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汇率战一触即发,火药味弥漫开来,影响到贸易政策、政府对资本流动的态度及公众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失控局面归咎于谁?局势将如何发展?
　　论及此类问题,更常见的问法是:是不是有些国家在搞“欺诈”,通过其央行有意做低本国货币汇率以扩大出口、限制进口?
　　实际上,这种问法暗示中国就是货币战的罪魁祸首,而IMF是主要帮凶。但若做更全面的考虑,当前严峻局势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欧洲反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及多年来美国政策上管理不善。
　　中国负有一定责任。约十年前,由于中国人民银行买进由持续贸易顺差带来的美元,中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在其他国家,这可能引发通胀,因为央行为回收美元必须发行本国货币。但由于中国金融体系处在严格控制下,加之投资领域仍有限,通胀并未出现。
　　对一个贸易大国而言,中国拥有前所未有的外汇储备积累能力,其经常项目盈余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达到顶峰,约为GDP的11%。而出口行业的利益集团仍在激烈呼吁基本保持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挂钩。
　　IMF应要求汇率低估的国家让本国货币升值。IMF的言论一直很有气势,在最近于华盛顿闭幕的年会上也是如此,但实际上它无权干涉中国,或任何有经常项目盈余的国家。
　　IMF令人不满之处不止言过其实这一点,其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措施使主要中等收入新兴市场的国家颇感恼火,这些国家至今认为,IMF未将它们的利益放在心上。这主要因为在IMF的执行委员会中西欧人占多数,他们不顾新兴国家的要求,拒绝重排席位。
　　因此,新兴市场国家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再依赖IMF的资金支持,正效仿中国尽力保持经常账目盈余,并竭力防止本国货币升值。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当前全球经济的高风险是由美国造成的。
　　首先,大多数新兴市场认为,不断增长的资本流入会使本国货币面临升值压力。目前,在巴西的投资收益率可达到11%,而在美国的相应领域却不超过2%-3%。对许多人来说,在哪下注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此外,因美国的金融体系元气大伤,美国的利率可能会维持在较低水平,再加上其他国内因素影响,后危机时代的美国经济政策走向尚不明朗。
　　其次,过去十多年,美国政治精英逐渐习惯了过度支出,这促使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一直保持在历史最高水平。由于全球经常账目总和为零,所以正是美国的赤字使得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盈余成为可能。
　　小布什政府的主要官员常把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称为对其他国家的“馈赠”。而过去十年美国一直在超前消费。所谓减税会提高生产力并最终填补财政赤字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第三,资本净流动是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入美国,也就是说,前者产生经常项目盈余,后者有赤字。但资本总流动是在新兴市场国家间,由大型银行(背后多有美国和欧洲各国支持)提供动力。从国际投资者的角度看,只要其背后的主权国家仍有还债能力,“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就是他们投资的最佳选择。但这些银行用这些资金做什么?
　　上世纪70年代曾出现过类似情况,即所谓的“石油盈余循环”,西方各大银行向拉美、波兰和罗马尼亚大举放贷。1982年的巨额债务危机证明银行这一决策并不明智。
　　目前,银行的投资方向与之相似,只是规模更大。在这一趋势下,银行等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确没有理由担心风险:利益是他们的,损失是纳税人的。
　　所谓“货币战争”,不过是一场小冲突,更大的症结在于:世界金融体系的核心已变得不稳定,且不计后果的冒险行为将再度导致巨大的间接伤害。
　　作者为IMF前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