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章汝良执行/李曦、章汝良图/IC 、CFP 、全景等
　　
　　时间从来都不是清澈见底的河流，作为日常时间的座标的节日体系永远在表达着权力、文化和历史，光阴的故事里，除了伤感，也充满着束缚与挣扎。
　　
　　霍金在写《时间简史》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时间不只是一种物质，同时也是一种权力。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为了标榜自己的现代性，放弃作为王朝遗产的“夏历”的官方地位，改用“公历”。
　　1912年9月24日，北京临时政府所拟“国庆日和纪念日案”被参议院通过，国家的纪念日为28个。
　　191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
　　1928年5月7日内政部呈国民政府，要求“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
　　1949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了一套官方纪念日，全民假日安排在元旦、春节、劳动节、国庆节。
　　1967年1月30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说根据群众要求，春节不再放假，要大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春节不休息，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1999年的假日调整形成了春节、“五一”、“十一”三个连休7天的长假。
　　2008年，国家法定节假日再次调整，春节放假的起始时间由农历正月初一调整为除夕；五一长假取消；清明、端午、中秋增设为法定节假日，各放假1天。
　　时间从来都不是清澈见底的河流，作为日常时间的座标的节日体系永远在表达着权力、文化和历史，光阴的故事里，除了伤感，也充满着束缚与挣扎。
　　
　　时间的足迹交错如网
　　文/李曦
　　
　　我们有千百万个理由相信张朝阳是这个时代活得自我的所有人中最自我的那一个，不管他多么的招摇，不管物理系毕业的张朝阳多么通晓这个世界的奥妙，最让他不解的，让他到今天仍旧还抱着哲学书苦苦探索的就是关于“时间”的一切。
　　
　　时，空，不能改变，而，时空却可以改变
　　张朝阳深受物理学的影响，在他看似调侃或是吸引媒体眼球的话语中，实际上总是蕴含着极强的物理性和严密性。这不是对他的赞扬，张朝阳的哲学性思维已经越来越明显的出现在了他的谈话中。关于时间的话题，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开始聊起。
　　张朝阳认为，“哲学家们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先天存在的，只有时间和空间是先天的．物体变化，必然有时间，具有体积，则占有空间，所以说，任何物体均不能离开时间和空间，这是他们先天的形式．”
　　张朝阳的回答没有告诉我们时间是什么，说这是哲学无法解答的问题。张朝阳熟读过霍金的《时间简史》，对于这本在讲述时间方面最具权威的书中，张朝阳的理解是，人生就是时间。时间是不存在的，只有经历（即时间的足迹）是存在的；能够把握时间的经历价值，才能把握人生的存在价值。你的时间足迹在哪里？它们的价值如何？
　　张朝阳从不说自己是一个商人，在拥有了财富和权利还有地位后，张朝阳更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学者一般的人，活在他自己足够强大并且独立的精神世界里。和一个CEO 聊时间的话题，我们原本以为张朝阳会大谈时间对于一个商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和珍贵。但是，张朝阳更像一个哲学家一般的用他看过的书，听过的故事，给我们讲述时间。这就是张朝阳吧，我们不能忽视他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的背后，支撑着的是同样强大的文化。
