之严谨都是有口皆碑的，绝不是不负责任胡乱评分的人。1941年毕业的谢邦敏富有文学才华，但数、理、化成绩不佳。他在毕业考时物理交了白卷，即兴在卷上填了一首词。
魏荣爵评卷时也在卷上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使这位学子顺利毕业，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专业，后来登上了北大讲坛。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学校真的足以让后人开眼界。
正是有了一代教育家张伯苓那样的校长，有了魏荣爵、郑新亭、孟志荪等一大批优秀、有强烈责任感的教师，即使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重庆南开中学也始终保持着高水平的教学质量，继续弘扬激发、培育而不是扼杀每个学子个性和创造性为核心的办学理念，最大可能地践行了人的教育，成为民族危亡时期弦歌不绝的摇篮之一，以其无比生动的实例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值得永远记忆的一页。
选自《羊城晚报》
对教育有很多独到见解的爱因斯坦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民国年间，包括北师大附中、南开中学以及过去许多成功的中学，它们之所以成功，无非就是最大限度地实施了人的教育，不是以培养考试能手、习题高手作为首要的教育目标，而是以培养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为目的。
抗战前后的重庆南开中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无法替代的活的先例。
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个秋天，南开举行作文比赛，题目是“论述南开精神”。一位高一学生突然想到南开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允公”就是“民主”，“允能”就是“科学”，“日新月异”就是破旧立新。他“越想越激动，字迹潦草，墨迹斑斑，卷面肮脏”，结果竟获得了第二名。一丝不苟的喻传鉴主任亲自找他谈话，“你知道你写得这样乱为什么还得第二名吗？”“就因为你论述南开精神有独到之处……可见你肯于思索，有头脑……现在的中国就是需要民主、需要科学啊！”
这不仅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的一个例子，也是无时不在实行公民教育的证据。
作为人的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教育的特点就是开放、多元、兼容，允许自由讨论。学校里并排张贴着《中央日报》与《新华日报》，学生可以对照着看。高年级学生经常对各种思想观点开展讨论。
1943年1月。这些少年学子曾就真理标准展开过一场无拘束的讨论。在每周的周会上，学校经常会邀请各种不同观点的社会名流来演讲，周恩来、冯玉祥、马寅初、孔祥熙、何应钦、陈立夫、孙科、翁文灏、王芸生、王云五、胡政之、老舍、曹禺以及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都在其中。“在那个讲台上，你能获得不少虽然零碎但却是课堂上没有的知识。你也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
“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成为学校时事辩论题
时事辩论赛也是南开的家常便饭，“战争促进抑或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等等辩论题让人难忘。一位女生记得，高二那年她参加全校男女生两部举办的一次辩论赛会，题目本来是一件生活琐事，张伯苓校长散步时偶然看见海报，说没出息，什么时候了，净辩论这些小事。
当夜题目就改成了“美国是否应该参战？”其时离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参战已不远。无论他们的翅膀多么稚嫩，他们的思考多么肤浅，他们在校园里获得的这些训练，对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终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结社、演出、办壁报，这一切都是自发的，是他们兴趣、才华、理想的萌动，活跃了他们青春的生命，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会表达，学会独立思考。校园广场上到处张贴着他们自办的壁报，内容五花八门。既有探讨人生，也有关心国事的，《健报》、《公能报》、《曦报》、《晨钟报》、《野猿报》以及以“民间报纸”（区别于班报、校报）自诩的《翔翎报》等竞相争妍，他们甚至通过各种渠道亲自登门采访邵力子等政要。经济学家茅于轼读高三时，也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办过一个名为《旁观者》的英文墙报。
作为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南开学子中有不少国民党政要的子弟，但他们在校园里未受到任何特殊待遇，他们也从不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在同学之间逞威风，一样的穿校服，一样的吃食堂，这也是学校的规定。唯一特殊的是在办壁报时，高一学生王次五曾利用特殊身份直接采访他爸爸王世杰（当时的外交部长），写出了像模像样的独家专访。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在南开就读，在他的记忆中，“一些大官的子女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到了毕业以后才慢慢听别人说起。学校从不趋炎附势，校园里绝对没有任何特权的气氛。”
每天下午不走出课室参加体育活动要记大过
操场上更是南开学子们自由驰骋的场地，每天下午三点半，所有学生都要走出课堂，融入火热的课外活动中（主要是体育活动），如果学生偷偷躲在教室里做功课被发现的话，要立刻记大过一次，对体育的重视已成为南开的特色之一。
当然南开中学对美育和锻炼动手能力的技艺活动也一样重视。音乐教室里，音乐教师阮北英几乎是不分昼夜地教每个班、每个组，从中国民歌、抗战歌曲直到西洋古典乐。20世纪80年代，当几个60多岁的学生在80多岁的阮老师面前，流着热泪唱起他从前教的歌时，已经几十年没有唱过这些歌的老师激动得哭了。
在学业的传授上，南开中学的老师更有独到之处，不拘泥于本本，没有成见，往往没有现成的框架和整齐划一的答案。一位同学作文开头第一句写道：“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国文老师陶光在“的”字后面加了个逗号，变成了“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这样的作文课堂讲评是能让学生终生获益的。
南开中学自编的国文课本，首席语文教师孟志荪是主编之一，蒋介石所喜欢的王阳明一篇也未能入选，曾国藩家书也只选了一篇。顺便说一句，蒋介石几次来看望张伯苓，但张在权势面前不卑不亢，保持学府尊严，这些都显示了老南开中学傲然独立的精神气质。
据说，重庆南开校友中有近40%的人从事与化学有关的事业，就是因为化学老师郑新亭的启迪，他常对学生说：“科学领域内现在仍不为人知的东西很多很多。任何一个问题都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他的课更是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而且与日常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学生又怎么忘得了他讲醋酸铅具有甜味的性质时所举的例子：“在家乡小孩摘吃沒有熟而酸涩的梅、杏时，往往偷来母亲、姐姐的铅粉抹在梅、杏上，梅、杏就由酸变甜了。”
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我虽然只在南开念过两年书，但南开给予我的基本训练方面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除语文、数学等功课外，从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公民’课上关于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表决的训练……都使我终身受用不尽。总之，就我的亲身感受而言，南开教育之所谓的‘高贵’，指的并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无人和颐指气使，而是对于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高素质要求。”
毕业考物理卷交了白卷却“给分六十”
在那里，考试不是衡量一个学生的绝对标准。课业授受也不是衡量一个老师的绝对标准，人本身始终是目的、是尺度、是根本，其他的一切都是从属的、次要的。
遥想当年。重庆南开中学物理老师魏荣爵教学水平之高、教学态度之严谨都是有口皆碑的，绝不是不负责任胡乱评分的人。1941年毕业的谢邦敏富有文学才华，但数、理、化成绩不佳。他在毕业考时物理交了白卷，即兴在卷上填了一首词。
魏荣爵评卷时也在卷上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使这位学子顺利毕业，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专业，后来登上了北大讲坛。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学校真的足以让后人开眼界。
正是有了一代教育家张伯苓那样的校长，有了魏荣爵、郑新亭、孟志荪等一大批优秀、有强烈责任感的教师，即使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重庆南开中学也始终保持着高水平的教学质量，继续弘扬激发、培育而不是扼杀每个学子个性和创造性为核心的办学理念，最大可能地践行了人的教育，成为民族危亡时期弦歌不绝的摇篮之一，以其无比生动的实例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值得永远记忆的一页。
选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