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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扶贫精准退出应以帮扶地区和人群获得自我发展的内在力量作为依据。改变传统经济统计中的“数字经济”倾向，实现经济力的全面提升。改变过度依赖特有稀缺资源的“特色经济”，强化帮扶地区作为经济功能元体系中的子系统功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在知化经济体系中提高帮扶地区和人口的知识层次及现代化水平，进行必要的市场经济启蒙和管理、科技人才培育。扶贫精准退出一方面使有限的社会资源能够用在最有效的地方、做最有意义的事情，另一方面也使被帮扶地区和人群获得发展经济的内生力量。
关键词：精准扶贫;精准退出;数字经济;特色经济;知化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3;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9）03—0071—06
精准扶贫达到预期目标之后要顺利实现精准退出，以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精准退出的临界点在哪里？如何退出才能实现“精准”？精准退出怎样才能维持扶贫开发的成果？这些是当前精准扶贫中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精准退出或许并没有固定的节点作为实践依据，它既与扶贫开发的目标和预期有密切的关联，又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相关。正如习近平所说：“对贫困人口而言，要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收入达到脱贫标准。不是说各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等都要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才是实现了全面小康。”[1]（p.73）当帮扶地区和人群经济能力明显达到或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时，理应从帮扶体系中退出来。同时，“精准退出”还要求对“返贫”问题有着科学的预案。本文认为，扶贫精准退出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固有规律，从构建帮扶地区及人群经济发展能力的角度出发，探寻精准退出的內在逻辑。
一、破除“数字经济”，全面提升“经济力”
经济力是减贫地区获得内生发展力量的重要表现，它的主要意义在于获得经济筹划和资源整合的能力，并在社会化经济体系中获得某种比较优势。随着传统统计科学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经济增长指数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度量准则。这种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整体状态的指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提供判断依据，但整体丰裕和社会进步不能替代局部贫困和个体贫困的客观现实。正是在“以人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宗旨的指引下，“精准扶贫”成为新时代的重要国家战略。在一系列具体举措得到实施后，社会经济发展更趋平衡，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厘清，在发展地域经济、全面提升经济增长指数的前提下，对经济增长相对落后地区和部分群众采取定点扶持和精准帮助的办法，从而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习近平指出：“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和动力，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2]（p.112）精准退出机制的建立要防范“数字经济”的专制（对整体经济数据的过度依赖），以构建地区和人口“经济力”作为精准脱贫、有序退出帮扶体系的依据。经济力建构避免了“数字经济”的弊端。
首先，以经济总量掩盖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数字经济”的主要弊端之一。“过去的很多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其产生根源均可在唯GDP倾向上找到。”[3]经济力内在地包含着经济要素和行业领域之间的结构平衡，并将经济“结构力”作为重要的指标纳入经济力考查的范围。精准扶贫的目的正在于在整体经济获得良好发展、宏观层面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情况下，梳理行业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使经济体内部诸要素和环节之间达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局势。无论是生产部类和消费部类的结构，还是产业结构及层级关系，都是现代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扶贫退出机制中要合理考虑经济结构的层级关系和产业结构的对接水平。只有在产业梯队合理、层级顺序适宜的情况下，地区经济力才能得到保障，从而在扶贫退出之后具有持续稳定的经济生长能力。
其次，“数字经济”往往掩盖了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水平。经济增长数据“重量轻质”的倾向使人们忽视了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即地区经济发展是否具有现代领先地位？产业升级方面是否处于滞后状态？“经济力”的重要方面就在于经济“引领力”和“适应力”与时代发展要求相匹配。当前经济发展与人们消费预期日新月异，经济数量固然仍是社会物质财富生产的衡量尺度之一，但已经不是最主要的衡量指标。对焦社会消费和需求层次提升的经济现代化程度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水平的考量要件。精准扶贫不能将经济发达地区的落后产能转移至帮扶地区，以实现短期经济增长作为目的。“经济力”目标认为后发赶超的重要方面在于培育自身发展的内在引领力，在经济发展前沿领域占据一定的地位，在创造新的价值方面做出独特的社会贡献，从而满足新时代的社会需求和消费愿景。