　　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这个故事是关于时间的认识，时间和物理的关系也蕴含其中。“人类在寻找暗物质的路途中，把目光伸向了无边的太空，这种努力无疑是值得赞扬的，但是，这是一种舍近求远的无知之行。因为，暗物质就分布在宇宙所有的空间。那就是时间。
　　


　　由于空间的不同，时间被无限的拉长或缩短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时间是一种“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物质。几百年前，当邵子（北宋邵尧夫）心灵的目光射向茫茫宇宙，发现一年即是一昼夜，一秒亦是一昼夜时，他已经给了人类最好的答案，但人类对他的发现却视而不见，这似乎是人类的共同悲哀”想起《长安乱》 里面写到：时，空，不能改变，而，时空却可以改变。抛开哲学和物理学，时间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现实的演进。
　　
　　我可以不倒时差
　　张朝阳每个月去国外的时间曾经最频繁的时候，占到了他一个月的60%，最多的记录是一个月去了5个国家。张朝阳很自豪的说，我可以不倒时差。张朝阳不倒时差，其实并不是他的身体不需要倒时差，而是他忙得没有时间去倒时差。时差对于一个人身体的物理性影响那说自然规律，足够强壮的身体也很难摆脱时差让人身体产生的不适。
　　在多个国家间游走，让张朝阳感受最深的不是时差，这对于一个经常出国的人来说早已经习以为常，张朝阳记忆犹新的是国家间不一样的气候和环境所带来的感官的不一样。“比如，上午你还在穿着短裤在街上买汉堡，坐一下飞机，你马上就到了严寒零下多少度的国家。这种体会是最深的。也是很好玩的。”
　　张朝阳的身上有着明显的西化的色彩，在美国的时候，他希望圣诞节带来的热闹。到中国农历新年的时候，张朝阳在美国也会和华人同学朋友一起过新年。美国唐人街热闹的情景让张朝阳在美国也感受到了中国味，但是在美国其他的地区，却丝毫感受不到中国农历新年的色彩。这种感受曾一度让张朝阳在美国十分的想念中国，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的情绪也围绕了精神世界如此强大的张朝阳，时间的交差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摆脱不了。
　　
　　各自孤独的节日
　　文/李曦
　　
　　张莅政这几年，一直独自一人在北京，他的家人都移民到了澳洲，北京和澳洲两个小时的时差，虽然每隔两、三个月，他就会利用假期去看家人，但每次也就是能住个一周左右时间。 这 “三个月”的标准是太太定的：“你到外面忙我支持你，但是你每三个月必须回来一次，要是三个月还不回家，你就不要回来了。”从2001年一直到现在，七年的时间里，张莅政已经飞了25趟澳洲。
　　“有时候想家了，跟谁都不讲，买一张机票回家，礼拜天下午再飞回来。飞十几个小时，就在家呆一天。还要倒时差，没办法，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工作，这就是我可以掌握的时间。”
　　
　　


　　过不一样的节日
　　今年春节，张莅政打算继续乘坐大陆开通的直飞台湾的包机，他觉得很方便。这样，春节就不用花费太多的时间在飞机上了。张莅政祖籍江苏江阴，在台湾长大，常驻北京已经有六年多的时间了。“我第一次来内地就是到北京，那是1991年，从那时起就开始频繁地来往，我用了五本多的台胞证，一本40页，算来我来往有至少200趟了。”
　　台湾与大陆在生活习俗和节假日的制定上都有很多不一样，张莅政还记得，从小家里的规矩父亲一直要按照老家的传统来，比如除夕夜，所有儿媳妇都不能回娘家过！”在大陆工作多年来，张莅政常往江阴老家跑，他还说服自己的侄子也从台湾搬到大陆来。对于自己的子女，张莅政告诉他们：“你是澳洲国籍，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永远是中国人，我们老家在中国！”
