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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城县是著名的抗战红色文化县,蕴含着宝贵的红色基因。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太行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师部、太行军区司令部、抗日军政大学等众多党政军机关都曾驻扎在黎城,朱德、彭德怀、左权、邓小平等首长都曾经战斗、生活在黎城,部署了许多重大战略决策。黎城县在华北地区的敌后抗战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黎城县的西北部,有一座名叫河南村的村庄,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7月11日至14日曾在此驻扎,主要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左权等曾在此居住,虽然只停留了短短几天,但却在八路军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河南村位于浊漳河南岸,处在黎城县的西北部,与襄垣县交界,是抗日战争时期襄垣日军进攻黎城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从1939年5月开始,日军集中兵力约十三四万人“清剿”“扫荡”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企图控制白晋线,修通白晋铁路,实现对根据地的分割与摧毁。襄垣境内的虒亭、河口、丰岩、宝峰寺、大平、夏店、官道、南丰沟、西李村、凉楼、东周、阎村、元垴等要地都驻扎了日军,对白晋线襄垣段沿线的附近村庄以“三光政策”开展血腥屠杀。7月3日,日军对太行根据地的进攻更加猛烈,调集驻晋、豫、冀部队约五个师团共五万余人,由驻太原第一军军长梅津美治郎指挥,从同蒲、正太、平汉、道清各线先后向晋冀豫根据地进犯,从南北两个方向对晋东南发起名为“一号作战”的第二次九路围攻。八路军总部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临危不乱,统一指挥,采取灵活的游击战和正规战相结合的策略,以灵活机动的战术与敌人进行周旋,在一个月内共进行了大小战斗70多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在反扫荡的同时,由于7月6日日军第二十师团一部直逼八路军总部,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为避开日军锋芒,朱德、彭德怀、左权指挥八路军总部直属队进行转移。八路军总部从山西潞城县北村出发,7月7日到达襄垣县普头村,在敌人的穷追下,总部继续进入山区,沿着浊漳河流域继续转移。据《朱德年谱》记载:1939年7月11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抵达黎城县河南村;《彭德怀年谱》同日记载:八路军总部抵达黎城县河南村;《左权年谱》记载:7月11日,(左权)和朱德、彭德怀率八路军总部抵达黎城县河南庄(霞庄)。从以上三处史料可知,八路军总部在7月11日抵达了黎城县河南村的事实确凿无疑。由于连日大雨,八路军被河南村北泛滥的浊漳河挡住了去路,暂时停止了北上转移的行动,改变计划,驻扎于河南村等待雨停。
八路军总部进入河南村后,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欢迎,村民们给八路军搬东西、腾房子。在村民们的热情帮助下,八路军总部各机关很快安顿下来:八路军总部办公室驻扎在王家主院,新华日报、北方局、妇委等其他机关分布在村中龙王庙及全村各处。朱德、彭德怀、左权三位领导人则住在村中王家正院(“进士院”)院内,朱德和夫人康克清住进正院堂房,彭德怀和夫人浦安修、左权和妻子刘志兰分别住进正院东西房。八路军总部与几位领导人所在的院子,曾是清乾隆年间村中进士王一贯的住宅,是村里比较考究的院落。该院由五部分组成,分为布局各异的五个小院。大门右侧过道两侧曾插立两丈多高的柏木杆,杆顶上还有玻璃瓦杆帽子,即是象征进士门第的“旗杆”,故此院也被称为“旗杆院”。
当地百姓将村里这座最好的“旗杆院”让总部与几位领导人使用,足以体现出根据地人民与八路军之间的军民鱼水深情。