最后，“数字经济”以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数据为主要目的，忽视经济系统的构建，以经济效益作为衡量决策科学与否的主要标尺。实际上，随着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建立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经济力所具有的“持续力”逐渐提上日程并成为当前绿色经济发展的思想基础。在追求“即时性经济效率”的过程中，历史经验已经明确显示了它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以及对经济发展持续性的影响。经济力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上坚持经济内部生成力的构建。经济因子只是社会进步中的基础性因子，对经济因子的偏好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有利于夯实社会发展基础，但社会资源过度集中于当前经济建设及经济成果的获得，则存在着巨大的道德风险和经济风险，甚至对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形成隐性危害。当精准扶贫达到被帮扶地区与人口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轨道上取得稳定成就时，扶贫退出就成为顺势而为的事情，避免了退出后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风险。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和人口经济力的建构是精准退出机制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经济正义的必然举措。如果将精准扶贫当成一种应景式政治运动，则会在经济力构建上处于懈怠状态。只有将精准扶贫作为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深植于心，在社会经济均衡发展上增强使命感和义务感，才能使人们放弃急功近利的短期经济行为而谋求落后地区和人口的经济力建设。精准退出正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经济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自然分娩”。 二、提防狭隘“特色经济”，建构经济“功能元系统”
在扶贫开发的进程中，以特色经济支撑区域经济“换道超车”是当前的主流意见。发展特色经济是在市场复杂格局中寻求比较优势的重要途径，它往往与精准扶贫的主体技能与资源条件密切相关。帮扶主体与帮扶对象在密切沟通之后确立了经济发展的共同关切点和资源环境优势，结合劳动市场、产品流通及消费市场需求状态，确定帮扶地区的产业发展计划和产品类属。从塑造社会供给的角度来确定自身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这种做法的优势在于：第一，结合区域人口资源环境条件发展特色经济，有利于充分挖掘资源价值，减少投资成本;第二，结合帮扶主体（施助方）生产技术及市场资源等条件发展特色经济，有利于缩短市场培育时间，获得成熟技术支持和管理经验，极大地减少了经济发展中的风险;第三，结合区位特征、时代特点及其他即时性的社会需求发展订单式或产业对接模式的经济，有利于获得短期经济效用，减少投资回报的周期，并且能够在一定时期内表现出产业发展的强势劲头，从而获得更多社会融资。但是，它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第一，资源型特色经济的持续性问题。非稀缺资源无以成为发展特色经济的支撑，而稀缺资源则造成特色经济难以为继的窘境。第二，施助方主导型的特色经济的经济决策和发展持续性依赖于区域外的力量，一旦施助方撤资或撤员，帮扶对象则有可能出现经济迅速倒退的现象。第三，应景性的特色经济导致经济适应能力的滑坡，在生产和消费转型时期尤其会遭遇难以避免的阵痛，甚至一蹶不振。
精准扶贫较为理想的出路应该是塑造经济功能元体系，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塑造成为具有独立社会功能的经济单元。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一定区域之中存在诸多经济主体，这些经济主体相互之间形成市场联系，在产品、原材料、物流、人力资源、市场流通、生产和消费需求等方面结成一定经济共同体，并以一定程度的能量比率共构这种共同体，以至于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每一个经济主体都分担着社会责任，且需要履行必要的社会义务。不过，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贯通的各个经济主体并非内部结构和功能单一的经济元件，而是具有内部协调性的经济系统。在任何经济单元内部都具有更为微观的经济单元（这体现了经济单元的层级性），它们之间同样履行相应的社会义务和分享相应的社会权益。在次级经济单元内部仍有更细的经济体系，以至于最终细分到实际经济独体（个人或企业）。将扶贫开发的经济区域作为具有自组织系统的经济单元，并构建经济系统内部要素的流动性和合作关系，是扶贫地区和组织机构取得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方面。