　　台湾和大陆在很多节假日的规定上的不一样，让张莅政经常要两边跑，陪家人过节，张莅政对于台湾的节假日记得非常熟悉，因为那是他需要陪伴家人的日子，虽然在大陆这些节日并不为人知。张莅政说：“1月1日是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2月28日和平纪念日，台湾用以纪念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9月3日是台湾的军人节，9月28日是孔子诞辰纪念日，也就是台湾的教师节，10月10日‘国庆’日是纪念1911年武昌起义，10月25日台湾光复节，10月31日先总统蒋公诞辰纪念日纪念蒋介石诞辰，这些节假日在大陆都是没有的。”
　　


　　现在的张莅政离家真的很远，“从上海到悉尼是9400公里，从北京到上海是1200公里，我离家是10600公里啊！”谈起家，张莅政总是深情地看着办公室里的家人合影，流露出的浓浓亲情真是让人觉得有点点伤感。
　　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对于离家一万多公里的张莅政并不容易，“我的生活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单纯。我一般晚上9点回家，如果早的话有时约朋友一起吃饭或者喝茶，如果晚了就直接回家。我不喜欢把家务事都交给保姆，所以我不雇保姆而是用小时工，偶尔帮我打扫一下卫生就好了，平时洗衣服啦，收拾房间啦，都是我亲历亲为的。我觉得这样认同感比较强，更容易营造一个‘家’的感觉，而不仅仅是一个住的地方。”
　　“有时候真的会有孤独感，晚上到家只有一个人，有时候连吃晚饭的心情都没有了，即使一个人出去吃饭，也总是不知道吃什么好，幸亏我很喜欢面食，常常去吃老北京的炸酱面，如果你常去国展家乐福对面的老北京面馆，那一定能碰见我。”
　　张莅政平时很少喝酒，如果是商业应酬时更是滴酒不沾，平时只是喝些澳洲红酒而已。“价格不贵，但是我很喜欢澳洲红酒的风格。”对于白酒，张莅政表示他喜欢北京的二锅头，“虽然我不能多喝，但是我真的觉得比起其他名酒来，二锅头是最香的，比那些几百块一瓶的还要好喝。”张莅政的“酒经”很有意思，“工作场合我从来不喝酒，但是难得见面的朋友聚会，那种相当放松的场合，完全可以痛快地喝一场，男人应该至少大醉过一场，不然怎么能叫男人？”
　　
　　我的手表他们的时间
　　张莅政总是将手表调慢两个小时，这样他可以更密切的感受到在澳洲的妻儿的感受。说着，他看了看他的手表，那是一块简洁的看上去并不豪华的表，这块表是张莅政的父亲送给他的，陪伴他21年。“现在澳洲是下午6点多，他们应该在准备晚餐了。我妻子是台湾人，在澳洲还是会做中国菜，很怀念的。”他的晚餐却是一个饭盒，北京在澳洲下午6点时已经8点，冬季的寒冷让张莅政的办公室冰冷很多，这样的情景有些让人心酸。时间的交替中，像张莅政一样想家的人很多，张莅政说，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妻子在台湾，经常是他在睡梦中醒来给妻子打电话，妻子那边是上午。多年过去，他已经习惯了去倒时差，但是却没有习惯想念。
　　在台湾的父母是张莅政更深的牵挂，台湾的时间和大陆一样，但是因为风俗的不一样，张莅政要在两地间穿行。两岸统一是像张莅政一样的台湾商人共同的心愿，张莅政说，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过一个统一的节日。
　　


　　张莅政每天都会去调整他手表的时间，他的脑海里如同格林威治时区一样，他能够准确的计算出，中国、美洲、澳洲的时差，可惜他的手表已经用了很久了，总是会有微小的偏差，对于张莅政来说，这是很大的困扰。张莅政开玩笑的说，“希望有一天有一块表让我可以通过表就看到远方的他们在做什么，就算不知道时间，我想那才是最大的满足。”其实，通过交错的时间，我们需要知道的并不是时间，而是在时间里的人。
　　
　　威尼斯城的翼狮
　　文/李曦
　　
