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9日，日本著名社会派作家山崎丰子去世，享年88岁。这位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的女作家，被媒体称为“带着笔和纸入棺的作家”。
　　今年初，山崎在《文艺春秋》杂志上撰文，谈她两部重要著作《大地之子》和《命运的人》的创作秘辛，同时回忆了她本人与中国的一段瓜葛，尤其是与胡耀邦的交往，她视胡为自己的“大恩人”。
　　1984年，山崎丰子刚写完表现挣扎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夹缝中的日系美籍人悲剧的《两个祖国》，感到身心交瘁，准备去夏威夷度假，休养一段时间，刚好她新近在火奴鲁鲁购置了一套公寓。正在调整日程的当儿，接到《文艺春秋》主编冈崎满义的约稿函：“山崎女士是把难解的社会问题以小说的形式向世间叩问的罕见作家。题材随您便，请自由发挥。”第一大刊《文艺春秋》的稿约，对日本作家来说，是很难拒绝的。况且，她的出道之作《花暖帘》正是在《文艺春秋》上连载后，受到瞩目，一举斩获直木奖，从此步入文坛的。于是，山崎开始严肃考虑冈崎主编的约稿。不承想，与冈崎来信的前后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聘书也接踵而至，一年的招聘项目，名目是客座研究员。这来自北京的一纸聘书，可真让山崎费琢磨。当时，中国刚刚走出文革阴影，开始了所谓“改革开放”的摸索。“中国！如果没有中方聘请的话，那可是一个无论你多么想去访问，除了短期旅行观光之外，断不可能自由进出的国家。”山崎只好硬着头皮，找冈崎商量。没想到冈崎主编也是对中国抱有深深关注的人，竟一口答应下来：“请不要错过机会。鄙刊的约稿事宜不妨待您回国后再从长计议。”如此，中国社科院的聘请，成了山崎另一部重要作品——小说《大地之子》的创作契机。
　　不久，山崎第一次来到北京，下榻北京饭店。她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十年文革的创伤。自己栖身的北京饭店，原本是国宾级酒店，但曾几何时客房中的地毯、高档家具都无影无踪了，只保留了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显得异常朴素。而食堂提供的伙食，大概是食用油品质不过关的缘故，对外国人来说，也难以下咽。
　　随着作家的到来，社科院文学所日文组，以山崎著作《华丽的家族》为资料，组织了一场专题讨论：日本资本家的堕落实态。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干部来访，向山崎传达了一个请求：希望她能写宋庆龄的一生。山崎当然知道宋庆龄及其对中国历史的重要性，但没想到会被中方以如此唐突的形式贸然点将，便推辞说“我实在写不了中国人”。人文社干部不解地问：“你不是在《两个祖国》中写过美国人么？怎么会写不了中国人呢？”“美国？可那是日系美国人啊……”山崎辩解道，同时脑子里闪过一念：对呀，中国不也有日本的战争孤儿么？那倒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于是，当即端出自己的想法，双方一拍即合。
　　彼时，中日两国之间正掀起一场寻找战争遗孤的民间运动，众多的战争遗孤到日本去寻亲，在电视上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悲惨的人生故事，唤起了国民的巨大同情，日本社会对这个历史形成的特殊人群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热度。山崎决定写一部小说，力求表现战争孤儿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虽充满戏剧性，却超越个人体验，并试图与当时在中国国内沸沸扬扬的中日合作项目宝山钢厂的事件勾连起来。她初步构思了一个日本人生父是一家东洋大企业常驻上海的首席代表，战争遗孤的儿子则成长为一名中共高级干部，后父子在一个日本援华轧钢生产线项目的谈判桌上重逢，围绕合作项目的推进，展开血缘、亲情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与戏剧性冲突的故事，并得到了《文艺春秋》冈崎主编的热烈响应，鼓励她尽快写出来。山崎利用在中国的访学机会，马上投入到相关调查采访活动中。
　　但障碍与困难比想象要大得多。最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的是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1984年11月29日，山崎应邀出席中南海的招待宴会。席间，山崎对胡耀邦说：“我在为中日友好写一部小说，媒体也报道了。但我不能从一开始就以此为前提来写，那样是写不出来的。我只能力求写出来的东西从结果上有利于中日友好。”胡耀邦当即答道：“你不用把中国写得很美，尽可以写中国的缺点和阴暗面，只要是真实的。”