精准退出机制的建立就应当将扶贫对象培育成为具有相对独立的内在构架和约束系统的经济功能元系统，避免“特色经济”变为“片面经济”，从而给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持续发展带来返贫风险。其主要原因在于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功能元系统避免外部依赖性过度生长。尽管每一个经济功能元系统都是上一级功能元系统中的一个经济单元，但其内部已然具有自我调适和有机适配的联系机制，从而避免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出现衰退。精准扶贫一方面应当根据资源、地域、人口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单向度发展，要在发展一定特色经济的同时发展内部经济体系。只有当区域或人群具有内部经济结构力，并且成为开放性自组织体系的时候，这种经济体才具有面对各种风险考验的能力。第二，经济功能元体系能够涵养经济潜能，从而避免经济发展中的单一领域所形成的风险积聚。当一定地区和人群将经济建设集中于特定领域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发展时，一方面固然能够获得专业化生产经营的管理和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则使经济发展的风险过于集中，一旦该领域或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或产业淘汰，就有可能对经济体造成毁灭性的灾难。经济功能元体系就是要实现重点领域与非重点领域、龙头行业与一般企业的共同繁荣，从而减少过度特色化造成的风险集中。第三，过度主张特色经济不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因子的协调互济。经济发展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消费需求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并通过创造性活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经济领域和产品生产的清晰划界不利于丰富消费市场产品供应，同时也造成劳动形式的单调发展。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经济系统内部各因子之间相互协调，经济组织具有自我更新和调适的能力。区域经济或经济体过度依赖特色经济，导致功能元系统的层级丧失（即失去层级性而成为简单“经济零件”），区域特色经济只能作为其他地区和行业领域的经济因子，而不能在区域内部和经济体内实现“自组织”功能，从而使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可变性缩小，上层功能体系一旦丧失社会价值，就会失去生存空间。
总之，建立经济功能元体系，是实现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举措，是避免过度“特色化”发展导致的单向性、依赖性和原子化弊病的重要途径。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精准退出意味着帮扶地区已经具有经济发展的内生机制，建立了帮扶地区和人口自我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内部逻辑框架。经济功能元体系避开“功能元”的寡层依赖性（或单向依赖），将层级关系作为“体系”延续的重要方面，从而使任何经济实体或经济体系具备内部互济和相互营养的功能，实现帮扶地区和人口经济增长造血功能的全面提升。
三、应对“知化经济”，培育“经济组织进化力”
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水平。知识在经济组织的自我进化上具有天然的营养能力和保障功能，精准退出应以促成“知化经济”体系为依据。经济体系和经济实体的“进化力”指的是它们随着时代变迁、市场转化、环境改变等而作出相应调整，以便始终保持经济增长和质量提升的能力。知化经济指的是知识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形态。现代经济发展与市场启蒙造成了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間的巨大差距，而新的科学兴起与管理科学的发展造成了日新月异的经济结构和财富格局。精准扶贫既要实现经济现代性的再启蒙，又要实现应用知识的现代化，从而实现经济自主能力的提升和完成现代经济结构的塑造。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贡献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习近平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2]（p.120） 首先，知化经济时代的市场启蒙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市场理性精神和规则的建立是精准退出的必要前提。现代性发育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理性精神的崛起，经济理性表现出对投入产出比率的格外关注，并通过利益驱动机制使人们在生产经营方面更加关注消费需求，在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中更加关注价值创造，在经济管理中更加关注科学管理并剔除繁文缛节，在价值领域则更加追求现实物质利益并以此为基础追寻人的现世幸福。可以说，正是随着现代性的发育，才有了現代经济管理制度的变革，有了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精准扶贫的对象和地区往往保持有较为深刻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思想，宗亲关系和宗教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重义轻利”或者“重教轻利”等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就会直接形成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潜在抵制。精准扶贫需要在思想上对帮扶地区和人口进行必要的经济启蒙，这种启蒙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在物质技术上的帮助和支持。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和正当获利的思想观念应当深入人心，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扶贫退出机制的建立才会有更为坚实的群众心理基础和社会根基。正如习近平所说：“贫困地区、贫困群众首先要有‘飞’的意识和‘先飞’的行动。没有内在动力，仅靠外部帮扶，帮扶再多，你不愿意‘飞’，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p.90）