　　在《红楼梦》第六回中，刘姥姥“一进”荣国府,里面描写了刘姥姥在等王熙凤的时候听见钟的声音，形容那钟是“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有坠着一个秤锤般一物，却不住的乱晃”。在《红楼梦》中提到的钟是清朝晚期从国外引进来的西洋钟，多为贡品。在那个时代，钟表很高级的代表身份地位的代表，只有显赫的达官贵人才能拥有。对于平民百姓来说，知晓时间是通过自然现象或者沙漏、滴水，以及定时燃完的香。
　　如今，时间以各种方式出现在电视上、广播里、手机上，甚至广场某个角落，每个人都可以大致精确地把握时间。就在人们以为从此可以不再依赖专门的计时工具的时候，手表却以奢侈品的姿态重新出现了。手表并不是男士的手镯，否则以精确著称的瑞士手表就不会那么惹眼了，否则，日本人独步天下的电子机芯也不会最终输给老套的机械表了。手表在表达人们对时间的尊重与重视，这并不一定要通过精确性来表示，而更多地已经借助于品牌的历史与时间观念了。其实，人们并没有比刘姥姥高明到哪里去，腕表上的时间，仍旧在曲折地表达等级。关于这一点，那些手表商也是心知肚明的。
　　
　　时间之门
　　真力时全球总裁Thierrg Nataf 先生说着带有法国南部口音的英文，每一个发音的最后都拖得很长，这是法国人说英文的特色，在NATAF 先生身上还有很多法国人的特点，他总是能把每一个看上去生硬的问题，用法国人浪漫的理解，用美丽的词语解答。这是他的魅力，他看上去除了有着C E O 的威严，他更像一个好莱坞的明星。NATAF 对于钟表的理解超过一个普通佩戴手表的富豪。在N A T A F 看来，“手表是一扇打开时间的门，时间就是生命，生命也是时间。手表给你一个元素，你戴在手腕上，给你风格，外貌，让你独特，同时也是给你一个独特的，显示基本能源的一个元素。让你的生命中充满了：没有时间我们就做不了生意，没有社会。而且，我一直在想，我设计的钟表就如同守门员一样，生命，爱情，快乐，对我来讲，表就是一个充满快乐的元素。因为大家都在买好表，订婚啊结婚啊，重要的，所以我对他们的快乐有所贡献。”
　　


　　真力时的钟表有着141年的历史传统及精湛无匹的手工艺，NATAF 希望令机械表的滴答声响不再是怀旧的幻念，而在瞬间万变的时尚风潮中稳居顶级宝座。所以在真力时的设计上，集合了传统与现代表情的平衡交错。“我希望向礁湖的故人致敬，他们聚集于数个小岛，激发文艺复兴，而今天依然辉煌。因此，我制作了100枚限量版腕表，其表盘采用金线工艺，化为圣马可广场的翼狮。”Thierr yNataf 不仅是真力时的全球总裁，还是真力时的艺术总监。在设计上，Thierr y Nataf有着很多的创意灵感，这也是钟表的深层意义。“如同守护威尼斯城一样，狮鹫守护着神秘的El Primero 机芯，其轮廓横跨整个表盘，依偎着阿拉伯数字刻度；此外，擒纵机构镂空表盘前的精致雕像也展示着计时码表机芯每小时振动36,000次的卓越性能。” Thierr y Nataf 相信钟表是财富的象征，是一种社会地位，他认为钟表可以表达你是什么的人。
　　时间在过去，钟表随着时间在变化，在时间的认知上，东方和西方一直存在很多的分歧，但是在今天，对于时间的认知，东方和西方也越来越达到了一个共识。Nataf 学过哲学，哲学的精神，让他在时间的认知上，越来越偏向于中立和宏观。他说：“结合了古老的技术跟先进的技术，变成时间永恒的设计。既现代又传统，可以用100年甚至200年。”钟表所蕴含的时间奥秘，是永恒的体现。时尚的永恒，Nataf 觉得是每一个人都很难去感受的方面。“就象品位一样，谁有谁没有，为什么有，为什么没有，很难去解释。在我本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天生有艺术的眼光，我很喜欢。时间以改变一切。比如古时候，清朝时代，衣服很华丽，现在就不一样了。所以对我来说，时装，汽车，名表，反映到你当时那个时代。”
　　钟表随着时代，在设计上也在变化。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时尚，但是在时尚的话题上，Nat a f 并部觉得，时尚是一个时代的话题，时尚应该和时间一样，都是长久的话题，“美感是永恒的，把现代感结合在一起，这种美丽的秘密是有比例的，有平衡的，有和谐的。我设计的时候，手表也好，西装也好，对我来说，你需要了解到什么叫华丽，什么叫对的。比如我戴上这个陀飞仑的表，简约就是精致，他很优雅的线条。”