在河南村期间,几位领导人仍未停止工作。据居住在王家院的王克回忆,他在7月11日晚上经过主院的时候,看到一位30岁左右、身形瘦削且颧骨有点突出的军官,身着雪白衬衣在院中伏案看着地图并思考着什么,等到第二天一大早他去院里玩耍的时候,仍看到军官在桌上看地图,并详细询问身边的老乡附近村庄的地形等问题。当时他年龄还小,不认得这位军官就是大名鼎鼎的左权参谋长。7月12日,左权还处理了来自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将提高参谋人员的政治素质与工作能力作为参谋工作的总方向,指出要总结两年来的经验,提高参谋水平,才能适应之后战争中的参谋工作,提高我军的战略水平。该电报为之后八路军总部举办参谋训练班,提升部队参谋的战术战略、参谋水平指明了方向,在抗战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军被河水阻挡住去路的这几天,敌人追兵的步伐并未停止,在7月14日便已到达河南村南部的黎城县柏峪、上遥附近,距离河南村仅有咫尺之遥,而此时襄垣县已被敌人占领,八路军总部又陷入危险境地。而且,是日中午经过一场暴雨,浊漳河水位又迅速上升。面对这种情况,朱德总司令说:“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一定要想办法渡过浊漳河。”即命令秘书孙泱带领几个水性好的战士去探查水情,并收集同志们绑腿用的绳子,在河上搭起一道护绳。各单位在河滩集结完毕后,下午3时开始强渡浊漳河,朱总司令身先士卒,顶着猛烈的河水,拽着战马尾巴首先下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甚至将朱总司令的文件箱冲走一只,后才被同志们寻回。参谋长左权指挥总部各机关分批渡河,他不顾河水冲击,挽着裤脚骑在一匹黑马上,不停地来回穿梭于浊漳河两岸指挥行动。参谋长只想着部队渡河的安全,全然顾不上双腿一直浸泡在河水中,身上脸上也被湍急的水流溅起的水花打湿。总部的同志们在左权的指挥下,有的牵着驮载着重要设备的牲畜,有的紧紧拉住护绳,面对滚滚的河水毫无惧色,顶着因下雨暴涨的河水有序地渡过了浊漳河。跨过了河流的阻挡后,部队继续快速地进行转移,最终摆脱了五万余日军的围追堵截,于15日到达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转危为安。
日军第二次九路围攻的血腥“扫荡”和山西境内以阎锡山为首的反共顽固派的夹击,严重地危害了我党进行的各项抗日革命工作以及在晋东南根据地的发展,敌军的重重围攻也曾经使得八路军总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我军能够根据当时的现实情况,审时度势地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通过不断转移总部实现暂避敌人锋芒的战略意图,从而达到韬光养晦、保存实力的目的。而黎城县河南村便是八路军总部转移路线上重要的一个节点,在此的几日停留使连日转移的队伍得到短暂休整,而村北的浊漳河也大大延缓了敌人围追堵截的腳步,使八路军总部顺利到达武乡,为之后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黎城县河南村成为八路军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处地点!
避敌锋芒 转移河南
河南村位于浊漳河南岸,处在黎城县的西北部,与襄垣县交界,是抗日战争时期襄垣日军进攻黎城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从1939年5月开始,日军集中兵力约十三四万人“清剿”“扫荡”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企图控制白晋线,修通白晋铁路,实现对根据地的分割与摧毁。襄垣境内的虒亭、河口、丰岩、宝峰寺、大平、夏店、官道、南丰沟、西李村、凉楼、东周、阎村、元垴等要地都驻扎了日军,对白晋线襄垣段沿线的附近村庄以“三光政策”开展血腥屠杀。7月3日,日军对太行根据地的进攻更加猛烈,调集驻晋、豫、冀部队约五个师团共五万余人,由驻太原第一军军长梅津美治郎指挥,从同蒲、正太、平汉、道清各线先后向晋冀豫根据地进犯,从南北两个方向对晋东南发起名为“一号作战”的第二次九路围攻。八路军总部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临危不乱,统一指挥,采取灵活的游击战和正规战相结合的策略,以灵活机动的战术与敌人进行周旋,在一个月内共进行了大小战斗70多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在反扫荡的同时,由于7月6日日军第二十师团一部直逼八路军总部,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为避开日军锋芒,朱德、彭德怀、左权指挥八路军总部直属队进行转移。八路军总部从山西潞城县北村出发,7月7日到达襄垣县普头村,在敌人的穷追下,总部继续进入山区,沿着浊漳河流域继续转移。据《朱德年谱》记载:1939年7月11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抵达黎城县河南村;《彭德怀年谱》同日记载:八路军总部抵达黎城县河南村;《左权年谱》记载:7月11日,(左权)和朱德、彭德怀率八路军总部抵达黎城县河南庄(霞庄)。从以上三处史料可知,八路军总部在7月11日抵达了黎城县河南村的事实确凿无疑。由于连日大雨,八路军被河南村北泛滥的浊漳河挡住了去路,暂时停止了北上转移的行动,改变计划,驻扎于河南村等待雨停。