其次，知化经济时代的技能教育是精准扶贫中实现经济要素改良的必然途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避免被竞争洪流所淘汰，关键是要培育大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要素改良”是知化经济时代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它内在地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要素质量改进”;二是“要素结构改进”。要素质量改进，包括活劳动（即人才）、生产资料和流通环节的改进。高精尖科技人才与大量技术应用型人才的涌现是进行现代经济生产经营的必要条件，也是在知化经济时代获得比较优势的重要支撑力量。生产资料的优化必然建立在生产的精深发展基础上，只有在生产层级不断增多（价值链不断延伸），深度工业与技术耕犁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情况下，知识在经济变迁和产业升级中的贡献率才能达到相应的高度，这也体现了日益复杂的产业网络中所蕴含的更多专门化组织力量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中间环节的节省与智能化造就了高效制造业和流通业的耦合，智慧物流与智慧仓储行业的深入发展，以及终端销售机构的智慧化和无人化，都将知识的重要性彰显在了生产经营的每一个因素中。要素结构改进方面，包含着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和权力分配关系，以及在要素结构化过程中的管理思路。如前所述，经济要素相互关联程度的提高是经济体系和经济实体实现组织化的内在要求。“特别要强调的是，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不是新一轮大干快上，不能靠粗放型发展方式、靠强力刺激抬高速度实现‘两个翻番’，否则势必走到老路上去，那将会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1]（p.73）在大数据时代，这种比例关系的契合有着天然的技术优势和条件，与过去那种依靠某种筛选机制获得的人工数据相比，大数据建立在海量数据痕迹的新型运算法则之上，从而使要素之间的适配关系获得生产生活客观状态数据化的支持。管理技术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总之，知化经济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管理制度的现代化等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正在不断攀升。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表面上看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滞后问题，究其深层原因，则是该区域和人群现代化发育迟缓造成的。在精准退出扶贫帮扶体系的决策过程和实践探索上，将知化经济的时代特征与贫困人口是否“真脱贫”或者是否具有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作为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当前实际工作的一个紧要方面。
结 语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贫困人口的精准退出和稳定退出是检验精准扶贫战略成败的关键。”[4]就精准扶贫的目的而言，使贫困人口实现精准退出，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管理机制上，真正实现帮扶地区和人群在经济力提升、功能元体系建设以及经济组织进化力的增强上实现根本性好转。当然，管理理念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同样是经济体系及经济实体获得永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和内在动力。市场启蒙和经济现代性的培育成为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发展经济所面临的难题之一，只有当市场经济思维方式和民众行为习惯转变为以市场规制为遵循，并依照人们追求的价值塑造自我并付诸行动时，社会力量才能作为时代进步的驱动力而不是相反。知化经济时代人的因素，尤其是科技水平和管理现代化能力对经济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当然，管理理念中对价值的基本认知和经济体系的功能定位，决定着经济发展方向的社会属性是否“以人民为中心”。“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更应该注重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5]在资本为中心的市场机制中扭转这种趋势，破除资本噬利的诅咒，将人的发展与普惠精神贯穿到经济体的价值追求当中并作为旗帜，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同时，它也内在地要求人们进行精准扶贫，不放弃任何人、任何地区，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习近平指出：“精准扶贫是为了精准脱贫。要设定时间表，实现有序退出，既要防止拖延毛病，又要防止急躁症。”[1]（p.85）精准扶贫的“精准退出”，一方面使有限的社会资源能够用在最有效的地方、做最有意义的事情，另一方面也是扶贫的最终目的，使当地人和当地经济体系获得自身发展的内生力量。无论是经济力建设、功能元体系建设还是进化力的建设，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出发，在充分发挥人们主观能动性的过程中，坚持以经济规律本身作为认知和行动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J].经济研究，2015，（5）.