　　


　　NATAF 操作的另一项重大变革是大大提高新表推广速度。过去5年内，同时兼任创意总监的他推出了150个新款，ZENITH 表厂始终恪守承诺，将传统与现代巧妙地融合，在不断完善机械机芯设计的同时不忘创造美的感受。象征ZENITH的星辰始终在天空闪闪发光，它的创始人也在另一个世界关注着企业的发展，为辛勤耕耘的后人祝福。
　　NATAF 饶有意味地提到了文艺复兴，对于西方世界来说，那是基督教时间的终结和作为宇宙节律的客观时间的肇始。他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并不如何强调真力时的精确性，反而通过自己的哲学修养在反复阐释那些体现在产品设计中的时间观念。在某种程度上，NATAF 和他领导下的真力时就像他提到的狮鹫一样，在忠诚地守护着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时间观。在这个时间体系当中，时间紧密地联系着人生的各种礼仪，同时也关系到社会合作的可能性。腕表上那种冷静、刻板的嘀嗒声粉碎了基督教充满神圣感的时间，而真力时用时尚、华丽与对希腊的记忆赋予了时间新的内容。这种内容充满了人本主义的关怀。
　　
　　知晓时间是最初的奢侈品
　　 “准确的知晓时间”从一开始就代表了社会等级性的划分，我们不难理解时间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但是从最初开始，这是贵族才能掌握的能力。早期的时钟几乎都是装在教堂或钟楼之上，供一般大众看时间，到了十六世纪末怀表才出现，当时这也是富有的王宫贵族们才有能力拥有的东西。到了十七世纪后期，怀表的功能结构也开始由简入繁，各种不同形式造型的怀表纷纷出笼，较贵重的款式则以K 金的、彩绘、搪瓷或珠宝装饰。
　　当然怀表也不再是单纯的计时器，它同时是具有艺术价值的装饰品。在夜晚来临时，古时候照明设备没有现在方便，加上名流雅仕在舞宴和剧场里，要凸显他的身份地位，除了身上的珠宝，当时最新潮最实用的就是问表。中国的语言真的很有趣，问表，就是当你想了解时间的时候，去问你的表。你可以按动问表按扭，音锤就会通过敲打音簧发出不同次数的声音，来报出时间。问表分两问表和三问表。两问表可以报出时、刻，比如，现在是两点三刻。而三问表是问表中制作难度最高的，可以报出时、刻、分，除了几点几刻外，它还能回答你现在是几分。
　　关于问表的诞生有种说法：一个是十七世纪英国人制作了第一只问表，目的是在黑夜中听钟表报时。而另一种说法是，当时的皇宫贵族崇尚另类生活方式的产物——用耳朵听时间，那是一种奢侈的同样代表等级的象征。在当时会制作问表的表匠很少，不是名匠就是奇才。拥有这些名匠所制造的表，除了是财富地位的表征，也是最实用的贴身宝贝，是世代相传最有意义的传家宝。因它制造耗时、耗工、成本高，所以很具保值性。
　　


　　钟表从最早的计时工具演变到今天价值不菲的奢侈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远古时代，人们通过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确定时间。最早只是昼夜、春夏秋冬这样粗略的分割。随着经验的增多，区分越来越细致。一日之内，一年之内，天体尤其是太阳的有规律的运行，被人们记录下来，作为衡量时间的标尺。 《山海经》记载了先民用大山作为授时基准的实践。 《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财富阶层能够知晓时间，但是定义时间却一如既往的掌握在政府手中。我们最容易理解的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所使用过的“年号”，是我国古代史上封建帝王为了纪念其在位之年而立的名号。同时，它也是一个笼罩天下的时间体系的标志和象征。自汉武帝时采用年号起，历朝历代帝王基本上都取一个或数个年号，表示正统，图个吉利祥瑞。沿袭到清末，采用过的年号约八百多个，每个年号不只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是一个全新的宇宙的开端。当然，也不能说中国人的时间就是在朝代和年号的循环当中漫无目的地绕圈子。我们不过是认为，直线流动的时间不那么充满意味而已。早在明末，耶稣教士利玛窦携带着新式自鸣钟觐见万历皇帝，这个身着长袍的夷人教士原本是不受欢迎的，可除了他，没有人能修理当时还不太稳定的新式钟表，于是，万历皇帝特许利玛窦在自己的眼皮地下兴建了一座教堂，这就是位于北京宣武门内的天主教南堂。