　　“只要是真实的”，山崎感到胡耀邦话语的分量，开始了一场旨在了解、记录中国社会“真实”的苦斗。从此自前未开放地区的农村，到内蒙古的监狱，到中南海里中方政要的开会场所，包括一些“连美国要人来访时都从未许可的地方”，一路绿灯，采访活动表面上很顺利。可一旦试图深度采访时，“半开的门就关上了”，特别是涉及到机械工业部、外交部等中央部委时，这种倾向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想了解“真实”，无异于缘木求鱼。山崎几乎断念了。
　　1985年，胡耀邦再次于中南海接见了山崎丰子。山崎直言相告，说自己准备“含泪撤退”。胡耀邦听罢，说：“这是我国官僚主义最不堪的地方，我会让他们努力改正。但现在轻言撤退是胆小鬼。对胆小鬼要从后面用机关枪扫射。”说着，便挺起腰杆，双手做端枪射击状，令山崎觉得“到底不愧是延安派”，哭笑不得。接着，胡又勉励作家道：“明年，你要再回来。不妨拼上十年时间，二十一世纪能写完就是。我等着你的凯旋。”山崎大受鼓舞。虽说想到十四五年后，自己的体力能否支撑艰苦的写作不无担心，可担心之余，却不禁被中国人宏大叙事般的思维方式所震慑。
　　然而，山崎确实没想到，从开始进入采访到最终成书，居然要花整整七年的时间。其间，几度难以为继，险些放弃。最令山崎崩溃的，是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她回忆道：“原本是一个行业每年只见一个人，但由于我的愿望，他每年接见我一次，截至1986年12月，共接见我三次。每每担心我的采访活动，为我提供方便，下达指示。要是没有这种网开一面的‘倾斜政策’的话，作为自由主义国家的作家，是断无法创作以当代中国为舞台的小说的。胡耀邦是我的大恩人。”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急逝。山崎几乎什么都来不及思考，也没有任何准备，便在第一时间飞赴北京，准备参加胡耀邦的葬礼。“当时有种令人不安的空气，外国来宾的吊唁统统被取消，我只有猫在酒店里看于人民大会堂里举行的葬礼的转播。可是，哪有只看看电视转播就唯唯诺诺地回国的道理？”于是，她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打探到胡耀邦家的地址。“一条像是老百姓居住的胡同的尽头，便是胡耀邦的宅邸。宅子很旧，甚至令人怀疑难道这就是不久前还居中共总书记之尊位者的宅邸吗？”山崎手捧鲜花要进门，却被身穿暗绿色制服、胸前别着金色徽章的警卫人员挡住了去路。山崎见状，情绪更加激动，大声质问道：“共产党难道就不讲人道主义，就无恩无义吗？中日友好是胡耀邦先生的遗志，你们到底是继承，还是反对？”
　　可激动归激动，警卫人员却丝毫不为所动，死活不放山崎进去。极度悲愤的女作家突然朝金色徽章一头撞去，两手用力捶打对方的前胸。警卫断没见过这阵势，脸色大变，边躲闪边说去问一下家人的意思，说着便闪进门内。不一会，出来说“夫人在等您”，山崎遂得以进门。“进入耀邦灵堂，面对故人的遗像和遗骨，我不禁号泣起来。原本看上去很冷静的耀邦夫人，也泪水涟涟”，并把一支毛笔送给了女作家：“这是耀邦生前每天都用的笔。”
　　回到酒店，山崎镇定了一下自己的心绪，打开笔匣：“细细的笔杆上有墨渍的痕迹。笔毫有些散乱。也许是精神作用，我甚至觉得笔上还带着些许湿气。”耀邦的急逝，使山崎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一度丧失了继续写作的勇气。但握着耀邦生前用过的毛笔，作家仿佛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我发誓说什么也要把小说写完，奉献于耀邦的灵前。”奇妙的是，三卷本著作当初是按照完稿顺序先后付梓的，《大地之子》全本出齐的那一天——1991年4月15日，正是耀邦逝世两周年的祥月忌辰。
　　作为一个日本作家，山崎起初并不知道耀邦的墓地在什么地方，后拐弯抹角地打听到在江西共青城，便即刻启程，途经北京飞到南昌。当作家把刚刚出版的、还带着新墨香味的《大地之子》全三卷本供奉在耀邦灵前的时候，不禁百感交集，悲从中来。她在《文艺春秋》的悼文中如此写道：“在南国强烈的日照下，《大地之子》大概已变成茶色；经过风吹雨打，装订线大约已脱落；不久，书页也将散落其间，化作纸片，埋入中国的大地……然而，这不正是《大地之子》的‘归去来兮’吗？”她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站在不远处正朝这边观望的十几个人，就是一路从北京跟过来“保护”自己的“尾巴”，但那又怎么样呢？她旁若无人地在耀邦墓前失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