[4]徐吉宏.建立贫困人口精准退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N].甘肃日报，2018-06-01.
[5]王兵，刘光天.节能减排与中国绿色经济增长——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5，（5）.
[责任编辑：杨 健]
关键词：精准扶贫;精准退出;数字经济;特色经济;知化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3;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9）03—0071—06
精准扶贫达到预期目标之后要顺利实现精准退出，以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精准退出的临界点在哪里？如何退出才能实现“精准”？精准退出怎样才能维持扶贫开发的成果？这些是当前精准扶贫中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精准退出或许并没有固定的节点作为实践依据，它既与扶贫开发的目标和预期有密切的关联，又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相关。正如习近平所说：“对贫困人口而言，要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收入达到脱贫标准。不是说各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等都要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才是实现了全面小康。”[1]（p.73）当帮扶地区和人群经济能力明显达到或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时，理应从帮扶体系中退出来。同时，“精准退出”还要求对“返贫”问题有着科学的预案。本文认为，扶贫精准退出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固有规律，从构建帮扶地区及人群经济发展能力的角度出发，探寻精准退出的內在逻辑。
一、破除“数字经济”，全面提升“经济力”
经济力是减贫地区获得内生发展力量的重要表现，它的主要意义在于获得经济筹划和资源整合的能力，并在社会化经济体系中获得某种比较优势。随着传统统计科学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经济增长指数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度量准则。这种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整体状态的指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提供判断依据，但整体丰裕和社会进步不能替代局部贫困和个体贫困的客观现实。正是在“以人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宗旨的指引下，“精准扶贫”成为新时代的重要国家战略。在一系列具体举措得到实施后，社会经济发展更趋平衡，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厘清，在发展地域经济、全面提升经济增长指数的前提下，对经济增长相对落后地区和部分群众采取定点扶持和精准帮助的办法，从而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习近平指出：“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和动力，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2]（p.112）精准退出机制的建立要防范“数字经济”的专制（对整体经济数据的过度依赖），以构建地区和人口“经济力”作为精准脱贫、有序退出帮扶体系的依据。经济力建构避免了“数字经济”的弊端。
首先，以经济总量掩盖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数字经济”的主要弊端之一。“过去的很多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其产生根源均可在唯GDP倾向上找到。”[3]经济力内在地包含着经济要素和行业领域之间的结构平衡，并将经济“结构力”作为重要的指标纳入经济力考查的范围。精准扶贫的目的正在于在整体经济获得良好发展、宏观层面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情况下，梳理行业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使经济体内部诸要素和环节之间达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局势。无论是生产部类和消费部类的结构，还是产业结构及层级关系，都是现代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扶贫退出机制中要合理考虑经济结构的层级关系和产业结构的对接水平。只有在产业梯队合理、层级顺序适宜的情况下，地区经济力才能得到保障，从而在扶贫退出之后具有持续稳定的经济生长能力。
其次，“数字经济”往往掩盖了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水平。经济增长数据“重量轻质”的倾向使人们忽视了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即地区经济发展是否具有现代领先地位？产业升级方面是否处于滞后状态？“经济力”的重要方面就在于经济“引领力”和“适应力”与时代发展要求相匹配。当前经济发展与人们消费预期日新月异，经济数量固然仍是社会物质财富生产的衡量尺度之一，但已经不是最主要的衡量指标。对焦社会消费和需求层次提升的经济现代化程度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水平的考量要件。精准扶贫不能将经济发达地区的落后产能转移至帮扶地区，以实现短期经济增长作为目的。“经济力”目标认为后发赶超的重要方面在于培育自身发展的内在引领力，在经济发展前沿领域占据一定的地位，在创造新的价值方面做出独特的社会贡献，从而满足新时代的社会需求和消费愿景。