　　利玛窦以降，精确掌握时间的权力逐渐下放，曹雪芹描写的还是富贵人家，而在王小波的笔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都已经能够在下工的时候模仿火车的汽笛声了。有趣的是，这只猪也因为不自量力地洞悉了时间的秘密而被宰掉了。不论如何，精确的时间已经不那么遥不可及，但NATAF 的说法表明，对时间的理解，以及愿意用一块价格不菲的腕表来表达这种理解，仍旧是一种值得角逐的锦标。留下的问题是：真力时真的能够给我们的客观时间充满人文的内容吗？还是我们仍旧可能在那些希腊的符号上附加自己的历史？
　　
　　百年时间简史
　　文/章汝良
　　
　　1912年1月，孙中山签发《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一、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虽然这是中国朝代更替时司空见惯的时间体系更新，但这一次无疑意义重大，我们放弃了以皇帝年号来纪年的方式，改用以耶稣诞生为起点的线性时间来纪年了。
　　在中华民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节假日体系之前，曾经乐于借用传统节日作为国家法定的假日。191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袁世凯批准了该呈文。阴历的1月1日要把自己原有的名称“元旦”、“新年”让给阳历的1月1日，自己则被称为“春节”。
　　


　　现代国家一经诞生，就自信自己在开创历史，就把自己要纪念的重要日子作为全民的假日。1912年9月24日北京临时政府所拟“国庆日和纪念日案”被参议院通过：以10月10日为国庆日，1月1日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纪念日，2月12日为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到1929年，这种纪念日已经增加到28个，后来为了便于记忆和放假，纪念日又经合并与删减，数量大为减少。大致说来，中华民国的主要节日有元旦、国庆、革命先烈纪念日、国耻纪念日、国父诞辰、国际妇女节、儿童节、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日、教师节、植树节等。政府部门和国有部门按照公历建立了一个新的节日体系，并在这些日子举行自己的新式仪式。
　　而民众，尤其是城市私营部门的劳动者和农民，仍然按照夏历过自己的年和节。自然，那些过官方节日的人回到家里也还要参加传统的节庆活动。这是以西方文明为标准推动现代化而建立了自己的节日体系的民国政府所不能置之不理的，于是它下了很大决心要用官方时间框架整合民间节日。1928年5月7日内政部呈国民政府，要求“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的社会工程，原因是“考社会日常状况，十余年来，依然沿用旧历，罔知改正……一般民众之赛会、休沐，益复寻朔计望，蒙昧如故，于一国行政制度之下，百度维新之际，而政令与社会现状，如此悬殊，若不根本改革，早正新元，非惟贻笑列邦，抵牾国体，核与吾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于是，“拟办法八条，冀从根本上谋彻底之改造。”其中，第二条办法是严禁私售旧历、新旧历对照表；第三条办法是严令京内外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第四条办法是通令各省区市妥定章则，公告民众，将一切旧历年节之娱乐、赛会等一律加以指导改良，按照国历日期举行，例如将旧历年元旦日应有之一切热闹娱乐举动移至国历新年元月内举行。