驻扎河南 军民鱼水
八路军总部进入河南村后,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欢迎,村民们给八路军搬东西、腾房子。在村民们的热情帮助下,八路军总部各机关很快安顿下来:八路军总部办公室驻扎在王家主院,新华日报、北方局、妇委等其他机关分布在村中龙王庙及全村各处。朱德、彭德怀、左权三位领导人则住在村中王家正院(“进士院”)院内,朱德和夫人康克清住进正院堂房,彭德怀和夫人浦安修、左权和妻子刘志兰分别住进正院东西房。八路军总部与几位领导人所在的院子,曾是清乾隆年间村中进士王一贯的住宅,是村里比较考究的院落。该院由五部分组成,分为布局各异的五个小院。大门右侧过道两侧曾插立两丈多高的柏木杆,杆顶上还有玻璃瓦杆帽子,即是象征进士门第的“旗杆”,故此院也被称为“旗杆院”。
当地百姓将村里这座最好的“旗杆院”让总部与几位领导人使用,足以体现出根据地人民与八路军之间的军民鱼水深情。
在河南村期间,几位领导人仍未停止工作。据居住在王家院的王克回忆,他在7月11日晚上经过主院的时候,看到一位30岁左右、身形瘦削且颧骨有点突出的军官,身着雪白衬衣在院中伏案看着地图并思考着什么,等到第二天一大早他去院里玩耍的时候,仍看到军官在桌上看地图,并详细询问身边的老乡附近村庄的地形等问题。当时他年龄还小,不认得这位军官就是大名鼎鼎的左权参谋长。7月12日,左权还处理了来自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将提高参谋人员的政治素质与工作能力作为参谋工作的总方向,指出要总结两年来的经验,提高参谋水平,才能适应之后战争中的参谋工作,提高我军的战略水平。该电报为之后八路军总部举办参谋训练班,提升部队参谋的战术战略、参谋水平指明了方向,在抗战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危急时刻 强渡浊漳
在我军被河水阻挡住去路的这几天,敌人追兵的步伐并未停止,在7月14日便已到达河南村南部的黎城县柏峪、上遥附近,距离河南村仅有咫尺之遥,而此时襄垣县已被敌人占领,八路军总部又陷入危险境地。而且,是日中午经过一场暴雨,浊漳河水位又迅速上升。面对这种情况,朱德总司令说:“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一定要想办法渡过浊漳河。”即命令秘书孙泱带领几个水性好的战士去探查水情,并收集同志们绑腿用的绳子,在河上搭起一道护绳。各单位在河滩集结完毕后,下午3时开始强渡浊漳河,朱总司令身先士卒,顶着猛烈的河水,拽着战马尾巴首先下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甚至将朱总司令的文件箱冲走一只,后才被同志们寻回。参谋长左权指挥总部各机关分批渡河,他不顾河水冲击,挽着裤脚骑在一匹黑马上,不停地来回穿梭于浊漳河两岸指挥行动。参谋长只想着部队渡河的安全,全然顾不上双腿一直浸泡在河水中,身上脸上也被湍急的水流溅起的水花打湿。总部的同志们在左权的指挥下,有的牵着驮载着重要设备的牲畜,有的紧紧拉住护绳,面对滚滚的河水毫无惧色,顶着因下雨暴涨的河水有序地渡过了浊漳河。跨过了河流的阻挡后,部队继续快速地进行转移,最终摆脱了五万余日军的围追堵截,于15日到达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转危为安。
日军第二次九路围攻的血腥“扫荡”和山西境内以阎锡山为首的反共顽固派的夹击,严重地危害了我党进行的各项抗日革命工作以及在晋东南根据地的发展,敌军的重重围攻也曾经使得八路军总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我军能够根据当时的现实情况,审时度势地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通过不断转移总部实现暂避敌人锋芒的战略意图,从而达到韬光养晦、保存实力的目的。而黎城县河南村便是八路军总部转移路线上重要的一个节点,在此的几日停留使连日转移的队伍得到短暂休整,而村北的浊漳河也大大延缓了敌人围追堵截的腳步,使八路军总部顺利到达武乡,为之后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黎城县河南村成为八路军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处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