最后，“数字经济”以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数据为主要目的，忽视经济系统的构建，以经济效益作为衡量决策科学与否的主要标尺。实际上，随着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建立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经济力所具有的“持续力”逐渐提上日程并成为当前绿色经济发展的思想基础。在追求“即时性经济效率”的过程中，历史经验已经明确显示了它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以及对经济发展持续性的影响。经济力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上坚持经济内部生成力的构建。经济因子只是社会进步中的基础性因子，对经济因子的偏好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有利于夯实社会发展基础，但社会资源过度集中于当前经济建设及经济成果的获得，则存在着巨大的道德风险和经济风险，甚至对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形成隐性危害。当精准扶贫达到被帮扶地区与人口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轨道上取得稳定成就时，扶贫退出就成为顺势而为的事情，避免了退出后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风险。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和人口经济力的建构是精准退出机制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经济正义的必然举措。如果将精准扶贫当成一种应景式政治运动，则会在经济力构建上处于懈怠状态。只有将精准扶贫作为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深植于心，在社会经济均衡发展上增强使命感和义务感，才能使人们放弃急功近利的短期经济行为而谋求落后地区和人口的经济力建设。精准退出正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经济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自然分娩”。 二、提防狭隘“特色经济”，建构经济“功能元系统”
在扶贫开发的进程中，以特色经济支撑区域经济“换道超车”是当前的主流意见。发展特色经济是在市场复杂格局中寻求比较优势的重要途径，它往往与精准扶贫的主体技能与资源条件密切相关。帮扶主体与帮扶对象在密切沟通之后确立了经济发展的共同关切点和资源环境优势，结合劳动市场、产品流通及消费市场需求状态，确定帮扶地区的产业发展计划和产品类属。从塑造社会供给的角度来确定自身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这种做法的优势在于：第一，结合区域人口资源环境条件发展特色经济，有利于充分挖掘资源价值，减少投资成本;第二，结合帮扶主体（施助方）生产技术及市场资源等条件发展特色经济，有利于缩短市场培育时间，获得成熟技术支持和管理经验，极大地减少了经济发展中的风险;第三，结合区位特征、时代特点及其他即时性的社会需求发展订单式或产业对接模式的经济，有利于获得短期经济效用，减少投资回报的周期，并且能够在一定时期内表现出产业发展的强势劲头，从而获得更多社会融资。但是，它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第一，资源型特色经济的持续性问题。非稀缺资源无以成为发展特色经济的支撑，而稀缺资源则造成特色经济难以为继的窘境。第二，施助方主导型的特色经济的经济决策和发展持续性依赖于区域外的力量，一旦施助方撤资或撤员，帮扶对象则有可能出现经济迅速倒退的现象。第三，应景性的特色经济导致经济适应能力的滑坡，在生产和消费转型时期尤其会遭遇难以避免的阵痛，甚至一蹶不振。
精准扶贫较为理想的出路应该是塑造经济功能元体系，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塑造成为具有独立社会功能的经济单元。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一定区域之中存在诸多经济主体，这些经济主体相互之间形成市场联系，在产品、原材料、物流、人力资源、市场流通、生产和消费需求等方面结成一定经济共同体，并以一定程度的能量比率共构这种共同体，以至于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每一个经济主体都分担着社会责任，且需要履行必要的社会义务。不过，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贯通的各个经济主体并非内部结构和功能单一的经济元件，而是具有内部协调性的经济系统。在任何经济单元内部都具有更为微观的经济单元（这体现了经济单元的层级性），它们之间同样履行相应的社会义务和分享相应的社会权益。在次级经济单元内部仍有更细的经济体系，以至于最终细分到实际经济独体（个人或企业）。将扶贫开发的经济区域作为具有自组织系统的经济单元，并构建经济系统内部要素的流动性和合作关系，是扶贫地区和组织机构取得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方面。
精准退出机制的建立就应当将扶贫对象培育成为具有相对独立的内在构架和约束系统的经济功能元系统，避免“特色经济”变为“片面经济”，从而给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持续发展带来返贫风险。其主要原因在于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功能元系统避免外部依赖性过度生长。尽管每一个经济功能元系统都是上一级功能元系统中的一个经济单元，但其内部已然具有自我调适和有机适配的联系机制，从而避免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出现衰退。精准扶贫一方面应当根据资源、地域、人口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单向度发展，要在发展一定特色经济的同时发展内部经济体系。只有当区域或人群具有内部经济结构力，并且成为开放性自组织体系的时候，这种经济体才具有面对各种风险考验的能力。