但是，一个幼稚的现代政府要强力改变几千年文明所积淀的节日民俗自然会事与愿违。山东《广饶县志》说，“民国改用阳历，提倡过阳历年节，始尚举行，后督促渐懈，仍然趋重阴历，旧习惯照旧存留”。不得已，南京国民政府在1934年初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事实上，自从我们进入了西方世界体系以来，西方的时间体系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从19世纪开始，上海海关学习西方国家海关以天数计算船舶吨税办法，超过夜里12点钟就另加1天，由于进出口船舶来自世界各地，船舶自备时钟误差很大，经常引起争议，为了统一报时，皆以海关钟楼敲点为准，1893年建成的上海外滩海关大楼已安装大钟，此后建成的粤海关、潮海关、江汉关等大楼也都安装大钟。1925年江海关投资430万两白银建造新大楼时，税务司和海关监督决心重造一只全国最大、世界闻名的大钟。两年后，海关大钟与大楼同时建成。海关大钟由英国Whitchurch 公司设计制造，总造价为5000多两白银，1927年制成，同年8月从伦敦运到上海，原包装木箱连同大钟共重6.25吨，把6吨多重的大木箱吊到72米多高的钟楼时，外滩马路行人都停步观望。1928年元旦钟鸣第一声，逢刻“奏《威斯敏斯特》乐曲”。这座大钟楼，亚洲名列第一，世界名列第三。海关大楼顶部为逐级收拢的四面钟楼，每日准确、悠扬的报时钟声使之与南侧原汇丰银行大楼一起成为当时年代外滩建筑群的核心建筑之一。
　　如果说上海的海关钟楼是因进出口贸易的需要建造的，泉州的钟楼作为“进步”的象征就更为明显了。位于泉州市中心的钟楼被“老泉州”称为“标准钟”。 据了解，这座钟楼是1934年建设的标准钟楼，于次年完工。钟楼高13.8米，由留英设计师专门设计，具有典型欧洲风格。远远看去，钟楼外表由白色灰粉刷，整个建筑体结构简洁，宛如一少女临街而立，久而久之竟然成了泉州人抹不去的记忆。“南北一条街，东西两座塔”，加上一座“时钟楼”，改革开放之前，它们几乎成为泉州城的标志。泉州钟楼原来有段不同寻常的故事，那是在1934年，国民党驻泉州的军旅长沈发藻想娶一房小姨，于是四处物色美人。当时的晋江县长张斯吝为了巴结这位旅长，就特意到泉州卫生院找到一位年轻貌美的姓黄的护士送给上司,没想到这位护士偏偏是个有骨气的女子，坚决不从，最后被迫自杀身亡了。这件事情引起当时社会各界的极大公愤，几所中学的师生都联合起来上街游行示威。最后，张斯吝为缓和事态与师生代表谈判，慑于舆论的压力，答应建一座钟楼谢罪。当时的学生正是社会最“进步”力量的代表，用一座钟楼之所以能平息学生的愤怒，其内在的原因就在于，二者在“先进性”上是相同的。
　　新中国对前政权的很多东西进行“革命”，但是继承了它的节假日体系的二元结构，并部分调整了那套官方纪念日，订立的节日主要是元旦、植树节、妇女节、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儿童节、党的生日、建军节、教师节、国庆节，外加一个传统的春节。其中，全民假日安排在元旦、春节、劳动节、国庆节。这项时间制度由政务院在1949年12月23日颁布。新政府具有大得多的社会动员能力，能够吸引、组织民众参加官方节日活动。但是，传统依然保持着它的惯性。由于私有经济继续存在，城市私营部门的从业者和农村家户劳动者可以灵活安排时间，他们在传统节日自己给自己放假，为节日活动的延续提供了时间保证。由于脱离了长期的战乱，社会安定，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人们能够更好地开展传统的节日活动。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社会所特有的活动出现在传统节日里。
　　传统节日民俗在新中国的遭遇也是一波三折。在起初的十多年，政府不断创设、积累按照自己的价值所设计的纪念日的活动仪式，并尽量引导传统节日习俗的内容朝有利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方向变化，但还是容忍民间自发沿袭传统节俗的。其间贯串在生活层次进行文化整合的意图，一俟条件成熟，就会被坚决地贯彻。