第二，经济功能元体系能够涵养经济潜能，从而避免经济发展中的单一领域所形成的风险积聚。当一定地区和人群将经济建设集中于特定领域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发展时，一方面固然能够获得专业化生产经营的管理和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则使经济发展的风险过于集中，一旦该领域或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或产业淘汰，就有可能对经济体造成毁灭性的灾难。经济功能元体系就是要实现重点领域与非重点领域、龙头行业与一般企业的共同繁荣，从而减少过度特色化造成的风险集中。第三，过度主张特色经济不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因子的协调互济。经济发展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消费需求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并通过创造性活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经济领域和产品生产的清晰划界不利于丰富消费市场产品供应，同时也造成劳动形式的单调发展。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经济系统内部各因子之间相互协调，经济组织具有自我更新和调适的能力。区域经济或经济体过度依赖特色经济，导致功能元系统的层级丧失（即失去层级性而成为简单“经济零件”），区域特色经济只能作为其他地区和行业领域的经济因子，而不能在区域内部和经济体内实现“自组织”功能，从而使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可变性缩小，上层功能体系一旦丧失社会价值，就会失去生存空间。
总之，建立经济功能元体系，是实现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举措，是避免过度“特色化”发展导致的单向性、依赖性和原子化弊病的重要途径。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精准退出意味着帮扶地区已经具有经济发展的内生机制，建立了帮扶地区和人口自我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内部逻辑框架。经济功能元体系避开“功能元”的寡层依赖性（或单向依赖），将层级关系作为“体系”延续的重要方面，从而使任何经济实体或经济体系具备内部互济和相互营养的功能，实现帮扶地区和人口经济增长造血功能的全面提升。
三、应对“知化经济”，培育“经济组织进化力”
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水平。知识在经济组织的自我进化上具有天然的营养能力和保障功能，精准退出应以促成“知化经济”体系为依据。经济体系和经济实体的“进化力”指的是它们随着时代变迁、市场转化、环境改变等而作出相应调整，以便始终保持经济增长和质量提升的能力。知化经济指的是知识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形态。现代经济发展与市场启蒙造成了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間的巨大差距，而新的科学兴起与管理科学的发展造成了日新月异的经济结构和财富格局。精准扶贫既要实现经济现代性的再启蒙，又要实现应用知识的现代化，从而实现经济自主能力的提升和完成现代经济结构的塑造。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贡献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习近平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2]（p.120） 首先，知化经济时代的市场启蒙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市场理性精神和规则的建立是精准退出的必要前提。现代性发育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理性精神的崛起，经济理性表现出对投入产出比率的格外关注，并通过利益驱动机制使人们在生产经营方面更加关注消费需求，在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中更加关注价值创造，在经济管理中更加关注科学管理并剔除繁文缛节，在价值领域则更加追求现实物质利益并以此为基础追寻人的现世幸福。可以说，正是随着现代性的发育，才有了現代经济管理制度的变革，有了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精准扶贫的对象和地区往往保持有较为深刻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思想，宗亲关系和宗教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重义轻利”或者“重教轻利”等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就会直接形成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潜在抵制。精准扶贫需要在思想上对帮扶地区和人口进行必要的经济启蒙，这种启蒙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在物质技术上的帮助和支持。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和正当获利的思想观念应当深入人心，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扶贫退出机制的建立才会有更为坚实的群众心理基础和社会根基。正如习近平所说：“贫困地区、贫困群众首先要有‘飞’的意识和‘先飞’的行动。没有内在动力，仅靠外部帮扶，帮扶再多，你不愿意‘飞’，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p.90）