　　建国初，春节被列为全民节日，有三天假期，比国庆节（2天）、劳动节（1天）、元旦（1天）的假期都长。春节虽然纳入国家制度，全民年年在过，但是，其他假日都是按照政府的设计在举办仪式活动，与政府的理念具有天然的内在一致性，只有春节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法定假日，与时代话语具有先天的紧张关系。从历年的《人民日报》来看，春节期间的祭拜活动（迷信）、燃放鞭炮（危害）、大吃大喝（浪费）一直受到批判。 “文化大革命”兴起不久，国务院在1967年1月30日发出通知，说是为了适应革命形势，根据群众要求，春节不再放假。第二天，全国的报纸发出一片响应之声。以后十来年的每年此时，报纸都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要求大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也就是春节不休息，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记得当年我们家的猪圈门上就写着“三十不停战，初一坚持干”的口号。到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以题为“为什么春节不放假？”和“让农民过个安定年”两篇读者来信为信号，表明政府对春节休假制度的回归态度，几天之后，部分省区宣布恢复春节放假，次年，全国恢复旧制。
　　


　　在民族主义和革命热情的双重作用下，新中国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不断修改着自己的时间象征。1966年5月，一批“红卫兵小将”闯入海关大楼，扬言欲砸钟楼，欣幸有一些头脑清醒的海关干部勇敢地站出来制止了这些过激行为。上海市政府决定必须进行“改装”。于是钟面的中心部分从4只圆圈玻璃图案变成了“金黄色的向日葵”，报刻的《威斯敏斯特》乐曲改为《东方红》，钟锤、钟铃停止使用，改为电子打点和奏乐，钟铃端每边置放12只扩音器，四面共放48只扩音器，按时向全市播放。1986年10月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上海，经批准，决定将海关钟楼恢复原状，又从国外进口了相同的玻璃。沪东造船厂特地赶制了大钟里面的铁框架，专供拼装一块块玻璃之用，钟面恢复原状，机械打点也恢复，正常“文革”中使用的电子打点被终止，海关钟楼又响起了《威斯敏斯特》乐曲。1997年上半年，陆续有些华侨和旅游者，出于爱国主义感情，写信给有关部门要求海关大钟停放《威斯敏斯特》乐曲，上海海关按上级有关部门通知，从1997年6月30日零时起，停奏海关大钟报时《威斯敏斯特》乐曲，海关大钟照常机械运转，钟声仍准点响起，但无乐曲伴奏。经专家论证并经市委、市府领导同意，决定于2003年5月1日起海关大钟恢复播放《东方红》报时音乐，海关党组接到市委宣传部公函后，高度重视并立即组织专人实施上海海关大钟奏乐报时系统改造工程，经过夜以继日地努力，终于顺利地按时恢复播放《东方红》报时音乐。
　　尽管在过去将近100年中，前后两个政府都在努力将中国纳入西方的现代性之中，并因此不断修改整个国家的时间体系，但古代中国的时间体系还是顽强地存留了下来。2008年，就在以奥运会为标志的新的历史时代来临之前，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终于被认可为法定假日。笔者无意主张整个中国脱离格林威治时间体系，只是要提醒，时间首先是文化的产物，所有宣称绝对客观的时间体系，都暗含着文化霸权的阴谋。
　　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清醒地生活在时间构成的权力网络之中，要么天真地以为，光阴的故事带给全世界的，是相同的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