其次，知化经济时代的技能教育是精准扶贫中实现经济要素改良的必然途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避免被竞争洪流所淘汰，关键是要培育大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要素改良”是知化经济时代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它内在地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要素质量改进”;二是“要素结构改进”。要素质量改进，包括活劳动（即人才）、生产资料和流通环节的改进。高精尖科技人才与大量技术应用型人才的涌现是进行现代经济生产经营的必要条件，也是在知化经济时代获得比较优势的重要支撑力量。生产资料的优化必然建立在生产的精深发展基础上，只有在生产层级不断增多（价值链不断延伸），深度工业与技术耕犁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情况下，知识在经济变迁和产业升级中的贡献率才能达到相应的高度，这也体现了日益复杂的产业网络中所蕴含的更多专门化组织力量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中间环节的节省与智能化造就了高效制造业和流通业的耦合，智慧物流与智慧仓储行业的深入发展，以及终端销售机构的智慧化和无人化，都将知识的重要性彰显在了生产经营的每一个因素中。要素结构改进方面，包含着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和权力分配关系，以及在要素结构化过程中的管理思路。如前所述，经济要素相互关联程度的提高是经济体系和经济实体实现组织化的内在要求。“特别要强调的是，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不是新一轮大干快上，不能靠粗放型发展方式、靠强力刺激抬高速度实现‘两个翻番’，否则势必走到老路上去，那将会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1]（p.73）在大数据时代，这种比例关系的契合有着天然的技术优势和条件，与过去那种依靠某种筛选机制获得的人工数据相比，大数据建立在海量数据痕迹的新型运算法则之上，从而使要素之间的适配关系获得生产生活客观状态数据化的支持。管理技术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总之，知化经济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管理制度的现代化等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正在不断攀升。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表面上看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滞后问题，究其深层原因，则是该区域和人群现代化发育迟缓造成的。在精准退出扶贫帮扶体系的决策过程和实践探索上，将知化经济的时代特征与贫困人口是否“真脱贫”或者是否具有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作为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当前实际工作的一个紧要方面。
结 语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贫困人口的精准退出和稳定退出是检验精准扶贫战略成败的关键。”[4]就精准扶贫的目的而言，使贫困人口实现精准退出，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管理机制上，真正实现帮扶地区和人群在经济力提升、功能元体系建设以及经济组织进化力的增强上实现根本性好转。当然，管理理念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同样是经济体系及经济实体获得永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和内在动力。市场启蒙和经济现代性的培育成为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发展经济所面临的难题之一，只有当市场经济思维方式和民众行为习惯转变为以市场规制为遵循，并依照人们追求的价值塑造自我并付诸行动时，社会力量才能作为时代进步的驱动力而不是相反。知化经济时代人的因素，尤其是科技水平和管理现代化能力对经济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当然，管理理念中对价值的基本认知和经济体系的功能定位，决定着经济发展方向的社会属性是否“以人民为中心”。“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更应该注重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5]在资本为中心的市场机制中扭转这种趋势，破除资本噬利的诅咒，将人的发展与普惠精神贯穿到经济体的价值追求当中并作为旗帜，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同时，它也内在地要求人们进行精准扶贫，不放弃任何人、任何地区，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习近平指出：“精准扶贫是为了精准脱贫。要设定时间表，实现有序退出，既要防止拖延毛病，又要防止急躁症。”[1]（p.85）精准扶贫的“精准退出”，一方面使有限的社会资源能够用在最有效的地方、做最有意义的事情，另一方面也是扶贫的最终目的，使当地人和当地经济体系获得自身发展的内生力量。无论是经济力建设、功能元体系建设还是进化力的建设，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出发，在充分发挥人们主观能动性的过程中，坚持以经济规律本身作为认知和行动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J].经济研究，2015，（5）.
[4]徐吉宏.建立贫困人口精准退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N].甘肃日报，2018-06-01.
[5]王兵，刘光天.节能减排与中国绿色经济增长——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5，（5）.
[责任编辑：杨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